大学农村实地考察报告范文

大学农村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抗战爆发前,福建已有厦门大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等文理科大专院校,而农业方面尚无独立的高等农业学院,只有一些中等农业学校和“协大”中的农科,与福建对高级农业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省府内迁后,主管机关鉴于“本省地处亚热带,物产丰富,祗以农学未修,人守旧习,遂致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欲言建设,必先本根”的考虑[1],经教育部审批,于1940年6月决定成立福建省立农学院,校址设在永安县黄历村,聘请严家显博士为首任院长。严家显在富庶的苏南度过青少年时期,后到南京、北京攻读学位,继之到美国留学,先后在江苏、湖北、广西等不同生态类型、不同经济水平地区,从事昆虫研究、农业管理及高校教育工作,阅历十分丰富。到福建后又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对其“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特点和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对如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在农学院《新农季刊》的发刊词中指出:“近世科学昌明,农学进步,工商原料资以供应,现代文明赖以建立,国之腹富强肇端乎此,吾国夙为农业国家,而过去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地不尽利,物未尽用,驯至衣食所需,犹难自给遑论发展,是以欲谋吾国农业之振兴,从而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捨努力农业科学化之一途更无捷径”[2],认为要改善国民经济,必须振兴农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实现农业科学化。显然,要实现农业科学化,就必须发展高等农业教育。究竟要把农业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针对农业院校的特点,严院长明确地提出福建省立农学院以“研究农业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其治学方针是“大学农学院以研究、教学、推广为三大任务,必须兼顾并重,联系进行,其目的为造就具备实际工作能力与切合社会需要之人才”[1]。这一方针中,突出了科学研究,要求高等学校要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大力推广应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同时指出,研究、教学、推广三者要联系进行,不可偏废。其最终目的是培养能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严家显先生是一个懂国情、极务实的学者,对农业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务做了准确定位。他本着既定的办学方针,在4年任职期间,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精心筹划,注重实施,严格治校,严谨治学,使学校工作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步人正轨,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并且带出了一支有较好素质的教师队伍和良好的校风学风,为学校后来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高度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而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农学院初创时期,需要许多高水平的教师为骨干,组成合理的教学、科研梯队。严家显院长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广泛选聘名家来校执教,充实教师阵容。不少学者专家由华北、江浙一带沦陷区辗转南下,应聘来校任教,如当时在国内已经很有名望的植物病理学家林传光、裘维蕃、王清和、黄齐望、何家泌、周家炽,农学家赵仁榕、孙醒东,昆虫学家李凤荪、周明牂,地质学家周昌芸(时任福建省科学研究院院长)以及包望敏、程世抚、张彬忱、李先才、张效良等。各系首任主任是:农艺学系赵仁榕,园艺学系程世抚,森林学系李先才,植物病虫害学系周明牂,农业经济学系包万敏,畜牧兽医学系卢润浮,茶叶科主任周明牂(兼)等。聘请陈明璋教授兼总务主任,何学尼教授兼训导主任,严院长兼教务主任。由于这些知名教授的加盟,福建省立农学院自创建初始,即拥有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在教学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当时学校都是本科生,暂无条件招收研究生。至1943年省立农学院成立3周年时,教授、副教授达25人,学生200余人,平均一个高级职称教师仅指导8个学生。严院长要求教授们都要为学生上课,保证教学质量。他自己以身作则,在百忙中也安排上昆虫课。同学们都说他学问很深,讲课生动,绘图逼真,教学效果好。其他教师也都认真备课,从理论到实际,认真讲解,受到同学们的好评。同时,严院长也要求教授们主持并参加科学研究,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进行调查研究,推广新技术、新品种。严院长为发展农业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的可贵精神和善为人师的良好风范,深得大家的敬仰。在他的带动下,一支认真务实的师资队伍,在环境条件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的山城永安,能团结协作,共度难关,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造就高素质农业人才以及为战时福建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至1944年学校有了首届毕业生后,就及时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工作,充实教师队伍,改善梯队结构。至今仍健在的福建省立农学院校友有徐崇民、洪启征、陈克文、陈启舟、卢程隆、陈昭炫、李斌、陈振光、罗肖南、俞新妥、柳晶莹、高日霞等,他(她)们为农学院的发展壮大,也贡献了毕生精力。

三、创造条件进行科学研究

永安山地多,良田少,历来是个缺粮的县份。省会内迁永安后,人口剧增,粮食更为紧张,许多机关职员、学校师生种粮种菜,补充粮食的不足。1941年夏永安还闹粮荒,师范学校近千名师生前往曹远乡河边拦截粮船[3]。作为本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校,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责无旁贷。实际上,学院创办伊始就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1940-1941学年校务行政计划中就有“拟定各项试验及研究计划”、“本院与国内其他农业机关实行研究合作计划”等项目,进行科学研究,以应对这一严峻挑战,解决社会尖锐矛盾。当时虽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但每年都由学校总经费中统筹安排一定的研究经费让教师开展研究工作。如1945年在总经费200万元中安排了学术研究经费14万2千多元。学校规定讲师以上教师,都应参加科研。严院长始终强调科学研究要针对“本省农业之重要问题,根据事实,从事观察俾作切实解决之准备,教学则除努力充实学科,提高程度之外,随时当与研究相辅而行,尤须顾及本省之环境,俾科矫除隔靴搔痒之弊而得适合目前我国环境及需要”[1],强调科学研究要为当地服务,为抗战服务。因此,学院研究项目多为结合福建战时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尤其是围绕粮食增产进行科学研究。如周明牂的《福建省经济植物调查》、《水稻螟虫越冬调查及冬季治螟之商榷》、《猿叶虫生活史之研究》、《鸡脚棉对棉卷叶虫抗性之试验》、《米象之研究》;李凤荪的《中国害虫之亟应防治》、《福建稻田施肥与螟患防治之关系》;金德祥的《三年来长汀治螟的经过》;罗清泽的《邵武城郊植物病害之调查研究》、《稻热病原因之生量分化之现象》、《植物之抗病性问题———植物抗病品种之育成》;裘维芳的《福建经济植物病害志》;王清和的《小麦散黑穗病防治法与推广问题》、《小麦品种锈病抗病性初步试验在福建》、《小麦品种对主要散黑粉病菌之抗病试验》;黄齐望的《兔血清在植物学上之应用及试验》;张蕴华的《低温与昆虫活力》;王大顺的《福建内部土产经济及栽培植物》;包敦朴的《早稻播种期移栽期影响主要环节性状之研究》;赵仁榕的《小麦开花习性》、《作物技术研究》、《谷实等值比率研究》;孙凝澄的《研究小麦品质的方法》;金作栋的《果树必孕性及无核果地一研究》;陈肖柏的《芦柑与红桔贮藏试验》;宋瞻骥的《米谷含水量与贮藏问题之研究》;《米谷仓库之构造与管理》;徐少华、洪启征的《番茄整枝方法对产量影响之研究》;牛瑞延的《福建马尾松生长之研究》;李先才的《麻竹生长习性的考察与无性繁殖试验》、《竹类育苗试验研究报告》;蒋芸生的《茶树日照时间与其生长及品质关系之研究》等[3],这些研究成果有的直接服务于生产,有的为尔后的植物育种和栽培,农产品加工贮藏,病虫防治等提供了基本技术和理论指导。严院长身体力行,也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参加研究工作,撰写了《农业和科学》、《略谈植物病理与经济昆虫》、《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损失》等论文、著作[1]。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解决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丰富学生的科技知识,严院长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组织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术刊物———《新农季刊》,于1941年1月出版创刊号。该刊由10位教授、副教授组成编辑委员会,严院长领衔,并为之撰写了发刊词,表达了办刊的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简陋,或埋首于实验,或奔波以调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区区本刊之辑,仅发其轫,不计其功,但呱呱堕地之本院,如能从抛砖而得贤达之金玉,从学步而得进步,则幸甚矣!”[2]《新农季刊》反映了农学院科学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活跃了学术空气,在省内外受到广泛的关注。

四、开展农村调查和农业推广

严家显先生十分重视科技成果推广工作,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要目标,面向基层,讲求实效。他主持福建省立农学院期间,学校始终践行研究、教学、推广相结合的办学理念,积极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在当时,既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需要。1940年12月,学校组成福建省农业考察团,奔赴八闽大地的县市及重要集镇,实地考察,行程1500多公里,历时6个多月,采集各类标本2000多种共4000多件,写出详细考察报告,并根据福建农业实际情况向学生进行传授。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福建农业考察团完成了福建农作物的全面调查,是福建农业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为我省农业生产和农业教育积累了宝贵的基础数据、资料和种质资源。1942年,组织师生参加省粮食增产督导工作。第一批有31人参加,分赴闽北9个县进行宣导。此后每年暑期组织一次。每次出发之前,先进行有关粮食增产技术措施的培训。将农学院的研究成果迅速宣传推广,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为题,如水稻防治螟虫方法、小麦散黑穗病防治法、农业肥料使用方法、芦柑与红桔贮藏、米谷贮藏方法、竹类育苗方法等等。抗战期间永安疟疾严重,许多人都“打摆子”,大热天盖着棉被还会冷得发抖。1939年10月,全县各地发生严重疟疾传染病435例,死亡病例时有发生,成为当地一大害[3]。为此,周明牂老师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表了《福建之疟蚊》和《永安疟蚊调查》,为防治该病提供重要依据。另一项措施是建立“特约农家示范通讯网”。其做法是:设置示范农田,以先进的技术和和优良的品种引导农户兴趣和仿效,促进其应用推广;利用通讯办法获得各地农业情报及农业实际问题,以供编写教材;编印刊物供农家阅读参考,解答疑难问题,促进农业革新,提高农业技术与农村文化;选择优秀农民协助学校调查研究及推广工作;施行实验示范通讯网制度,供省内外农业机关参考。其基本做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在我省县、乡沿用,指导农业生产,只是在组织形式、技术手段上更为科学、便捷。

五、加强学生管理和抗战教育

大学农村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严家显(1906-1952年),字仲扬,江苏吴县人,昆虫学家。1931年获得金陵大学农学士学位。此后,他又获得燕京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1940年6月,严家显接受邀请来闽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长期以来,对于严家显农业教育思想,学界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笔者通过对现存文献的研究,力求真实诠释严家显的农业教育思想,以求教于方家。

一、十分注重科学研究

从本科的金陵大学、硕士的燕京大学和博士的明尼苏达大学,严家显先生的读书生活都是在最科学先进美国高等教育理念教育下完成的。尤其是明尼苏达大学是美国“赠地法案”下创办的世界名校,主张“大学要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济服务;大学的任务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知识专长的公民;大学要发展知识,并成为向社会传播知识的场所。”[1]所以,当严家显先生出任福建省立农学院首任院长之后,便明确地提出了学院的治学方针:“大学农学院以研究、教学、推广为三大任务,必须兼顾并重,联系进行,其目的为造就具备实际工作能力与切合社会需要之人才”。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制定的1940至1941学年校务行政计划中就有“拟定各项试验及研究计划”、“本院与国内其他农业机关实行研究合作计划”和“遴派员生从事粮食增产督导计划”等项目。当时虽然没有专职研究人员,但每年都由学校总经费中统筹安排一定的研究经费。如1943年在学校总经费120万元中安排调查研究费9540元,1945年在总经费200万元中安排了学术研究经费14万2千多元。[2]学校规定讲师以上教师,都应参加科研,要求每人每年有三篇以上论文,调查报告或专著,发表于省内外报章杂志。严先生身体力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农业和科学》、[3]《略谈植物病理与经济昆虫》、[3]8-12《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损失》等论文。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潜心学术、解决实际问题、启迪广大学子、发展我国农学,严家显与诸位同仁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术刊物———《新农季刊》,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十位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并于1941年1月出版发行第一期。严先生为之撰写了发刊词,详述了创办福建农学院之目的,学院当前之任务、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阐明创办《新农季刊》之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简陋,或埋首于实验,或奔波以调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区区本刊之辑,仅发其轫,不计其功,但呱呱堕地之本院,如能从抛砖而得贤达之金玉,从学步而得进步,则幸甚矣!”[3]1严家显始终注重研究“本省农业之重要问题,根据事实,从事观察俾作切实解决之准备,教学则除努力充实学科,提高程度之外,随时当与研究相辅而行,尤须顾及本省及本国之环境,俾开矫除隔靴搔痒之弊而得适合目前我国纸环境及需要”,[3]1也就是坚持教学、科研紧紧围绕着福建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不作无病之。这一时期,许多教授的研究成果大都结合发展战时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尤其着重围绕粮食增产而进行的。

二、始终重视教学工作

为了保证农业高等教育质量,严家显领导下的福建省立农学院始终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作风。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著名教育家竺可桢曾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为重要的不外乎教授人选,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4]“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视教授的人选为转移,假如大学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学风,不断培育出博学笃行的学者。”[4]1严家显博士深知师资建设干系重大,利用各种渠道,不惜重金选聘名家来校执教。在这期间,许多海外留学归来并且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来到永安黄历,服务于福建省立农学院。如中国近现代植物病理学家陈其儤、林传光、裘维蕃、王清和、黄齐望、何家泌、周家炽;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大豆、牧草及绿肥作物研究的先驱者孙醒东;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严家显、李凤荪;地质学家周昌芸等。通过对福建省立农学院教师队伍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当时福建省立农学院教授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籍贯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这些省份;其次是这些教授很多是硕士、博士学位,并且许多教授都有在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留学、研究的经历,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强;再者这些教授教学经验、实际工作经验、农业推广经验相当丰富,有的教授还曾出任一些大学农学院的领导之职。他们中有的是先生的同乡、有的是先生的同学、有的是先生的同事,有的是先生盛情相邀。就这样,一帮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学校、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信仰的名教授大学者,不惧艰险,不畏跋涉,齐聚永安黄历,实为严家显先生“秉悃诚之念”,苦心经营,真诚办学、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结果。有黄历校友回忆道:“闽农生活环境优美,所聘师资,均属一时之选。院长严家显博士,博学多才,教学认真,才气横溢。办学颇具热忱,理想。教课时(昆虫学)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钦佩之至。兼科主任周明牂博士,为一资深教授,严肃而和蔼可亲。诸教授均雍容有度,相处融洽”。[5]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学校的发展与建设,尤其在造就高素质农业专门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添置图书、仪器设备

省立农学院在黄历创办初期,因处于抗日战争年代,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都十分缺乏。1940年6月,图书总数仅200多册,其中多为外文书刊。仪器药品等也为数很少。严家显多方设法和派人四处采购,图书、仪器。1940年冬,学校委托上海中华图书馆服务社,以2000元高价购得中文版图书80册,外文版图书130册,分装四箱,历时一个月,才辗转运抵黄历,到1943年上学期,各类图书已增至2630册。各科教学所需仪器、标本也不断充实,这些教学器材包括四架最新式的手摇计算机,有三座大型的温室,基本上适应了教学的需要。

3.确保教学质量

严家显的理想是创办一所世界水平的农业院校,服务于中国农业,服务于抗战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教育教学质量是福建农学院的生命和信誉。为了保证学生的培养质量,在严家显主持下,学校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学生考核制度。制度明文规定:“本院考核学生学业成绩悉照部颁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学业成绩考核办法办理。平常有教学考查和实验、实习考查,每学期末进行学期考试,四年届满除毕业论文外进行毕业考试,所有考试考查均须达到及格以上标准,方能升级,毕业考试及格,经院毕业考试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报经教育部复核无异者,由本院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以农学士学位。”另外,由于自身办学条件所限和师资缺乏,严家显报请教育部停办畜牧兽医学系,把所招学生委托给江西中正大学培养。他这么做就是为了保证福建省立农学院的教学水平和培养出的人才质量。除课堂讲授外,还注意通过实验、实习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掌握实践技能;并经常把学生带到农场、果园和附近农村,在实地进行教学,使理论教学更能符合生产实际。学校还规定,二年级学生有一个月左右的农场实习,三、四年级学生每年有四个月左右的田间实习和毕业论文研究。暑假期间,三、四年级学生又常被指派到农村参加农技推广和社会服务工作。#p#分页标题#e#

4.加强校舍、农场建设

严家显院长十分重视校舍、农场建设。至1944年各类用房共40多座,总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其中教学用房有各学系办公室、大教室、小教室、化学实验室,农化实验室、玻璃温室、养虫室、种籽室等共16座公共及生活用房有礼堂、学生食堂,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院长住宅、教授住宅、教职员住宅、工人宿舍等20多座。严家显院长指出“研究及推广之进行必须有适当之场所与对象”。经过政府批准在院址附近征得土地305亩用作试验场及示范新村,其中安排牧场30亩,园艺试验地20亩,苗圃40亩,茶园15亩,果园40亩,其他作物用地160亩。农场场长由院长就教授中聘请兼任,场部有专职技术人员和农工若干人。学生也参加农场劳动并在农场进行教学实习,把理论学习与具体时间相结合,造就农业人才。

三、积极进行农业推广

在严家显主政福建省立农学院期间,他始终践行研究、教学、推广相结合的美国赠地学院办学理念,忠实地履行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责,本着“教育生产化,生产教育化之目的,合‘学’‘用’于一途”,积极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1940年12月,学校组成福建省农业考察团,奔赴八闽大地的县市及重要集镇,实地考察,行程三千多里,历时六月有余,搜集农作物四千多种,写出详细考察报告,并根据福建农业实际情况向学生进行传授。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福建农业考察团完成了福建农作物的全面彻底调查,此可谓是福建农业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1942年,组织师生参加省粮食增产督导工作。第一批有31人参加,分赴闽北九个县进行宣导。此后每年暑期组织一次.每次出发之前,先进行有关粮食增产技术措施的培训。1943年1月接办省立永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形成了普通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科研、教学、推广三者相互促进的办学模式。1946年12月,组织部分师生下乡参加省农技推广处组织的防治大田作物病虫害工作,分赴福州区、莆仙区和漳州区,历时一个月余,完成防治病虫任务。建立“特约农家示范通讯网”。其工作目标是:(1)设置范农田,作为一方表证,借以引起农户兴趣及鼓舞推进农业建设事业。(2)利用通讯办法获得各地农业情报,并征集农业实际问题,以供编写教材。(3)编印刊物以供农家阅读参考,并代为解答疑难问题,促进农业革新,提高农业技术与农村文化。(4)选择优秀农民协助学校调查研究及推广工作。(5)施行实验示范通讯网制度,以供省内外农业机关参考。

四、加强学生思想教育

在抗战期间,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严家显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己任,不仅要研究农业高深学问,做一个农业专门人才,还要做一个具有良好品德、健康身体的全面发展的人。为此,他领导下的福建省立农学院采取了以下措施:

1.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的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作为培养未来国家主人的高等学校更是义不容辞。学校积极组织各种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活动。如大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抗日歌曲;组织“新农剧团”,先后演出《雷雨》、《日出》、《麒麟寨》、《雾重庆》等十多部进步话剧,并到社会公演,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支持学生自治会和各班级,还编辑出版《新农双周刊》和创办了《谷风》等一批墙报,交流学习心得,抒发爱国情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劳军捐献,赠送军鞋,献机募捐、慰问出征军人家属以及为前方将士和战区同胞征募寒衣等活动。1944年有17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奔赴抗日前线。

2.进行专业思想教育

校歌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价值判断及精神追求。通过对校歌内容的认同、传承及校歌音乐的传唱,学生能在无形中受到警示、熏陶和教育,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向心力,培养其责任感和专业操守。为此,严家显院长专门请人为福建省立农学院谱写校歌,以达到潜移默化之功效。“农为邦本,训自前贤,中华立国五千年,授民时,尽地利,深耕易褥,古相沿.功宏耕战,政以为先,吾闽屹立东海缘。果蔬遍野,未黍连阡。勖哉我同学,科学宜精研。拓经界,均地权,报国效殖边。农工并进,服膺拳拳。”[6]校歌中唱响了国富民强,以农为本的思想,并对福建农学院学子提出了殷切希望:热爱科学、热爱农业、报效祖国,从我做起。歌词催人奋进,具有鼓舞人、引导人的力量,音乐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生严谨治学,兢兢业业,坚守工作岗位。严家显在《新农季刊》的发刊词中也谆谆教导:“近世科学昌明,农学进步,工商原料资以供应,现代文明赖以建立,国之腹富强肇端乎此,吾国夙为农业国家,而过去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地不尽利,物未尽用,驯至衣食所需,犹难自给遑论发展,是以欲谋吾国农业之振兴,从而改善整个国民经济,捨努力农业科学化之一途更无捷径”。此后,他又撰文论述了农业与科学的关系,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这样就深化了农业是国之根本的思想观念,树立爱业、敬业、乐业的职业操守。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严家显教育注重深入农村,服务田间,广布新智,指导改良,增进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思想,所以应该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坚强的意志,锻炼强健的体魄。

3.实行导师制度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国家栋梁,严家显根据教育部要求坚定不移地实行导师制,加强对学生的品德教育,达成教训合一的目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本院学生分为若干组,每组人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人。第二,每组设导师一人,有院长指定专任教师充任之。第三,导师任务。第四,定期举行导师辅导,方式自定。第五,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以退导;学生可自行选择导师,连续两次退训时,由学校除名。其中导师任务详细规定了导师的具体任务,如充分利用课余及例假时间,召集各组学生开谈话会或讨论会与远足会,并随时举行个别谈话;进行操行评定,出具训导证书,出席导师会议,对学生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与纠正,指导学生课外活动和阅读书报等。在严家显院长任内,福建省立农学院一直坚持实行导师制。导师制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的思想、学习与生活,密切了师生关系,更好地贯彻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更好地适应农业高等教育和农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时隔几十年之后,昔日福建省立农学院的学生回忆起自己的院长和导师时依然包含着感情、深情和真情。#p#分页标题#e#

五、结语

大学农村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现已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新也利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体制。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体制。认为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到“”。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旅美华人杨庆kūn＠③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威廉·韩丁根据他对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Chan）、JonahanUnger和RichardMadsen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撰写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Madsen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创造出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另一伟大成果。

随着农村改革及其“扩展效应”，大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通览80年代以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学科和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同前一次高潮时期的研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学术分工传统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和相应的学科壁垒，使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时对方法论方面存在着的缺陷也少有明确的自觉和自省。

2.这一时期的研究经历了由政策选择向学理研究的转变。80年代前的农村研究大多属于政策选择，90年代后才进入学理的层次。其原因一是80年代学术界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认为“学术本土化首先是一个寻找和确立知识‘主体性’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不是盲目地信从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而是以知识社会学的态度分析和洞察所有知识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5](p182)二是一批学者从80年代的主义之争走了出来，进行问题研究和实地考察，认为外来的理论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法则和意义，而无法真正地面对和解读中国特殊的人案。他们努力面对中国本土的特殊问题，运用本土的经验材料，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理架构，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种学术觉悟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对历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对的研究。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较早注意到的问题。认为公社组织本是农民自愿参加的集体组织，可以进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证集体组织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组织事实上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乐天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背离了家族共同体传统，并最终导致家族共同体的瓦解。

（2）对现实的思考。核心是乡村变迁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问题。乡村变迁太快，对既有秩序进行了强力冲击。在此情景中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在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性取向。这种观点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全面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可以从传统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即借鉴本土资源。

3.这一时期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时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怀连的《农村社会学》、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从第一个高潮时期的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揭示乡土社会的特性，逐渐深入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心理变迁、农村传统文化、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国外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总的来看，当前国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目前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第二，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中国乡村干部的培训，推动乡村问题的研究。此外像美国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英国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等都展开了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乡村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第三，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国乡村进行过实地考察，有的在乡村一个社区驻住和生活相当长时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问题进行研究，如爱德华·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我国建国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

1.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版权所有

大学农村实地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和实践有独到性，但是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独到性在于：一是不同意西方道路的普适性，而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梁漱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两大弊端，即物欲横流和乡村遗弃，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力图以文化重建复兴乡村，进而改良中国；二是强调知识精英必须到农村去，主张知识精英与农民结合。其局限性在于：一是过分强调中国特殊性，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这必然妨碍他正确认识、分析中国和乡村的根本问题；二是文化本位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农民贫困化的根源；三是将乡村居民等同于农民，无法改变农村固有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激起下层农民的热情和向往。梁曾为之叹息：“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希望造就乡村领导精英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终于流于空想。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探索。作为“农民的儿子”，对现代化启动后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从青年时代起，他就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使他的探索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源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马克思等人的独到思想。

其一，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大批破产农民被转化为城市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因而，工人阶级是改造旧社会，重建新制度的阶级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侵入下启动的，传统社会的主要社会成员——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所受苦难最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1]（p631）。只有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制度革命才能成功，从而为现代化重建制度基础。

其二，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不过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弃儿”。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也估计不足，恩格斯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p487）在中共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陈独秀等人更是以城市知识精英自居，轻视和忽视农民的历史主动性。而通过实际调查，对农民的历史主动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作为检验是否是革命者的标志。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正是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3]（p21）。之后，又多次强调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由此将被视为消极存在的农民阶级提升到革命主体的地位。

其三，西方现代化理论将人口、资本、知识、技术集中的城市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中心，分散的乡村则处于边缘地位。以西方国家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认为，革命的中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中居住的城市。而在看来，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治统治的堡垒和消费中心，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农村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为此他提出，要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造就革命力量，以取得革命的成功。

其四，由于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民是革命的动力，农村成为革命根据地，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只有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解放农村生产力。解决土地问题的实质是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实现其物质利益。这正是农民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持久源泉。显然，它与简单地消灭私有和遏制个人利益追求的思想和做法有显著的差别。这反映了对农民的深刻了解和认识。

在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既注意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普适性，又能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因此他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为探索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十分重视实地调查，如20年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30年代江西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40年代主持的陕西省农村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不仅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而且在调查方法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梁漱溟等人的观点。主要代表人有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孙治方等人，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因此又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们认为梁漱溟等人看到了农村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不可能有医治问题的良方。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正确认识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从而产生了20世纪上半期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最辉煌成果，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学者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这一研究由于属于纯学术研究，因此被称为学院派。1926—1927年间，李景汉就曾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户家庭进行调查，并于1929年出版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1933年李景汉又根据自己以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部的同仁进行的定县调查出版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当然，在这些人中，最典型的是费孝通，其主要著作是《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1936年出国留学前，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细致调查。此后，在其导师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写出了题为《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的博士论文。这本译成中文后改称《江村经济》的著作不仅从社会学角度深入细致地描述了中国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而且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开弦弓村是一个农业加手工业的典型社区。费孝通通过调查注意到农村中农业、家庭副业和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农业和手工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的，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农村的发展必须注意到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的乡土重建既不能复制西方，也不能复归传统，而应在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相互作用下依靠民众去解决。

通过一个村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费孝通准确地把握住农村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4]（p200）。从这一意义上，费孝通赞成中国共产党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但他认为，仅仅实行、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恢复农村企业是最根本的措施”[4]（p202），即走乡村工业化之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

回国后，费孝通与张子毅等人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禄村、玉村和易村，并先后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学为主题的理论著作。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中国是乡土性社会，乡土社会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关系构成中国的特殊性。他总的思想是，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证明，其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国外力量的介入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世纪上半期，一些外国人也开始涉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这种研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这主要是当时一些在大学任教的西方学者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乡村进行的学理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详细调查。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的美国学者库尔普（DanielKulp）带领攻读社会学的学生对广州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南部中国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

另一类研究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从研究角度看，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费正清。费正清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居住过很长时间。在《美国与中国》这部书中，他将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是都市，一个是乡村。在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乡绅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其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从主要扶持中国中央政府转而关注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早在1907年日本就在大连设立了“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从而为制订侵华政策提供依据。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乡村，是农民，要真正征服中国，就必须征服农民，要征服农民，就应该了解农民。因此，他们将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农村的调查上，其调查范围和内容也随着侵华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涉及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调查方式是在全国不同地区抽样调查村庄，包括村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据统计，目前在日本及美国的大学里保存的满铁调查报告和文章有10514种之多。现已出版《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关于这些资料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术界有争议，有的认为这是日本为侵华的需要进行的，缺乏科学性；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满铁的调查是为日本侵略服务的，但是这些资料是值得重视的，是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宝贵资料。美国著名的华裔学者黄宗智先生就认为，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现在国内外有不少学者正在利用这些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研究，有的成果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前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杜赞奇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就是利用满铁在华北调查的几个村的资料写作的，新也利用满铁在山东和河南的资料分析保甲制度，出版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1994），曹幸穗撰写的《旧中国东南农家经济研究》也是在满铁对江苏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总之，满铁的调查资料是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停滞与国外研究的进展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和争论。

后的农业集体化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增加生产，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问题；二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三是实现大体均等，避免两极分化。集体化对中国来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都是以户为单位，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有村社集体共同生产的传统。但是，受苏联模式影响，我们对集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集体不仅是生产资料的集合，而且是劳动的集合，以致集体的规模愈来愈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由此就脱离了中国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生产的国情和传统。先是1955年左右出现了所谓“生产力暴动”，农民以破坏生产工具等消极方式反抗急剧加快的农业集体化。但这种反抗是无力的，因为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取得国家政权后分给农民的，加上相当多数的农民对党的号召寄予厚望，有要求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所以，集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比较顺利，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通过这种集中劳动和集体分配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近7千亿元的资金，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做到了大体均等。

但是，一成立，就面临着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决劳动管理和生产动力问题。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下，受“不劳动不得食”的铁的规律支配，人们自觉劳动。进入集体以后，许多人共同劳动，劳动态度和贡献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却难以通过报酬体现出来。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和科层制管理，势必出现集体性偷懒和少数人占便宜现象，从而影响生产的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率先提出“集体劳动必须包工包产”的责任制主张，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兴起“包产到户”。由于反右，这一试验受到激烈批判而中止，直到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达3千万，才引起我们党对农村政策的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为此出现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是包产到户的探索。由于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日益紧张，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并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二是坚持体制。起初支持包产到户，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他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体制。认为的主要问题是一平二调，核算单位太大。主张通过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和报酬脱节的问题。随着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特别是的秘书田家英由过去坚决反对到支持包产到户，引起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与体现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一大二公，可以大体平均；包产到户一小二私，会出现两极分化。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将包产到户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不仅激烈批判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最后发展到“”。

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旅美华人杨庆kūn＠③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威廉·韩丁根据他对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Chan）、JonahanUnger和RichardMadsen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撰写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Madsen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引入，为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广阔理论资源。在此情景下，在学术界和政府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术兴奋点，这次高潮大致可以分为有机衔接的三个波浪段：1.80年代早中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这一时期研究的主题多与1979年开始推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许多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或积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其论证政策合理性的色彩较多。

2.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决了生产动力问题，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随后而来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日益突出。数亿农民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这种“过密化”使我国农村依旧没能摆脱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来的巨大创造力和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所形成的席卷全国的“民工潮”形式，开始了中国农民反“过密化”的历史进程，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两大热点。

其中关于农民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的基本状况和总体特征，如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条件和原因，如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组织化问题，如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杜鹰等的《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农村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如辜胜阻等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尽管关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从学术分科来看，已有的努力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学者所作的，而这与农村人口流动之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方面的影响是不相称的。

3.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较深入的领域。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由自上而下授权变为自下而上授权，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民主精神。村民自治推行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农民成为利益主体。干部由时期的给农民转为向农民要，因此，干部必须重建合法性权威，即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向群众负责；二是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基层干部掌握着一定资源，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松驰，干部可能利用政府和集体名义搭便车，从而造成干部与群众、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化。为此，国家实行村民自治，运用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并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样，在农村基层，国家的体制性权力虽然上收到乡镇，但功能性权力却深入到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在农村迈出的步子较大，原因是农村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村民自治的可控性较强。但是自村民自治推行以来，对村民自治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起初有人担心村民自治会削弱国家权力，引起农村的政治不稳定，这也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长期处于试行的原因之一。即使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正式通过后，人们仍然存在疑虑，担心乡村民主能走多远。争议的存在促使争议各方都努力从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中寻求于已有利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或证伪对方的观点，这种努力推动着村民自治研究的不断深入。

80年代兴起的农村改革，引发了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发展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大大推动了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探索，从而创造出以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另一伟大成果。

随着农村改革及其“扩展效应”，大大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通览80年代以来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化。就学科和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纷纷介入，既考察宏观制度，也关注微观社区，既有学理分析，也有实地调查，同前一次高潮时期的研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发展的特征。但是，由于学术分工传统积累起来的深厚知识和相应的学科壁垒，使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科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因而研究成果往往会带有明显的研究偏好乃至偏差。同时对方法论方面存在着的缺陷也少有明确的自觉和自省。

2.这一时期的研究经历了由政策选择向学理研究的转变。80年代前的农村研究大多属于政策选择，90年代后才进入学理的层次。其原因一是80年代学术界笼罩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学术界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问题。认为“学术本土化首先是一个寻找和确立知识‘主体性’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不是盲目地信从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而是以知识社会学的态度分析和洞察所有知识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5](p182)二是一批学者从80年代的主义之争走了出来，进行问题研究和实地考察，认为外来的理论只能提供普遍性的法则和意义，而无法真正地面对和解读中国特殊的人案。他们努力面对中国本土的特殊问题，运用本土的经验材料，提炼出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理架构，从而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种学术觉悟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具体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对历史的反思。主要成果是对的研究。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是林毅夫的研究。林毅夫较早注意到的问题。认为公社组织本是农民自愿参加的集体组织，可以进入，也可自愿退出。后者正是保证集体组织的活力所在。但公社组织事实上只能进入而无法退出，以致造成低效率。二是张乐天等人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乐天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背离了家族共同体传统，并最终导致家族共同体的瓦解。

（2）对现实的思考。核心是乡村变迁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问题。乡村变迁太快，对既有秩序进行了强力冲击。在此情景中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在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现代性取向。这种观点将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现代性全面取代传统性的过程；二是现代化可以从传统中挖掘有用的东西，即借鉴本土资源。

3.这一时期不仅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时期，而且在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上也有不断深入和细化的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陈吉元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吴怀连的《农村社会学》、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张乐天的《告别理想——制度研究》、张厚安和徐勇主笔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和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从第一个高潮时期的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揭示乡土社会的特性，逐渐深入到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乡镇企业、农村人口流动、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的分化和整合、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心理变迁、农村传统文化、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日益引起国外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研究，目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总的来看，当前国外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领域广泛，可以说是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研究。目前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各自的理论对中国乡村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中国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第二，研究人员日益增多，研究受到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中国乡村干部的培训，推动乡村问题的研究。此外像美国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英国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等都展开了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乡村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第三，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国乡村进行过实地考察，有的在乡村一个社区驻住和生活相当长时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问题进行研究，如爱德华·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我国建国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

1.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