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范文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1篇

摘要：金融危机后，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用超货币代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克服当前货币作为货币的内在风险和缺陷。但是，建立超货币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比如超货币的选择以及其发行机构，这些实际问题决定了超货币在近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建立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超货币SDRIMF多元货币储备体系

一、对于超货币的探讨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行长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他提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同时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货币，从而克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同时他认为特殊提款权SDR具有超货币的特质，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特殊提款权的发行，逐渐将特殊提款权演变为一种超货币。

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不少学者的赞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直以来就呼吁改变目前以单一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对全球体系而言，将储备货币建立在依赖美国经济信心的单一货币基础上是不妥的。我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

超货币不仅能够克服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真正要建立这样一种超货币，却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超货币的选择以及由什么来发行超货币。

（一）SDR的缺陷

周小川认为SDR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征，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使之成为超货币。但是SDR的内在缺陷限制了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最早出现于国际金本位时期。在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以黄金作为后盾，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各国可以自由铸造黄金，这样金币就成为了可以自由流通的第一种国际货币。金本位之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英镑之所以能成为货币，是以英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由于英国的黄金储备丰富，币值稳定，各国货币纷纷与英镑挂钩，并愿意将英镑作为储备货币。而当英国的经济实力削弱之后，英镑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美元的地位迅速崛起，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国际货币的发展来看，它们都是先在一国内充当法定货币，执行货币职能，然后才成为国际货币的。一种货币必须经过市场的考验，被各国自愿接受，才能确立其国际地位，成为国际货币。而SDR既没有黄金的内在价值，也没有像英镑、美元那样作为一国货币流通的历史，它只是在特殊环境下为了弥补美元的不足产生的，因此SDR不具有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

当初IMF之所以设立SDR，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特里芬难题，解决美元清偿力的不足，同时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说，是想通过发行SDR来作为对美元不足的弥补，缓解美元危机，因此美国才会支持SDR的发行。而如果IMF想通过夸大SDR的发行使之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也是绝对不会允许SDR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的。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讲，他们也没有发行SDR的动力。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储备货币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日元、欧元等货币也应经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发行SDR已无好处。因此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势也不利于SDR的发展。

要想扩大SDR的作用，提高SDR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必须要扩大SDR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为此IMF也曾经做出过努力。例如IMF允许成员国之间不需要经过基金组织的批准就可以进行SDR的交易，交易的目的也不再限制为调整国际收支。另外SDR的使用范围也被扩大了，可以直接用于远期业务、信贷、担保等，但直到现在，这些用途还没有被使用过。

要增加SDR的使用数量，必须首先增加对SDR的需求。而SDR得内在缺陷使得各国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其主要原因在于SDR只是个成员国在IMF的一种记账资产，并不能用来国际贸易的支付和结算。由于SDR长期不流通，已经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的支付和结算功能。因此，不能结算的SDR，是不可能在国际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各国政府也必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而宁愿接受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二）IMF的弊端

关于建立超货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什么机构来发行超货币。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提到“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超脱各国利益之上的国际组织是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有些学者提出将发行SDR的IMF作为发行超货币的机构，但是IMF的弊端也决定了它成为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是非常困难的。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2篇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行长认为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足，因此必须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他提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同时能够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货币，从而克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同时他认为特殊提款权SDR具有超货币的特质，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特殊提款权的发行，逐渐将特殊提款权演变为一种超货币。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不少学者的赞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直以来就呼吁改变目前以单一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认为对全球体系而言，将储备货币建立在依赖美国经济信心的单一货币基础上是不妥的。我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超货币不仅能够克服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真正要建立这样一种超货币，却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就是，超货币的选择以及由什么来发行超货币。

(一)SDR的缺陷

周小川认为SDR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征，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使之成为超货币。但是SDR的内在缺陷限制了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最早出现于国际金本位时期。在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以黄金作为后盾，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各国可以自由铸造黄金，这样金币就成为了可以自由流通的第一种国际货币。金本位之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英镑之所以能成为货币，是以英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的。由于英国的黄金储备丰富，币值稳定，各国货币纷纷与英镑挂钩，并愿意将英镑作为储备货币。而当英国的经济实力削弱之后，英镑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美元的地位迅速崛起，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国际货币的发展来看，它们都是先在一国内充当法定货币，执行货币职能，然后才成为国际货币的。一种货币必须经过市场的考验，被各国自愿接受，才能确立其国际地位，成为国际货币。而SDR既没有黄金的内在价值，也没有像英镑、美元那样作为一国货币流通的历史，它只是在特殊环境下为了弥补美元的不足产生的，因此SDR不具有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当初IMF之所以设立SDR，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特里芬难题，解决美元清偿力的不足，同时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说，是想通过发行SDR来作为对美元不足的弥补，缓解美元危机，因此美国才会支持SDR的发行。而如果IMF想通过夸大SDR的发行使之替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话，必然会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也是绝对不会允许SDR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的。而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讲，他们也没有发行SDR的动力。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储备货币已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日元、欧元等货币也应经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发行SDR已无好处。因此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势也不利于SDR的发展。要想扩大SDR的作用，提高SDR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必须要扩大SDR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为此IMF也曾经做出过努力。例如IMF允许成员国之间不需要经过基金组织的批准就可以进行SDR的交易，交易的目的也不再限制为调整国际收支。另外SDR的使用范围也被扩大了，可以直接用于远期业务、信贷、担保等，但直到现在，这些用途还没有被使用过。要增加SDR的使用数量，必须首先增加对SDR的需求。而SDR得内在缺陷使得各国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其主要原因在于SDR只是个成员国在IMF的一种记账资产，并不能用来国际贸易的支付和结算。由于SDR长期不流通，已经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基本的支付和结算功能。因此，不能结算的SDR，是不可能在国际金融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各国政府也必然不愿意接受SDR作为储备资产，而宁愿接受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

(二)IMF的弊端

关于建立超货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什么机构来发行超货币。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提到“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但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一个超脱各国利益之上的国际组织是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有些学者提出将发行SDR的IMF作为发行超货币的机构，但是IMF的弊端也决定了它成为这样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货币的发行要以足够的信用基础作为保证。各国能够发行货币是因为国家政府有税收作为后盾，有足够的国家信用作为基础。但是作为发行SDR的IMF是不具备这种信用基础的。因为IMF既没有GDP，也没有税收作为其信用的保证。因此由IMF来发行超货币，其信用的取得时非常困难也是很不牢靠的。从这一点来看，由IMF发行超货币甚至不如一个国家发行货币更为可靠。另外，IMF能否胜任全球中央银行的只能也值得怀疑。因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首先必须保证它是公平公正的，能够代表全球各国的利益，无论国家大小、实力如何，均能公平对待。而IMF距这样一种国际组织还有很远的距离。IMF自成立以来，就是美国霸权的最好诠释者。美国在IMF拥有16%以上的投票权，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这就决定了IMF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及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言人，而难以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能。因此如果IMF不进行改造，将难以承担发行超货币的重任。因此我们在创造超货币之前，应对IMF进行改造，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话语权。

二、多元货币储备体系

超货币的发行虽然能够解决现有货币体系的弊端，但是就目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这种超货币的发行还只是我们一个遥远的理想，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因此推行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普遍认同。就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情况来看，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的情况最有可能出现，这或许也是以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目前，美元依靠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这一点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欧元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也为区域货币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而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成为形成多元货币体系格局的重要一步。亚洲国家就促成货币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的努力，例如2000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达成《清迈协议》，旨在促进东亚货币合作和亚洲货币基金的形成。虽然《清迈协议》在促进东亚货币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总体来看，亚洲国家货币合作、包括出台的政策都比较松散，缺乏欧洲货币合作的决心。在这种形势下，有学者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选择。但是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且相对封闭，这些都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还不具备国际化的条件。由此可见，多元货币体系的形成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相对于发行超货币来说，实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实是更为现实的选择。但是多元货币体系也同样存在着风险和弊端。例如多元货币储备体系可能会加剧汇率风险。货币体系多元化虽然解决了美元独霸的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汇率问题。因为各国的货币政策不同，汇率波动会加大，这样就会造成各储备货币之间的投机更加严重。而各关键货币保持相对的汇率稳定是保证多元货币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因此如果不在关键货币之间制定某种规则的话，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难以维持，甚至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总结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货币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130-01

1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

1.1 特里芬难题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牙买加体系,实行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储备资产占全球储备资产的比例长期稳定在60%以上,在国际外汇交易中占4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中占近50%,这种“美元特权”使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他国输出美元获取巨额的“铸币税”,输入他国的实际经济资源,并可利用美元支付巨额的外债,减少美国经济资源向国外的转移,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国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时的根本矛盾“特里芬难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1.2 美元发行缺少全球利益约束

美元的发行缺少从全球各国利益出发的约束,只需根据其国内经济需要来决定美元的发行,但其发行却会对全球经济和美元储备持有国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各国不得不按照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经济政策。由于美元的中心地位及其实行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创造了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金融投机日盛,导致危机频发。美国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买单。

1.3 美元和欧元靠虚拟经济支撑

现行的货币体系中货币与黄金储备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支撑美元和欧元的主要是虚拟经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其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它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传递给了美元和整个世界货币体系。

1.4 IMF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决策权,仍是关注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IMF被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未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事后调节”的金融援救无法进行早期预警,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不能履行最终贷款者的职责;提供的援助是货币性质的,仅仅是帮助危机国恢复对外清偿力,而不是克服经济衰退,使危机国家不得不忍受经济紧缩和高失业率,对国际收支的协调工作效果也不甚理想。

1.5 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序状态

欧元加入世界货币体系之后,出现了“新‘格雷欣法则’”,“滥币陷阱”的新规律。它同美元一币独大的情况相比,并没有使得货币滥发的情况得到抑制,反而使得货币在美元霸主时期的统一性被破坏,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最近俄罗斯卢布、墨西哥比索、印度卢比都试图国际化,各国竞相争抢国际货币带来的利益,不考虑应有责任,造成了货币无政府主义。显然,如果所有货币都变成世界货币,只能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

2 超货币

超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上,由两个或多个储备货币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比单一货币的储备体系更糟,因为这会加上另一个不稳定因素,也就是几大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因此,多元化货币体系,无论是类似“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还是区域货币联盟,都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该文提出,“要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正式提出,“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需要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增长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下文简称SDR)的作用,由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

超储备货币的主强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就曾提出设想,即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遗憾的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奠定了黄金储备大国和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凯恩斯的方案不得不让位于怀特方案。事实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了凯恩斯方案更有远见。早在1969年,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的限制,SDR至今也没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但SDR的存在给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指导与启发。

超货币不仅能克服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使全球流动性的他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3 超货币的实施难度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4篇

继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欧盟积极地同亚洲斡旋如何建立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来，2009年4月初，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把构筑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新的高潮。

3月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拉开了国际社会就中国提出构筑以SDR（特别提款权）为支撑的超世界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证明。随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于3月27日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增强发展中国家声音》的文章，把这次在G20伦敦峰会中中国的声音和立场加以了进一步明确。

那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以SDR为支撑的超世界货币在理论与实务中有多大的可行性？超世界货币是否是一个遥不可期的乌托邦？

超世界货币“先热后冷”

周小川的超世界货币构想甫一提出就聚者云集，以澳大利亚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迅速给予了较大力度的支持；俄罗斯更体现出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感召――之前俄罗斯有关部门也提出了相关的构想；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等诸多国际知名学者表达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另外，由于周小川的提议使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由虚变实，因此也得到了IMF等机构的强烈支持。

忐忑不安的是美国。3月24日，美国财长盖特纳对周小川的提议给出了自信的回应， “我们实际上对那个建议相当开放”，他认为超世界货币是一场闹剧，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无法撼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然而这种自信稍纵即逝，随后，盖特纳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起强调“强势美元”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欧盟则摆起了乌龙，一改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热衷，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上与美国一起强调加强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立场。对欧盟来讲，当然期待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但前提是不削弱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必然要改革IMF，而欧盟成员国势必要让渡相当一部分IMF权力给日益成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这显然是欧盟不愿接受的。

持反对立场的还有此次G20峰会的东道主――英国，G20峰会召开前夕，英国首相布朗就强调，超世界货币提议不在G20会议讨论议程中。

G20伦敦峰会会后的六点共识的声明中并没有出现超世界货币的议题讨论，周小川的超世界货币的提案在G20伦敦峰会前后呈现出“先热后冷”的特征。布朗表示，超世界货币的提议者――中国，没有向峰会提交相关的议题供与会领导人讨论。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至少有三方面：其一，周小川的超世界货币构想仍然是尚未成型的设想而非议题，暂时无法作为议题在峰会上讨论；其二，中国自身也认为，至少在目前，超世界货币仍然是一种尚未成熟的设想；其三，目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仍然难以撼动，美元体系牵涉的利益关系已经相当多元，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而且把美元从神坛上拽下来在短期内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无法摆脱的“特里芬悖论”

由于内在稳定性缺失，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16.53%的表决权，同时在IMF拥有17.14%的投票权，即美国政府在世界银行和IMF（议案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都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因此可以说，美国是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最大障碍。

当前各国的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提议（除周小川的超世界货币提议外）仍然未能突破现有的框架，更多地是通过此消彼涨的力量变化来制约美国和美元“一超独霸”的地位，并没有触动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根本。

如何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能否再继续回归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已经高度信用化的今天，再拿出“货币天然非黄金，黄金天然是货币”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毕竟，黄金作为一般商品的特性、黄金资源的有限性、不同的黄金开掘效率等因素决定了黄金不可能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角色。

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1――各国货币与美元实行浮动汇率，美元与黄金挂钩，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多种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然后再次与黄金或石油等挂钩，都无法摆脱“特里芬悖论”――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将导致该国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突出地表现为难以维护币值稳定。

事实上，自从美元当仁不让地走上世界货币神坛后，美联储就开始在迷失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美联储无法监管跨越国界的全球金融市场。2004年以来，格林斯潘所担忧的美国长短期债券利率之谜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失控的具体表现，即大量金融资产从全球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行配置，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需要不断供给美元以满足市场需求，否则将导致美元供不应求，导致美元汇率走高，并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要满足全球金融市场的美元需求，美元则面临着贬值风险。

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衡压力一度因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创新和信用创造的加快得以缓解，即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流动性创新，提高了信用货币创造的速度，逐步满足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随着市场对短期现金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长期债券利率长期低于短期债券利率的不合理情况，而这种问题的背后潜伏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隐患。

SDR的局限

不可否认，周小川的提议突破了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悖论，走出了之前各国改革IMF时过于关注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的方案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上看，此次提议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务前瞻性，然而，其局限性也是相当突出的。

首先，以SDR为支撑的超储备货币，本身需要一个超国别且具有国别政治超然性和具有强制力的全球央行或实权化IMF来加以管理。这就要求各国让渡一定的货币出来，而这个超国别的、掌控着全球货币市场主动权的全球央行，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及时科学的政策安排就变得尤为必要，否则SDR将无法有效推进。

其次，超储备货币提议没有解决SDR与各主要国别货币的汇率问题，SDR在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性并非事前签约约定那么简单。目前，由美元等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这个汇率问题是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确定的，而一旦插入一个超的SDR储备货币，意味着当前国际市场上货币间的汇算关系就无法有效维系了。这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市场给投资者留下较大的套利或投机空间，从而加剧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另外，推动SDR作为国际贸易、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难以实现。这一方面需要SDR本身的内在稳定性，而如前所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另一方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推进，而超的SDR的管理者――世界央行或实权化的IMF存在软约束问题。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在短期内存在改变的惰性。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社会契约论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1-039-04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著《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者，而在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而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但又与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的“世界元”之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2.此处参照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两个中文译本：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第144页；苗力田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3页。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思复 黎廷弼 译， 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4.参见：张庆麟，《论欧元的货币属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68页。

5.【美】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论全球化》，王荣军 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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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者,而在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 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而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 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但又与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的“世界元”之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2.此处参照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两个中文译本: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第144页;苗力田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3页。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思复 黎廷弼 译, 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4.参见:张庆麟,《论欧元的货币属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68页。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请记住我站域名/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者,而在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 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而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国家 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但又与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的“世界元”之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2.此处参照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两个中文译本: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第144页;苗力田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3页。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思复 黎廷弼 译, 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4.参见:张庆麟,《论欧元的货币属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68页。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者,而在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 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而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 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但又与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的“世界元”之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2.此处参照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两个中文译本: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第144页;苗力田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3页。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思复 黎廷弼 译, 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4.参见:张庆麟,《论欧元的货币属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68页。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者,而在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而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但又与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的“世界元”之基础。

参考文献:

1.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郭大力、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2.此处参照了《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两个中文译本: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第144页;苗力田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103页。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思复 黎廷弼 译, 杨昌裕 校,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1页。

4.参见:张庆麟,《论欧元的货币属性》,《法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68页。

超主权货币范文第10篇

要]　国际储备体系改革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行的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制度上的内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改革国际储备体系，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提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建立超储备体系方案和建立多元储备体系方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立超储备体系的条件并不成熟。推进多元储备体系的形成，同时加强超储备资产发挥的作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国际储备体系；国际储备；超储备体系；多元储备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79-05

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下关于国际储备资产的制度安排，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它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起因是金融市场信贷的扩张无度，但审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此次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内在缺陷的体现和必然的后果。国际储备体系改革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思路与方案。本文从国际储备体系的现状入手，综述主要的国际储备体系改革方案，并对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前景进行展望。

一、国际储备体系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货币秩序陷入动荡。1976年，IMF在牙买加召开国际金融会议，签订了《牙买加协议》，牙买加体系由此形成，并沿用至今。这一体系又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因为它没有规定本位货币，也没有统一的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但是，由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形成的货币惯性，美元仍是世界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资产。现行国际储备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多元国际储备体系。

1.　国际储备的结构与分布状况

根据IMF的数据，截止至2010年底，全球国际储备总量达7.06万亿SDR①，但其结构和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状态，美元呈现出“一币独大”的状态。

从国际储备的结构来看，外汇储备占的比重极大，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的比重较大。截止至2010年底，黄金储备仅为0.80万亿SDR，外汇储备则高达6.01万亿SDR，占国际储备总量的85%，占非黄金储备的96%。美元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自2001年以来，虽然总体呈下滑趋势，但截止至2011年底，美元储备仍在外汇储备中占较大比重，达62.1%（见表1）。

从国际储备的全球分布来看，虽然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近3倍，总量也较大，但以信用货币构成的外汇储备为主，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截止至2010年底，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1.6倍，总量达4.25万亿SDR，其中外汇储备为4.00万亿SDR，但黄金储备仅为0.16万亿SDR。发达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0.6倍，总量达2.81万亿SDR，其中外汇储备为2.00万亿SDR，黄金储备为0.64万亿SDR，是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4倍，即全球80%的黄金储备都集中在发达国家。

2.　现行国际储备体系的缺陷及其产生的根源

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下的国际储备资产的价值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在牙买加体系以前，货币与黄金直接或者间接挂钩，货币的价值以黄金作为担保；牙买加体系确立了黄金的非货币化，货币价值与黄金脱钩。在现行体系之下，国际储备资产实际是没有任何贵金属作为基础的国家信用货币。而且，牙买加体系没有统一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决定权完全交由各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确定，使得汇率上的扭曲和无规则的大幅度波动成为经常现象。[1]

国际储备资产价值的高度不稳定性导致了国际间贫富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处于弱势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巨额的预防性外汇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2]　截止至2010年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持有相当于4万亿SDR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真实的资源和财富换取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率极低的国债，相当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对储备货币发行国提供了补贴[3]。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如储备货币贬值或储备货币发行国违约，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将承担巨大的损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行国际储备体系的设计上具有内在缺陷。究其根源，就是通常所说的“特里芬两难”。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以国家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该货币的发行既要满足货币发行国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需要，又要适应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这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随着国际贸易、金融活动的发展，全球对国际流动性的需求不断增加，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通过维持国际收支赤字来输出国际流动性，而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会导致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丧失信心。显然，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证实了以美元这一国家信用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已经对全球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际储备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国际储备体系改革方案：研究综述

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重点是如何解决美元“一币独大”的问题，加强国际储备体系的稳定性。当前关于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观点主要可归为两类：一是建立超储备体系，即形成以SDR或某种新创设的超储备资产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以超储备资产取代美元的特权地位；二是建立多元储备体系，降低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提升其他储备资产所占的比重，改变美元的特权地位。总体来看，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国际储备体系是否需要改革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改革并未形成统一的或者具有倾向性的观点。

1.　建立超储备体系

“特里芬两难”是长期困扰以国家信用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的难题。只要以国家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就有可能会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如果能够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就可以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内在缺陷，是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4]　从长期来看，建立以单一超储备资产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5]

建立超储备体系的方案可分为两类：一是创设全新的超储备资产；二是改造现有的SDR。

创设全新超储备资产的方案可追溯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在“凯恩斯计划”中就提出了建立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的超货币班克（Bancor）为基础的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的建议。[6]　20世纪80年代，库珀（Cooper）提出了单一货币制度的构想，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并由其掌握单一世界货币的发行权。[7]　阿勒桑德里尼（Alessandrini）等人认为现行国际储备体系很脆弱，而SDR又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建议创立超银行货币（SBM）和新的清算联盟。[8]　罗森斯维格（Rosensweig）则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案，建议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创设单一全球货币（SGC），以之取代世界各国的货币。[9]从理论上看，使用全新的超储备资产可使得储备资产的发行与国家的利益脱钩，可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两难”问题，但是这类方案的可行性堪忧。一是创设全新的储备资产取代原有国际储备资产会招致美国等原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反对；二是新的超储备资产能否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问题。创设全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取代美元的方案太具有颠覆性，操作难度过大。

与从无到有的创设新的储备资产相比，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改造现有的SDR以达到形成超储备体系的目的。利用现有的SDR优于创造一种全新的储备资产。[10]　SDR　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的缩写，是IMF于1969创设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使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要的储备资产也是IMF的目标之一。遗憾的是，由于SDR自身的缺陷和政治上的阻力，创设40多年来，SDR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十分微小。IMF的一项研究中指出，SDR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能让SDR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可改变目前美元占据国际储备体系绝对主导地位的现状。[11]　首次提出将SDR作为新储备资产的人是著名金融投机商索罗斯，他建议将SDR发展为新的全球性货币。[12]　周小川指出SDR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拓宽SDR的使用范围，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4]　奥坎普（Ocampo）主张建立以SDR为基础的国际储备体系，将SDR改造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和危机期间为IMF提供资金的工具。[3]　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认为，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的方法是IMF大量发行SDR。[13]　凯南（Kenen）认为，SDR完全可以成为储备资产，他建议在IMF中创建替代账户，允许各国央行将一部分外汇储备存入替代账户兑换成SDR，在需要的时候可用SDR换回所需的外汇。[14]　与国家信用货币相比，用SDR作国际储备资产具有以下优点：一是SDR的价值由一篮子货币决定，可提高储备资产价值的稳定性；二是SDR的发行由IMF根据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需求决定，可避免单个国家经济利益与国际储备需求之间的矛盾。

但是，以SDR为基础的超储备体系方案的可行性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一是目前SDR的数量太少，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太低。IMF没有GDP，也没有征税能力，不具备创造货币的基本条件，[15]　SDR的数量可能永远无法与美元、欧元等匹敌，[16]　因此无法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取代国家信用货币。二是SDR的使用范围有限，无法保证其发挥国际储备资产的职能。SDR只是一种记账单位，不能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也不能用于与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SDR对官方储备而言不具有吸引力。[17]　三是SDR的发行机制缺乏足够的弹性。SDR由IMF根据各会员国缴纳份额的比例分配，一般性分配每五年评估一次，无法满足不同经济体对储备资产需求。四是SDR的发行方IMF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无法独立根据全球经济状况发行SDR，发行SDR的铸币税等利益问题也难以协调。[18]　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SDR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短期内用SDR取代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条件还不成熟。

综上，超储备体系虽然是一个理想的方案，但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实现这一方案具有技术、制度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阻力。这类方案总体来说过于激进，需要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现阶段应当积极推进SDR的分配，扩大SDR的使用，提高SDR的吸引力，推进IMF的改革，为未来建立超储备体系打下基础。

2.　建立多元储备体系

建立多元储备体系是指由若干种国际储备货币形成“N币鼎立”的形势，改变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一方案有助于加强国际储备体系的稳定性，维护各国的金融稳定和安全。

未来的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将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国际储备体系正在逐步摆脱美元的支配，而欧元的设立和金砖国家的崛起为多元储备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美国无法阻止国际储备体系向多元化发展。[19]　艾肯格林（Eicheegreen）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国际储备体系也应向多元化发展，即建立一个以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储备资产的国际储备体系[20]。伯格斯滕（Bergsten）指出当前的国际储备体系已成为“美元—欧元”两元体系，也许很快会成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元体系，美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甚至推进多元储备体系加速形成。[21]弗兰克尔（Frankel）也认同国际储备体系将从美元本位制走向多元储备体系的观点，并指出人民币将在未来加入到日元、英镑的行列，成为重要性次于欧元和美元的储备货币。[22]

多元储备体系的缺点在于波动大，不稳定。[5]　不同储备货币之间的可替代性会使这些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变得十分大。如果人们对某一种储备货币丧失信心，则会造成各国央行争相抛售该种货币，从而引发更大的问题，造成更大的混乱。艾肯格林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央行的储备管理人员并不追求储备资产组合报酬的最大化，他们会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储备资产的管理问题，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实行稳定有效的政策，那么就能较好地保证多元储备体系的稳定。[20]

蒙代尔（Mundell）曾提出过“全球金融稳定三岛”的构思，即通过构建一个由美元、欧元、日元组成的货币联盟。这个货币联盟首先要逐步减少彼此之间的汇率波动，形成固定汇率制度，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建立单一国际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23]　这一构想体现了由多元储备体系过渡到超储备体系的动态变化进程。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直接建立超储备体系显然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建立多元储备体系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其所遭遇的阻力也相对会少很多。

三、　国际储备体系改革的前景

未来的国际储备体系将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既是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的需要，也是大国和区域经济集团实力变化在经济上的反映和政治上的诉求。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25年国际储备体系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美元维持现有的绝对主导地位；二是国际储备体系呈现多元化——美元、欧元、人民币成为三种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三是超信用资产SDR成为国际储备资产。上述三种情况之中，第二种情景出现的可能性最大。[24]　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步下降，其他国家或区域经济集团的货币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将逐步提高。

国际储备体系的改革是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渐变过程。当前，国际储备体系改革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IMF和G20的组织和协调下进行。但是，改革不只是各国共同协商解决技术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涉及各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是国与国之间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和博弈。因此，尽管各国十分重视国际储备体系的改革问题，由于彼此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国际社会在改革方面取得进展仍然十分有限。在短期内，美元仍将是国际储备体系中最主要的储备资产。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没有可以完全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资产。欧元因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陷入了比美元更为严重的境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暂时无法和美元匹敌，SDR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十分微小。另一方面是因为货币的兴衰具有历史惯性，一种货币的衰落和其它货币的崛起与取代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在中期内，国际储备体系有可能改变当前美元“一币独大”的现状，逐步实现多元化。如果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和恰当的政策配合，其它国家的货币可以逐步发展为能够和美元分庭抗礼的对手；如果制度设计得当、主要国家间利益得到有效协调，SDR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和发挥的作用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在长期内，如果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可将超储备体系作为理想目标考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可以采取以下的基本立场参与到国际储备体系的改革中去。建立超储备体系的方案太具颠覆性，必然会遭遇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强大政治阻力，最终难以付诸实施。选择一个相对温和的符合市场自然选择的方案——多元储备体系，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SDR的改革，扩大SDR的使用，提高SDR在国际储备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加强超储备资产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作用。

综上，国际社会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协作。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也应当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谋求全球共同发展而努力。

[注

释]

①

IMF以SDR为计价单位。

[1]

徐明棋.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　1999（7）.

[2]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Pre-sient　o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Reforms　of　the　In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EB/OL].2009-09-21.

[3]　Ocampo，　José　Antonio.　Building　an　SDR-Based　Global　Reserve　Sy-stem[J].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1（2）.

[4]　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EB/OL].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2009-03-23.

[5]　Greenwald，　Bruce　and　Stiglitz，　Joseph　E..　A　Modest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A].　S.　Griffith-Jones，　J.　A.　Ocampo，　and　J.　E.　Stiglitz，　eds.　Time　for　a　Visible　Hand：　Lessons　from　the　2008　World　Financial　Cris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Keynes，　John　Maynard.　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A].　Donald　Moggridge　ed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M].　McMillan　Press，　1980，25.

[7]　Cooper，　R.N..　A　Monetary　System　for　the　Future[J]，　Foreign　Affairs，　1984，　63（1）.

[8]　Alessandrini.　Pietro　and　Michele　U.　Fratianni.　International　Monies，　Special　Drawing　Rights，　and　Supernational　Money[EB/OL].　SSRN　working　paper，　2009.

[9]　Rosensweig，　Jeffrey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　An　Analysis　of　th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with　Implementing　a　Single　Reserve　Currency[EB/OL].　SSRN　Working　Paper，　2009.

[10]　Williamson，　John.　Why　SDRs　Could　Rival　the　Dollar[EB/OL].　Policy　Brief，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11]　Mateos　Y　Lago，　Isabelle.　Rupa　Duttagupta　and　Rishi　Goyal，　The　Debat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EB/O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11-11.

[12]　方兴起，　乔治·索罗斯.　反新自由主义的“新辩证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4）.

[13]　Stiglitz，　Joseph　E.　and　Bruce　Greenwald.　Towards　A　New　Global　Reserve　System[J].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1（2）.

[14]　Kenen，　Peter.　An　SDR　Based　Reserve　System[J].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1（2）.

[15]　Aiyar，　Swaminathan　S.　Anklesaria.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urrency　to　Rival　the　Dollar？　[EB/OL].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16]　Aiyar，　Swaminathan　S.　Anklesaria.　Can　IMF　Currency　Replace　the　Dollar？[N].　Times　of　India，　2009-04-05.

[17]　Eicheegreen，　Barry.　Commercialize　the　SDR[EB/OL].　Project　Syndicate，　2009-04-27.

[18]　向松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想和战略[J].　国际货币评论，　2010（1）.

[19]　Dailami，　Mansoor　and　Paul　Masson.　The　New　Multi-Pola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EB/OL].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47，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2009.

[20]　Eichengreen，　Barry.　Managing　a　Multiple　Reserve　Currency　World[EB/OL].　Asian　Development　Bank：　The　Future　Global　Reserve　System-An　Asian　Perspective，　2010.

[21]　Bergsten，　Fred.　Why　the　World　Needs　Three　Global　Currencies？[N].　Financial　Times，　2011-02-15.

[2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献综述[J].　金融发展评论，　2010（3）.

[23]　Mundell，　Rober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2000.

[24]　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Horizons　2011-Multipolarity：　The　New　Global　Economy[EB/OL].　World　Bank　Official　Site，　2011.

Reforming　the　Global　Reserve　System：　Status　Quo，

Suggestions　and　Prospects

Shi　Qi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Reforming　the　global　reserve　syste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The　current　dollar-based　global　reserve　system　contains　inherent　flaws　and　must　be　reformed　to　reduce　the　dominance　of　the　US　dollar　and　stabiliz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ggestions　for　reforming　the　global　reserve　system　include　establishing　a　super-sovereign　currency　reserv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ple　currency　reserve　system.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not　practical　to　establish　a　super-sovereign　currency　reserve　system.　It　is　comparatively　reasonabl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ple　currency　reserv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role　of　super-sovereign　reserve　ass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