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利范文

财产权利范文第1篇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3%，但按户籍人口计算也仅35%左右，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因为按现行法规，农民户籍要“农转非”成为市民，首先，要退出承包地、宅基地；其次，农民成为市民，一要有住房，二要有社保，三要有就业，这三样都需要农民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住房和社保可纳入国家统筹，但就业则主要靠农民自己来解决。大多数农民文化低，无专业技术，难以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而自己做小本经营又缺乏资金，因而许多农民想成为市民却又不敢成为市民。说到底，成为市民是需要成本的。据有关部门测算，农民成为市民，其个人成本在1.8万元左右，政府成本在8万元左右。因此，农民财产权利能否实现，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二、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是农民财产权利难以实现的最大障碍

（一）长期以来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是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是1998年修订的，基本沿用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指导思想和做法。只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而严重忽视劳动者个人利益。它规定，农民的承包地服从用途管制原则，只能农地农用，农地变非农用建设用地，必须实行国家征收或征用。即农村集体土地要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征用，变集体所有为国家所有。这样，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就被排斥在了市场交易之外，而农村土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产生的巨大级差地租收益，农民则无权参与分享，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用极低的征用费拿到土地，然后在土地二级市场竞价拍卖，这中间的暴利正是催生近年来各级政府产生土地财政的根源。有报导披露，2002年，某市政府向农民征地，每亩最低8万元，最高20万元，而转手拍卖每亩最低120万元，最高980万元。这种经营土地获取高额利润的做法，已成为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改善部门福利的一条主要途径。

（二）现行法律法规对被征地用途的补偿标准缺乏明确规定由于一直以来法律对被征用农地用途的补偿标准不明确，这样，各级政府便根据征地用途参数，各自制定补偿标准，这便造成了同一村的土地，由于公路建设、企业用地、商品房开发等用途的不同而补偿标准相差数倍，从而引起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并引发一系列矛盾。并且，现行补偿的法律法规不能真实反映补偿土地年产值的真实价值。如种粮的土地与种特种经济作物的土地在年产值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政府的补偿往往一般都按种粮来计算，这样的结果吃亏的是失地农民。同时，补偿规定里只有最高补偿标准限制。如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政府按土地产值给予不高于30倍补偿，这其中包含了农民失去土地的补偿和无法务农的安置补偿，但却没有最低补偿标准，这就为一些政府机构尽量压低补偿标准提供了可能。

（三）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缺乏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功能在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下，失地农民得到的各种补偿根本不可能靠它来养家、养老和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需要最低社保来解除后顾之忧，需要再就业来增加收入，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却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和保障。现行的三种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是：一是属村集体安置的将安置费支付给村集体；二是属用地单位安置的，将安置费支付给用地单位；三是不须安置的将安置费直接发放给个人。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这三种办法都难以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首先，把安置费支付给村集体，一旦村集体经营不善而破产，则失地农民将血本无归而无法生存；其次，由用地企业安置，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失地农民的年龄、文化、技能等因素制约，用人单位或难以接受，或暂时接受，以后也会不管，因企业没有义务包管终生；第三，将安置费给予农民“一次性了断”，而失地农民因自身因素，再就业难，又无低保，靠那点安置费，在物价年年上涨情况下，再精打细算也会坐吃山空。

三、创新土地征用制度，探索实现农民财产权利的有效途径

（一）修改有关法律法规，政府退出非公益性用地行政征收现行的征地制度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在转为建设用地前，必须先被政府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再由政府处置。这些年来，这种征地制度在市场经济下，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政府用行政的、强制的、垄断的政府行为，低价获取农民的土地后，再高价出售，这种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必须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第一，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并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和法律解释，从而留下了较大的法律漏洞，造成许多地方政府所征用的土地超过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将多征的土地用来拍卖获利。因此，必须在修改后的法律条文中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防止一些地方政府乱打公益的旗号而随意侵占农民的土地。第二，对非公益性用地政府不再插手渔利，让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市场直接与企业、开发商谈判土地出让价格，以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不受损失、并真正得以实现。

（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直接入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又叫非农用地，它是指现行土地制度管理下，由农民集体所有，经依法批准用于建设的土地，包括乡镇企业用地、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村民宅基地。这些年来，由于现行征地制度的障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管什么用途，一直是先被国家征用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再由政府处置。在政府处置中，有用于公益性的，但更多是用于非公益性的，这样，农民的这块财产权利便受到了极大的损害。2008年10月13日，成都市正式挂牌成立了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所，在该交易所里，农民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农村房屋产权等均可公开流转。当年，成都市锦江区就依照国有土地“招、拍、挂”的出让方式，挂牌出让了两宗集体建设用地，以每亩80万元、使用期40年的商用土地竞价，被一家民营企业购得。以后又进行了数次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出让，成都市这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土地一级市场直接出让非公益性用地，已突破了现行征地制度的法律限制，但事实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使农民的财产权利得以实现。

（三）农民承包地实现财产权利最大化的渠道18亿亩耕地的红线绝不能被突破，这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但如何让农民承包耕地的财产权利发挥最大财富效益，给农民带来真实的财富，有三条渠道可探索：第一，“农不转非而集中使用”。农地农用、农地不能转为非农用地，这是国家严格规定。但个别农户土地流转与村集体组织的土地规模流转，财富效应大不一样。现在中西部丘区、山区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一亩一年约500~800元，而如果是连片几百亩、上千亩，时间10~20年等，流转给公司、大户，则每亩可高达两三万元，并流转后农民可直接在流转的公司打工。第二，农地“农转非”，即在保证18亿亩耕地的前提下，通过“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原则，利用土地指标（地票）在农村土地交易市场异地置换，从而使农地变成建设用地，而被占农地的面积同时也得到了补偿。这样，既确保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又满足了交易双方的各自需求，农民也通过出卖建设用地指标使土地的财产权利得以实现。第三，利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的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用承包地向金融机构申请、抵押贷款所需资金，以用于生产经营、创业等需要。但这需要金融部门用改革、创新的工作方式方法来大力支持。

（四）农村宅基地通过农民集中居住，复耕宅基地、节约出建设用地指标竞价出让农村宅基地属非农用地，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宅基地既不能对外流转，又缺乏退出机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走房空，无人居住的“空置房”日渐增多，已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浪费。如果通过建设农村居民新区，把这些大量分散的宅基地复耕后，可节约出大量土地。而这些节约出的土地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规定，即可置换成建设用地指标（地票），在土地交易市场竞价出让。这样，农民既住上了水电气、通讯、交通、商店等生活设施都十分完善的新居，又节约出了大量的土地，并且这些节约出来的土地，又可作为建设用地指标在土地市场变成巨大财富，从而使农民的财产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财产权利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产权利；形式自由；实质自由；平等

作者简介：章莉(1976―)，女，江苏南京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收入分配理论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5―0011―04

收稿日期：2006―03－10

财产权利或者说私有产权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在包括私有产权、完全信息等一系列假设前提之下，微观经济学论证了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的经济组织方式。然而市场效率并不足以证明财产权利的公正性和存在的必要性。私有产权具有合理性的另一个核心论据是财产权利是个人的自由权利，即它本身就是自由权利的化身或者是自由权利的保证。然而财产权利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促进经济效率和保障个人自由，也是个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因此自从17世纪以来，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就财产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一、财产权利和形式自由

财产权利因为和自由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倍受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推崇。出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渴望和对政治专制特权的恐惧，自由至上主义者甚至赋予财产权利以目的价值，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名义对其加以侵犯。经济自由主义者还以私有财产权利是经济效率的保证为私有财产权利辩护。自由至上主义者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主张“守夜人”式的最小政府，而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个体，在以私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共同遵守机会均等的程序正义原则。自由至上主义者推崇的是绝对的财产权利。

反对专制特权是自由主义者坚持私人财产权利的政治目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上的专制特权，它控制社会资源的使用、控制市场和行业的准人、干预私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承认私人拥有占有财产的权利，限制了人们自由行动、自由生产并且享受社会财富的权利。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专制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经济增长的敌人，而自由则是社会发展的保证和目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封建王权对资产阶级发展的阻碍，突出表现在对私人财产权利的限制上，它包括国王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国王有权未经同意向臣民征税甚至非法勒索私人财产等等。为了消除封建王权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限制，17世纪末期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家洛克通过“混合劳动理论”论证了财产权利是人的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并以财产权利是一种“前国家”或者“前政治”的自然权利论断为政府设定了保护财产权利的义务，”，而17世纪议会的确立，剥夺了封建王权对私有财产的干涉和侵犯的权利，纳税人先同意后征税的原则标志着以财产作为权力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此资本主义绝对私有权代替了封建所有权，在政治上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建立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伴随着私人财产权利在19世纪的兴起，西方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而维护绝对财产权利、反对政府专制权力也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传统。

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频繁发生经济危机，并且阶级分化孕育着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出于社会改良的目的，功利主义者提出了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主张，并且在实践中通过实施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贯彻了这一主张。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原则就是通过累进税率和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平等，而对于富人的重税则限制了富人的绝对财产私有权。社会主义者则提出了取消私有制的激进主张，要求在社会中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并且一度在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得到实践。福利政策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控制社会资源使用的权利，这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是导致政治独裁、经济专制的危险信号。而20世纪初法西斯集权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裁统治，更是加大了自由至上主义者对于政府权力膨胀的担忧和恐惧。为此他们再次延续自由主义传统，极力捍卫私人财产权利以反对专制特权。新自由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重申了私有财产权利对于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我们这一代已经忘了的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2]：101―102自由至上主义者从目的价值和经济效率两个角度论证了私人财产权利的合理性。对于自由至上主义者而言，私人财产权利不仅是个人自由权利的保证，它的个人自由一样具有目的价值。经济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强调了财产权利对于经济自由的必要性，“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3]：10。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侵犯私人财产权利和侵犯个人自由权利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他们反对包括遗产税在内的所有调节财产权利配置的政治主张，走向了极端的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维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另一个理由是私人财产权利促进了经济效率。自由主义者一贯认为市场经济和价格信号对于有效配置资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明晰的私人财产权利则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价格信号正确显示的前提条件。哈耶克指出，在个人有限理性的限制之下，整体社会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率的关键就在于信息的充分利用，而每个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是充分利用分散的社会信息的先决条例；与此对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资源控制在少数具有有限理性的领导者手中，必然限制社会信息的充分利用以至于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最终的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整体的贫困[4]，现代的产权理论的代表人物德姆塞茨则论证了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都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而私有产权则通过把这些外部性内在化而产生了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保证了经济运行的效率[5]：128-143。

相对于功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依据的结果均等原则，自由至上主义者却更加认同机会均等原则。机会均等原则的核心是“前程为人才开放”，除了个人的才能之外，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能决定一个人得到的机会[3]：135。显然机会均等原则延续了反对特权专

制统治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只有机会均等原则才是和个人自由理想相容的，而无论是“公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都和人身自由相冲突，并且由于政治权力差别的必然结果是不同职位的个人在生活资料占有差别，因此在实际上也不能实现功利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结果平等。现代自由至上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则进一步论证了在自由市场中，符合获取正义利转让正义的任何状态的财产持有都是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财产持有，是政府不能侵犯的个人的权利[6]：157。

在坚持绝对的财产权利和追求个人自由反对政府专制的基本立场之上，自由至上主义者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主张和最小政府的政治主张。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只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及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实现的价格机制，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无论是干预价格的决定还是干预生产经营活动都必定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和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守夜人”式的最小政府，其职责仅仅在于为市场自由竞争提供适当的制度背景框架，对违反自由竞争的行为进行限制和处罚，保证自由市场竞争有序的进行。在私有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会引导社会实现自然和谐的状态。

以自由和效率为名自由至上主义者对私有财产权利进行了充分的辩护，而且私有财产权利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促进经济效率的功用都得到了历史经验的支持。对于崇尚市场经济的学者而言，私有财产权利成为经济自由和市场效率不可或缺的元素，仿佛对私有财产权利的任何限制，都必然以牺牲经济效率或者个人自由行动的权利为代价。因此自由至上主义者推崇的是不可能进行任何干预和限制的绝对财产权利。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放任主张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的痛苦局面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再次得势，私有财产权利在全世界再次蔓延。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而且私有化也成为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揽子计划中的重要元素。但是私有财产权利的合理性并非像自由至上主义者所论证的那样完美无缺，面对和私有财产权利共生的个人社会利经济上的不平等，与其说私有财产权利是斩断专制主义利经济低效率的利器，毋宁说私有财产权利是一柄双刃剑。

二、财产权利、平等和实质自由

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在消除了封建专制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之后，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均等配置，成为社会成员实质自由权利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根据社会不平等和私有财产权利之间的实践联系，驳斥了洛克认为财产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的观点，“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协议和人为的制度，因此人人能够随意处分他所有的东西。但是，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生命和自由，则不能与此相提并论[7]：36－137。不仅如此，基于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追求，他还指认私有制是不平等起源，“根据我的说明，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7]：149到了19世纪上半期，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巨大进步，出现了个人在享受物质财富上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社会逐渐分化为相互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前者支配者整个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其生活富裕、社会地位牢固；而后者处于被支配和被奴役的地位，常常陷于失业、贫困、饥饿、疾病、自我认知低乃至于道德沦丧的悲惨境遇。这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的绝对的私有权利有直接的关系。正是自由放任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对于不平等的财产权利的行使不加任何干预、指导和限制，导致了以私有财产权利为基础的经济强权和政治强权支配与奴役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而所谓的自由权利只是一种形式上平等的自由权利，在实质上它仅仅是有产者能够享受的自由权利。面对这样的实践背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经济剥削、社会压迫的根源，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政治主张。而在资产阶级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改良主义，要求对不必要的财产权利加以限制主张，例如限制财产继承权、通过累进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建立社会保障的福利制度用以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等等。而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要求限制或者消除财产权利的哲学和政治依据就是崇尚实质自由和平等的平等主义。平等主义者认为平等和自由同样是值得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作为社会一员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他或她不希望屈从于任何强权的支配，无论这个权力来源于出身、血统、神的旨意、财富还是国家的政治权力。社会成员得到平等对待的理想在根本上来源于避免受到支配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等主义具有一般的批判意义，它指向所有能够产生支配力的权力来源，而不单独针对某一种特殊权力。实际上形成支配性权力的所有因素，封建专制、财产权利、管理层级甚至个人的天赋，都构成平等主义的批判对象。传统认识认为平等主义仅仅要求财产上的均等或消费资料上的均等，实际上是对平等主义的狭隘认识。

自由主义的批判作用具有针对性，它仅仅指向来自政府的专制特权，它的政治诉求仅仅是免除受到政府专制权力的支配而导致的不自由。因此不关注平等的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它追求的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例如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具有良好血统和出身的人是有自由的，而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财产的人有自由，同样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国家的管理者的自由度也大大超过普通民众所享有的自由。然而在平等主义追求平等对待和免受支配的目标之下，无论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来自财产的权力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来自管理层次的权力，一旦形成足以支配他人的垄断性，就构成了平等主义者批判的对象。正是在平等主义的批判中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的理想世界。因而要求得到社会的平等对待利要求免受支配和压迫的平等主义政治和道德诉求，足以构成人类值得珍视的发展目标。

私有财产权利是对抗封建专制权力的利器，同时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约束的财产权利，也是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不平等以及无产者实质上不自由的根源。不加限制的绝对财产权利制度大大增强了有产者压迫、剥削无产者的可能性。这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中已经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在财产多少决定一切的社会中，如果没有法律和道德上有力的限制和约束，利益的驱动、自保的动机以及权力的欲望无疑将把绝对的财产权利使用导向剥削无产者。有产者将会利用财产优势支配劳动者接受由其主导和控制的不利

劳动条件，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倾向于把劳动者和机器等生产要素同等看待，尽量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驱使他们提供最差的工作环境、尽可能少的工资报酬和尽量延长劳动时间。最终绝对的财产权利以无产者的贫困、实质不自由为代价，赋予有产者享受物质福利以及行动自由的权利。

不平等的绝对私有财产权利绝不像自由至上主义者声称的那样足以保证个人的自由权利，它能够保证的仅仅是有产者的自由权利。同时不关注平等的机会均等原则，在获得财产上的机会上也只是一句空话。机会均等原则在条件和能力的自然差异和机会的偶然差异的作用之下，仅剩下形式上的程序正义。尽管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下消除了基于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和个人才能无关的特性对于获得财产的限制，但是个人的家庭背景、自身的天赋这些影响个人才能的自然因素和市场机遇这个偶然因素的不平等性也是决定着个人获得财产的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机会均等原则不能保证财产获得的公平性。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就指出，自由至上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然的自由体系的不正义之处在于“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8]：73。因此关注平等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以平等为核心的自由主张。例如罗尔斯强调他所推崇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就是平等，“正义总是表示着某种平等”[8]：58；德沃金则主张用“基于平等的自由主义”代替“基于中立的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的根本政治原则，它要求“政府将其公民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而达到平等的重要途径就是实现作为手段的“资源的平等”[9]：267－272。为了实现平等目标，左派自由主义者都要求在某些个人的基本权利或者与这些基本权利相关的条件和手段上实现平等的分配。在罗尔斯那里需要平均分配的是“基本善”――包括“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森则重视获取机会的能力平等的重要性，从而强调那些有助于提升人的基本能力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分配的意义”[10]62―63。在自由主义者左派看来追求这些基本权利、基本能力或者资源的平等并不会对自由构成威胁，相反，对于这些要素的平等分配可以促进实质机会均等和实质自由的实现。可见绝对的财产权利不仅和平等而且和实质自由权利，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为了实现人类的平等追求和实质自由权利，必须对绝对的财产权利加以限制。

三、限制绝对财产权利：关注平等、促进实质自由

出于追求实质自由和平等的目的，一些学者对绝对的财产权利提出了限制、均等化和彻底消除的主张。福利主义者主张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抽肥补瘦”的方法，对财产权利的不平等导致的结果不平等，进行事后补偿和纠正。早期的平等主义者认为应当尽量平均分配财产权利，限制严重的财产权利的不平等，甚至提倡回到小私有的社会。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则旗帜鲜明地提出彻底消除私有制、消除剥削和压迫的政治主张。在这些政策建议中财产均等化主张是最不可行的，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下，因为人的偏好、能力差异的客观存在，即便在起点财产平等的条件下，经过市场的自由交换很快就会出现新的财富集中，而一次均等化的结果必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恢复不平等。由于能力和偏好是不能消除的客观存在，因此仅仅均等化财产不能从根本消除不平等。取消私有制倒是一种可行的做法。一旦取消了私有制当然也就取消了基于财产权利不平等的剥削和压迫。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证明，彻底取消私有制是有条件的，如果处置不当会带来效率的损失，而且在公有制社会中仍然存在基于管理层级和政策规定的不平等。因此，在不具备彻底取消私有制的条件下，还要允许私有财产权利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存在。和均等私有权以及取消私有制相比，福利制度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可惜的是福利制度关注结果平等的视角忽视了财产权利不平等的核心：财产权利的支配力。

财产权利之所以不平等，其核心并不在于结果的不平等，而在于财产权利实施过程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平等，具体表现为拥有财产垄断权利的一方支配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一方。这种支配关系的实现，是以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当决定的，而遏制这种支配力的实施是消除财产权利不平等恶果的根本途径。

遏制财产权利的支配力的原则是权力制衡。由于财产权利在支配劳动者的时候表现出强权的特性，因此必须有对等的权力与之抗衡才能遏制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性。在实践中可能与之抗衡的有政治权力、工人的组织权力以及工人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的主体是政府。在提供追求社会平等的目标体系中，政府的立场决不能是中立的。自由放任的态度必然是对强者的支配和奴役行为的姑息迁就，不能起到抗衡强权的作用。但是政府又不能有自身的利益动机，具有自身利益动机的政府往往不能坚持公正立场，甚至谋求利益的政治权力成为新的不平等的根源。在追求平等的目标体系中政府必须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为弱者提供足够的制度保护，免除其受到强权的支配和奴役，尽量保证其实质自由权利的实现。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政府可以制定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法规，规定财产所有者和劳动者在相互关系中规范性的行为准则，例如劳动时间规定、最低劳动工资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规定等等，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财产权利行为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就在制度上规范了财产权利实施的行为准则，保护了弱者的权利。

工会组织的权力是抗衡财产权力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单个工人面对强势的雇主的时候，其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是很弱的。雇主选择雇工的权利，构成雇工因为过于坚持自身的权利而导致失业的可信威胁，尤其是当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大量待岗工人等待就业机会的时候，失业的威胁往往是单个工人被迫接受不利条件的主要因素，这就给雇主占有合作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工人一旦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对比就不同了。工会类似于劳动力供给的垄断组织，集体罢工的威胁对于雇主来说也是致命的，为此雇主不得不在一定的区间内对工人组织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把合作利益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和工人分享，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或者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等等。

除了政治权力和工会组织权力之外，提高工人自身的经济贡献能力也是遏制财产权利支配的一条有效途径。市场经济价格机制的最终功能是发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越是稀缺的资源其拥有者在合作中的谈判能力越强，得到合作增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稀缺性更难改变，因为人力资本是长期的教育投资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且随着人力资本所有者本身的固有的生命周期的结束，其中的一大部分由于不能被继承而趋于消失。因此物质资本的积累远远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的主要载体是劳动者本身，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是增强个体劳动者谈判能力的一条可行途径。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大量的时间投资和物质投资，财产占有不平等限制了劳动者个体积累人力资本能力。摆脱恶性循环的方法就是教育资源公共化，切断教育资源的可得性和物质财富私人占有之间的联系，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得到无条件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再次发挥保护劳动者的积极作用。

当然，上述方法不能囊括抗衡财产权利的全部可行路径，但是只要抓住权力抗衡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保留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消除财产权利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权力抗衡原则是对支配力的限制原则，是对绝对财产权利的限制原则。它的根基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公正观点，在平等追求的社会公正框架下，绝对的财产权利既没有坚持的合理性也没有坚持的必要。对绝对财产权利的限制不仅不会减轻私有产权的保障个人自由功能相反对于提升个人的实质自由人有助益。

四、小结

仅仅以自由为目标，仅仅依赖私有财产权利并不能实现自由至上主义者所鼓吹的自由权利。平等并非像自由至上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不值得关注，它是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的有力武器。在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非公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加，非公经济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扩大居民就业以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私人财产权利的两面性，它既具备提高经济效率、促进自由的功用，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权力来源。因此，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我们在追求公民的自由权利扩大以及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公民的平等权利以及社会公平的实现。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对绝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支配力进行限制，在社会公平目标下制定制衡绝对财产权利的相关政策制度，规范私人财产权利的使用方式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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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利范文第3篇

财产权利深刻关系着人类日常生活的幸福与发展，对于财产权利论证的重要性随之凸显。洛克的自然法基于人与自然间的初期关系，确立了一种先在的权利论证模式。麦基从人类发展中资源匮乏与人性的不足提出一种博弈论视域下的论证路径。他们的论证展现了财产权利建构的两条重要进路，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财产权利给予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财产权利;自然法;资源匮乏;人性的不足

财产权是“一种未经我们同意就不能从我们这里夺走的权利。”［1］144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财产的获得和确证一直是一个关键性的议题。如何能够更好地说明财产权的来源、获得与保护的方式显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审视洛克的自然法对财产权给予的论证，麦基对洛克财产权论证的批判与修正，并对其各自的理论建构予以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一、洛克的自然法确证劳动价值实现财产权

洛克诉诸于自然法，赋予人类财产权、自由权和生命权等权利，通过劳动价值实现人对于财产的享有，并以传统契约论的方式展开财产的保护，最终实现自然法下的财产权利辩护。

1.自然法决定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

洛克的自然法诉之于自然理性给予我们对于自然秩序的一种认识，赋予了我们权利，规定了我们的义务，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洛克通过对自然法的确证试图实现自然法下的一个自然共同体。自然蕴含着自由之精神。洛克的自然状态历经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经过同意划定部落边界的阶段;经过同意出现货币与贸易的阶段。”［1］150在人类不断发展寻求进步的过程中，对于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是其始终保持不变的主题。“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2］19其中，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亦称之为人格权)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体现。财产权作为一种自身之外他物之上的主体性而存在。在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合理的行事，行使个人的自由权，处置自己的财产。虽然具有个体的自由，但是，洛克的自然法重在分配，而非聚合。根本的自然法并不引导我们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而是追求对每一个人的关怀［1］121。义务由此而生，给他人留下足够多、足够好的物品;不浪费，我们从自然中获取的财物不能多于我们能够使用的数量［1］149。如此达成自然法的最终要旨，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整个人类。正如罗尔斯所言，洛克的自然法世界逐步地形成了三个约束性法则，促使人类能够在合理机会原则、正义原则、仁慈原则之下生活。合理机会原则是实现正义原则与仁慈原则的基础，它提倡“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所有的人都拥有或获得自然提供的巨大的公共财富的自由权———这样，作为其诚实劳动的回报，每一个人都能挣得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料。”［1］147通过赋予人们基本的权利，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价值获得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为其能够顺利地实施，正义原则强调“惯例与习惯法，不论它们多么原始，必须允许和确保所有的人都有资格享受其诚实劳动的成果。”［1］147劳动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产生差距。如前备述，自然法的宗旨是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不能因为他人的努力不足剥夺了其自身生存的权利，因此，仁慈原则认为，“除非发生自然灾害，惯例与习惯法不能允许任何人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或变得丧失能力，以致不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行使其自然权利并履行义务。”［1］147以此，实现对于他人人格权的尊重。通过对洛克的自然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发展的历程而言，它赋予我们权利，规定我们的义务，“既适用于自然状态也适用于社会;对所有的人(即立法者和其他人)来说，自然法都是永恒的规则。”［1］111作为一种“非成文法”，自然法既不同于神谕(divinelaw)，也区别于国家的法律。它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试图使人类自我的人格得到尊重，并通过劳动实现对于财产的拥有，最终努力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2.劳动价值确立财产权的获取

从自然法内涵的探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然法赋予了人类共同享有自然馈赠的权利，劳动实现了财产权的最终确证。该部分主要探究洛克如何通过劳动价值实现财产权划归的论证。土地和其中的一切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在自然法的规约之下，其所有权为全体人类所共有。然而，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洛克提出，“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人有用处或者有好处。”［2］18－19洛克对于财产权的认识中首先诉诸于自然法把自然状态中的物划归于所有人，使得每个人享有同等的分配权利，强调了财产的先天性特征。但是，先天的分配认识只是个人拥有财产的一个前提，无法准确地说明个体如何真正地获得物的所有权。为了实现每个人都切实地享有各自的财产，他认为还需要运用一种具体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的作用此时得以体现。如前备述，洛克认为“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2］19劳动附属于个体的价值之中。如此，通过把人身所有权的实现赋予劳动之后实现了劳动价值的合理性证明。劳动成为确立个人财产的一个主要的途径。洛克进而提出，“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加入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他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2］19劳动价值的实现过程同时完成了人格权向财产权这种自身之外权利的一种转移。此外，洛克认为，通过个体的劳动实现个人财产权的获得无需一切人的同意，“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任何一部分并使它脱离自然所安置的状态，才开始有财产权的;若不是这样，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了。而取出这一或那一部分，并不取决于一切共有人的明白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2］19－20由此，洛克通过对个体劳动价值的实践作用展开的论证实现了个人财产权的确证。洛克本质地认为，无法划归于个人的自然物对于人类的生活没有好处，而且，人类为了更好地生活必须具有对于财产的所有权，实现对人格权的尊重。他对于劳动价值的阐释深刻地表明了财产的获得方式，对于通过劳动获取财产时的自由性，即无需获得他人同意可以获取财产的认识，指出了在自然法规定下人的权利具有的根本性自有特征。同时，通过劳动实现从人格权向财产权的转化确立了个体财产权的核心地位，为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国家阶段提出了要求，奠定了基础。

3.财产安全呼唤契约下的国家

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对于劳动价值的强调，人的权利的绝对持有的突出，形成了诸多新的社会局面。随着货币等形式的出现，物质平等逐步发生倾斜;矛盾的日益凸显对于权利的分配产生分歧。由此产生了对于步入国家阶段的愿望，人类开始经历从父权君主制阶段步入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并管理财产权的阶段。在洛克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发现自然法赋予了个体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为财产的合法性奠定了一个根本性的基础，通过劳动价值的实现完成了从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人格权到财产权的转换，确立了财产权的地位。然而，自然法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个体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其实质上会引起自然权利的论争。因为在面对具体冲突的时候，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法官，易于产生混乱。此外，随着个体劳动的差异，货币的出现使得物质的平等被逐渐的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24突出，对于权威的需要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开始诉诸于契约保护人们的权利。个体通过把某些自然权利转移给一个社会管理者，从而获得对于自己其他权利的保护。不过，洛克仍然坚持，国家的出现必须保留个体在自然状态中所具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所有权等自然权利，以及对自己保护、对他人保护的义务。如前备述，自然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规定我们的义务“既适用于自然状态也适用于社会;对所有的人(即立法者和其他人)来说，自然法都是永恒的规则。”［1］111其中，对于财产权的保护是政府合法性的主要基础。洛克的契约下的国家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契约形式，它保留了人类在自然法状态下的根本性的权利和义务。他对于国家的需要只是迫于财产权的保护而产生的一种被迫的变革。如果遵照于洛克对财产权利的认识，他需要对于自然法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然而，自然法如何能够以一种先天的论证模式得以存在，它的论证基础又是什么?对此，洛克并未予以充分地说明，他只是试图从形而上学的层面阐释自己对于自然法下如何进行财产获得的一种假设和推理。如果我们对于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进行提问，他的困难就得以凸显。当然，洛克通过劳动价值进行财产所有权获得的论证确实有其合理之处，他充分地揭示了劳动价值的优越性和合理性，预设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合理性之基，对于人的存在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说明。鉴于洛克对于财产权利的认识，他把国家出现的旨在置于保护财产的所有权利这一点体现了其理论建构的内在一致性，但对于国家的内涵的确证显得有些单一。除却私有财产之外，城邦或国家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需要。综观洛克对于财产所有权利及其相关要素的说明，他对于自然法的过度崇尚让他忽略了从个体的基本特征进行论证的可能。麦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对洛克的财产所有权论证展开了批判和修正。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审视麦基的财产权利论证，发现以人的本性和现实资源的匮乏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建构模式的力量。

二、麦基对洛克财产权论证的批判与修正

麦基拒斥洛克持有的先在的财产权利认识。他认为，财产权利的拥有并不具有绝对性。从理论层面而言，“权利只能通过参照某种特殊的幸福理念或概念，某种获得承认的权利体系，以及二者的相互结合的形式得以实现。”［3］175具体到实践过程中，“权利需要诉诸于竞争者相互间的冲突、妥协后才能实现部分的修正，最终通过政治—法律过程进行确立。”［3］1751.击破洛克财产权的附属条件如前备述，洛克的财产权利的认识是在自然法之下通过个体的劳动进行获得，无需参照任何的实在道德或实在法。“如果一个人把摘苹果的劳动附属于苹果之中，通过开采活动把劳动附着于矿石之中，或者通过清扫，或篱笆圈围把劳动附着于一块土地之中。他拥有的价值就有两个源泉，部分在于他的劳动，部分在于自然存在的苹果、地下矿石、荒地或灌木丛。”［3］176在此过程中，只要能够保证为其他人留有足够多、足够好的物品，劳动价值使得劳动者获得了对于自然物的所有权。麦基认为，洛克的假设存在根本性的困难，需要在一定的限制之下才可以实现。具体论证中，他从洛克自然法中的附属条件、物品实际劳动价值的承载，以及遗赠权的获得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证。首先，麦基否定洛克自然法中附属条件的合理性。他认为，通过把劳动价值附着于自然的物之中只能表明劳动价值归其所有，无法合理地证明其余部分的归属权。洛克所提出的为他人留有充足的共有财产的附属条件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只有存在一个可以不断扩展的边界才存在满足的可能，我们才能考虑对土地的获取;只有存在大量未被使用，可以获得资源的地方才可以实现对可以移动、可以持存的物品，例如金属、石头和木头的享有。在一个几乎所有资源都处于短缺、竞争状态下的情况之中，洛克的理论无法得以应用。他也无法论证囿于当时附带条款可以满足需要时取得的合法所得。”［3］176－177“当重要的附加条件不再得以满足时，曾经合法获取的物品已经难以专属的保留，而应当归还于集体。”［3］177其次，麦基提出，现实中的劳动产品是一个集合性的过程，内涵了诸多人的劳动价值，“甚至于某人的劳动自身也蕴含了他人提供的技术、技能和知识。”［3］177－178此外，随着条件的变化，商品的价值会发生增加或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使得商品与劳动者自身的劳动价值间的关系愈加疏远，逐步减弱。最后，他提出，如果按照洛克的自然法认识，一旦某人去世之后，他同时失去了对于其所有物的拥有权，遗赠权也应当随之消失，财产的遗赠无法实现。麦基对于洛克论证自然法中附加条件的批评切中要害。毕竟洛克所提出的附属条件是一种理想化的条件，在一个资源都处于短缺、匮乏的情境之下如34何能够进行合理的财产分配难以通过洛克的理想的自然法去实现。当这一附属性条件失效之后，曾经合法所得的物品如何进行分配随之成为一个难题。2.困境认识确证财产权获得的新路径麦基对于洛克自然法中附属条件的否定体现了他对于人类当前困境的认识。他认为，人类的困境正如沃诺克所言“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差。”［3］108－109出现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是由人类资源的匮乏、同情心的缺乏等因素所造成。资源的匮乏使得人类无法像洛克在自然状态中承诺的一样，通过个体的劳动确立对物的所有权，开始陷入不断的人与人的斗争之中，寻求对于财产的拥有。同情心的缺乏根本性地决定，并加重了人类这一行为的必然取向。休谟也认为，对财产权的尊重、对管理财产及财产转让规则的尊重始于人类的自私、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无法为人类提供充足的供应。诚然，“如果大自然对于人类的需要供给十分充足，事物和温暖像空气和水一样源源不断，也就无所谓规则的需要。”［3］111如果人与人之间都体谅彼此，心怀彼此，规则也就易于执行。当然，虽然麦基承认人类的自私本性，慷慨的有限性，但是，他同时坚信人类具有利他、向善的倾向。他认为，一般而言，个体对于他人的关爱总体上多于对自己的关爱。只是，这种关爱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对家人、朋友等具有某种亲密关系者的关爱。困境之下，人们为了保护财产、避免伤害、实现人类共同的繁荣，开始寻求某种限制彼此竞争的协定。同时，为了使这个协定可以顺利实现，需要一个权威的出现。因为即使存在协定，如果人们不去遵守，协定的意义必然丧失。权威的出现可以惩罚对于规则的懈怠、滥用等情形，褒扬遵守者，最终形成一个人们囿于惩罚接受权威，为了美好的生活渴望权威的良好局面。麦基认为，“人们需要把自己置于规则之下，随着重复性的经验到遵守规则获得的利益，违背规则遭受的损失，习惯就逐步的加深。”［3］114通过社会性习惯的实践，人类在根本性困境之下可以寻求生存、发展的路径，最终实现对于财产权利的保障。麦基对于财产权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的建构实现。在他的财产认识中，劳动价值的作用依然重要，商品中劳动价值的来源，国家产生的原因等内容对于个体的本质特征与社会现实的依赖更为明显。如上备述，洛克对于劳动价值的说明在其理论建构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充分地揭示了劳动价值的优越性和合理性，预设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合理性之基，对于人的存在展开了一次重要的说明。但是，囿于他对于自然法的依赖，洛克的劳动价值论难以较好地说明现实社会中商品的价值与劳动价值间的具体关系，为麦基批判洛克的相关认识提供了一个基础。此外，洛克提出的附属条件确实是一种理想化的条件，资源的本质，或者说现实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源必然处于短缺、匮乏的情境之中。因而，通过洛克的理想的自然法进行分配难以实现。当附属性条件失效之后，曾经合法所得的物品的分配也就成为了一个亟需面对的困难。在麦基的认识中，财产权的获得不是一种先在的所得，是人类面对自然资源、人之本性所造成的困境的一种现实的必然选择，是一种为了人类共同繁荣努力的结果。麦基异于洛克从自然法展开论证的努力，他选择从人的本性与现实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互间的矛盾出发，寻求对于财产权的分配，以及国家本质的认识。麦基的界说方式更为实际，无需遭受洛克所需要回答的形而上学的困难，他更多地采用一种经验论证的方法，符合人类的直观感受和社会实践体验。在麦基的财产论证思路中体现了公民间的契约协定、国家权威的认可、法律的进一步确证和保护这样的一个基本程序。以此实现对于财产所有权，国家与财产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确证。总体而言，他关涉财产、财产权利的认识对于人类日常生活实践确实是一种重要的指引，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财产及其权利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三、结语

洛克的自然法认识发端于对人类生存之初，自然馈赠充足的条件之下，是一种原初状态下的建构模式。对于当时的物与人之间确实存在洛克所言的基本关系，物多、人稀，合理的劳动付出即可获取生存的基本资料。作为一种原点式的论证路径，洛克希望能够说明人类进行财产分配，赢得个体人格，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麦基着眼于人类自然资源的困境、人性的困境等因素，试图寻求一条更为现实、更具操作性的新道路。如前备述，洛克对于劳动价值的界说是其理论建构的重要因素，对于人的基本价值予以了一次重要的阐释。然而，他对于自然法的依赖会面对如何回应从形而上学层面提出的诘难这一困境，对于财产权利的单一凸显弱化了国家形成的基础来源。实际上，人性、资源的基本特征也可以类比自然法中的初始状态，展开财产权利、国家形成等方面的论证，既可以避免单一的重视现实，抹杀“原初状态”对于财产权利的合理性建构的说明，也可以保持对于现实的关切。麦基对此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论证。他承续了休谟对于人性、国家的基本认识，结合霍布斯等人对于现实资源的提问展开了一次财产权利的说明。虽然他的论证并非完整，但是对于基本问题的提出和阐释已然触及了财产权利的关键之所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实践财产权利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资源。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M］.杨通进，李丽丽，林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约翰•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财产权利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民财产权利；社会资本；纽带关系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05-05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 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 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 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 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 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 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 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 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 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Citizens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apital Ties

Cheng Min-xuan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Sichuan 610074，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is the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of the product, by acting on human capital and delivered to the material capital, in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plays an important, indispensabl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the amplification effect.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includ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twork,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the citizen's property right exists between ties. On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citizens to get system definition and protec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people, to break through barriers of special trust, makes th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bject generally increased, eventually through screening,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node will also increase, the individual's social network and therefore also to exp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includes the implicit knowledge sharing, trust, credibility, cooperation criterion, i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form of, and people's cogn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capital. The 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citizen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personal social network node number and social network corresponding to exp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also lead to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财产权利范文第5篇

本文主要探讨了虚拟财产的本质和属性。以批判的态度针对当前的虚拟财产一些观点进行了分析。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认定角度论述了虚拟财产价值的产生和运用。提出了虚拟财产是用益权利的观点。并且运用汇率原理分析了这种虚拟财产用益权的价值实现、权利认定和诉讼依据。

对于网络游戏的不同方面主要涉及到了三大块问题：1，虚拟财产问题；2，外挂问题；3，私服问题。这三大问题涉及到了不同角度和层面的法律关系。虚拟财产主要关系到了游戏产品本身以及其衍生品、附产品所带来的权利属性和价值认定问题。外挂则是典型的知识产权中与著作权相关的侵权问题。私服则是涉及到我国的互联网公共政策和众多知识产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看，只有虚拟财产问题才是我们所面临的全新问题。而其他两个问题通过我们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基本上是可以解决的。

哲学上对物的定义有很多种说法，一般而言在国内主流的比较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的定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因而我们法律上对待物也应该是基于这一哲学上的认识而判断的。对于虚拟财产是否应当属于法律所调整的物的客体必然要也需要从哲学上寻找依据。现在主要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虚拟财产应该属于物权的调整范围，具有财产权属性；一种认为虚拟财产不具备民法上物的构成要件，最多属于著作权范围。

对于把虚拟财产看作物权的观点，其主要支持的论点在于虚拟财产在理论上的可计算性，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虚拟财产的商品属性。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虚拟财产在现实社会中交易所体现出了货币价格，因此这种价格就代表了虚拟财产具备商品的交换价值。虚拟财产在特定人群中的有用性，赋予了其使用价值。而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体现了一定的价值。综上所述，他们认定虚拟财产是商品，而商品恰恰是民法调整的主要财产范围。在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也的确把虚拟财产认定为了“动产”①。

我认为上述推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从其观点来看他只是借用了政治经济学中一些术语，在没有认真理解什么是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前提下就不恰当的使用这些词进行论证。以下两点作为虚拟财产物权理论运用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批判观点：1、通过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计算虚拟财产的价值。

我们不能认为虚拟财产在形式上可以作为类似的商品流通就一定具备了直接的价值，就凝结了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本质上讲，玩家对网络游戏使用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而不是生产劳动行为。这是属于消费环节上产生的，并且玩家在游戏中的行为本身并不是一种劳动行为，更不存在所谓的创造价值活动。有价值的是占有虚拟财产的这种权利，而不是虚拟财产本身。因而一个游戏玩家无论在游戏中花费的多少时间，都不属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不属于个别劳动时间，更不能用社会劳动时间来计算。政治经济学上的劳动创造价值，是在生产阶段产生的，而不是在消费环节产生的。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或两种属性。作为商品，首先它必须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存在，这便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还有其特殊性。第一，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第二，它供给别人满足需要，不是无代价的奉献或赠与，而是通过交换转移到别人手里。显然这种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属性。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首先，不具备普遍的社会属性，它仅仅是对社会中很小一部份玩家来说具有使用价值；其次，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的，而是针对购买者来说的，即该虚拟物品不是满足自己使用的，而是满足他人使用。从虚拟物品本身来讲并不能独立承担起满足其他玩家需要的功能，而需要游戏运营商的配合才可以，当游戏运营商修改了某种道具的属性时，该虚拟物品所承载的权利价值亦会有所改变；再次，网络游戏中的道具取得一般都是一种概率事件，不是必然能得到。而做为商品存在的其他财产一般而言都是一种劳动的必然产物（除了某些自然资源以外）。玩家得到的虚拟物品不是出自玩家自己的创造和生产，而是由网络游戏运营商有控制的投放的。虚拟物品的属性是由游戏运营商开发，制定和修改的。玩家没有权利直接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仅仅是在游戏中享受该物品在开发商的规定下所享有的权利。

批判观点：2、虚拟财产具有物的载体，可以根据玩家的投入成本计算价值。

虚拟财产是否可以找到其物的实在载体？从表面现象来看虚拟财产似乎仅仅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一种意向，至多属于无形物的范畴。但是虚拟物又不像“电”这样的物质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无形物，而是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在虚拟社区中的社会存在，因此虚拟财产在实质上我们可以认定是一种基于社会存在的物。我们无法否定其社会存在物的性质。

网络本身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网络的载体是各种客观存在的信息数据。这些信息数据包含着网络的内容，规则等一系列体现网络价值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有价值的网络资源都是建立在信息数据上的，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自然也不例外。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只是一些虚拟的东西，但是在这些虚拟物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信息数据（具体而言这些数据包括：玩家的个人的资料，玩家通过某种特定程序生成的数据，玩家从合法渠道得到的数据，如转让，赠与，互易，买卖等）在物理层面上玩家是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一段程序数据或信息数据来实现虚拟物的流转的。可见虚拟财产是可以找到其物质附着体的。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这些附着体本身，而是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权。这有些类似于有价证券，它代表着一定的价值而它本身却没有价值。台湾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基于磁介质的数据就是虚拟财产的物的载体。我不否认，但是这些载体的存在并不能当然成为民法上所调整的物。因为占有这些数据并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在特定网络环境中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权。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前提，储存在磁盘上的数据就是法律作调整的虚拟财产本身。

玩家甲通过诉讼胜诉了，法院判决返还虚拟财产。运营商将这一段数据复制给了玩家。此时玩家得到了作为载体的数据。但是玩家是否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呢？显然没有。玩家个人占有游戏中的某一段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运营商把这一段数据运用到游戏中，玩家使用时才会发生作用。

网络游戏不同于一般的单机版电脑软件。它的特点就在于单机运行是无意义的。因而游戏的数据自始至终都是由运营商占有的，玩家的客户端仅仅是提供接入服务而已。

结论，这种一味的基于物的概念而认定的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实现是荒谬的。

虚拟财产是否是著作权的客体？

作为著作权的客体要求至少要具有原创性，独创性。我们可以明显的区别开玩家和游戏相关的两种活动。一种是纯粹的基于游戏本身的娱乐行为；一种是脱离游戏之外的衍生品制作活动。

对于前一种行为，玩家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游戏所限定的规范内的活动。如玩家给自己命名，完成游戏中的指定任务，得到特定的游戏道具。这一系列行为都是游戏运营商事先规定好的，玩家的自由选择度是一种规范化，模式化，有严格限制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基于这种活动而产生的虚拟人物及其物品是游戏玩家的创造行为产生的。

对于后一种行为，玩家脱离了游戏本身。发挥自己的才智进行自由创作，例如，同人漫画，动画，文字作品等。玩家仅仅是利用了原来游戏中的某些元素而进行的完全自主的独立创作活动。毫无疑问在这种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受保护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游戏题材相关的衍生品，演绎，改编等周边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在网络游戏内产生的虚拟物品是不能被认定为著作权的。它不属于玩家的自由创作，更不具备独创性。

这些虚拟物品也不属于运营商著作权的邻接权范围。虚拟物品包括虚拟账号的交易行为是玩家对自己权利的自由转让，只要这种行为不是通过利用非法的程序漏洞进行的，对运营商来讲，由此引发的纠纷就与自己无关。这里就涉及到了如何认定不同的侵权行为和利益所有者的问题。

虚拟财产是用益权利的凭证

网络游戏是一种服务，而各种虚拟的道具则是在游戏中可以享受某种特定服务的权利凭证。这种特定的服务通常都是由网络游戏提供商制定和提供的，而不是出于玩家自由意识创造出来的产物。例如：“大话西游2”中的变身卡，玩家购买以后使用该卡片就可以享受在游戏中变身的权利；“传奇2”中的屠龙刀，戒指等道具都有一定的附加属性在上面，这些附加属性就是游戏服务商为持有该物品的玩家提供的特殊服务，玩家一旦拥有了这些道具就享有比其他玩家更好的保护，更强的杀伤力，更容易进行游戏等权利。

游戏中产生的数据自始至终都是由游戏运营商占有的，玩家享有的是游戏数据的使用权。这有些类似于占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现象。并且这种分离对于网络游戏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这种权利是否具有价值属性从外在大环境来看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该游戏是免费运营还是收费运营。如果是免费运营，则无法找到相应的等价物来衡量其价值大小，因此不具备可诉性。如是收费运营，由于虚拟货币的存在如Q币等。或是官方直接确定其固定兑换比率，或是间接通过其他手段维持一定的与真实货币的对价。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其价值。（具体分析见下文游戏币汇兑机制）第二，该游戏是合法运营还是非法运营。如果是合法当然受到保护，如果是非法或者没有经过有关机构批准而擅自经营的自然不受保护。

从内在环境来看也需要两方面来认定。第一，是否具有交易价值。即在游戏中的的需求和数量。第二，取得手段的合法性。非法利用游戏漏洞复制或盗窃其他玩家的物品出售的当然不能认定其合法权益。

游戏币和现实货币的兑换机制在实质上起到了一种类似于汇率机制的体系。

运营商可以通过对游戏定物品的定价和回收来实现对于虚拟汇率机制的调节，稳定游戏内的物价水平。例如网易的大话西游2中就利用可回收的矿石和炼妖石等其它物品来作为标的物，给该物品规定一定的官方回收价格。从而使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大话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游戏中点卡交易的价格。游戏中的点卡交易在事实上已经很普遍了。这种点卡交易的流程如下：

1，玩家甲用人民币购买了运营商发行的点卡（现在存在实物点卡和虚拟点卡两种形态，实际上两者只是形式的不同，在实质上都是交易和该点卡邦定的帐号和密码，类似于电话卡或手机充值卡的性质）

2，玩家甲将点卡上载明的帐号和密码交与第三方中间人（网易则是由官方提供的NPC点卡交易人）

3，玩家乙持有游戏中的虚拟货币，将虚拟货币交付中间人。

4，有中间人负责将玩家甲需要的虚拟货币交给甲，乙则得到了该点卡所栽有的权利。

这中间我们不难发现，以点卡为核心的虚拟交易实际上起到了赋予虚拟货币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属性。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格。玩家甲对于游戏点卡的购买就是承认了游戏点卡是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必然是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否则就没有交换的意义。虚拟货币在游戏中的使用价值可以用交易游戏点卡这一间接的形式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真实货币，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否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存在。

这一交易过程等于是间接的赋予了虚拟财产权利的一定类似于商品的属性，即具有价值，交换价值和特定的使用价值。因为现实货币本身就是代表一定量价值的符号，作为一般等价物和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交换和支付是其基本功能。但是从本质上不能把它看作商品。

虚拟货币是衡量游戏虚拟财产权利价值的唯一标准和尺度。因此对于稳定虚拟货币和现实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是运营商必需要把握的关键，也是将来处理虚拟财产权利纠纷、确定财产权利价值的必要手段。

侵权的认定和责任、义务划分

玩家进入游戏时与服务商订立的合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附期限的合同（终期）玩家和运营商事合同关系，并且是一种持续性的合同关系，玩家应该拥有在游戏中使用虚拟人物以及相关数据的用益权利。这些游戏数据应该是属于运营商所有的，玩家所购买的是运营商的游戏服务，对于基于游戏而产生的数据的用益权也应当属于玩家自己。并且这些数据对于玩家以外的人，运营商应当承担保密和保管的义务。

由于玩家和运营商在地位权利属性，责任、义务分配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因此侵犯玩家和侵犯运营商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针对虚拟财产形成的侵权主要是关系到玩家的，但是运营商在解决争端中所其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此处运营商的义务应该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如保存一定期限内的用户资料备份（一般应不少于6个月）；在用户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后有提供数据资料查询和出具证明材料的义务。

运营商作为网络游戏服务的提供者若不保存相关数据资料，则纠纷往往无法解决。让其负保存义务并不是加重其负担,而是其应该提供的必要服务，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运营商的行为，所以运营商往往逃避责任，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其责任的情况运营商往往为了压缩成本而不重视对用户历史数据的保存。因此在法律上明确运营商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已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运营商是否也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进行过错认定。如果是由于程序本身的漏洞被利用而导致玩家损害的，无论第三方是否故意利用，运营商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如果是由于玩家自身过错泄漏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导致自己损失的，运营商无过错则不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合法用户对于账号交易信息查询的申请，运营商有义务协助查询并出具证明材料。

玩家基于相互信任而进行交易，在上当受骗后，被骗物品转手的。该虚拟财产权利不应该具备追及效力。这是应为虚拟世界本身的复杂性考虑的，我们不仅紧要考虑到保护权利人利益也要考虑到在计算机技术上的可是实现性。虚拟财物再次转手之后涉及到了复杂的身份认定程序，很难用很低的成本实现。可以说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因此不益再做追究。也可适用民法中的善意第三人制度。

如何认定虚拟财产权利所有者身份：用户名和密码，注册时提供的身份证或其它证件复印件，注册时提供的有效邮箱，和该帐号邦定的手机或小灵通，注册时提供的有效电话，近期消费凭证至少三张（如充值点卡，交费收据或清单等）

只要主张权利人可以提供上述有效信息3项以上者（包括三项），应当认定为权利所有者，法律予以保护。

财产权利范文第6篇

第二十八条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第二十九条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

第三十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

第三十一条妇女享有的与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

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二条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1月3日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作了如下规定：

1.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或以口头形式约定，双方无争议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

2.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包括：

（1）一方或双方劳动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

（2）一方或双方继承、受赠的财产；

（3）一方或双方由知识产权取得的经济利益；

（4）一方或双方从事承包、租赁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收益；

（5）一方或双方取得的债权；

（6）一方或双方的其他合法所得。

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复员、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转业费，结婚时间10年以上的，应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复员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药补助费和回乡生产补助费，应归本人所有。

4.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分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门，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当的财产抵偿另一方。

5.已登记结婚，尚未共同生活，一方或双方受赠的礼金、礼物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处理时考虑财产来源、数量等情况合理分割。各自出资购置、各自使用的财物，原则上归各自所有。

6.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7.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8.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属于个人专用的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

9.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入伙的财产可分给一方所有，分得入伙财产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入伙财产一半价值的补偿。

10.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生产资料，可分给有经营条件和能力的一方。分得该生产资料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该财产一半价值的补偿。

11.对夫妻共同经营的当年无收益的养殖、种殖业等，离婚时应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考虑，予以合理分割或折价处理。

12.婚后8年内双方对婚前一方所有的房屋进行过修缮、装修、原拆原建，离婚时未变更产权的，房屋仍归产权人所有，增值部门中属于另一方应得的份额，由房屋所有权人折价补偿另一方；进行过扩建的，扩建部分的房屋应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13.对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的房屋，应根据双方住房情况和照顾抚养子女方或无过错方等原则分给一方所有。分得房屋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该房屋一半价值的补偿。在双方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应照顾女方。

14.婚姻存续期间居住的房屋属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离婚后无房居住为由，要求暂住的，经查实可据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过两年。

无房一方租房居住经济上确有困难的，享有房屋产权的一方可给予一次性经济帮助。

15.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另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

财产权利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补偿思想；财产权利观；历史变迁；溯源

制度的形成往往源渊于思想的启蒙。制度的变迁往往也是思想嬗变的结果。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财产权利保障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行政补偿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结果。本文尝试以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为视角，追溯行政补偿思想萌芽的历史源渊。

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然法思想与绝对财产权利观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生产者的相互隔离，人民只有盲目地被迫服从于政府权力，服从于长官，服从于皇帝。国家是不受限制的、至高无上的，人民对国家应绝对服从。家国合一、君权至上的思想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人民对于任何自身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是非。国家违法侵犯人民合法权益都不会赔偿，更无因合法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补偿了。（注释1）从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无财产权可言的，当然也就不会有基于财产权保障的行政补偿制度可言。如偶有零星的补偿，也只能被视为统治者施恩于民，而非人民私权利的内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开放的经济摧毁了封建社会的行政特权观念，催化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才为基于尊重财产权的行政补偿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专制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此，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大都在宪法之中明确规定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虽然滥觞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但其思想源头却可溯及源远流长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首次创造了劳动价值理论，从而使财产权成为一种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人的劳动产生了财富，并赋予劳动者以自由享用的权利；只要合理使用并不产生浪费，任何人的财产权都不应被剥夺或侵犯。洛克还指出，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注释2）都不受他人的损害和侵犯。可是这种人人都可执行的自然法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和不安全。因此，人们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并把一些权力交给它。而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财产之所以得与生命、自由同等列为个人重要之权利，是因为，财产既是个人谋生并改善生存条件的手段，也是他免于压迫和奴役的基本保障。（注释3）洛氏甚至还认为：“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注释4）

洛克的思想无疑契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特权的要求，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并为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广泛借鉴。同时，洛克的学说还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文件所确认。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已经作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宣称财产（还有生命、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789年的法国《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庄严地向全世界宣示：“任何政治社会的目的，皆是保护人的自然与不可战胜之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压迫之抵制”，同时在第17条特别宣称：“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同年国民公会第一次会议明确宣布“个人和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1793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又颁布法律，规定对所有“提议制定破坏不动产或工商户财产、土地的其他法律”的人处以死刑。（注释5）而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老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也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来，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这就是常常被引为经典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寓言。

二、“天赋人权是毫无根据的”-社会连带思想与相对财产权利观

近代宪法对财产权的保障，与对合同自由的法律保障彼此配合，共同作用，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经济桎梏，奠定了近代自由国家、市民社会以及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私人财富的激增，并最终迎来了17、18世纪的近代文明。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所有的人都目睹了这套体系的瓦解。其中的核心概念-个人的天赋权利-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限制的自由竞争的经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资本垄断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自由竞争的极端化制造了可以摧毁自由竞争制度本身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特别是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此后带来的长期的经济大萧条暴露了自由市场自由调节的不可靠性。与此相适应，学家开始对过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进行反思，转而认为“财产权的含义来自国家对它的定义”（注释6）不存在先验和绝对的财产定义，财产内涵和职能必须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加以调整。“每个基本权利，似乎在本质上，都含有内在的可限制性”，（注释7）私人财产之使用、收益、处分受到政府管制，实属无可避免。（注释8）倡导“社会连带主义”的法国宪法学家莱昂。狄骥就指出：“人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是一种社会存在而自然地获得某种天赋权利。作为个体的人仅仅是一种知性的造物。权利的概念是以社会生活的概念为基础的。因此，如果说人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只能来自他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他不能反过来将自己的权利凌驾于社会之上。”“天赋的权利-这种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它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的支持。它是一种关于人性的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它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已，却不具有任何科学的或实证的价值。”（注释9）事实上，“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释10）权利总归是有限（limited）或有条件的（conditional）。所谓“有限”的权利保障范围，就是指个人权利的范围或空间具有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不受宪法或法律保护。“无限”（unlimited）的权利范围是指个人权利不受任何条件或法律的约束。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基本的生命权都不是无限的，至少今天还有许多国家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以死刑。宪法也不可能保障无限的个人权利，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因而一个人权利的膨胀必然迟早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权利。法律也并不创造无限或绝对的权利。

三、“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宪法规定国家财产征用权

“法律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市场经济替代近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其重心便由传统的个人自由权转移到以社会利益为内容的‘社会权’”。（注释11）许多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或多或少地采行社会改良主义的方式，企图在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相对限制私人财产权，强调公共福利，从而实现了从近代自由国家向现代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注释12）事实上，即使是极力主张财产私有的亚里士多德也并不主张极端的私有制。他认为“‘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是比较妥善的财产制度”。（注释13）也就是说亚氏还是考虑到了公民的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国家里，私人财产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再是绝对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财产权这一法律概念-作为稳定和安全的象征-已然发生了近乎解体的变化”、财产权“已丧失了其传统的宪法地位：私有财产权不再是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了。”“美国政治思想中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持久的和一贯的修辞力-尽管其含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法律实践中那种神圣性也受到了侵犯。”（注释14）德国学者基尔克认为：“私有财产绝对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利，一个无义务性的财产权，将‘毫无前途’可言。”（注释15）财产权利观的这种剧烈变化直接反映到了宪法条文之上。自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以来各国宪法都抛弃了私人财产权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理念，转而倡导对私人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及限制，由法律规定之”；第3款规定“财产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此乃具有现代意义的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嚆矢。（注释16）德国还在一则案例中这样表明态度：“法院必须记住：议会不仅有责任保护个人利益，而且还有义务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必要程度上去约束个人权利，它必须努力带来个人自由领域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公正平衡。”（注释17）二战后各国宪法则更扩充了此项原则的精神，对私有财产给予了更多的限制或课以更多的义务。从各国宪法规定来看，在现代社会国家里，私人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受到以下一些限制：

第一，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即财产所有人有使用其财产的义务，否则得由有使用能力之人使用其财产。

第二，财产权受“公共福利”的制约，即财产权的行使须同时有助于公益达成。

第三，财产权的内容“由法律规定”。（注释18）正如克鲁泽所言，在现代社会，财产权的无条件的不可剥夺性只能是一句豪言壮语，在革命的狂热和宪法的曙光中，人们很容易在屋项上为它呐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真要实践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注释19）当财产权神圣、绝对的神话被打破时，宪法便赋予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人财产进行征用的权力。（注释20）基于这种宪法授权，无论财产所有者是否愿意，政府均可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强制取得私人之财产。“财产权是政府权力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却是政府自己划定的。”（注释21）那种认为财产权是自由之基础和对政府之限制的观念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政府不能拿走属于我的东西”的时代一去不返。（注释22）

四、“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财产征用补偿思想的形成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共利益又可以说是令法学家最感困惑的不确定概念之一。（注释23）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正面价值评断的概念，“必须以一个变迁之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因素及事实，作为考量该价值的内容。尤其，在民主及法治国家，对于公益价值之决定，更须以法的角度来予以充实。”（注释24）国家不能仅仅根据一个抽象的“公益”（注释25）就随意地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执法机关也不得任意要求个人利益服从自称的公共利益。

然而，“实际上‘公用’（注释26）一词长期以来被界定的如此之宽泛，因而几乎不再是什么屏障了。”人们现在“所关心的不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是补偿的计算和理由”“什么样的行为如此严重地干预了财产权以至构成了征用”（并因此要求补偿）的问题反过来变成了如下问题，即“我们认为对什么样的行为应给予补偿，并因而称之为征用？”（注释27）这一转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唯一的问题已变成补偿问题。易言之，虽然各国一般都规定政府征用公民财产必须出于“公益”的目的，但是宪法制约的松弛，往往导致行政征用制度“养成”过度追求公益的性格。因此，人们只好转而更加关注比较实际的“补偿”问题了。“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expropriationwithoutjustcompensation）”的原则，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这项原则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正义的要求所在。

五、结语

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决不是行政补偿思想得以形成的唯一历史因素，但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上文所述可知，行政补偿思想的形成与财产权利观的历史变迁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勾连性。行政补偿思想正是在公民的财产权利从无到有、从绝对的到相对的历史转换过程中萌芽并最终形成的。行政补偿归根到底是一种对公民财产权利进行保障的制度。因此，在根本不存在公民财产权利观念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绝不会产生行政补偿的思想。另外，行政补偿思想的产生又与国家征用权力的行使密不可分。在现代法治国家，征用与补偿可以被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唇齿相依，互不分离。在自然法盛行、强调绝对财产权利的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用权力受到限制，从而，行政补偿思想仍然缺少萌芽的合适土壤。只有在现代社会国家里，财产权利由绝对走向相对，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积极动用征用权-作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行政补偿思想才应运而生。

注：高景芳（1974-），男，河北河间人，河北科技大学讲师，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1参见彭诵：《论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但是，洛克时代的政论家们一般均把“财产”（property）理解为一种广泛地囊括了estate（包括土地、不动产、财物、社会地位）乃至生命、身体、才能、自由等东西的概念。（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注18.）

3[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2-53页。

4[英]洛克著，叶启芳等译：《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

5[法]莱昂。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6[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0页。

7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8参见法治斌著：《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42页。转引自王太高：《征用补偿的宪法基础》，载《学术论坛》2002年第4期。

9[法]莱昂。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2、24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1汪习根著：《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12参见董炯著：《国家、公民与行政法-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以下。这一转型有其客观原因。即过度自由竞争造成的混乱后果，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脱于所有自由竞争主体扼制垄断的协调执行官，需要一个维持基本社会公正而免于社会崩溃的社会产品分配者。生产高度社会化和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又需要一个执行共同社会事务的组织者。上述角色都历史性地由国家承担起来。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5页。

14[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9、281页。

15转引自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注74.

16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17参见张千帆著：《西方体系》（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8参见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9[美]路易斯·亨金等编，郑戈等译：《与权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6页。

20实际上，近现代宪法规定政府基于公益目的可以行使征用权，是基于现实需要而非法学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无论在自由放任时期的自由法治国家阶段，还是在国家主动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社会法治国家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场合，政府活动不可能一概通过私法的物权变动完成。譬如，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需要使用土地，如果政府与土地所有权人逐一谈判、签订合同取得土地，将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严重削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因此，政府应该拥有强制取得的权力。

21[美]埃尔斯特等编，潘勤等译：《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0页。

22笔者认为，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来不曾在事实上存在过。因为，有说服力的是征税。征税将不可避免地侵犯到财产权的绝对性。而没有哪个组织起来的社会用不着征税就能运转。

23有学者总结，我国法学上的公益观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基于国家高权的观念，按照公益高于私益的原则限制人的权利。第二阶段是基于国家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的理念，压缩公益的量和度。第三阶段是基于生存权及尊严生活的理想，国家积极追求公益。第四阶段则是基于德国、日本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痛苦经验，以及苏联全能国家模式最终崩溃的惨痛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向第二阶段回归，重新强调公益的局限性；同时保留第三阶段的一些成果，关注社会权，可以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调和。参见李累：《论法律对财产权的限制-兼论我国宪法财产权规范体系的缺陷及其克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24陈新民著：《德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25公共利益一般可做两种理解：普遍的公共利益和特殊的公共利益。普遍的公共利益意指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具有普遍的利益，如国防安全、社会秩序、环境卫生、教育劳动，等等。特殊的公共利益则是在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如一个行业内成员共享的利益、一个地域范围内居民共享的利益。行政补偿涉及的公共利益概念，有的属于前者，有的则属于后者。

26显然“公用”与“公益”存在明显区别。固名思义，“公益”即指为了公共利益：“公用”即指为了公共利用。基于“公益”的征用较之“公用”的征用要宽泛得多。在此，对此二词我们暂不做细致的区分。

财产权利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遗嘱 非财产 效力

一、遗嘱的概述及主要形式

法律意义上的遗嘱是指订立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务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的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确遗嘱之前，必须先明确法定继承人的内涵和范围，法定继承人是指遗嘱人本人的直系血缘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遗嘱继承是指公民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继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通过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其他的自然人的应当属于遗赠。在本文中笔者谨对遗嘱继承中的非财产性的遗嘱进行分析，也就不包括涉及财产遗赠的遗嘱。

依据我国《遗嘱法》中的相关规定，遗嘱的主要形式有公正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这几类。

二、影响遗嘱法律效力的因素

一般说来，遗嘱人订立遗嘱属于意思自治，因此只要遗嘱的内容和形式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那么遗嘱就具备约束继承人继承行为的法律效力。从我国《遗嘱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遗嘱人必须要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一条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嘱的效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有盲聋哑等生理缺陷而但精神没有问题的成年人，他们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因此他们所立的遗嘱也具备法律效力。

（二）遗嘱人所立的遗嘱必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所谓的意思表达不真实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胁迫遗嘱人所立的遗嘱；（2）欺骗遗嘱人所立的遗嘱；（3）被非遗嘱人假造的遗嘱；（4）被篡改的遗嘱；（5）遗嘱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立的遗嘱。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四款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三）遗嘱人对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必须是有处分权的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也会遇到夫妻二人一人立遗嘱时未经对方同意便处分了全部夫妻财产，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遗嘱人生前的行为与遗嘱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遗嘱处分的财产在继承开始前灭失、部分灭失或所有权转移、部分转移的，遗嘱视为被撤销或部分撤销。”

（四）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

内容不合法的遗嘱主要有三个情况：（1）遗嘱取消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2）遗嘱没有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3）遗嘱内容违反其他法律。

（五）遗嘱的形式必须合法

即可采用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形式。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遗嘱人立有多份遗嘱，那么具备法律效力的遗嘱应当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如果多份遗嘱中有公正遗嘱，那么就以公正遗嘱为准。

而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遗嘱也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在短期内遗嘱人重新出现，那相应的财产可以退还遗嘱人；如果时间较长，类如超过两年以上以及财产出现了无法退还的情况，则受益人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法定义务人不受此限。

三、涉及非财产权利遗嘱的法律效力的分析

所谓的非财产权利是相对财产权利而言的，一般说来非财产权利指与公民人身联系密切或是不可分割的且不具备直接财产性内容的权利。一般说来，遗嘱是遗嘱人在遗嘱中对其将成为遗产的财产如何处理的一种意思表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会在其中加入其他非财产性的处分行为，也就是会涉及到当事人的非财产性权利。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是指遗嘱人会对自己死后个人事务的处理进行计划和打算，这并不涉及遗产继承方面的内容，只是关系到遗嘱人和继承人的非财产性权利。

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以下内容：“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三条中有如下规定：“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如义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经受益人或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附义务那部分遗产的权利，由提出请求的继承人或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接受遗产。”

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务的情况来看，遗嘱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立遗嘱人可以通过意思表达真实的意思表示对于自私身后的事务做出处理。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关于继承的法律条文和体系中，对于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也给司法实务中判断遗嘱的法律约束力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笔者看来，遗嘱本身是一种当事人处分自己身后事务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涉及财产的分割还是其他非财产性事务的处理都应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之上，这样的遗嘱才可以产生对于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所以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本身的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应根据继承法关于遗嘱效力的规定来考察，而至于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内容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遗嘱中涉及非财产性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前文我们提到遗嘱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构成条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也就说，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也是属于法律规定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一旦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不被法律保护的话，那么所涉及的遗嘱内容自然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例如某人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离世后老伴儿必需一心一意的为自己守寡不得改嫁。从遗嘱字面意思来看此人立此遗嘱的内容的目的在于防止老伴儿改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份遗嘱中遗嘱人剥夺了老伴儿再婚的权利，而婚姻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之一，只要是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婚姻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行使可以不行使，可以自主决定何时行使、如何行使。剥夺一个人的婚姻自由是使得公民不能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如何结婚、与何人结婚的一种权利，当然不被法律所保护。在本例中的遗嘱人通过遗嘱限制老伴儿的婚姻自这是对老伴儿人身权利的损害，因此这种遗嘱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

（二）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

这是遗嘱中所附条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基本要素，在这一点上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遗嘱和普通的遗产处分遗嘱是一样的，无论遗嘱人订立任何条款的遗嘱，都必须建立在订立遗嘱人意思表达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是遗嘱人意思表达不真实的遗嘱内容，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也就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约束力。

（三）遗嘱中所涉及的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必须是可以行使的

关于在遗嘱中所涉及的关于当事人的非财产的权利，必须是当事人可以行使的权利，如果继承人不能行使这种权利的话，那么促成遗嘱生效的条件就不能达成，那么这种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性权利权力的遗嘱自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例如某人在订立遗嘱内容如下：本人死后自愿将遗体捐赠给医疗机构进行器官移植和医学研究，但是死者的父母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对年迈的父母很大的精神打击，如果子女死无全尸将更加难以接受。这一遗嘱从内容上看符合法律的基本规定，只不过在涉及死者父母的感情方面显得过于的残忍。对此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传统就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但是从法律范畴上来看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享有人身权，也就是死者对于自己的遗体可以自由的进行处分，即便是在死者身后这种意思表示依然具备法律约束力。从范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死者父母的这一做法虽然是处于对于子女遗体的保护，但是在子女意思表达真实和遗嘱内容合法的基础上，死者所里的遗嘱还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四）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遗嘱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格式

遗嘱中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属于遗嘱的基本内容，因此这些相关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法律关于遗嘱格式的规定。也就是说遗嘱中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和内容的格式也必须符合前文所提到的遗嘱的五种基本类型及相应的构成。如果相应的格式的条件不能达成的话，那么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采取了公证遗嘱的方式，那么在关于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也应当进行公证，这样才能保证遗嘱中的各项条款具备相同的法律效力，避免效力高低不同带来的冲突。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果遗嘱中所涉及当事人的非财产权利的内容不符合我国法律相关规定的话，也就是说这些涉及当事人非财产权利的条款和内容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那么在遗嘱中其他的相关财产性内容和条款是否还具备法律效力呢？笔者认为遗嘱既然是一种民事的法律行为，那么这种涉及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共有的遗嘱自然也可以视作是一种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话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条件与法律行为是否出于一个统一的意思表示。从我国的语言习惯和日常生活的风俗来看，如果涉及当事人财产性权利和非财产性权利的意思表示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意思表示的话，那么非财产性权利的无效不影响财产性权利的生效；而一旦当事人对于财产性和非财产性权利之间有着关联关系，也就是说财产性权利的实现是建立在非财产性权利实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话笔者认为非财产性权利的无效也不要应该影响财产性权利的法律效力，因为财产性权利也是建立在遗嘱有效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非财产性作为先决条件，当时也不应当影响非财产性权利的生效。

四、结语

财产权利范文第9篇

关键词：房屋征收；财产权利；公共利益；补偿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45-02

一、房屋征收中的公民财产权利

财产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公民享有的最为重要的私权利之一。而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私法自治原则，也要求公民对其财产享有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断遭受各种违法征收行为的侵害和剥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施行虽然表明了国家要对被征收人进行公平补偿的决心和信心，但是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只涉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1]，公民的财产权利未能获得全面、系统的保护，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

我国《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民法通说认为处分权是所有权内容的核心，是所有权最基本的权能[2]。而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公民不能根据个人的想法和意愿处分自己的房屋，若不对公民的房屋所有权进行充分的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很容易受到的侵犯。

（二）租赁权

与已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不同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对房屋承租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他们无法作为房屋征收关系的一方主体参与其中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较为不妥的。

当征收标的为房屋所有权时，被征收人当然为房屋所有权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承租人的租赁权虽然不是征收标的，但房屋承租人基于所享有的租赁权也应当获得征收补偿。房屋承租人的租赁权会因房屋所有权的变更而受到影响，承租人若只是通过向房屋原所有权人主张交付租赁物和使租赁物适于使用收益的状态[3]，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否则《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就不会在《合同法》已经制定和颁布的情况下，专门设立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范，明确房屋承租人有获得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这无疑不是为了强化承租人的法律地位，使其可以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况且，房屋承租人的财产权虽然并非是征收直接剥夺的对象，但其权益损害却与征收的实施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

房屋承租人作为征收关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应当被认定为债权意义上的征收关系人，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承租人的征收关系人法律地位，或者将其置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地位。

二、房屋征收中公民财产权利受到侵犯的主要原因

（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

在公益征收实践中，无法将公共利益从商业目的中分离出来，造成了滥用政府权力干预房屋征收、纠纷严重等现象，作为弱势一方的被征收人得不到有效的保护[5]。

而区分公益征收和商业拆迁行为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应给予补偿。”因此，只有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才可以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实行征收、征用并予以补偿，政府才能行使公权力介入房屋征收。但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的规定尚有模糊之处：首先，该条例第八条列举的（二）到（五）项均是国家建设中的建设活动，但如果要判断某一特定的项目是否属于为了公共利益，仍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没有相对独立的判定程序。其次，第八条中的（一）项关于“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的表述过于概括，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而第（六）项的兜底条款更是为征收人滥用公共利益开铺平了道路。最后，公共利益界定的权利主体交给了市、县级人民政府，公民无法行使自身权利介入公共利益的确定程序。

（二）房屋征收补偿机制不完善

被征收人的利益能否获得应有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征收补偿，这也是房屋征收纠纷的核心问题。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较之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之处，但我国目前的房屋征收补偿机制仍不完善，十分不利于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被征收人的利益。其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缺乏独立性，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模糊，房屋征收补偿范围过窄，安置补偿不到位，房屋征收补偿责任分配不明确。

（三）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通过分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对于保障被征收人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建构并不完善，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被征收人能够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事项仅为房屋征收决定，而对于房屋征收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其他方面则无权进行诉讼。第二，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间，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征收行为将不会停止进行，即便被拆迁人果真胜诉，也无房屋可予以保护了。第三，房屋征收部门既负责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又负责调查登记房屋具体情况的登记，很难形成有力的监督体制，无法实现对被征收人的权利救济。

三、房屋征收中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建议

（一）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

公共利益含义的确定，能够起到明确区分公益征收和商业拆迁，并能有效限制国家征收权的滥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公共利益这一高度抽象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界定公共利益呢？

结合我国房屋征收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公共利益：第一，能够使不特定多数人受益。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超越个人利益的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可以被认为是公共利益，但是绝对不允许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运用权力完全不顾个人利益。此外，实现的公共利益必须要大于被侵害的个人利益以及采用最小的侵害手段实现公共利益，这是在实际运用中不可忽视的两点。还需注意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也可能成为公共利益[6]。第二，应为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这种产品和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由社会大众普遍分享，而不能被个人专享。第三，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为目标。为了全社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当然应属于公共利益，但是如果个人利益与全社会的发展相吻合，也可以被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第四，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公众获得利益。如果仅口号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际最终的利益均为个别人所享受，则不能认定为是实质上的公共利益。

（二）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制度

1.完善房屋征收评估机制。完善房屋征收评估机制，最为重要的是房屋评估机构要保持中立，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评估机构经济、组织上保持独立和评估机构法律责任的独立。

2.扩大房屋征收补偿范围。如前所述，租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受到损失同样也需要获得补偿，此外，公民依据《物权法》所享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均应受到合理的保护。故而，房屋征收应当是足额、完全的补偿，补偿范围应是以对房屋所有权和租赁权为主，兼顾预期收益和其他无形财产利益等。

3.明确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被征收人获得的补偿应当是与当时市场情况相符合的价格，绝对不能低于所遭受到的损失。我国可以借鉴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做法，通过法律制度对房屋征收的具体标准和程序予以明确规定，如国务院可以根据房屋征收的实际情况，施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细则》，对补偿的实质和程序条件、方法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

4.建立安置补偿监督机制。针对前述安置补偿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监督机制：首先，安置补偿资金管理的监督机制，避免挪用和滞留安置补偿金的现象。其次，安置房建设监督机制，督促征收人及时为被征收人安排安置房，使被征收人能够尽快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中。最后，安置房质量监督机制，保证安置房质量，防止被征收人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侵犯。

（三）完善房屋征收司法解决机制

承前，我国在司法救济层面上对于被征收人的保护是不够充分的，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有关征收的法律时，应当对被征收人诉讼权的行使提供保障，在被征收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时，征收人应当暂停征收行为的进行，以免成为无意义之诉。被征收人诉权的行使范围绝不能够仅限于征收决定这一个方面，其可以针对征收行为本身提讼，而更为重要的是当被征收人和征收人就补偿协议产生纠纷时，被征收人提起的应是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

（四）提高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在房屋征收中，被征收人法律维权意识淡薄、对拆迁知识了解的匮乏，是导致其私权利受到侵犯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7]。因而，若想减少房屋征收纠纷的发生，单靠约束行政机关是远远不够的，最为迫切的是提高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首先，要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意识到自己作为国家的主人，应积极参与到房屋征收中，对各项工作的实施进行监督。其次，了解和学习关于房屋征收的法律、法规，掌握自身享有的权利都有哪些，并明确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最后，公民应意识到我国是法治社会，任何人权利的实现必须是合法的，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自觉遵守法律，不企图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更多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

四、结论

房屋征收中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问题，是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其能否得以解决关系到社会财富是否可以公平地进行再分配，而这会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根基，国家必须认真处理房屋征收问题。若想使公民的私权利在房屋征收中不受侵害，我们就应该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即公共利益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及房屋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予以注意的是，除了规范征收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公民应当提升自身的权利保护意识，其法律意识的增强可以在根本上减少自身合法私有权利受到侵犯的机率。只有内外因相结合，才能使公民的财产权利在房屋征收中获得更加妥当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沈开举.征收、征用与补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3.

[2]杨震.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26.

[3]戚兆岳.不动产租赁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5.

[4]房绍坤，王洪平.公益征收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57.

[5]邢益精.宪法征收条款中公共利益要件之界定[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255.

[6]肖顺武.公共利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24.

财产权利范文第10篇

今年10月10日，中信信托推出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计划。该计划在不改变农村土地用地性质的情况下，解决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的利益和权益分配的难题。沈加亮不仅可以得到地租收益，也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最近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据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正启动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它将扭转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的现状，使土地转化为可以为农民带来财富的资本，从而使农民真切地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红利。

“新一轮‘’由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共同推进，它将使农民以产权保生存、以产权谋发展，从农村突破，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长期在农村调研的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德元说。

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国有建设用地有正式的土地交易市场，实行市场定价。而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村建设用地要想流转，必须通过国家征收转换为国有性质才可以交易。在这种城乡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二元结构下，众多农民无法公平地分享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收益。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底，中国农村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重不足8%，远低于城镇居民水平。

安徽省灵璧县虞姬村村民在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宅前，张望着旁边正在建设的“虞姬文化园”。他们曾经的“大田”以每亩2万元左右的价格被统一“开发”，未来一座占地300亩的旅游项目将矗立其上。官方数据显示，这个项目建成后每年带来的旅游收入超过500万元。很显然，为此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们只获得了很小一部分收益。类似虞姬村的事例在全国各地十分普遍。

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推行“土地财政”，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现象时有发生；个别村干部私自处置集体资产和增值收益……这些都让农村征地、拆迁引发的上访和在近年来不断出现。

张德元指出，新一轮“”强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另一方面暗示着地方政府可能逐渐从直接参与土地交易中抽身而出，完成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转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分析指出，农村土地一旦确权进入市场流转，农民可以成为投资者，利用市场化机制对土地实现资源配置，从而创造出更多产生财富的资本源泉。

事实上，在此次全会之前，中国各地已经开始悄然“吃螃蟹”。就在全会闭幕前夕，福建厦门集美一农村宅基地以溢价44%成功拍卖；海南省也研究提出“经批准纳入流转试点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自主开发经营，用于旅游、农贸市场、标准厂房等非农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