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21 08:47:19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在夏老师对课程做尝试的前前后后，网上几乎在同步展开着一场论战，正反双方旗帜鲜明、互不相让，都在捍卫着自己的观点。看着这些似曾相识的争论，我陷入到了回忆之中，我发现，夏老师用这节课把我打发回了一九九五年。
那年上半年，有一位顶着“联合国开发署（UNDP）首席技术顾问”头衔的美国专家Dwight W.Allen博士“悄悄地”来到了中国，在对中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计算机课程进行了一次短期考察后，他给当时的国家教委写了两篇考察报告，报告的名称有点吓人——《中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未来》和《对中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设置的再考察——一个警告》。由于这两篇考察报告没有在国内的媒体上公开发表过，所以知者不多，但它提到的观点，却如同一条潜流，直到今天还笼罩在信息技术课程上空。
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考察报告中的观点。Dwight W.Allen首先明确了两种不同的计算机教育：要么把计算机看作教育目标，要么把它看作教育工具。这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教育应用学者Robert Taylor对计算机应用于教育基本形式的概括，就是众所周知的3T模式，他认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计算机要么是Tutor（辅导教师），要么是Tutee（学习者），要么是Tool（工具）。这里的Tool显然对应Allen的教育工具，而Tutee就对应着教育目标。它还有点像我们经常提到的“计算机文化论”、“计算机工具论”的划分。简言之，把计算机看作教育目标，就意味着直接学习计算机知识，把计算机作为学习对象，如学习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学习程序设计语言。把计算机看作教育工具，就意味着计算机并非直接学习对象，而是要学会用计算机来学习，如文字处理软件的学习，软件本身的学习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学会用软件来处理文字。
18年前的Allen是坚定的工具论者，他措辞激烈地认为计算机应该是工具而非目标。“现在计算机已成为教育的工具而不是教育的目标”，“把计算机看作教育的目标还是教育的工具，这是当前中国的计算机教育政策和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的计算机教育政策的根本区别所在”。他从计算机教育的历史中寻求佐证：“在二十年前的七十年代，注重计算机语言学习的课程在美国的中小学校很是典型，但近十几年来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了。”“以BASIC语言为中心的课程是第一大危害者……如不彻底改变方向，一切证据表明中国中小学计算机教学将面临最大的灾难。”
观点偏激？危言耸听？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介意具体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射到整个计算机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一九九五年有这样一个人、在一次考察后写下了两份考察报告，不过是计算机教育历史上的一个点。而在计算机教育的一条长长的时间轴上，你会发现计算机有时候是教育目标，有时候又成了教育工具，计算机课程正是这样左一脚、右一脚地向前行进着。
思绪又回到了18年后的今天，计算机课早就变成了信息技术课，课程的内容之丰富更远非当日所能想象。但奇怪的是，Allen所提出的“目标—工具”二元对立依然困扰着我们，今天的很多争论说到底还是“目标—工具”之争。不信我们就拿这种论调来分析一下当下的种种课程实践倾向，如强调硬件的（传感器、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学习、在程序设计教学中强调算法思想，就大致是把信息技术本身的知识、原理当作了学习的目标；而在动漫一类的课程中，信息技术仅仅是学习工具，而用信息技术工具来创作才是课程真实的目标。
回到夏老师的课，在她眼里，信息技术就是一个工具，学会用信息技术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才是课程应该给学生的东西。而在以信息技术为学习目标的人眼里，在这节课上却只看到了热热闹闹的活动，而课程中的技术却未免有失浅显，甚至有些活动根本和信息技术无关。
好在今天的我们已不再像Allen那样态度强硬，未来信息技术课程的定位也并非一定要二者必择其一。在今天信息技术一日千里的大背景下，不同学段、不同地域的信息技术课程在目标上呈现多元化发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包容，在包容中消解掉二元对立才是课程之福。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令欧洲不少餐馆生意冷清，为招徕顾客，西班牙北部希洪一家名叫达里奥斯的餐馆别出心裁，推出“抗金融危机套餐”。
该套餐的奥妙就在于便宜：花费一欧元就能在餐馆里吃到一个套餐。
这套套餐由一个海鲜汤、一份排骨米饭和一份鸡肉或者凤尾鱼沙拉组成，同时还有面包、饮料和甜点。
在过去两个星期中，该餐馆每星期里提供一天套餐，以做试验。上个星期四，近四百位顾客来到这家拥有四十九个座位的餐馆品尝套餐，据说效果不错。从今以后的每个星期四，这家餐馆决定都会提供“抗金融危机套餐”。
“乒乓女皇”邓亚萍成剑桥博士
2008年11月29日下午，中国前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从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剑桥大学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有像邓亚萍这样重量级的世界顶尖运动员拿到博士学位。
美研究发现穿红色衣服对异性比较有吸引力
美国日前的一项研究发现，穿红色衣服对异性比较有吸引力。研究显示，这可能是因为红色引发原始本能，联想到性。而且发现女性穿绯红色或深红色衣服时，男性较想和她们约会，并因此较愿意花更多钱在她们身上。
研究先给受试男性看一名所谓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穿各色服饰，包括红色、白色、灰色、绿色等。100多名男性，其中大部分是罗彻斯特大学部男生，在看过这些照片后，再请他们对这位女性有多漂亮，多想亲吻她们，多想和她们发生性关系等评分。结果即使是同一人，男性认为穿红衣的那张较有吸引力。
另一批照片显示一位女性，穿不同颜色的衬衫，红色再次受注目。男人愿意花在红衣女性上的钱，也是穿蓝衣女性的两倍。即使结果如此，男人仍坚称衣着颜色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这表示男人根本没有感觉到红色的魅力。
研究发现男性穿红衣对女性也较有吸引力。艾略特表示，这可能是非常深层的生物倾向影响，对红色的喜好，是一种进化遗留下的产物。
情商纳入干部考察值得期待
山西省公选办表示，在考察干部时，除考察人选的工作能力外，还将注重“情商”考察，个性特点、言语表达、团队合作精神等内容将进入考察报告。
情商不仅是一个人心理能力的重要反映，也是其诸多实际能力赖以存在的必要基础。如果说智商讲的是如何干事，那么情商指的就是怎样做人，具体表现在勤劳、正直、自律、诚实、善良、勇敢、俭朴、守信、尽职尽责、公道正派等方面。很显然，能不能干成事主要靠智商，但乐意不乐意、诚心不诚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靠的则是情商。因此，考察干部既要看“智商”，更要重“情商”！ 将“情商”纳入干部考察无疑会让考察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入，值得期待。
英国摄影师用蔬菜食品拍出艺术杰作
乡村风景有椰菜制成的树木、土豆制成的岩石、罗勒和香草制成的小草、坚果制成的乡间小道，手推车则是由面包框加装蘑菇轮子制成的。气球则由苹果、芒果、草莓、香蕉、大蒜、柠檬和酸橙雕刻而成。
英国食物摄影师卡尔・华纳最新拍摄了一组作品，将菜市场菜肴变成了一张张艺术杰作。初一看它们好像是一般的风景画，然而这些独特的美术品却是菜肴艺术品，因为其所有素材都是食品。比如，让大蒜气球漂浮在椰菜地里。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张玉钧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管理教研室)
2004年5月下旬，笔者利用去云南丽江参加第六届全国生物多样性研讨会的机会，取道昆明、杭州和上海，对我国旅游教育起步较早的几所南方高等院校进行了考察和调研，并与相关单位旅游专业的负责人和旅游专家进行了广泛地交流。5月23日，在浙江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章小云同学的帮助下，笔者首先拜见了管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中心主任助理郭毅博士，在与郭博士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下属有四个系，即工商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旅游管理系及农业经济与管理系，其中旅游管理系下设旅游研究所和饭店管理研究所，现有师资23人。据郭博士介绍，他们系的强项是旅游饭店管理，因而经常接待和培训来自全国著名饭店特别是旅游饭店的从业人员。鉴于他们的发展势头，大学领导层特别为旅游管理系制定了优惠政策，即在对外交往中把旅游管理系提升为旅游学院，所谓“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在郭博士的引见下，5月24日笔者拜见了浙大旅游学院副院长、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玲强博士，周博士详细向笔者介绍了旅游管理系的发展概况。据周副院长讲，浙大旅游管理系是于1980年在国家旅游局首批投资布点的我国第一个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早在1990年就拥有了我国第一个旅游管理硕士点。旅游管理系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中高级旅游业管理人才、教育人才和科研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业管理、旅游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景区规划与管理。现有专业教师29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12人，讲师13人；主要学术骨干中有博士2人，硕士12人。在交谈中，周副院长高度评价了北京林业大学，特别对园林学院给予了肯定。他说：“我们相信你们北林大的水平，所以接受了贵校园林学院推荐来的学生”。笔者知道他指的是我校旅游管理专业免试推荐的郑聪辉同学。5月25日，笔者还在浙江日报社大楼拜见了浙大旅游研究所副所长、旅游地理学专家周进步教授。虽然此次相见是笔者与周先生第一次谋面，但两人就旅游学的话题谈得非常投机。听说笔者第二天还要去上海考察，他热情地向笔者推荐了去上海应该会面的几个旅游学人士。5月28日，笔者到复旦大学了解情况，早知道他们的旅游管理专业属于历史系。有意思的是虽属于历史系，但也被称为旅游学系。目前有教师9人，同时招收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但规模不大。交谈中了解到他们的强项是旅游文化。计划准备约见的夏林根教授,也是上海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担任上海茶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和《发现》杂志副理事长，是中国文化和旅游学方面的专家，可惜赶上出差，未能谋面。
通过本次考察，对笔者来说，感觉收获很大。既开阔了眼界，也增长了知识。现粗略总结以下几点，以就正于识者。
1．旅游管理专业大都是在原有的优势背景专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大学均有各自的特色。比如云南大学最初是在英语专业基础上成立的，后来又和工商管理合并(现在学院名称为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强强结合，达到了快速发展的效果。
2．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招生规模受学校总体发展的制约，人数均不是很多。比如浙大，一届只能招收50人左右。
3．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原来的背景专业课占据1/3，旅游方面占1/3，公共课占1/3。
4．师资力量普遍比较强，考察的5所大学，人数上最少的也达到9人，最多的达29人。
5．云南大学已经拥有旅游管理专业的博士点。
本次考察得到园林学院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旅游管理教研室 张玉钧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拉包尔，一座以火山命名的西太平洋岛屿城市，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不足3万，因印多年前的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闻名遐迩。随着“八百壮士”遗骸在海外无人问津事件被披露，拉包尔成为了海内外华人关注的焦点。
为探究中国军人墓地，4月中旬，由搜狐社区等媒体组成的10余人考察队前往巴布亚新几亚进行了为期9天的实地考察工作。考察结束回京，搜狐副总编梁春元执笔撰写了两万字《巴新地区中国抗日将士墓地考察报告》，这份来自拉包尔的实地报告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信息、翔实权威的图片文字资料，也为抗战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据相关史料记载，二战期间遭日军掳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中国军人约计1500余人，其中主要分布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布尔。战后幸存回到中国者约748人，在拉布尔战俘营中约有600多人死亡。这些墓地历经60余载，由于无人问津已成荒坟，有的遭火山灰掩埋，无人祭拜，十分凄凉。
媒体团首先将足迹延伸到了拉包尔近郊，在这里他们确认了吴坤等三座军人坟墓。报告称：“在科科坡西北方向10公里处，拉包尔东南方向的Keravia Bay有三座刻着中文与青天白日徽的墓碑，三座墓碑分别是：中间的是陆军67师200团的上尉吴坤，死于1945年10月24日，去世时49岁；右侧的是陆军新30师上士孔1945年10月28日去世，时年40岁；左侧的是江苏省江南保安第四支队的上士曹友生，1945年10月28日去世，时年28岁。”
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收藏的拉布尔中国战俘营的照片中，有一张中国军人死亡后的照片，上面标明，1945年10月24日，一名中国军官因事故而遭射杀。而在这里的三座墓碑的主人之一，中间的吴坤上尉的死亡日斯恰好是1945年10月24日。考察团由此基本推断了吴坤正是那位不幸的中国军人。
对此，考察团中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华^学者粟明鲜博士进一步求证当年在战俘营为澳军当翻译的张荣煦先生，他特地将这张旧照片带给他看，请他回忆是否记得有一中国军人在那年双十节后死亡之事。“张先生一口肯定有其事，并说亲自碰见到这个死尸。”
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收藏的图片记载，这三座墓地和墓碑建成于1945年11月30日，地点就在当时的中军战俘的营地附近。“墓地边上还有一废弃的水井，据介绍，当年日军就是在这个井沿上，用砍刀处决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砍头，一刀砍下，头颅掉进井里。”报告称。
考察团还考察了拉包尔东南方向火山附近广东民众墓地以及拉包尔(Bita Paka)战争公墓。
“在来巴新前，我们的最大疑问是：中国军人的墓地到底在哪里?除了吴坤那三座墓地外其余的在哪儿?”梁春元说，“根据墓地登记卡片上的文字，我们推断在拉包尔肯定有一个中国军人的墓地。但在澳大利亚的档案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说在拉包尔有中国军人墓地。我们到了拉包尔后，也多方打听，结果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墓地，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
难道中国军人墓地失踪了?带着这个巨大问号，梁春元与粟明鲜博士、北新建材公司巴新分公司总经理潘毅等人一直讨论到深夜一点多，分析其中的原因和当时的中国军人所处的环境和当时军人们的心理，仍然没有头绪。
“20日，我们前往莫尔兹比港参观莫尔兹比战争公墓，在了解墓地位置编号规律的时，我遇到了澳方的墓地管理员JasonDaniels，他肯定地对我说‘中国军人墓地就在Bita Paka，与澳大利亚军人墓地就在一起。”梁春元豁然开朗，“因为在中国军人的墓地卡片上写着，他们是被重新安葬在拉包尔战争公墓里。我们15日初到Bita Paka战争公墓时，只看到了澳军等其他国家的军人墓地，而且在当地这里一直被称为澳军墓地，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中国军人墓地会在这里。”
原来考察团第一次进入拉包尔战争公墓时就已踏在了中国军人的墓地上，但大家却毫不知情。“中国军人的墓地被夷为平地，目前看来确实无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澳大利亚当局应该是知道中国军人的墓地存在的事实，但他们把自己国家军人和英联邦成员国家军人的墓地很好地安置了，把中国军人的墓地夷平了。”梁春元感慨：两岸的分裂让中国抗日军人的墓地在海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边是美如风景画的澳军墓地，一边是被夷为平地后无人知晓，更没有一块墓碑的378名中国军人墓地，“这种待遇让我们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感到汗颜。”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一、引言
引言部分即平时我们写文章时所说的冒，应包括此次外出考察的目的，什么人员参加，到什么地方去，重点考察什么内容等。如本报告在引言部分所写的某县组织各乡镇、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外地就项目建设、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以及新农村建设进行实地考察，让人知道了此次外出考察的主旨所在，读起来让人一目了然。
二、被考察方工作中的主要做法及成功经验
此部分最主要的是要把被考察方工作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及成功经验写出来。如本报告所写考察团的感受是当地的思想解放程度高、经济发展势头猛，改革开放力度大，令人震撼，发人深省，为什么当地发展迅速呢？仔细探究，主要做法是当地的干部群众观念新、思路活，加快发展的势头猛、气魄大，招商引资的措施硬、方法多，争先创优的状态好，劲头足。外出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反思自已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如ⅹⅹ市各县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主要有：超前的思想意识造就了干大事业的大气魄，外向型的经济格局提升了发展速度，完备的发展载体奠定了腾飞的基础，永不懈怠的精神铸就了前进的动力，优越的创业环境推动了经济的跨越发展。总结经验部分是考察报告的重头戏，一定要写深，写透，写全，切忌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做表面文章，那样就达不到外出考察学习的目的，也不可能给没有参加考察的同志以启示，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对照先进找差距，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外出考察结束后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情况，搞好结合，使之成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反思工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落实的过程，即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干，如何加速发展的问题。外出考察的目的就是对照先进找差距，通过此次考察，该县委、县政府就找到了加快发展的方向和下一步拟采取的有效措施“六个突破”。即：在解放思想上实现新突破；在以工强县上实现新突破；在招商引资上实现新突破；在破解瓶颈上实现新突破；在新农村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狠抓落实上求突破。
需要注意的是，外出考察报告中要选好典型事例，尽量用典型引路，事实说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辨，典型最具代表性。本篇考察报告中就多次例举了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具体事例，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当地的发展态势好、速度快，效果非常直观，比泛泛的讲要生动的多，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考察报告范文（一）
年月日至日，以校党委书记为团长的考察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有关高校进行考察，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目的。现将考察情况和主要收获报告如下。
一、考察的主要目的
落实校党委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办学之路”的办学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开拓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有关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在联合办学、合作科研、教师培训、学生交流、学生海外就业等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学习和借鉴国外学生培养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具体洽谈中外合作办学事宜等。
二、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
代表团先后访问、参观了澳大利亚博士山学院、南昆士兰大学、莫纳什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悉尼大学、新西兰基督城理工学院等高校，拜访了中国驻悉尼领事馆，会见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有关留学、海外就业服务机构代表。
3月7日上午，代表团在博士山学院访问，该校行政总裁吉尔·拜德女士、达雷尔·凯恩和澳科集团董事长郑长厚先生等接待了我们。拜德首先代表博士山学院对我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了博士山学院的基本情况。
该校有学士课程，也有普通课程。课程形式包括：短期课程，远距离课程，网上课程，培训职业培训课程，职业证书任证等。各种课程不仅适合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学，也适合在职人士进修。学校采用小班教育，教职工均受过专业培训，富有经验并热心施教，能提供专业而友善的教学支持。现代的教学方法和训练设施保证了所有课程的顺利进行。
博士山学院以其高质量和国际水平的教育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并积极开展合作办学，以满足教育全球化的需要。博士山学院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就是
（全球教育）。由于其在国际联合办学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XX年墨尔本市予以颁奖表彰。
拜德介绍完情况之后，周书记简单介绍了我们访问的主要目的和意愿。他说，我校“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办学之路”，把博士山学院作为我校在澳大利亚主要的合作对象，此次来访就是具体洽谈和启动双方联合办学事宜。博士山学院的办学理念先进务实，教学方法和实验、实践、实训体系及模式符合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创新和办学实际的需要，双方进行联合办学，相信一定会取得成功。希望双方达成和尽快实施联合办学协议。同时，提出建立联系机制、明确双方联系人（陈曜---jillbaird）的建议。得到对方的认同和赞赏。
下午，博士山学院汽车及生物专业的负责人凯恩和皮特分别介绍了各自专业情况；拜德介绍了相关课程内容及结构等情况，就双方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教学运行方式、教材安排、教师派遣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商讨。最后达成一致，周书记代表我校与博士山学院签订了合作办学意向书。之后，凯恩、郑董陪同代表团参观了该校汽车、机械和生物工程实验室、实习实训车间等场所。
3月8日，代表团到莫纳什大学考察，参观了莫纳什大学校园，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等。3月11日，代表团参观了詹姆斯库克大学。
3月14、15日，代表团先后参观了悉尼大学，悉尼奥运村，悉尼歌剧院，拜见了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白刚参赞。白参赞向我们介绍了到澳洲教育和到澳洲留学、就业的有关情况，周书记介绍了代表团出访的目的和主要任务。白参赞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澳洲高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很发达，我们的办学思路和做法算是“找准了方向、走对了路子”，即符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部最新文件精神，也适应了当今世界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就业需求实际，完全赞同和热情支持中澳合作办学活动。
3月17日，上午代表团拜见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发展局亚洲部主任冯跃进教授。下午，在冯主任陪同下到新西兰基督城理工学院进行访问，国际部主任beth、机械工程学院主任fiona出面接待，双方就学生交流、专业实践、教师培训等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共识，并表示尽早启动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在两位主任的陪同下，代表团参观了校园环境和汽车、机械工程实验室、实训车间。
在访问过程中，代表团还拜访了当地教育服务机构和组织，并就开拓海外就业市场进行了富成效的会谈，形成了一些思路和计划框架，近期还会细化和完善。
三、考察活动中的认识和体会
此次考察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视野，深刻认识到澳洲高等教育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学习与借鉴。
（一）文明程度很高，公民素质很好。所到之处，无论路旁偶遇还是街上问路，都会有友好的微笑、热情的招呼，会让你受到尊敬、感到愉快，处于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之中。
（二）社会十分重视教育。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孩子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学校教育，不允许学生待在家里，既不读书又不工作。对教育的投入是全社会性的，除政府下拨充足的财政经费外，家长和社会各界也会对学校的建设自愿捐资，如帮助学校建一个电脑房或健身房等。企业也会向有关职业培训学校提供实验实训设备，如我们参观学校的汽车系实验室里有许多新的发动机、各种部件都是由各汽车制造厂自愿捐助的，供学生实习实训、拆卸复装使用，了解最新的科技成果使用情况。
（三）在教育中，十分注重“以人为本”，深感处处体现着“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在教育体系上，学生学完十年义务教育后，可以选择就业或继续学习。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是与终身教育相联系的，所以即使大学毕业后，或者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自己缺少某方面的能力，可以重新回到技术学院去学习相关的课程，进tafe学习没有年龄限制，而学习的费用只是普通大学的十分之一。在课程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学生发展的多样性，十分尊重学习者的需求。在校园建设上方面，澳洲校园没有围墙，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美化绿化得非常好。在校园里，到处都能见到学生们无忧无虑地进行各种体育活动，或悠闲自在地在舒适静谧的图书馆看书、上网查找资料，或神情自若地在教育室里、实验室里上课、做实验。学校各种设备设施非常完善、便利，而且教室里、实验室里、活动中心里很多东西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的或由学生和老师一起设计的。学生有自己经营管理的学生中心，设施更加齐全，活动便利。
（四）职业技能教育非常发达，体系完善（包括tafe的培训），上职业学校的人越来越多，往往还是在职带薪上学。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是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博士山学院也属于这类院校。
（五）十分注重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前面提到澳洲学校教育经费十分充裕。但从我们参观的几所学校的情况来看，学校的建设大多以“高效、实用、够用、物尽其用”为原则，学校建设布局合理，朴素大方，自然和谐，舒适便利。学校的体育设施十分普及，但所有的设施设备并不追求豪华和气派。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并不是很多，但所有的书籍都是对学生学习有用的，而且全国各学校及各级政府图书馆资源共享。学校师资配置合理，专职教师不多，大部分都是兼职教师，但都要进行严格考核、选拔、培训和聘用过程，保证胜任本职工作，人尽其才。管理人员十分精练，但素质都很好，工作效率很高。
（六）十分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
到澳新考察，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便是天空特别的蓝，空气也非常清新，到处郁郁葱葱、绿草如茵、风景如画。澳、新的大学校园，一般都是没有围墙，没有气派的门楼。校园的建筑与绿化与整个城市完全融为一体，城中有校，校中有街，十分协调，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学校的社会功能，充分体现了大学社会化程度。
四、考察取得的主要成果
访问期间，代表团受到了当地有关高校和机构的高度重视与热情接待，得到了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持，访问行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达到预期效果。
（一）此次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成功访问启动了与澳洲高校实质的合作，扩大了国际合作空间，是我校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办学之路取得的新成果，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推进我校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我校与博士山学院在汽车、生物工程等专业领域签订实质性的合作办学协议，与南昆大，基督城理工学院等院校达成了学生交流、专业实践、教师培训等合作交流意向，这不仅拓展了合作办学项目专业领域，也充实和丰富了合作办学项目的内容和形式，为实现校党委提出的要在新的国别、新的专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目标创造了条件，为培养本地区支柱产业所急需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型实用人才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平台。
（三）访问期间，代表团抢抓时机积极宣传襄樊学院的办学特色、校园风貌和人文环境，宣传襄樊市的攸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城市魅力，加强了外国朋友对襄樊学院、襄樊市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了学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营造开放办学、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氛围。尤其是在基督城理工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陈曜用ppt形式介绍了襄樊学院和襄樊市，得到该校领导的热烈赞赏。
（四）在访问过程中，会见了澳洲教育服务机构，了解了学生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最新形势和运作模式，掌握了相关信息资源，为开辟海外就业市场打下了基础。
（五）通过十几天的身临其境、耳濡目染，较为深入地了解了英联邦制教育模式及特点，深深体会到澳、新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势：人本化的教育思想、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制度安排和方案系统、教学、实验、实训立体交叉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等等都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是我校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改革、完善人才培养的宝贵参考资源。
五、建议
1、认真研究澳洲大学，特别是被访院校的教学理念、方式、方法和内容，并进行科学改造，积极引进。
2、分析各学科尤其是重点学科的内涵价值和现实意义，进一步完善办学定位，注重做到教学型要有针对性，研究型要注重地方性，应用型要立足全球化。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尽量减少空、大、虚的比例。必修课要向专业基础方向倾斜，共公课、选修课要向职业技能方向倾斜，紧跟科学发展、工业进步、技术革新，适时吸收、引进新东西，让学生能学到更实际、更实用、好就业的知识和技能。
3、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搞好人才培养定位，走出一条理论学习、知识运用、能力培养、实践锻炼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意识，适应全球化形势需要，在国内外都能就业的实用人才。
4、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系院办学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系院办学能动性，建立更加自主、自律、灵活、机动的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
5、理工科类专业要更加注重实践环节，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探索和实行模拟现场、“情景教学”、教学-实验-实训立体交叉一体化教学模式。
6、强化导师的指导作用，制定方案和措施积极引导教师溶入社会、紧跟时代、深入实际，与科学技术、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及时更新、充实和掌握新知识、新理念、新的科技成果，做到先知先觉，并将其应用于教学、实验。在教学中，要不断设计具有挑战性的、没有现成答案的专题，引导、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自主发现新的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的能力。要改进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完善相关的服务设施。各系院员工休息室要有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等必要的生活设备。
7、保障实验室、实训场所的开放时间，让学生有更多的动手时间，自主自愿自在地进行各种实验、实践、实训和设计创造活动。
8、继续完善与博士山学院合作办学项目，与南昆大、基督城理工学院的合作项目要注意跟进，争取尽早启动和实施实质性的合作项目。总结、提炼我院国际合作办学的过程和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有利形势，把国际教育学院办成国际化教育的实验田。研究和设计相关方案，探索和试行学分制。
9、一切为了学生，引导和转变学生就业观念，增强毕业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以新的视角思考学生就业取向，积极拓展海外就业市场，加大海外就业力度。
考察报告范文（二）
20**年x月x日-x月x日，学校组织我校20名教师参加首次泰国西北大学英语培训，并进行交流和考察活动，此次培训针对不仅对英语学习，而且我们同时对泰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进行了考察。
我主要对泰国高等教育研究情况和泰国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考察。主要通过在西北大学查阅了泰国教育部、大学事物部和一些泰国大学的出版物，以及在电子图书馆检索的一些文章，泰国大学事物部的官方网站上检索到一些信息。此外，还通过询问上课教师和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得到了一些资料和信息，如西北大学的课程教学大纲等。以下是笔者通过阅读一些英文文献，节译了一部分关于泰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英文文献。
一、泰国高等教育研究情况
在泰国，高等教育研究一开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高等教育并不是一种很大的产业，高等教育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一些高等教育研究是作为数据或一些专家的观点的编辑起来，以便大学管理者加强对大学的管理。例如：大学在二战前曾经进行过学生的个人学习满意度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开展了较少的研究。
对于大学而言，除了高等教育管理部门指导高等教育的运作外，大学内部也意识到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性，纷纷成立了一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或发展研究部门。尤其是在1970-1990这期间，这些组织的研究增强了大学的决策和管理水平。
各个学科的学者，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的学者均参与了高等教育的研究，尤其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研究高等教育。此外，一些学者组织了若干高等教育研究学会，如高等教育教授协会，高等教育学会，私立高等教与联合会，这些协会共同进行高等教育研究。
尽管泰国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高等教育研究项目，泰国高等教育研究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如：
1、高等教育研究仍不系统，高等教育研究的分散性不足以覆盖高等教育的主要领域；
2、高等教育研究常作为一些特殊机构的暂时性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连续性得不到充分地保证；
3、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并不是一直是高等教育的研究，以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的不完全性和不连续性；
4、大多数的研究者进行的是理论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的应用性受到限制；
5、关于泰国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泰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的政策的理论研究较少；
6、高等教育研究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私人和其他机构的经费不充足；
7、缺乏国家或地区领域间的高等教育学术会议和论坛，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间缺乏交换研究数据，缺乏分析和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机会。
二、泰国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改革情况
过去，泰国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中未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实和将来的发展都直接反映出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需要。
目前，泰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加快大学自治的进程，使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依靠各大学委员会进行运作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私立化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泰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项改革促使高等教育研究从历史、哲学的维度而言，使大学发展向新的方向发展，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大学中个人和财政管理、大学的管理机构的研究都出现了新的趋势。除了上述几个研究主题，有必要进行更多方面的研究项目或课题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高等教育改革研究在将来泰国高等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泰国教育在目前和将来会迅速扩大规模。显然，未来泰国高等教育将对泰国的社会发展而言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未来泰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依赖于高等教育研究，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曾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发展越迅速，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更多。
基于此，泰国未来高等教育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应该包含如下内容：
1、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案例研究应当从国内或国际水平上发展成为系统研究；
2、关于高等教育评价的研究应当积极开展，新出现的趋势如高等教育全球化，私立化和扩招使各国应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当地应用评价的成果；
3、高等教育研究应当有新的模式的方式，应当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注重研究的多样性；
4、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间的比较教育研究应当根据高等教育的原理系统地开展；
5、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间的的合作与网络化工作对于未来高等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改革是很必要的；
6、应当制定高等教育研究基准，以便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质量；
7、高等教育研究目的应当为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指导，而不应当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随从，研究应当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方向，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言论或一些信条；
综上所述，泰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广泛地认为，首先要加强高等教育原理的研究，然后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高等教育改革之中。
考察报告范文（三）
一、各地的经验与做法
考察团观摩的点在全省或全国处于较高水平，一些特色工作和先进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对我县今后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具有一定的启迪和指导作用。概括地讲，各观摩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是强化理论指导，在工作理念上突出超前性。思路决定出路，观念改变方式。通过考察，各观摩点普遍给人的印象是理念上高人一筹，措施上高人一招，行动上快人一步，善于把工作与新形势下居民群众的所思所需、所想所盼结合起来，勇于把解决居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与加大投入、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乐于把改善服务方式与现代网络技术的创新应用结合起来，紧跟时代工作要求，创新工作思路，破解发展难题，使各项工作符合了居民群众的需要，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了工作运行有先进理念的指导，服务方式有先进技术的支撑，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顺民意、利民众、出实效。xx市城关区针对人口老龄化突出的问题，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提出的建立“虚拟养老院”的工作理念，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为区域内老人较好地解决了居家养老问题。这种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建设构想给老年人养老问题开辟了一种新模式，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带动性。xx市七里河区结合近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在街道、社区探索实施了“民情流水线”工程，把服务居民群众作为街道、社区的重要职责，从民情反映、民事办理、结果反馈等方面系统地规范了工作程序，并依托软件公司，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维数字社区”集成管理系统和“网格化”视频监控系统，真正把民情、民意作为一项工程去完成，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深入贯彻了科学发展观，顺应了时展要求。
二是强化阵地基础，在设施设备上突出先进性。把现代技术应用到服务工作中是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服务方式的有效手段。特别是把现代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与工作服务方式相结合，对方便居民群众办事、增强工作的时效性和针对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不仅生产技术需要创新，管理服务技术更需要创新，只把现代技术的一些成果积极的应用到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当中，才能有效推动社会高效运行，促进社会文明和谐。xx市七里河区率先在西湖街道自主开发“三维数字社区”集成管理系统、服务呼叫系统、“一事一评交互式评价系统”和“网格化”视频监控系统，并组织工作人员及时对系统信息进行更新维护，形成了自主开发、逐年升级、自行维护、高效运行的良好工作格局，在社区数字化管理工作中走在了全省前列，这一数字化管理系统也在省内有条件的部分县区得到了推广应用；同时自主投资近200万元在辖区内重点地段架设了视频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全天候监控，高清的画面、自行调节的镜头、画面的灵活切换，既达到了“一人监控，全面了解”的工作效果，又有效震慑了各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城关区在虚拟养老院建设上自主开发了一套呼叫系统，服务热线统一为*****，通过这一服务热线，可实现服务对象与服务人员的有效对接，使老年人在居家养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生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真正通过技术开发使虚拟养老院的职能得到了发挥。
三是强化自身优势，在工作特色上突出时代性。所观摩的街道、社区在开展工作中都能够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作，真正形成了一街一特色、一区一亮点的工作格局。西安市新城区西光社区开展的以“学在家庭、美在家庭、乐在家庭、俭在家庭、安在家庭、和在家庭”为内容的“六在家庭”创建活动，优化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提高了社区的文明程度。xx西湖街道西街社区根据社区空巢老人多的实际，开办了“夕阳乐”餐桌，每天为空巢老人配送午餐、晚餐，解决了空巢老人做饭没力量、用餐不方便的问题。甘州区小寺庙社区结合社区实际开展了“党心连民心”系列活动，与辖区单位实施了“五联共建”工程，举办了才艺展示、厨艺比赛等特色活动。xx西湖街道实施的“民情流水线”工程、成立的“民情通”呼叫服务中心、开展的“一元钱爱心党费”、针对未成年人教育实施的“四点半”工程等工作，更是结合了区域内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实际，开展的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得到了中央及省委的充分肯定，特别是实施的“民情流水线”工程的经验与做法在中央创先争优活动简报上进行了刊登，中组部组织二局调研组撰写的文章《xx市“民情流水线”工程调查》在《党建研究》上进行了刊载。
四是强化制度建设，在工作运行上突出政策性。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联合的工作格局，是深化社区建设的根本途径。从观摩的几个点看，他们在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各方面资源进行整合，积极争取上级党委、政府对工作的支持，集中资源、精力打造具有指导性、带动性和示范性的工程，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无效利用。xx市城关区在打造虚拟养老院时，将现代化的通信技术和先进的养老服务理念进行有效对接，把网络民生、网络创业、在线公共服务三大工程和数字家庭普及计划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搭建的网络通信平台将全社会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信息汇集起来并传递给具备专业化服务能力的加盟企业，由企业派出服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服务项目部分为免费服务，部分为低于市场价格20%的优惠服务，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政府通过发放服务补贴的形式发给服务对象，也就是服务费用由政府埋单，这种政策扶持为虚拟养老院建设、运行奠定了基础。西湖街道在打造“民情流水线”工程的过程中，更是在人员力量、经费上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并形成了相应的经费投入运行机制，为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几点启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深化社区建设，强化社会管理已成为目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从xx市、西安市、天水市、甘州区社区建设、社会管理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中，有以下四点启示值得思考。
一是从解放思想中确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思路是深化社区建设的“导航仪”。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一定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作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规范的工作方式和服务体系，才能保证工作的连续性、长效性。xx市西湖街道确定的“在群众‘最盼’上赢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真情，在群众‘最怨’上改作风，在群众‘最需’上办实事”的“四最”服务理念，城关区提出的建立“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理念，都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为打开工作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城关镇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了党员“积分制”管理、组建党群爱心援助站、成立爱心党员小组、举办“邻居节”、开展“三认五结对”活动等一些思路措施，较好地发挥了党员、在职干部在社区服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效解决了城区一些孤、老、病、残、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推动了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但是也还存在资金短缺、建设起点不高、眼界不够开阔的问题，特别是在加大投入，大量引进高科技手段服务居民群众方面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谋划思考。
二是在制度建设上确立联动共建的工作机制是深化社区建设的“支撑伞”。基层街道、社区的工作如果离开各单位的支持，得不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很难打开工作局面。只有学会“借鸡下蛋”、“借力发展”、“借势推动”，树立“大社区”工作思路，才能促进资源整合，拓宽服务领域。一方面要通过上级党委、政府建立强有力的辖区单位参与共驻共建情况的考核评价机制，坚持每年建成一批共建项目，切实为居民群众办一些实事好事，真正使居民群众得实惠；另一方面社区要作为中介机构把各服务企业、服务单位与服务对象连接起来，找准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有利于于各方发展的工作结合点，形成互利互惠、相互促动的工作机制，着力破解社会管理服务中的难题。甘州区小寺庙社区开展的“五联共建”活动，有效整合了辖区单位资源，取得了一定成效；西湖街道在实施“民情流水线”工程中积极动员辖区单位、“两代表一委员”参与，确保了“民情”、“民事”落到实处；xx市城关区建起的“虚拟养老院”，更是整合各方力量，保证了服务措施到位，服务效果明显。我县在开展共驻共建工作的过程中，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实行了县委常委包挂社区制度，组织开展了“六联六共”活动，对在职党员实行了“一表两书一卡”管理，根据社区实际设立了社区共建日，一些做法既得到了各辖区单位的支持，也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共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还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xx市、天水市的一些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三是在贴近实际中开展具有优势的特色工作是深化社区建设的“助推器”。一个区域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人文地理差异、民俗民风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开展社区工作要切实贴近工作实际，根据社区的不同特点，充分发挥具有的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富有特色的工作亮点，在工作的突破口上下功夫，达到以点带面、重点突破、亮点示范的目的。要根据社区实际，按照“一区一特色”的要求，对每个社区的工作进行规划设计，形成具有不同工作理念、不同工作思路、不同活动载体、不同工作平台的社区工作特色，着力推动社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是在打造亮点工程上开辟资源整合的有效路径是深化社区建设的“动力源”。城市社区开展工作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政治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如果把这些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利用，形成资源共享、信息共用、服务共搞的良好工作格局，打造出一些亮点工程，对于提高社区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xx市七里河区在打造“数字社区”时，就有效整合了城管、综治、环卫、计划生育等多部门的资金资源，并由区政府统一调度，打造基层服务平台，并随时对信息进行更新，保证了信息资源的准确完整、高效利用。目前我县在把政府事务延伸到社区时，没有同时把各单位的信息资源、优惠政策整合到社区，而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行其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同时各个系统信息有差异、数据有出入、信息采集不完整，给社区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应该由县上相关部门牵头，整合配置好各类信息资源、设施资源，使社区、辖区单位能够相互利用、共享平台，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三、对我县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通过考察学习，并在认真分析我县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考察团就今后加强我县社区建设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一是以整合资源为重点，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上下功夫。要结合我县实际，由县上牵头，对目前我县已实施或正在实施的城建、公安、计生等部门的数字系统资源进行整合，在社区建立终端服务平台，相互连接，共同服务，建成节约高效的互动机制，提升城市社区建设水平。
二是以建立操作性较强的共驻共建工作运行机制为重点，在形成工作合力上下功夫。结合近年来共驻共建工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新讨论制定进一步加强社区共驻共建工作的意见，重点在共建平台建设、共建工作考核、共建工作制度建设三个方面下功夫，着力提高共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尤其要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相关单位负责人定期下访收集办理居民意见建议，建立符合实际的如“城市管理联席会”、“民生保障联席会”等一些“专业性”联席会，整合力量解决好居民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三是以实施“民情流水线”工程为关键，在优化社区服务上下功夫。认真借鉴学习xx市七里河区实施“民情流水线”工程的做法，在强化“五条渠道搜集和受理民情，五种方式解决和办理民事，五项措施公示和反馈结果，五个途径落实和强化监督”措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不断创新载体，重点在设立民情服务电话、开办“爱心餐桌”、组建民情联络员、规范党群爱心援助站运行、筹建空巢老人爱心服务站等方面做文章，努力把“民情流水线”工程打造成一项惠民工程。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首先在人民东路、新建东村两个社区进行试点，力争在6月中旬以前建成规范运行的示范点，取得经验后，在其他社区推广。同时以县民政局筹建虚拟养老院为契机，加大协调配合力度，积极开展符合居民需求的居家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在县委组织部的指导下，与民政、人社等部门配合，在人民西社区筹建老年人“爱心餐桌”，切实解决好老年人做饭难的问题。
四是以打造文化品牌为目标，在促进社区文化和谐上下功夫。开展好文化活动既是丰富居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也是提升社区形象的需要。xx市、甘州区在创建文明和谐社区的过程中坚持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作为一项工程去抓，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县社区近年来在社区文化上下了一定功夫，开展了一些富有特色的社区文化活动，举办的社区文化节、才艺展示赛、服装展示赛、厨艺赛等活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今后要进一步挖掘社区在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个性特色，把知识性、教育性、娱乐性等诸多文化因素融为一体，拓展社区文化的内涵，举办形式多样、富有特色、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动大众文化广泛普及。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1990年之后，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了快速“大变样”阶段，在城市公共建筑设施、居住标准迅速提升、大批高层建筑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如何保护优秀的历史建筑和环境、延续城市文脉、并使其得到可持续利用，为当代做出贡献，已成为各界人士共同思考与努力的目标。
在“十一・五”期间，2008年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将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等技术研究列为重大科研课题。2009年，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与上海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共同承担了“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其中，现代集团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研究院合作进行子课题“上海地区优秀历史建筑可持续利用设计技术研究”。
历史建筑的妥善保护与利用是城市传承历史文化、维系城市或民族记忆的需长期坚持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不仅需要国家有关法规，规定及城市各管理，规划部门的规划与严格管理：需要现状调整、检测，需要建筑专业在历史考察，确定重点保护部位的前提下所作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修复以及结合新功能所必要的调整等设计，并在改扩建时遵循可识别性、可逆性原则等，还需要结构专业的修缮加固设计、设备专业结合新功能的系统更新，包括节能、消防，先进设备等配置，当然还需精心施工等。在力求综合性的整体保护历史建筑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各方努力，才能让这些无比珍贵的历史的见证者，在相匹配的优雅的环境中，立足于今天、并得到恰当的可持续利用，延续其寿命，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有鉴于此，有关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设计技术研究的课题组由相关多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赴日本考察的成员也涵盖建筑，结构。设备等各专业。2009年12月完成课题中期报告后，集团组织课题组一行八人，赴日本专题考察，成员有：上海院建筑总师唐玉恩，张皆正，历史院副总师陈民生、郑宁博士四人，还有上海院结构总师李亚明、给排水副总师徐凤、暖通副总师何焰、以及电气主任工胡戎。
本次考察着重了解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情况，时间一周。除了实地考察广岛、神户、奈良、东京、横滨、镰仓等地的众多重要历史建筑――国宝、指定重要文化财等，还与日本同行“株式会社日本设计”、“株式会社JRE建筑设计”进行有关项目保护与利用的设计技术交流。“日本设计”的野正人先生介绍了东京几个重要保护项目保护与利用设计案例，并陪同考察“国指定重要文化财――三井中央信托银行”老楼及新楼，赠送简介；森一朗先生陪同考察横滨港红砖仓库等项目，“JRE设计公司”的米川龙夫，田原幸夫先生作了东京丸之内车站保护修复、扩建的技术介绍并赠送有关资料。正是通过交流使考察得以深入。
日本的历史建筑类型众多，有从受中国建筑影响的“唐风”传统木构到逐渐演变发展的“和风”木构，受西方建筑影响的各种风格，功能类型、各种结构与材料的近代建筑等，在城市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历史建筑构成丰富的文化遗产。考察日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技术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针对不同情况，日本相继出台保护制度，注意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以在大众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中持续发挥作用。
1950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并在1975年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创立了以历史街区为保护对象的“传统建筑区保存地区制度”。
1996年，日本再次修改《文化财保护法》，引入登录制度。该制度的运行，扩展了建筑保护的范围与数量。现行的日本文化财体系中关于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方面，主要包括：“有形文化财”、“纪念物”、“传统建造物群”等。其中，属世界文化遗产和有形文化财中的重要部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而价值特别高的部分，则被指定为“国宝”。纪念物指“史迹”、“名胜”等。传统建造物群，则由市、町，村条例决定“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或选定“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
此外，日本产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得到重视，这类建筑大部分被列入都或市选定历史的建造物以及近代化产业遗产的保护名录之中。
考察后，我们曾在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内进行了讲座交流，经进一步整理、查阅参考书等工作，现汇集成涵盖各个专业的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作为课题研究的附录成果之一。
同时提交到特别关注建筑文化考察的《建筑创作》杂志发表，也是我们向同行的汇报。本次关于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考察报告分成三部分：之一，日本传统木构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二，对话与共生――日本近代建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之三，日本历史建筑保护利用的结构与设备特点。
因考察时间较短，深度尚不足，敬请各位专家与读者指正。
注释
1 日本的建筑界，[日]尾岛俊雄，浙江大学编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第296-312页。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这一次斯文赫定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至上海的空中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查。中国西部对赫定来讲并不陌生，他自1890年第一次进入中国西部，曾前后四次在那里探险近十年的时间。赫定这次要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像以往考查一样，带队进入中国西部的大漠。
然而赫定没有想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和的洗礼，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赫定的考查活动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抵制。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个协定曾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是现代中国学者公认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1927年5月9日，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中方团长徐旭生共同率队，自西直门火车站离京前往包头，开始了首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
这次考察经历地域辽阔，参加人数众多，涉及学科广泛，考察时间较长。考察团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世人瞩目：白云鄂博铁矿、爬行动物化石的发现、气象站的建立，以及在沿途进行的地形测量、对罗布泊变迁及额济纳河流变迁的实地考察与研究，都是开拓性的工作。另外，在额济纳河发现的一万多枚居延汉简、罗布泊发现的土垠遗址等都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8篇
1906年8月，俄属芬兰的一位男爵带着神秘的任务，来到中国的新疆，又经河西走廊到达甘肃、陕西、河南等地，1908年才结束“考察”到达北京。他就是后来成为芬兰元帅、总统的曼纳海姆(1867～1951年)。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马达汉。在中国的两年“考察”中，他测绘了3067公里长的道路图和18座城市的方位、布局图，用近1400幅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的自然景观、城市风貌、社会百态，还留下了大量日记、考察报告和浓厚的“亚洲情结”……
“俄国博士”的中国姓名
1906年8月，他从当时沙俄统治下的中亚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在清朝政府外务部给他的护照里，他的身份是“俄国博士玛内尔黑穆”。他对中国并不陌生，1905年作为沙俄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他志愿前往中国的辽东半岛参加日俄战争。这一次他再次被沙俄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俄国驻华公使为此照会中国外务部，表示有一位“俄属之芬兰人玛内尔黑穆由俄国塔什干肯特，经过喀什噶尔(今喀什)、库车、罗布诺尔、肃州、安西府、大同府前往北京”。
这此“考察”与沙俄的亚洲战略密切相关。19世纪中叶以来，俄国一直对中亚地区“特别感兴趣”，1906年后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兴趣并没有因为对日战争的失败和国家内部的困难而丝毫有所减少”，可是俄国向亚洲腹地的扩张一直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在中国的新疆、等地咄咄逼人，还与日本结成同盟，使沙俄的扩张面临更大的挑战。而且，中国人民正在觉醒，因此沙俄总参谋部想弄清“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有多大，特别是在边疆地区的实力影响，还有反对新政的地方官员如何看待新政带来的急剧变化”。所以，俄国总参谋部让他“不要暴露自己是一名军官的事实，要作为一个普通芬兰人，以好几个科学协会会员的身份去旅行”，并给他下达了非常明确的军事侦察任务。
1906年7月他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俄国统治下的塔什干、安集延等地，8月24日越过中俄边界线，开始了他两年的中国西北“考察”。当月30日，他到达了喀什噶尔，并在沙俄领事馆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拜会了彬彬有礼的道台袁鸿耀，并请求这位举止清雅的老人给他取个汉文名字，于是这位“俄国博士”有了一个响亮的汉名――马达汉，意思是“天马行空，直达宵汉”。笔下清末中国社会百态
1906年10月，马达汉离开喀什噶尔，向南疆进发，而后又到了北疆，再经河西走廊到达兰州、西安、开封、太原等地，1908年7月才结束“考察”。他沿途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拍摄桥梁和军事设施，广泛结识各级地方官吏，了解军事、经济和新政实施情况，考察过拉卜楞寺和少数民族部落，对沿途的165名男性居民进行了人类学测量，还在五台山拜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每到一处，他都在日记中记录清末中国的社会百态。
马达汉对少数民族和沿途各部落的历史、现状、状况以及藏传佛教寺庙的分布、影响都很感兴趣。1907年4月、5月，在库热(今昭苏县)，他访问了蒙古族居住区的喇嘛庙圣佑寺，观看了喇嘛们的法事活动，他感到“在信徒们的眼中，喇嘛享有莫大的尊敬。如果喇嘛曾长途到拉萨朝圣，那么他受人尊敬的程度更甚”。6月，他在巴音布鲁克访问了蒙古族土尔扈特汗的营地，喇嘛寺是这里“最神圣的地方，约有100名喇嘛在这里供职”，管辖着20帐毡包，而喇嘛的数量约占当地土尔扈特部人口的1/3。12月，他在甘州(今张掖市)看到康隆寺是当地的“西拉尧乎人(即裕固族)主要的宗教圣地，庙宇十分宽敞，而且富丽堂皇”。人们对喇嘛教十分尊崇，不仅祈祷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为纪念特别受人尊敬的喇嘛，在山坡的两座喇嘛墓旁特设了一堆旗杆和一处石堆，当地的西拉尧乎人路过时总要下马，念经祈祷。
王公、活佛是他很关注的特殊群体。王族载漪又是这个群体中的“特殊人物”，因义和团运动中“反对洋人”被流放新疆。1907年8月，马达汉在乌鲁木齐见到他时，觉得他“十分温良恭谦，有着出身高贵的特征”。他不明白这个对他十分友好的中年人，怎么会成为一场以在华洋人为打击目标的民众运动的首领之一?1908年6月，马达汉在五台山拜见了另一个特殊人物――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1904年英国侵略后流亡内地，正在这里等候晋京朝觐。马达汉觉得他是“一个具有精神和气质活力的生气勃勃且聪明能干的人”，并安慰他说：“当他认为不得不离开他的故土时，全俄罗斯人民都对他寄予真诚的同情。”会见快结束时，马达汉请求允许他展示准备送的礼品――支勃朗宁手枪。当马达汉演示如何将七发子弹一下子推上膛的时候，达赖张开嘴大笑起来。达赖起初以为马达汉负有“特殊使命”，在得知他仅仅是一名普通“考察者”后，便放弃了让他给沙皇带信的念头，并委婉地拒绝马达汉给自己照相和以后去“考察”的请求。
马达汉在“考察”途中与上到总督、下至翻译的各级地方官吏往来，在日记里留下了一张张鲜活的“脸谱”。作为一位旁观者，他对清末官员的、派系争斗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他这样描写1907年前后的新疆官场：总督等高级官员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外出时前呼后拥，往往“看不到衙门土墙以外的世界”，很少接触一般民众，大多不懂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低级官吏“通常都负了一身债后才总算被任命担当一个地方官职”，一旦任职就大肆搜括，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者比比皆是；官吏之间相互倾扎、尔虞我诈，“时刻准备让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倒霉”，诽谤、告密最为盛行，而这一切又往往在微笑、送礼和恭维等微妙的过程中完成。在这种背景下，阿克苏镇台的千练就给马达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位身体高大、行动敏捷的60岁老人，看上去最多50岁；不抽大烟，精于治军，并对许多社会问题都很有兴趣，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改革，中国的军事改革也要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紧密关联。他认为中俄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会发生战争。最让马达汉吃惊的是，他让三位夫人和孩子们一起和马达汉见面，还让夫人和女儿表演了射击。
在观赏沿途美丽、雄奇的风光的同时，马达汉很注意“考察”中国的新政和社会民情。他一路考察民间的手工作坊，参观新式学堂、近代化的工厂，观看新军训练。了解铁路建设的进展，还对外国传教士、驻华官员和军队的活动有所关注。在固尔扎(今伊宁市)，他见到了“保卫”俄国领事馆的半个哥萨克特遣队，城墙边还驻有守备军团――配置了大炮的俄军加强分遣队，营房周围是堡垒和壕沟，俨然“国中之国”。他在日记中感叹：“在中国的领土上驻扎着这样一支配备大炮的俄国军队，实属特殊。不可想象，现在处于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对于伤害其的行为究竟能容忍多久!”
持久的“亚洲情结”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连城； 鲁土司 ；祖源；
【中图分类号】 TU-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37-3
永登位于东经103.2°，北纬36.7°，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后魏废县，建永登亭，《水经注》载：“润水南经永登亭西是也”。元置庄浪县，明改庄浪卫，清改平番县。1927年改为永登县。而连城则隶属于永登县管辖，距县城65公里， 连城地貌特点为东西两山高耸相峙，南北呈一狭长谷地，清澈镜明的大通河如一条哈达穿镇而过。虽处西北，但当地林木葱茏，景色宜人，历来有塞上“小江南”之誉，而鲁土司便居于连城镇。
鲁土司始祖于明初归附，封为土司，世袭相传，以“土皇帝”居于西北，世忠于朝廷，守土保家，经历十九世，二十二人，历经561年（公元1370年――民国21年）。在这漫长得五百多年里，其家族的发展至衰亡足以列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立至1644年满人入关而灭亡，期间时长为275年；清王朝于公元1644年入关至末代皇帝1912年退位，其时长为267年，明、清两个朝代总的年限为542年。几乎历经明清两王朝始终的鲁土司足以把握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民族政策、乃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证等各个方面。但是，或是由于史料缺乏、或是由于研究者关注不够，关于鲁土司的研究为数不多。鉴于此，文章将鲁土司的研究成果分类加以详细阐述。
一、鲁土司家族的祖源探讨
李良品的《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中将土司研究分为启蒙期（1908年到1949年），低迷期（1950年到1979年），快速发展期（1980年到1998年），鼎盛期（1999年到2010年）四个阶段，其中在快速发展阶段提到这一时期土司研究注重于土司制度的产生源头和发展过程的探讨，而就在这一时期关于鲁土司的研究则聚焦于它的祖源探讨。马明达、王继光的《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中从《鲁氏家谱》卷三《始祖传》及《鲁氏世谱》得出明初率部落归附者乃脱欢，而非阿失都或巩卜失加。鲁鉴始祖脱欢，据《家谱》、《世谱》云为元安定王。而这篇文章得出鲁土司始祖脱欢非元宗室系成吉思汗四子阔列坚的支裔安定王脱欢，而是顺帝至正元年任过平章政事的有名脱欢者，得出鲁氏家族并非元宗室，只为蒙古族后裔。郭永利在《甘肃永登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家族的辩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中从鲁光祖的《鲁氏家谱》及鲁《鲁氏家谱》的一份敕谕的年代得出鲁氏家族率众归附者是巩布失杰，并非始祖脱欢，指出攀附始祖脱欢具有有意附会之辞，而在否定了始祖脱欢之后，有以土达一词说明鲁氏家族的祖属为蒙古族。而郭永利在《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其家族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14卷第2期）中在联姻问题中指出十五世土司在清代与阿拉善蒙古亲王之间的联姻， 近亲结婚的结果使鲁氏的子孙有的早夭，有的成为痴呆人，既在前文中指出鲁土司家族非元宗室，又何来与蒙古亲王的近亲结婚，这两篇文章在小论点似乎有出入。王继光《安木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一以《李氏宗谱》、《鲁氏世谱》、《祁氏家谱》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中在对甘青土司家谱的遗存做了说明后对鲁氏家族的祖源提出质疑，以始祖脱欢为元宗室且武功卓著，却不见于史，进而提出质疑，认为鲁氏家族始祖脱欢仅为蒙古族后裔，非元宗室。易雪梅的《鲁土司家谱考》（《档案 （史料研究）》2002年4期）中也认为鲁土司家族为蒙古族后裔。南德庆的《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中从检索出元史名脱欢的五人，在《鲁氏家谱》与《明史》做出断定：脱欢非为每土司始祖；在《明史・鲁槛传》与《鲁氏家谱》的史料得出阿失都巩卜失伽为土司始祖证据不足；并据妙因寺寺内存有一匾《救赐大通寺记》，推定鲁贤为鲁土司始祖，并据《明史鲁槛传》“鲁槛，鲁贤之子”，肯定鲁贤确有其人，也是鲁氏土司家族史有记载的最早的祖先。
二、鲁土司家族的
鲁土司的的属寺为研究其的切入点，有红城镇的感恩寺、永登县的海德寺、连城镇的妙音寺及寺、显教寺、雷坛、东大寺、西大寺，研究者也多以此为切入点。
赵朋柱的《鲁上司信奉的宗教》（《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中简单指出鲁土司系蒙古人出身，信奉喇嘛教。罗文华、文明的《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考察报告》（《故宫博物馆院刊》2010年第1期）中对妙音寺、显教寺、雷坛三寺内做详细说明，对妙音寺的8座大殿内的塑像、壁画做考察，显教寺的碑亭及四殿塑像碑刻详细说明，雷坛的泥塑、壁画做一详细报告，指出此次考察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夏春峰的《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中对妙音寺的壁画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得出当时鲁土司信仰错综复杂，佛、道并存的信仰，体现家族对宗教的依赖性以及地方文化的包容性。魏文的硕士论文《甘肃红城感恩寺及其壁画研究》对鲁土司的家族信仰以藏传佛教为基础，尤其对感恩斯内的藏文碑记作了释读，以感恩寺渊源以及感恩寺记事做了大量的史料概括，以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视野得出鲁土司的藏传佛教的丰富内容鲁土司家族的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辅以道教，杂糅藏传佛教的各派中的萨迦、格鲁。米德《蒙古族鲁土司属寺东大寺《西游记》壁画内容与粉本考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文中以东大寺的壁画的具体内容《西游记》作一具体的研究认为鲁土司家族信仰藏传佛教寺院。杨鸿蛟《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信仰变迁》 （《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总第89期））文中对99副唐卡以及壁画推测，鲁土司家族最初信奉萨迦派，并据妙音寺的多杰羌殿得出鲁土司家族对噶举派的推崇及重视，推测鲁土司家族改宗格鲁派始于17世纪。张宝玺《永登海德寺和红城感恩寺调查研究》 （《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l期）成为甘、青、内蒙一带颇负盛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境内尚有多处藏传佛教寺院。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中对鲁土司家族的信仰分为道教、藏传佛教并对其信仰的原因作一简单的介绍。
三、鲁土司家族婚姻
郭永利在《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其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14卷第2期）中认为鲁土司家族与青海李、祁土司两大土司联姻，以借助彼此的力量来扩大稳固地方的小统治，揭示了政治与婚姻的联系。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对祁土司、李土司的联姻也作了简单的介绍，并且对丧葬及生活习俗作了简单论述，源于旅游的缘故，文中论述过于简略，论点简单。陈亮《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第11卷第10期）中对李鲁土司的发展及家族联姻有以简述，对李鲁土司的发展及盛衰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作一简要的介绍，旨在肯定土司家族在维持西北边疆的稳定，为中国的统一、安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西北土司发展与灭亡：王继光的《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对甘青一带存在土司但并不纳入史料提出，明政府并不承认是土司区，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土流参设制度与土司制下的行政建置不同，并且提出这种西北土司特点与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民族分布和地理形势密切相关。李世宇《从土司地区的经济结构看土司制度的建立》（《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01期）以贵州地区的土司来研究提出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陈嘉宗《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3期）文章对沂州地区的土司的土地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从霸地到卖地契，揭示土司家族的衰亡，鲁土司也经历了同样在衰落时期卖地契、田地的以维持家业。林伟科《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黑龙江史志.史志鉴研究》2010年第15期）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西北土司的基本特点，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 第5 期）首先指出西北地区亦存在土司制，中央政府对甘青土司在制度上存在一些土流参治，土控于流、守土与护家休戚相关、多封众建，各族头人机会均等的制度创新。贾霄锋的硕士论文《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对西北与西南土司的差别以及原因作了研究、分析与归纳。高士 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对西北推行土司制的原因分五个原因加以说明。李向德《连城鲁土司述略》（《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中简单介绍了鲁土司家族，对鲁土司作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它存在亦有它的残酷性作一简要说明。近两年博硕论文亦有涉及到鲁土司的发展，青海师范大学党晶硕士论文《明代庄浪卫与鲁氏家族》文章以四章对庄浪卫的经济文化作了详细阐述，同时对庄浪卫下辖的鲁土司作了以军功为主的的论述，肯定鲁土司以军功起家，并以军功得到中央王朝的赏识并加以壮大。兰州大学贾霄锋博士毕业论文《藏区土司制度研究》更是对甘青地区的土司制度作了全面详细的论述，以政治、制度两大篇以八章的篇幅详细阐明了土司的继承制度、发展及灭亡原因，对研究鲁土司的发展宏观的启发与指导，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对西北土司的发展及变化，张生寅的硕士论文《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明清河涅土司》文中对河湟土司分三个部分作了简要介绍河湟土司的兴起、发展、衰落并对国家对其管理做一梳理，以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土司势力由盛而衰发展过程，认为河湟地区土司一直以来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二） 旅游兴起与开发： 随着旅游的发展有关鲁土司旅游的文章也出现少，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与赵秀文、金锋《永登连城鲁土司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构想》（《生态经济》2009年第02期）中对鲁土司的旅游开发作了简单的说明，叶明晖、孟祥武《永登鲁土司衙门建筑形制述略》（《华中建筑》2009年第08期）中对鲁土司衙门的建筑作了简要的介绍。
（三）出版书籍：永登地方党史办出版《古镇连城》和杨培鑫《连城胜迹》（甘肃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简单通俗的语言作了对鲁土司全面的介绍，赵朋翥《连城鲁土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书中对鲁土司家族的十九世土司，二十二人作了详细的简要的生平介绍，并且对鲁土司属寺也作了相关的介绍，算是一本总论性的简要介绍的书籍。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文中对《鲁氏家谱》敕谕以及序言有关族谱作一详细的归纳，并对遗误不清之处进行了考证辨析，对研究鲁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五、其他
2008年8月22日至24日，首都师范大学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谢继胜为代表的团队对永登县境内的佛教寺院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深入考察，以妙音寺为重点考察对象，甘肃省兰州市文物局与永登县政府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永登鲁土司衙门协办的甘肃永登鲁土司属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召开，提出鲁土司衙门大量的壁画遗存及碑刻等大大等大大拓展了藏传佛教的研究领域。会后有贾维维、孙琳提交《甘肃永登鲁土司属寺藏传佛教艺术考察及学术报告会议综述》（《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对考察作了详细的介绍。左五元《专家研讨鲁土司汉藏佛教艺术》（《中国文物报》2008年002版）对鲁土司考察报告也作了报道。邵其珍的《考察队发现并确认大量曼荼罗坛城和国内罕见的佛教壁画》（《兰州日报》2008年第001版）指出此次考察发现的曼荼罗、佛教壁画、唐卡图案、金铜佛像、佛经等大量的资料。兰州日报推出《永登发现大量国内珍贵文物》（《永登发现大量国内珍贵文物》，《兰州日报》2008年第001版）对考察报告作一简单介绍。
六、后记
鲁土司研究近几年以来随着以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谢继胜的调查一步一步的深入，特别是壁画的研究对艺术以及宗教的研究一步一步的深入，但同时在许多方面研究不深。在祖源祖属的研究现在已经得出结论，鲁土司家族为蒙古族的后裔，在婚姻研究方面，寥寥无几，研究以李土司、祁土司的联姻为主谈及政治联姻的主导作用，在经济制度方面研究也大多只能以西北土司来以大见小，鲁土司家族以军功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世代驻守边疆，尽忠职守，作为边疆一域的“土皇帝”来割据一域，作为一个内部独立的集团，在经济、文化上应该有其独特的文化经济圈，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或研究不深，或未涉及，随着史料的整理，鲁土司的研究领域空间很大。
此外，关于人物的研究很少，历史人物勾画出鲜活的历史，在明史中有《鲁鉴传》，关于传说有马太夫人，还有正德年间的鲁纪勋的女儿誓死抗争的故事。鲁土司存在五百六十多年，对其研究的空间需要史料的的支持，谢继胜教授的深入调查给以启示。
博士考察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苏联专家 新疆综合科学考察 中苏合作
[中图分类号]D614；K27；N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58－09
新疆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多是国外科学家，因此，中国对新疆地区的资源情况了解不足。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开始了亲密合作与交流。1953年2月，号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中苏两国派遣人员互访、交流、学习，苏联大批科技人员来华工作，参与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建设，对中国的发展伸出了援助之手。
1956年3月29日，苏联政府派出由16人组成的科学家代表团来中国。在苏联专家的建议和帮助下，中国制订了《1956～196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中包括对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调查和研究等内容。为了完成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综考会)。综考会对新疆综合考察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查研究新疆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了解新疆农林牧业的现状、历史和问题，为新疆的开发提出方案和设想。
一、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的提出及考察概况
新疆考察最初是由苏联专家提出的。1955年4月26日，苏联科学院派出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И.Д.巴尔金院士为首的10人代表团来华访问，对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院的合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上建议：“最好能讨论一下在中国西北开展考察队工作的问题，方法是组织一个特殊的综合考察队，以全面地查明自然资源和对开拓该地区、发展该区生产力的总计划建立科学根据。”同时苏联专家还表达了希望参加考察的意愿，“中国西北区(指甘肃、青海、新疆)综合考察工作，苏联学者有很大兴趣可派专家携带整套设备来帮助我们，使考察队成为训练人才的学校。西北有石油、灌溉等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中国专家自己进行，困难较多)。中国科学院如认为有请苏联帮助的必要，可向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提出”。
中方邀请苏联专家来新疆帮助考察有学术上的考虑。首先，苏联科学院曾经组织过大批科学家在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蒙古等地区进行过考察，对考察干旱、半干旱地区有丰富的经验，值得中国科学家借鉴。其次，新疆地区资料匮乏，中方仅仅进行过一些路线勘查和植物调查工作，而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新疆地区进行过地质勘查活动，对新疆的地理、水文和气候有所了解。再次，苏联编有全疆1／250万和1／100万的地质图和北疆部分地区的1／50万地质图，并有小比例尺的土壤图和一些新疆地区的动植物资料。
在综考会的领导下，新疆综合考察计划在1957～1959年期间进行，并聘请苏联专家参与工作。1957年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邀请“苏联科学家参加新疆综合考察队及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工作”致信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希望苏联派专家参加考察工作。信中郭沫若谈到了希望由中苏双方各出一名队长主持工作。涅斯米扬诺夫在回信中谈到：“对这些工作来说，‘共同的’这种叫法未必适合，因为这些工作是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及中国科学研究人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来进行的。同时，我们觉得，苏方不应委派考察队队长。我们认为如果派一位主任专家来领导苏联科学家及作为考察队的队长，在友好的气氛中，在中国科学院委派的考察队队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话，是比较合适的。”中苏双方在达成一致意见后，苏方于1957年5月派遣专家来华参加考察队的工作。此后，苏联连续数年派遣专家来华，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一起进行了新疆的综合考察。
1955年，苏联来华专家、中科院院长顾问柯夫达通讯院士提出“研究中国自然生产力和经济的全国大型综合科学考察队的远景计划”的建议。关于西北地区，И.Д.格拉西莫夫院士认为，“西北各省(甘肃、青海、新疆)在最近将来是新的巨大经济开拓对象……最迅速地开拓这一地区具有很大的普遍的政治意义”。“从1956年开始讨论在西北组织巨大的综合调查队的问题是合理的。调查队的总任务是自然条件的地理结构和自然资源(矿产、土地、水、植物等)的全面研究，以及综合发展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总计划的科学经济基础的拟制。”
1956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北京成立。考察工作涵盖土壤、地貌、气候、水文、地质、植物、动物、昆虫、农业、畜牧和经济地理等学科，目的在于了解新疆地区的自然状况，研究农、林、牧、水利为中心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生产力配置，工作重点主要偏重于农牧业。参加新疆考察工作的有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土壤、植物、地理等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江西农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畜牧兽医研究所、新疆水利厅、新疆农业厅等单位。
1956～1959年，新疆综合考察以野外调查为主，主要考察阿勒泰地区、天山南北坡以及昆仑山北坡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条件、资源等。1957年新疆考察队人员编制为106人，分为10个专业组，共包括8名苏联专家，即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组、经济地理组各有苏联专家2人，土壤组、植物与草原组、水文组、水文地质组各有苏联专家1人，新构造地质组、昆虫组、农业组、畜牧组没有苏联专家。1958年新疆考察队人员编制为188人，总队下设11个专业组，即地貌组、新构造组、水文地质组、水文组、土壤组、土壤改良组、植物组、动物组、昆虫组、农牧组和经济组，共有苏联专家10人，除动物组和昆虫组外，大部分专业组都有苏联专家。1959年新疆考察队人员编制为226人，分为11个专业组，即地貌与第四纪地质组、土壤组、植物与草场组、水文组、水文地质组、新构造组、昆虫组、农业组、畜牧组、经济地理组和土壤改良组；3个小分队即北水南调小分队、和田河小分队、东疆小分队和1个试验站(排水洗盐盐碱良试验)。参加考察的苏联专家人数至此也达到了几年来的最高水平11人，且大多数苏联专家在新疆工作已有3年，其中土壤专业6人，即土壤改良组有3人，土壤地理、土壤化学、土壤溶液组各有1人；自然地理、地貌、植物、水文、水文地质等
专业各1人。除了专业组有苏联专家外，排水洗盐盐碱良试验站也有苏联专家5人。1960年考察工作结束，野外调查转入室内总结阶段，在综考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并设立了6个综合组。12月召开了新疆综合考察队工作总结暨学术会议，肯定了综合考察卓有成效，并对整个考察工作做了总结。1961年，新疆综合考察队撰写了地貌、气候、土壤、水文、植物、动物、昆虫、农牧业和经济地理等多学科的考察报告，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新疆的建议。上述考察所取得的丰富的科学资料，为合理规划新疆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工作情况
新疆综合考察工作以中方人员为主，1957～1960年，苏联科学院先后派出了十余名专家实地参与了考察工作，来华苏联专家概况详见下表。
(一)在考察中帮助培养中国科学工作者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中方参加考察工作的队员多是新参加工作的年轻科学工作者，野外工作的经验并不丰富。以1957年水文队为例，5名队员中2名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1名是新疆分院的专业干部且只有中等教育程度，另外还有1名苏联专家和1名苏联莫斯科大学的实习生兼翻译。由此可见，苏联专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野外考察、培养人才、提出建议、参加编写总结性报告和参加学术活动等，他们的付出对考察的顺利进行帮助很大。苏联专家“在指导各种学科考察方面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在培养干部方面，在专家帮助下，青年科学工作者业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并掌握了一套野外考察方法”。
(二)指导考察、科研等工作的顺利进行
以1957年为例，苏联专家来新疆的时间是5～8月间，几个主要考察组都配备有苏联专家，他们主要是帮助进行初步的路线勘查、资源调查等工作。苏联专家组组长穆尔扎耶夫博士帮助对准噶尔盆地做了地理观察。B.H.库宁教授指导水文地质组的队员进行了由奎屯河下游的车排子农场到克拉玛依地区，玛纳斯河下游地区的大拐、沙门子、小拐一带的路线勘查工作。土壤组的B.A.诺辛教授帮助中方进行了初期的示范性考察工作。在后来的考察工作中，B.A.诺辛教授还直接领导了伊犁地区的考察工作。植物组的考察由A.A.尤纳托夫教授领导，主要进行了地植物学以及放牧场和割草场的考察工作。当年野外考察结束后，苏联专家还帮助进行了初步总结。
1958年考察的一个研究任务是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因此，当年增聘了苏联盐良方面的专家。1958年10月，苏联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副所长B.B.叶戈罗夫和土壤改良专家И.K.平斯柯依在新疆阿克苏垦区的沙井子灌溉区和塔里木河的阿拉尔地区建立了排水洗盐试验地，并与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合作进行排水洗盐试验。1960年苏联原计划派遣9名专家来华，但因为中苏关系趋于恶化，实际只来了6名专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方编写新疆4年野外科学考察的总结，并继续进行盐碱土排水洗盐试验。
(三)将野外工作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中国同志
除实地参与野外考察，苏联学者还将多年积累的野外工作经验传授给中国同仁。在野外考察的间隙，苏联专家通过质疑提问以及举办座谈会、讨论会和报告会甚至是办培训班等方式，帮助中国培养了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如1958年苏联专家在参与排水洗盐试验的同时，土壤改良专家И.K.平斯柯依还举办了150人的土壤改良训练班，讲授有关盐渍土的改良知识。1959年，土壤溶液学家A.A.克兹洛娃来华3个月，培养出20多名中方人员，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土壤分析操作技术和方法；B.A.费多罗维奇博士在野外考察中经常通过具体地貌现象给青年同志们讲课等。
(四)提出合理化建议，与中国同志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不仅如此，苏联专家针对考察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土壤学家叶果洛夫和扎哈里英娜在对南疆进行实地考察之后，针对土壤苏打盐渍化问题，提出了在未来编制的土壤图中应对南疆单独划分并个别处理的建议。水文学家库兹涅佐夫在对新疆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径流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提出了用“双剖法”测定河床渗漏损失的建议。
在新疆综合考察的过程中还开展了很多学术活动。如在i959年6月的喀什学术会议中，苏联专家组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报告，总结几年来的考察经验。报告的题目有：专家组组长穆尔扎耶夫博士的《关于如何进行综合考察科学总结》、植物学家A.A.尤纳托夫博士的《1959年考察地区植被特征》、土壤改良学家B.B.叶果洛夫教授的《关于土壤改良与土地利用》等。这些学术报告对于新疆综合考察工作有很强的指导作用。1959年，新疆考察队在对考察数据进行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出版了《中苏科学家论文集》、《青年科学工作者学术论文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三、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待遇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保障苏联专家顺利开展工作，中国政府对苏联专家给予了特殊待遇。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来华苏联专家的工资在520～540元左右，有些甚至超过了这个标准。以1958年为例，苏联专家的工资标准：科学院院士700元；科学院通讯院士、各分部科学院以及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科学博士、教授540元；其他等级的科学工作者470元。这样的工资标准远远高于当时中方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当时中方研究实习员的工资仅为46元。除工资以外，苏联专家其他的如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均较高，对陪同来华的专家家属也有较好的安置。
苏联专家的工资以及其他津贴标准是在参照中国政府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新疆的生活水平制订出来的。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参加新疆考察的苏方专家“来北京和由北京回国的旅费以及每天的伙食费由苏联科学家负担”。“进入中国内地的旅费，按来信的译文连住宿费都可由中方负担”。苏联专家在新疆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标准为3～4元、招待费用(如烟、酒、水果等)为0.5～1元，此外，还额外给苏方专家配备了宴会费用每人每次5～6元等其他开销。这些开销以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平来看可谓不低。
为了方便苏联专家开展工作，考察队还为他们配备了专门的翻译，并要求中方科技人员向苏联专家学习，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专家的劳动成果；凡是专家提出要求的资料、装备、仪器和交通工具等都尽量解决，如一时解决不了则必须及时向专家说明情况。除了提供优越的生活待遇外，为确保苏联专家在华工作无后顾之忧，地方政府竭力解决专家的需求。例如，综考会要求地方政府机关在物质供应等方面积极配合新疆考察队的工作，由于新疆地域广阔，物质供应难免受到交通不便的限制，地方政府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基本上做到了让专家满意。中方为苏联专家提供的较优裕的生活条件，调动了专家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参加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苏联专家在为考察工作做出很大贡献的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分布不平衡。来华的苏联专家所属专业多为土壤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畜牧专业的专家较少。以考察规模最大的
1959年为例，当年考察涉及专业众多，然而来华的11名苏联专家中，仅土壤专业就有6人，自然地理、地貌、植物、水文、水文地质等专业各1名，而昆虫、动物、农业、畜牧等学科的考察工作则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无苏联专家参与。这固然是有中方土壤专业基础较薄弱、需要苏联专家的帮助的原因，但是苏联专家都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同一专业组专家人数较多容易造成分工不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专家专业水平的发挥。另外，部分苏联专家认为在新疆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数月，其间的会议、宴请、娱乐等活动安排较多，无形中缩短了工作和专家自由支配的时间。此外，仍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由于翻译水平不够和文化差异，导致中方与专家的沟通不畅，也影响了专家的工作。这些虽不是主要矛盾，但对专家们更好地完成在华工作确有不利之处。
1960年7月，苏联通知中国将撤回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此时新疆综合考察的野外任务部分已经结束，室内资料整理工作正在进行。因苏联撤走专家，中苏新疆考察的室内合作由此中断。
四、结语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专家的决定引起部分苏联专家的不满，许多苏联专家仍然心系考察，并在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与中国同行保持良好的关系。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60年7月31日，苏联专家即将撤出中国，“新疆队专家穆尔扎耶夫、费多罗维奇和凯斯、尤纳托夫夫妇和一子(尤拉)一女、库兹涅佐夫及于队长来，开始茶点及谈话。我作了简单介绍词，惋惜专家在此两个月即离去(原定今年留6个月)，过去我们获益甚多，今年最后一年(1956～1960)，可称功亏一篑”。苏联专家也有依依不舍之意，对于原拟定于10月完成的新疆远景规划和4年来的调查总结报告的初稿，苏联专家表示：“要保证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统稿完成，到1962年全部出版”，“并希望有机会再与中国同仁合作”。在华参加考察的大多数苏联专家对华态度友好。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穆尔扎耶夫博士曾于1963年11月下旬来华访问，在访问中他谈到：在华工作了5年，“这五年是我一生难忘的五年”。
中苏合作中断后，原计划由两国专家共同进行的考察总结工作大部分变为两国学者各自进行总结研究，也有苏联专家向中方索要考察资料或是要求中苏双方共同完成考察报告的编写工作。库宁曾来信索要新疆水文地质资料，他在信中说：“必须将我队在今年总结中已作出的新疆水文地质资料现在提交专家；另外，按合作协定新疆水文地质专著中许多章节需由专家完成，其所需基本资料亦由我队提供”。1960年8月，植物组提出，希望能赴苏和苏联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共同进行“新疆植物区系导言”专著的编审工作，对此，中国科学院领导批示“该计划一方面转请院领导及联络局作通盘考虑决定；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应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考虑由我们单独进行这一工作的步骤，拟定一编审提纲计划。如不能通过中苏合作进行编审，我们也好有所准备，不致使这一工作落空。”
两国学者合作中断对新疆考察成果的出版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在1960年以后的三四年中，不断有苏联专家寄来他们完成的考察研究成果，征求中国学者的意见以便发表，有些专家甚至提出希望能在中国发表。但是由于苏联方面的成果含有涉及中国同阿富汗、巴基斯坦、蒙古、苏联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所以中方要求苏方“不能引用此项考察所收集的有关新疆地区的资料发表文章”，目的是“不使苏方得到任何我同意出版的借口”，但仍有一些成果还是在苏联发表了。虽然两国学者希望能够继续合作，但是因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新疆综合考察，为改变新疆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新疆的发展影响深远。此次考察的成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远景设想》以及14篇专题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有关新疆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疆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农业合理布局远景设想的方案。根据考察成果，国家对新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相关部署。参加新疆考察的苏联专家在考察工作中承担了重要的科研任务，做了大量事务性工作。э.M.穆尔扎耶夫博士连续3年来华，在1957～1959年间一直担任苏联专家组的组长，不仅亲自参与了野外考察，而且担负了组织和协调来华的专家组工作的任务，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后，他还帮助编写了考察总结提纲，可谓功劳巨大；地貌学家B.A.费多罗维奇“在考察准噶尔沙漠以前，就曾研究了大量的文献报告，编制了准噶尔沙丘类型图，后来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对它进行了检验，做了纠正和补充，使考察活动更有成效”。苏联专家对新疆考察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无私援助，综合考察工作“及时地得到苏联科学院及苏联其他部门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对综合考察工作富有经验的许多苏联科学家，来到我国极为艰苦荒僻的地区从事工作，不少重大问题都是由于他们的指导才获得解决，他们对于我国建立综合考察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苏联专家的参与是新疆考察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们帮助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弥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方科研力量不足的缺陷。考察的成功使中国学者获得了丰富的实测数据、报告等大量的科学资料，在考察的基础上，新疆成立了地方性、专门的研究机构。
中苏双方专家共同参与新疆考察，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因其复杂的自然条件和科学资料的缺乏是苏联学者的兴趣所在。苏联专家来华，一方面凭借经验和技术给中国的综合考察以援助；另一方面，苏方也希望通过合作获取所需的科学资料。同时，来华苏联专家不畏环境艰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许多苏联科学家在华时间较长，对中国态度友好。新疆队的部分苏联专家，归国后与中方科学家仍不时保持工作或私人联络。苏方专家组组长、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穆尔扎耶夫归国后被免职，据说就是因为与对中国表示友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