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学位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26 19:47:46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1
关键词：应用经济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定培养程式。这种特定培养程式是依照一定方式联系起来的系统，主要包括：生源选拔、课程学习与考核、博士学位论文指导、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等。近年来，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逐渐形成了符合专业需要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在生源选拔中，入学考试实行博士生部分专业课程的统一考试。为保障考试的公正性和保密性，制定了相应的出卷及改卷规则。同时制定了新的硕博连读选拔制度。规定只有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微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三门统开课程平均成绩为全院前20%的硕士研究生，才有资格报名参加硕博连读生的选拔。这些研究生报名之后，第二年必须修完统开博士生平台课程，并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一个研究计划，提交专家委员会进行匿名评审和公开答辩，并比例淘汰后，才能入选硕博连读生。
在课程学习与考核中，借鉴美国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课程体系。为硕士生统开了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并把前三门作为经济学院硕士生的学位课程。为博士生统开了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博弈论，并把前三门作为学位课程。为保证博士生能学好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规定所有博士生必须通过开设的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不能通过者，则必须补修，并规定，如果博士生在学期间不能通过这些硕士课程，不得申请博士学位。
第二，对两级平台课程实行了严格的教学管理。硕士课程采用了国外大学经济学硕士级别的优秀教材，博士课程专门请了海外大学学术造诣高，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承担，在教学上，实行学大纲、材、统一试卷、统一密封、流水改卷。
第三，加强了博士生学术活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了大量的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广泛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与此同时，研究生会等也积极组织了各种学生学术活动。
在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中，制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所有博士学位论文由学院统一组织双盲评审。启动了全国专家库（即把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全国经济类博士生导师600余人的名单作为专家库），并编制了随机抽选评审专家程序。
经过这几年对博士生培养模式的改革，目前在博士生培养中取得初步成效。
1.入学生源质量有所提高。统考使入学新生具有大致相近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基础，为后续的高级课程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三年实践证明，实行入学考试按一级学科统考制度是可行的，有利于提高生源质量。
2.进行的硕士和博士两级经济学基础理论平台课程建设，开拓了博士生的视野，为博士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3.全国专家库基础上的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制度，不但严格了博士学位论文标准，而且提高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首先，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明确。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博士生培养目标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定培养程式。明确提出其指导思想是国际化、规范化、现代化和本土化。即在国际化思想指导下，鼓励博士生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通过国际交流与竞争了解自己的差距；在规范化思想指导下，要求博士生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语言、方法要规范，既要有综述也要有数据；在现代化思想指导下，在博士生教育中尽量培养博士生解决现代问题的意识；在本土化思想指导下，强调博士生教育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几种思想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
其次，结合在博士生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抓住主要矛盾进行解决，即从生源选拔、课程学习与考核、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这三个要素环节进行改革。在生源选拔上强调入学考试实行博士生部分专业课程的全院统一考试，同时改革硕博连读选拔制度。在课程学习与考核上，借鉴美国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课程体系，结合本学科的实际情况强化了标准化课程教学，形成了以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三门课程为核心的硕士和博士两级平台课程体系，为博士生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与答辩环节启动了全国专家库，制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严格了博士学位论文标准，提高了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参考文献：
[1]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报告（1978-2003）[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徐希元.当代中国博士生教育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徐 平（1975-），女，辽宁铁岭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研究。
赵 岩（1978-），男，辽宁昌图人，助理研究员，教育学硕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方向的研究。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3]程道才.论新闻传播教育的基本特点[J].广州大学学报,2003(3).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4
（七）对部分有突出才能，如在专业上已取得创造性成果、在读期间获得过省部级奖的硕士生可不受学历、学位、成绩限制。
三、选拔办法
（一）由硕士生本人提出申请（相关申请表可从我校研究生处网站下载；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硕士生须经委托或定向单位同意）。
（二）硕士生指导教师推荐。
（三）拟报考博士生指导教师同意。
（四）硕士生学习所在学院审核。
（五）研究生处培养办审核申请人硕士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及课程学习成绩。
（六）研究生处学位办审核申请人硕士在学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七）经研究生处批准的硕博连读申请者与普通招考考生同期参加该年度博士生招生入学考试。满足录取条件者，经学校批准，可转为博士生，享受博士生待遇。
四、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一）硕博连读研究生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学习及其它环节的培养任务，考核合格，并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可申请博士学位；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其论文末达到博士学位水平，但已达到硕士学位水平，则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我校的有关规定，申请硕士学位；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可不做硕士学位论文，不授硕士学位。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的按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程序进行；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5
致谢一：
老早就知道博士论文后面有一段致谢意味的后记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会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这一时刻，却是相当平静却也发现自己无从表达此刻的心情。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政府审计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政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政府审计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政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政府审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政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杨晶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衷心感谢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为我们辛勤授课的安泰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正是老师不辞辛苦的教学，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成长与进步。他们开拓了我的视野，为我的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感谢在百忙之中牺牲宝贵时间评阅和评审本文的各位老师和专家。
四年的求学生涯，我认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同窗好友，大家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美丽的上海交大，我们创造了充实快乐的博士生活，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同学情谊。衷心感谢王天东、郝东洋、李志建、黄玮婷等同门同窗在学习上给与的诸多指点和帮助。同时还要衷心感谢涂武根、邱轶等同事在工作上给我的关心与照顾。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6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现在的流行趋势则是“仕而优则学”，官员读博已成常态。前段时间，清华大学“论文博士”事件引发网民热议。议论的焦点，一是官员如此轻松地拿到博士学位是否应该？二是何谓“论文博士”？不需要上课，仅仅完成论文答辩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是否合理？
我首先要说的是，论文博士本身并非子虚乌有。事实上，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就是论文博士。他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已是教授职称，学术上已经很成熟，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去读一个完整的博士，以论文博士这个途径拿学位，是最便当的办法。不过便当不等于马虎，他的博士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了答辩，还多次获奖，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那些错过了读博的最好时机却又具备博士水准的学者，提供一个获得学位的渠道，正是论文博士制度设立的初衷。
不过，事情一旦涉及到官员，就变得复杂起来。官员要晋升，拥有博士学位是个优势条件，所以官员也想读博。但是大家心里明白，一个志在仕途的官员果真抽出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回学校读书，绝对是赔本买卖。如果他正常读博，多半只能每年抽空来学校待上几天，见见导师，办办手续，要么，就以论文博士的方式拿学位。我们当然可以质疑他们用功不够，问题是，学术研究毕竟不是官员的正业，博士学位虽可为他增添光环，却不能保证他仕途畅达，或者换种说法，他是否能够做个好官，与博士学位并没有直接关联。所以官员读博一定是希望多快好省，就像老百姓去考驾照，大部分人都是闻“过”则喜，只有那些打算以驾驶为业的人才会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一个每天在校苦读的博士生，看到别人那么轻松地拿学位，自然心生愤懑，因为博士学位是对他多年求学生涯的最高肯定，他不愿意看到这种肯定像玩具似的送人。
然而站在读博官员的立场上，也会觉得委屈：我们又没来同你们抢学术饭碗，何必这么较真呢？的确，即便官员真的是博士的最大群体，也不会影响以学术为业者的生存，何况，官员读博还给学校带来了不少实惠，怎么说也该算作是双赢的事。
但是我相信，以上这番道理不仅很难说服像清华大学王博士这样的读书人，也很难说服一般老百姓，因为它有两个致命的漏洞：一则，它无法为没有博士水准而拿到博士学位这件事情辩护；二则，它无法为学术机构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交易辩护。
我们对官员学术研究水平的期待自然与对全日制博士生的期待不同，但是博士学位本身的标准是一致的，想要拿同样的学位，就要达到同样的水准，在这件事情上打折扣，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无法获得真正有力的辩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正义。我们可以降低门槛，使大部分人都获得博士学位，就像今天大部分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拿到驾照一样；但是如果希望维持高标准，就必须尊重这一标准，否则博士制度的合法性、学术研究的权威性都无从谈起。也有很多全日制的博士生达不到博士学位的要求，但是导师念及学生就业困难，不愿苛责，让他们蒙混过关，这种情况一样影响到博士学位的权威性，但是它毕竟没有从制度上默认标准应该因人而异。不管维护教育公正的难度有多大，也不能用某种含糊的制度使不公正合法化。尤其这里还有一个权力与学术的交易问题。以中国的国情，一旦政府放任官员去大学捞学位，基本上不会空手而归。然而，送学位给官员绝非无伤大雅甚至双赢之举，于政府而言这是隐性的腐败，于学校而言则是自甘堕落。
今天我们时时听到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但是“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事情，只要大学仍然热衷于通过行政权力获取教育资源，“去行政化”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大学行政化的最大恶果，是大学失去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精神立场。我这里并非要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分出高下，两者所需要的是对彼此的理解与尊重，而非一边交易，一边又相互鄙视，否则我们的政治文化和学术文化都将遭到破坏。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让官员有博士学位呢？有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不就够了吗？与此相似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大学招聘教师，不管应聘者是否已经博士毕业，第一学历必须是“985”或者“211”学校，难道仅凭本科出身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素质，这岂不是新的“血统论”？解释这些做法的理由是有的，消极的理由是为选择人才增加一些可操作的条款，积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这些机械的规定，最终实现整体素质的提升，后者我相信是很多政府部门鼓励官员读博的初衷。
学术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不妨问，那些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官员，为什么连课都可以不上，却仍然被要求参加论文答辩，哪怕答辩的过程敷衍塞责？原因就在于，论文答辩所体现的正是学术文化的真谛：让学生独立、自由地运用理性去求真，而让那些作为知识的守护者的权威，对此求真的过程与成果进行判断。博士学位不等于驾驶证、英语四、六级证、会计师证等等，它不是代表你掌握了某种到处适用的技能，而是代表你曾到达学术文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对自己研究领域的了解远超过一般人，没有人可以根据外在的指标简单地裁判你（这使得很多学界外的人误以为学术“怎么都行”），哪怕是来自权威的评价，也必须以深入体认你求取真知的独特路径为前提。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7
学士论文是合格的本科毕业生撰写的论文。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大学阶段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难 点,选择题目还应避免过小、过旧和过长。
2、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应能反映出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具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新的独立见解,论文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好的科学价值,对本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3、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是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要求作者在博导的指导下,能够自己选择潜在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掌握相当渊博的本学科有关领域的理论知识,具有相当熟练的科学研究能力,对本学科能够提供创造性的见解,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毕业生用以申请授予相应学位而提出作为考核和评审的文章。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个等级。
1、学士论文:
学士论文是合格的本科毕业生撰写的论文。毕业论文应反映出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大学阶段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所研究的题目有一定的心得体会,论文题目的范围不宜过宽,一般选择本学科某一重要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难 点,选择题目还应避免过小、过旧和过长。
2、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是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它应能反映出作者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具有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对所研究的题目有新的独立见解,论文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好的科学价值,对本专业学术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
3、博士论文:
博士生学位论文篇8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跨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博士生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培养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从生源质量、导师水平、课程体系、指导方式、学科差异、资助模式、科研体制等方面研究了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在这些探讨中，常常涉及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但是，人们对此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存在“有关说”与“无关说”两类代表性观点。“有关说”认为，博士生教育经费与资助不足是造成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博士生培养要保持高质量，一方面需要提供有吸引力的博士生待遇，另一方面需要科研环境和科研经费的保障。“无关说”认为，攻读博士学位关键要有献身科学、淡泊名利、甘于清贫的精神，不能太在意经济利益，更不应以功利主义去引导他们获取学位，博士生教育质量危机更多是生源质量、导师水平等“人”的因素。
出现上述争议，本文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细致的理性分析不够，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以及教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理论上的突破较为困难。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教育资源在教育成果中的作用，既是教育研究长期关注的基本理论课题，又是一个最有争议的领域[1]。二是缺乏科学有力的实证研究基础，难以找到有力的实证依据。艾伦伯克(Ehrenberg)曾指出，美国“为防止未来博士短缺，在许多政策中增加了对研究生的联邦基金和社团资助，但是，实际上财政资助对博士生教育影响的经验证据相当不足。”[2]事实上，任何科学问题都需经受理性和实证的检验，况且，实证分析是政策研究的重要阶段和必要条件，缺乏这一环节往往会导致政策失误或政策失灵。面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不断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质量”以及“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的发展任务要求，为了制定有针对性的博士生资助政策，有必要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并予以实证检验。
博士生资助实践虽然已有较长历史，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西方出现了较丰富的文献，但研究更多关注资助与完成率、修业时间的关系，并未深入到此议题当中。国内相关研究是从研究生成本分担的讨论开始的，目前研究重点逐渐聚焦到资助问题上，但研究大多处于定性描述和调查分析阶段，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资助到底是否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影响？是如何发挥影响的？为此，本文试图探讨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系，以便实证地对博士生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财政手段的潜在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估。
二、分析框架
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虽然在整个学校教育投入中的份额并不大，但相关研究表明，资助对教育有多重影响，发挥着保障机会均等、实现教育公平、改善学生学习条件、调动学习积极性以及实现调控、调整规模与优化结构等作用[3-6]。从博士生角度看，资助可能对博士生入学动机、降低私人教育成本、激励科研创新、促进学业完成等方面产生影响。为了考察资助与教育产出的复杂关系，本文以教育生产理论为主线，以激励理论、选择理论为两翼，构建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粗略分析框架。图1说明，资助作为一种教育资源，对博士生教育的入口(生源)、过程(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出口(人才质量与科研产出)产生多重影响。
生源吸引 博士生资助 时间保障 科研激励 促进产出 投入 导师——博士生的互动 产出 入口 过程 出口
博士生产单位：学科
图1 博士生资助作用的“入口—过程—出口”分析框架
资助与培养质量间的关系，可借助相关理论来理解。首先，教育生产理论把教育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描述了教育资源(投入)如何转变成教育产出(成果)，即学校是如何生产教育成果的。博士生在受教育过程中，有较低级的需要即生存性需要和较高级的需要即发展性需要，建立在博士生需要之上的激励，有利于促进博士生的发展和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实际上，上述理论从不同侧面反应了资助的作用。但是，资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孤立地看待各个部分都是不恰当的。教育生产理论的本质是将不同规模的资源组合与同质单位的成果相比较，但更多是一个形式化的表述，较少关注这些成果是如何产生的[8]74，难以深入揭示教育过程的复杂关系。激励理论与入学选择理论虽然关照了资助对教育入口与过程的解释，但前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需求和激励方式，后者主要关注博士生的入学意愿。只有将几种理论有机结合，才可能深刻地理解两者关系。在这一基本框架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带来博士生学术产出的差异？不同资助类型博士生的学位完成时间是否有差异？资助是否对生源吸引产生影响，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对吸引不同质量生源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10～12月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的总体是全国大学全日制在读博士生。考虑到调查总体特征和抽样的代表性，本调查在学校类型上进行了分类抽样，在学校内部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总共抽取12所大学1200名博士生，回收有效问卷913份，有效回收率为76.1%。样本数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选择高校所在区域、高校类型、学科、年级等对博士生资助可能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特征分类，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使得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第二，调查的信息比较全面，不仅包含博士生的收入、支出、资助等信息，还涉及博士生的背景信息、学习训练过程、时间分配、学术 成果等，这有效弥补了当前博士生资助研究数据准备不足的问题。
2.概念及其操作化
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生源吸引、学位完成时间、资助类型等变量，需要借助相应的指标实现。为此，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理论指导，将上述变量转化为具体的测量指标，见表1。
不可否认，上述操作指标在反映理论模型时，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即便如此，这些指标依然可以成为重要的测量工具。在实证研究中有些指标难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因此，在保证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操作的可行性，本文筛选出一些重要指标。
(1)资助类型及其测量。“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向学生提供最有效和更公平的资助”是资助研究中最为关注的问题[10]。资助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要追求使用效率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为了能通过计量方法体现资助的特征，本文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说①，以资助水平与资助价值取向两个最能体现资助特征的两个维度，划分博士生资助类型。资助水平指的是资助额度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博士生的生活状况与科研环境；价值取向反映的是博士生资助的理念与目标追求。因此，依据上述两个维度，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四种理想类型。
对资助水平高低的衡量，可以通过对比资助额满足博士生需要的程度来实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对于缴费博士生，还是不缴费博士生，其基本开支都不低于12000元/年[11]。可见，假如资助额为12000元/年，那只能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假如资助额达到15000元/年，那么博士生将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和学习环境中，因此，我们以12000元、15000元为基准，把博士生资助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而对资助价值取向测量的思路是，首先对各种资助方式进行定性分析并进行归类②；然后分析效率型资助额占全部资助额的比例，以60%与30%为节点③，把资助划分为效率型、公平型、混合型三个类别。
(2)博士生学术产出的界定与测量。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在博士生身上的核心体现。博士生学术产出包括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著作、专利等。其中，学位论文是体现博士生的学术水平、创新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综合性成果，是反映和衡量博士生培养质量重要指标，但其局限是只能在论文答辩后才能给出质量评价。而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专利、学术著作、学术获奖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博士生培养质量，在操作上也易行，因此，我们以这些指标来衡量其学术产出。这些指标既有数量方面的信息，又有质量方面的信息。数量越大，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越多；级别越高，说明博士生的学术产出质量越高。显然，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博士生取得更多的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那么表明其培养是高质量的。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以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知识产品的数量与层次的加权得分来衡量博士生教育产出，综合反映质和量两方面信息。
由于不同指标在学术产出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计算每个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总分，首先要对它们分别赋值。其次，学科间存在差异，人文社会学科更注重学术与出版著作，而理工科更注重科技与发明专利等，因此，应对人文社会学科、理工科分别进行统计。最后，为使学科间具有可比性，把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学术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的学术成果得分，即学术成果标准分。科研成果得分计算公式如下④：
人文社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4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5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5+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300+编著和译著×150+参著×50+获得部级学术成果奖×3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理工科博士生学术成果得分=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00+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30+普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5+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国内学术会议论文×10+省级学术会议论文×5+专著×80+编著和译著×40+参著×20+发明专利×70+实用新型专利×30+外观设计专利×30+获得部级学术成果奖×400+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150+全国性比赛获奖×60+省级比赛获奖×30+校级比赛获奖×10。
(3)统计方法。在建立计量模型的时候，分别以学术产出、本科毕业学校层次、硕士毕业学校层次、预期毕业时间作为因变量，以资助类型作为解释变量。资助类型是定类变量，博士生学术成果标准分是定距变量，因此，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两者关系；而其他几类被解释变量为定类变量，所以选用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的统计方法。
四、结果分析
1.资助类型的归纳
如前所述，按两个维度三个层次，两两组合可得到九种资助类型，最后归并为以下五大类型：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公平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中间型(不属于以上四种类型的其他类型的统称)。
图2 博士生资助类型的比例
通过频数分析(见图2)，发现我国高校博士生资助类型的分布情况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占总数的34.7%；排在第二位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占28.7%；排在第三位的是中间型，占27.4%；排在第四位的是高水平效率主导型，占9.0%；排在最后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占0.2%。从资助水平看，我国绝大部分博士生属于低水平资助(4.7%+28.7%=33.4%)，而高水平资助很少(0.2%+9.0%=9.2%)；从价值取向来看，公平型与效率型资助比例差别不大，效率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7.7%(28.7%+9.0%)，公平型的资助的比例为34.9%(34.7%+0.2%)。可见，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且效率取向不明显。其原因是，我国博士生资助水平整体偏低，以至于大部分都属于低水平资助类型；此外，虽然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方向是要突出效率取向，改变原来的公平取向，但结果显示并没有真正跳出原来的“老范式”。
需提及的是，高水平公平主导型样本量很小，仅有2个统计量，只占样本的0.2%，因此，在实证分析时，我们把这类予以剔除。以下分 析基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低水平效率主导型、高水平效率主导型三种类型的比较基础之上。
2.资助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以资助类型为自变量，以学术产出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得到F(2，N=598)=6.46，Sig.=0.002。这表明，组间方差大于组内方差，不同资助类型的学术产出得分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资助类型带来博士生的不同学术产出得分。为了分析哪种资助类型对学术产出有最大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资助类型会带来学术产出的显著差异。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显著高于低水平公平主导型和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博士生的学术成果标准分。但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与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带来的学术产出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也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对于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提高博士生的学术产出。博士生学术产出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资助类型反应了资助水平与价值取向，这也说明：如果博士生资助处于低水平，那么，无论是通过效率手段还是公平手段，博士生得到的资助额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科研创新积极性无法得到激励，博士生的学术产出都处于低水平；只有当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拥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时，博士生才能有效地进行科研创新，促进博士生的学术产出。
3.资助对优秀生源的影响
资助对博士生生源的吸引作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议2008年年会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待遇过低，导致优秀生源缺失，吸引优秀生源就应提高研究生待遇[12]。有好的生源，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有好的教育成果，这也是各国大力资助博士生的最为明显、最为直接的动因。由于我国博士生待遇较低和科研条件较差，使国内博士生教育吸引力下降，优秀生源外流现象严重，众多优秀人才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给一般性人才进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机会。
我们用博士生入学前的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学校层次来测量其生源质量，假定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就读大学层次越高，其生源质量越高。考察不同资助类型是否在吸引不同质量的生源方面起作用，结果见表3、表4。
从表3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0.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2%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2%在本科阶段就dylw.net 读于一般本科院校，百分比依次从高到低。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9.4%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38.3%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8.9%在本科阶段就读于“211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本科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的博士生获得三类资助的比例也呈现出从低到高的基本趋势。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主导型的博士生，本科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接受不同资助类型的博士生其在本科阶段的就读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Likelihood Ratio)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
从表4可以看出，接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4.0%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19.5%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接受高水平效率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6%在硕士阶段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依次从高到低。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4%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41.9%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有50.8%在硕士阶段就读于“985工程”大学，比值的基本趋势是从低到高。就读“211工程”大学的博士生接受三种类型资助的比例变化趋势不明显。可见，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院校的层次较高；而接受低水平资助的博士生，硕士阶段就读高校层次较低。卡方检验显示p小于0.05，说明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其硕士阶段就读的大学层次有显著差异。似然比的估计结果与卡方估计值相近似，也证明了同一结论。这说明，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相比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吸引优秀生源，这又一次验证了同一假设。
4.资助对博士生完成学业的影响
攻读博士学位需耗费大量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包括大量的时间投入(至少需3～4年时间)，因此，理性的博士生会珍惜宝贵的学习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科研当中，以尽可能早地取得学位。如果博士生为解决经费的不足，到校外从事兼职工作，虽也可能对博士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毕竟是以牺牲博士生学习科研的时间为代价的；相反，如果博士生在校期间能获得足够资助以满足基本需要，那么博士生就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而安心学习。
调查发现，有近40%的博士生预期要推迟毕业，学位完成时间不确定的原因有科研条件、时间分配以及导师指导等多方面。预期不能按时毕业⑤的博士生当中，25.9%的博士生认为首要原因是科研条件跟不上，25.5%的博士生认为是自己科研能力有限，16.7%的博士生认为是导师想留着帮助做课题；13.1%的博士生认为是在校外兼职耽搁了时间；还有18.7%博士生选择了“其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博士生在读期间获得的资助额度低，导致部分博士生在校外兼职，难以安心科研，从而分散了学习时间；此外，科研条件跟不上也阻碍了博士生达到毕业要求。
从表5可知，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占74.3%，获得低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为70.2%，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预期能按时毕业的比例只有51.8%。通过卡方检验，Pearson Chi-Square值为23.07，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检验结果说明接受不同类型资助的博士生的毕业预期有显著差异。
获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 资助的博士生，生活条件得到了保障，科研环境较好，能激励他们的科研创新和学习积极性，因此，他们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较高；而获得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难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博士生通过兼职等途径缓解经济压力，这影响他们的学业进展，因此，对顺利完成学位的预期也较为悲观
五、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考察博士生资助与博士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关系，应深入到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当中。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入口—过程—产出”分析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博士生资助与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概括如下：第一，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是低水平效率主导型和低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只占很小比例，而高水平公平主导型资助几乎不存在。说明我国大部分博士生接受的资助处于低水平，且效率取向不明显。第二，高水平效率主导型比其他类型，能带来更高的博士生教育产出。这就证明了，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学术产出和人才培养，是一个相对理想的资助类型。第三，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模式，相对其他类型资助，更有利于优秀生源的吸引，最终有利于教育产出。第四，接受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的博士生，能较快地完成博士学业，获得学位。也就是说，高水平效率主导型资助更有利于博士生安心科研，减少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有利于学业完成。总之，实证结果证实了不同的资助类型影响不同的教育生活经历，带来不同的教育质量；揭示了资助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有重要影响且资助是通过教育经历这一机制转化为学业成果的。
针对人们对资助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关系的争议，有必要对博士生资助的保障与激励作用展开进一步讨论。博士生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又是“准科研人员”。作为“高年级学生”，博士生经济上独立于父母，大部分已成家且家庭需要其承担经济责任；作为“准科研人员”，博士生有着强烈的被社会承认的精神需要。因此，他们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自身生计是其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这是追求精神需要的基础；同时，他们对金钱、物质的需要通常又处于次要位置，相反，解决问题、科研成就、学术创新常常被排在较高的位置。在讨论人才培养质量的影响因素时，人们往往沉浸在学科水平、导师水平、博士生科研素质等因素里，而忘记了大多数博士生从事科研的重要条件是经济上有一定的保障。不可否认，如前所述，制约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然而，提供一个有益于博士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外部环境极其重要⑥。也就是说，博士生即使有了创新机会，具备将其完成的内部动力和能力，创新活动也并不必然产生，还要求创造促进激发博士生创新潜能的释放。只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才能安心科研，在此基础上，好奇、怀疑、实证、理性等科研素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教育资源是有效教育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而基于科研业绩基础上的资助制度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这里并不是强调“钱”作为“唯一”的因素，而只是阐述一个明显的事实：如果“钱”这种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被取消，那么博士生就可能无法安心学习科研，但是取消其他都不会导致这种情况。“钱”能保证博士生静心科研、安心生活，这种状态是有利于激发博士生科研创新的。
鉴于目前我国大学博士生资助不利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现实，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加大资助力度，提高资助水平。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直接提高博士生生活待遇；另一方面，要改变科研项目中的经济利益分配格局，间接提高博士生待遇。第二，改善资助结构，提高资助效益，使一般性的生活补助dylw.net 与科研报酬、科研成果奖励相互配合。具体来说，一是强化工资性质，二是突出激励性质，三是弱化补贴性质。第三，构建“绩效+公平”导向的资助体系。即资助分为基本生活资助和激励资助两大块，基本生活资助体现公平原则，定位于满足博士生基本生活所需，保障博士生公平入学、维持生计和安心科研；激励资助体现效率原则，定位于发展的需要，激励博士生科研创新，体现博士生的劳动价值，让博士生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
注释：
①理想类型说旨在给出关于研究对象的特定方面(过程、要素和联系等)的“纯逻辑范型”，以便把握其准确的特征和属性，同时也为研究对象规定一种特殊形式的“标准”，据此对对象作比较、分类和判断。
②定性分析资助方式是公平型还是效率型的，目的是对之合并归类。所谓效率型资助方式，指资助的目标以效率为取向，体现功利性目标，把资助看作达到某一特定目的的财政性手段。所谓公平型资助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入学、平均地分配资源，让每一个博士生都有相同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导师的科研补助归为效率性资助，把固定生活补助、国家助学贷款归为公平性资助。
③如果一个事物占总体的2/3，则认为该事物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效率型资助；当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30%时，为公平型资助；当30%＜效率型资助额/(效率型资助额+公平型资助额)＜60%，为混合型资助。
④权重赋值与计算方法借鉴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术十杰”、“科技十佳”活动对研究生学术成果的评价方法。
⑤本文所说的按时毕业，是指博士生在就读高校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