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制度论文范文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的观念对中国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发展已形成巨大的束缚。首先，关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提到版权，国内很少有人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阐释版权的产业意义，也很少有人把作品的创作、传播和利用当成是一种经济活动。长期以来，注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化对版权活动的管理，强调作品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并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动脉。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势必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接受洗礼和挑战。如何建立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是直面WTO与TRIPS协定的重要课题。就版权业而言，由于图书、杂志、电影、音像等的市场准入，外国大型出版集团、传媒集团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我们的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正在变化。如果我们仍抱着版权活动是一种纯文化活动的理念固守不放，而缺乏开放的经济视野和产业战略，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也会失去抵御外来文化产品的抗力。如此以来，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市场的份额，也不仅仅是版权所有者、传播者、利用者的利益，更重要的应该是西方意识形态在同我们坚守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发生交融、碰撞、对峙中，对我们民族认同感的侵蚀和消磨。所以，在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中，融入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思想，应该是我们解决当下版权产业与制度中诸多问题的源头。其次，关于传统法观念的问题。在中国，版权产业领域内的法律制度的设计缺乏必要的应用性，应用制度的缺位，公允的说是现代法观念的缺席。对版权产业，中国传统法观念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基础，过多地强调保护版权人的精神权利。这种“守土为责”的法律理念使中国版权保护制度往往游离于经济活动和贸易活动之外。版权制度与版权产业之间不能产生互动，无疑是中国创造性产业难以形成和发展的障碍，也是版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的主要因素。所以，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中国要推动版权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竞争能力，就必须率先在传统的法理观念上实现突破，真正赋予版权以财产的属性。在这一根本理念的基础上，建构版权制度与版权产业之间的价值链，由此而形成的法律保障制度才是切实可行的、真实有效的制度。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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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如前所述，传统的观念对中国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发展已形成巨大的束缚。首先，关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提到版权，国内很少有人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阐释版权的产业意义，也很少有人把作品的创作、传播和利用当成是一种经济活动。长期以来，注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强化对版权活动的管理，强调作品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并把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视为一种文化活动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动脉。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势必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接受洗礼和挑战。如何建立中国文化价值体系，是直面WTO与TRIPS协定的重要课题。就版权业而言，由于图书、杂志、电影、音像等的市场准入，外国大型出版集团、传媒集团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我们的文化产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正在变化。如果我们仍抱着版权活动是一种纯文化活动的理念固守不放，而缺乏开放的经济视野和产业战略，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也会失去抵御外来文化产品的抗力。如此以来，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市场的份额，也不仅仅是版权所有者、传播者、利用者的利益，更重要的应该是西方意识形态在同我们坚守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发生交融、碰撞、对峙中，对我们民族认同感的侵蚀和消磨。所以，在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中，融入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思想，应该是我们解决当下版权产业与制度中诸多问题的源头。其次，关于传统法观念的问题。在中国，版权产业领域内的法律制度的设计缺乏必要的应用性，应用制度的缺位，公允的说是现代法观念的缺席。对版权产业，中国传统法观念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基础，过多地强调保护版权人的精神权利。这种“守土为责”的法律理念使中国版权保护制度往往游离于经济活动和贸易活动之外。版权制度与版权产业之间不能产生互动，无疑是中国创造性产业难以形成和发展的障碍，也是版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得以充分实现的主要因素。所以，从法理学的角度看，中国要推动版权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竞争能力，就必须率先在传统的法理观念上实现突破，真正赋予版权以财产的属性。在这一根本理念的基础上，建构版权制度与版权产业之间的价值链，由此而形成的法律保障制度才是切实可行的、真实有效的制度。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发表;科技论文;版权保护;技术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256-02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和共享也得到逐步的发展。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打破了高校以往的只能通过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科技论文的程序,减少了科技的时间,使高校的科研人员学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在推动高校科技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传播以及科技成果迅速得到共享和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论文网络发表和共享平台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事物,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健全 [1],在版权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高度共享性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大,如何有效保护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作者的版权是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传统科技的版权比较

(一)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版权保护的复杂度

网络侵权与传统版权侵权相比,传统版权侵权是纸质为载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网络侵权是通过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实施的,侵权完成的速度快,复制、下载、传输行为变得简单易行,同时侵权确认的难度大。与传统版权保护相比,网络版权保护变得更加复杂,版权保护的主体、客体及地域性的范围加大。传统版权保护的主体是作者、出版者及其用户。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版权保护主体包括科技论文拥有者、科技论文传播者、网络服务开发商以及科技论文网络的使用者。另一方面,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扩大;同时由于互联网的无国界,一旦有侵权行为发生,版权保护就十分复杂。如表1所示,二者的侵权复杂程度比较。

(二)网络科技论文与传统科技论文著作权比较

1.发表权和修改权。发表权包含的内容很多,包括是否发表,何时发表,在何刊物发表等。所有这些都应由作者自己来决定,任何他人未经作者授权或委托,都不得擅自决定。但是由于传统期刊需要经过投稿、审稿等漫长的过程,发表的周期很长。所有这些发表权版权人无法自己决定,一旦投稿就没法修改,甚至有些出版社自行修改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2]。而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下的科技论文可以随时发表。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这表明,作品可由作者自己修改,也可由取得授权的其他人修改。

2.保护作品完整权。传统纸质期刊发表的论文,科技论文的完整性有时会被忽视,比如对于论文稿件,经专家审稿后,认为论文的内容很好,但由于版面限制等因素,就会对论文进行大量的修改和删除,此种做法就侵犯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然而相对于网络科技论文,由于作其发表的载体为网页没有任何篇幅和尺寸上的限制,科技时完全可以从其内容本身的完整性编排内容。

3.信息网络传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2001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增加的一项权利,保护通过互联网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著作权权利是网络科技论文传播的一项重要权利。传统科技论文则没有此项权利。

二、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的版权侵权分析

1.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有些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未经版权人的同意或许可,擅自将其作品在网络上发表,传播。比如有些网络平台擅自把一些作者的博客作品在其网站上发表并予以共享,在网络上使用他人作品时,擅自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等;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将此种行为定性为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科技论文作者权益侵权。科技论文网络发表和共享使得复制、盗版和修改变得更加容易,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平台为例,作者发表的论文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只要作者所投论文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有一定学术水平,符合其网站的基本投稿要求,就可以发表。科技论文在线允许文章在发表前,甚至审稿前首先在网上,科技论文在线采用的这种先公开,后评审的论文评价方法使得作者一旦上载的作品没有经过授权或许可,通过科技论文在线进行传播就会存在很大的版权风险。

通过对广西某几所高校的一些科研人员调查发现,80% 的科研人员不愿意在网络平台上发表及共享其科研成果。40%的被访者认为如果网络上发表共享其论文,再次向正规期刊投稿难度会增加,甚至一些正规期刊不接受这样的投稿。20.7% 的认为将会导致盗版现象;7.3% 的认为可能会被用于商业目的;12%的认为可能会损害文章的完整性和署名权;只有20% 的人考虑过将自己的文章公布在网络平台上。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存在不少版权纠纷的问题。所以说科技论文在线发表与共享应妥善处理好网络版权侵权。

三、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的建议措施

(一)科技论文网络著作权人采取的措施

1.增强高校著作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在目前网络版权保护方面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树立高校科研人员的版权保护意识更为重要。目前,高校科研人员科技论文网络发表的著作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即使自己的作品被侵权,很多作者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任意转载、改编等方式使用科技论文的现象很普遍。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开展版权教育,增强版权自我保护意识。高校应加强版权保护这方面的宣传,在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上登载相关著作权保护知识,利用一切可能的媒介和渠道宣传版权保护的相关知识。

2.采取技术措施。版权的保护措施是指版权人主动采取的,能有效控制进入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并对版权人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防止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设备、产品或方法 [3]。目前,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应对网络中的侵权现象,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通常包括采用反复制设备、访问控制技术、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技术等保护网络科技论文的版权。

(1)反复制设备(anti-cope devices);由于网络作品的复制非常容易,目前版权人一般采取反复制设备就是阻止复制作品的设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SCMS”系统(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s),该系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可以控制作品的第一次复制,而且可以控制作品的再次复制,避免数字化作品的复制件被作为数字化主盘。(2)访问控制技术;即控制进入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如登录密码)。它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信息库进行适当权利的访问,限制用户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信息文件。(3)数字水印、数字签名及数字指纹技术;为了防止网络作品的易修改,易盗版现象出现了数字水印、数字签名或数字指纹版权保护技术。数字水印是利用数字内嵌的方法隐藏在数字图像、声音、文档、图书、视频等数字产品中,使得用户只能在屏幕上阅读,而无法复制。这种技术可以用以证明原创作者对其作品的所有权,并作为鉴定、非法侵权的证据。数字指纹是指同时在数字作品中嵌入的是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标识信,和数字水印技术相反,当某个用户将其拷贝非法的传播到外界,版权所有者就可以通过提取拷贝中的指纹来追踪非法用户。数字签名技术即进行身份认证的技术,防止伪造,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他技术措施比如防火墙技术、认证技术(CA)、追踪系统、标准系统、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等。

(二)完善版权保护法律制度

中国在著作权的网络立法方面,其法律文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保护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一系列涉及网络版权保护的文件,为技术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是2005年由国家版权局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实施的,对网络环境下的科技论文版权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政府应加快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完善,并制定保护网络著作权的专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法律保护是一种事后控制的手段,即只有在发现侵权行为之后,法律才能进行干预,一旦有版权侵权,高校科研人员应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加大版权保护力度

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增强维权意识,对抄袭剽窃他人论文成果侵犯版权的行为予以严惩。以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其网站上设有学术监督栏,对一些侵犯版权的作者取消已发表的论文,收回刊载证明,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站上予以谴责,并禁止三年内在其网站上,对维护版权所有者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对于网站在保护版权方面还是不够的。对于一些复制、盗版其网站上的论文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发表或者在科技期刊上发表,则没有相关的政策。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应当充分重视作者的论文版权保护需求,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权益。

高校科技论文网络发表与共享版权保护要得到增强,首先要增强高校版权人的版权保护意识;其次则必须及时更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网络版权保护的立法,最后要提高网络发表与共享平台的技术保护水平。只有作者的版权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提高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质量,推动高校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与共享。

参考文献:

[1]金勇,王小东.网络科技论文共享平台建设研究:第35卷[J].湖南农机,2008,(11):147-148.

[2]古东.科技期刊实现即时网络出版势在必行[J].编辑之友,2005,(1):65-67.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2008年10月29日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与Google达成一项突破性的和解协议。Google的图书搜索计划刚开始上线的时候，以海量的知识储备和方便快捷的搜索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但是其图书搜索计划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图书版权问题。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为保护作者的权利，历经三年与Google达成了和解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将图书分为三种，分别是受版权保护的在版图书、受版权保护但是已经绝版的图书和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针对不同种类的图书，Google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数字化并放在其开发的图书搜索中。同样的，在Google的图书馆计划中，也使用到了这份和解协议的相关条例。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数字出版　版权　数字图书馆　学位论文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　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　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　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

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　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　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　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 Rights 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

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　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　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2008年10月29日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与Google达成一项突破性的和解协议。Google的图书搜索计划刚开始上线的时候，以海量的知识储备和方便快捷的搜索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但是其图书搜索计划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图书版权问题。美国作家协会、美国出版商协会为保护作者的权利，历经三年与Google达成了和解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将图书分为三种，分别是受版权保护的在版图书、受版权保护但是已经绝版的图书和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针对不同种类的图书，Google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数字化并放在其开发的图书搜索中。同样的，在Google的图书馆计划中，也使用到了这份和解协议的相关条例。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学位论文　著作权　集体管理　模式

[分类号]D923.4

1、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背景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包括邻接权人)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由其代为管理和行使权利，包括监视作品的使用、与未来作品使用者洽谈使用条件、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以及在适当条件收取使用费并在著作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等，权利人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等。著作权集体管理起源于法国，1777年著名的法国戏剧家博马舍与拒绝支付演出费的剧院老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他的倡议下，创立了戏剧立法局，后更名为“戏剧作者和作曲者协会”。其宗旨是保护戏剧作者和作曲者的精神及财产权利，任务是负责收取和分配使用本会会员作品的费用，就舞台作品的使用进行合同谈判，对有困难的作者进行帮助。这是集体管理的雏形。以后，欧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立了这样的机构来管理作者最难管理的权利。国外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授权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征收定额税金；②建立著作权处理中心；③通过权利管理信息进行使用控制；④扩张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⑤个人管理方式。

我国现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有：1992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MCSC)；1993年国家版权局批准设立了中国著作权使用费报酬收转中心，但2004年停止该业务；1999年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向国家版权局提出申请设立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2005年成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等。

近几年，我国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首次在我国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2004年我国出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集中行使权利人的有关权利并以自己名义与使用者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收取使用费、转付使用费并进行有关法律诉讼仲裁等活动。2006年，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本条例出台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作者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中，第七条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可以进行学位论文集体管理的权利进行了界定，即著作权法规定的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权利人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利可以授权由集体管理组织管理。

目前，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任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签订合同，接受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使用权的授权(一般采用信托或部分著作权转让的方式)；②和作品使用者签定协议，并向其发放使用许可证；③监督、检查作品被使用情况；④向作品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并按照合同规定分配给有关的著作权人；⑤在必要时行使诉权。

由此可鉴，我国学位论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在《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并结合国内外相关著作权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所涉及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系统的规划指导，而对学位论文集体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规划与研究还尚待完善。为此，笔者提出本文的探讨与分析，对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学位论文著作权保护的规范化和管理的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现状

学位论文著作权是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生为取得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成果或科研报告的合法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学位论文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三种，通常我们所指的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除少数在答辩通过后发表或出版外，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只有几本复本被保存在授予学位的大学的图书馆或资料室中供阅览和复制服务。为了充分挖掘学位论文的学术参考价值，一些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将其制成缩微胶卷，编成目录、索引，并形成专门的学位论文特色数据库进行管理和共享。然而，由于学位论文属于灰色文献，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直颇受数字图书馆及相关开发商的青睐。对学位论文资源的不断开发，相关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成为了人们迫切关注的话题。20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现诉讼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的案件。其中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是2008年10月，一批由482名硕博士组成的集体诉万方公司侵犯学位论文著作权案。究其原因，不难看出人们对学位论文著作权的认识、学位论文的著作权保护、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途径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的误区。笔者试图从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的现状中来探讨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发展新路径。

2.1　直接授权模式

直接授权模式就是直接与学位论文著作权人联系取得许可的方式。这种模式开发机构的典型代表是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网页显示：“目前超星及各大图书馆正在做出努力，争取与每一位学位论文作者实现签约授权。但由于学位论文内容广泛，联系困难，还不能实现与所有学位论文作者全部签约”。超星学位论文作者授权的方案有：①向学位论文作者赠送10年期读书卡。学位论文作者同意将作品授权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向学位论文作者赠送价值3000元的10年期读书卡。10年后学位论文作者可以要求继续赠送读书卡。②学位论文作者要求单独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读书卡会员也不能免费阅读，必须同意按照学位论文作者定价付款后才能阅读。收入的50％支付给学位论文作者和出版社。学位论文作者可以任选其一，这种授权方案与清华同方相比，相对比较合理。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符合我国法律，切实保障了学位论文著作权人的权益，促进了数字图书馆的良性发展，与尊重学位论文著作权利益与扩大学位论文传播相平衡的版权保护原则相适应。但是由于存在学位论

文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2　授权模式

即通过与学位论文作者的版权人联系获得授权。一般来说，学位论文版权人把自己的权利授予机构，学位论文版权机构统一管理版权人的权利。作为一种集中和规模处理方式，学位论文著作权的集体管理从经济学角度已经被证明是可取的，因为集体管理的效率可以优化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成本选择。同时，由于个人授权模式使权利人行使学位论文著作权或邻接权变得不切实际、得不偿失时，或大量学位论文的使用者难以获得一一授权时，采用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也是必要的。

美国版权清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以下简称CCC)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他们事先与版权人签订合同并及时将报酬支付给权利人，还要求权利所有者保证它有权授予CCC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与之相比，虽然我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于1999年才开始筹备，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最近，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就谷歌公司未经授权扫描收录使用中国作家的图书作品一事与谷歌公司多次交涉，并郑重向谷歌公司发出维权通告。要求：①谷歌公司须在一个月内(即2009年12月17日前)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供已经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清单；②从即日起，谷歌公司未经合法授权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扫描收录使用中国作家作品；③对此前未经授权扫描收录使用的中国作家作品，谷歌公司须在2009年12月31日前向中国作家协会提交处理方案并尽快办理赔偿事宜。中国作家协会认为，支持中国作家作品通过互联网传播使用，但必须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进行。显然，随着《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和相关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授权模式亦可以有效降低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但是，有专家认为，目前的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学位论文著作权处理等，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如何科学管理。

2.3　要约授权模式

当传统版权交易模式面临海量交易挑战时，要约授权模式被适时提了出来。在新书《最后一根稻草》中，作者钟洪奇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版权授权方式――在书中直接登载授权要约。作者在学位论文中有如下授权声明：“任何个人或机构均可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本学位论文：①授权范围：数字形式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②授权费用：收入的5％；③支付方式：在收入产生6个月内支付给中华版权公司收转；④使用方式：保持作品完整性，必须注明作者和来源；⑤保留其他权利”。根据此种学位论文授权要约的内容，任何个人或单位只需在保证署名权、学位论文完整性，及将传播学位论文带来的收入的5％作为授权费用，交由中国版权总公司收转学位论文作者本人，即可合法地对学位论文进行数字化的复制、传播和发行。大多数字图书馆极力推崇此种模式，因为此种模式意味着在需要使用学位论文的数字版权时不必再按照传统的方式与学位论文著作权人进行接洽、谈判和单独签署版权授权合同，从而使学位论文数字化发展中最令人头疼的版权授权交易成本降到几乎为零。他们认为，该模式能使权利人更有效行使其权利，使用者能更有效地获得授权，从而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

学位论文著作权所体现的价值就在于使用户最大程度地获取其中的知识。传统的版权授权方式由于存在授权难的问题，使很多知识由于受到版权的限制并不能完全被大众所吸取，也难以体现学位论文的价值。从这一点看，要约授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它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传播知识。当然，要约授权由于存在不规范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考虑。因为不同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人可以有不同的授权要约内容。如：学位论文著作权人可以声明未经本人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和传播，此种授权其实就是要求直接授权模式。当然，学位论文作者也可以声明收入的10％作为授权费用，诸此等等。

2.4　法定许可模式

法定许可是指使用享有学位论文著作权的作品时，可以事先不经过学位论文作者许可，但事后应该向学位论文作者支付报酬的一种许可方式(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我国《著作权法》在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十二款合理使用的范畴，即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其中第(八)款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六条分别规定了5种法定许可的情形，其行为主体分别是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录音制作者和出版社，并不包括图书馆。目前，国内法学界和图书馆学界有人主张将法定许可全面引入数字图书馆，解决数字图书馆对学位论文的海量授权问题。北京高校图工委副主任、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长代根兴研究员提出：“图书馆界建设数字图书馆并不是为了图书馆自身，而是为了最广大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地使用和共享信息资源。目前的《著作权法》似乎更偏重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弱化了对广大读者利益的保护，从而影响了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客观上阻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作为广大读者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图书馆界应和信息情报界、档案界、数图企业界一起，深入探讨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方式和途径，使国家在修订《著作权法》时，既能考虑著作权人和出版商的利益，也能考虑最广大读者和用户的利益”。同时，有学者指出，法定许可的存在是有合理的社会背景的。现代著作权制度建立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初，一切以保护私权为重，尤其在大陆法系的理论中，私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著作权保护中更是根深蒂固。

从以上四种学位论文著作权的管理模式中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其优劣势。目前学界大多主张完善《著作权法》中提及的法定许可制度。理由如下：①直接授权模式实质就是一对一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其存在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有效管理；②授权模式由于存在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问题，具有不统一性；③要约授权模式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授权要约可以根据作者的意愿进行，其缺乏统一的要约授权操作模式和自我激励机制，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内统一实现。同时，完善法定许可制度的说法亦被国际图联所认可。国际图联认为：“图书馆和信息服务机构作为被许可者，还是复制权组织的主要消费者。这样就可以使得用户在法定例外和版权限制性条款外，扩展获取和使用版权作品。针对法定例外和版权限定条款，他们坚持地确

信，在尊重作品的作者、表演者、出版者和其他生产者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他们的用户具有合法的、公平的获得包含在版权作品当中的知识的权利”。

3、学位论文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3.1　合理使用《著作权法》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条款，但仅限于公益性的服务机构。而对于国家规定公益服务之外的机构如需要获取学位论文全文，则可以在征得作者授权的前提下，在授权范围内提供收取成本费用的、非营利的全文浏览服务。而开发公司提供的广泛的有偿服务并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应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目前，大多数学者们认为，学位论文属于未发表的作品，其并不满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的要件。因此，对于学位论文这一特种文献的著作权管理，我们可以参照《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开发公司应该清醒而理性地对待学位论文的著作权的管理问题。

3.2　增加作者个人直接授权模式

侵犯著作权主要是由于授权问题导致的。我国现存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校出台相关的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规定，如《清华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规定》；二是学校与学位论文的作者签署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许可协议。而对学位论文的数字化利用授权主要是采取大学先与研究生之间签署使用授权许可，然后学位论文的开发机构与高校联系，签订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许可协议。但是，很少有机构提供作者本人直接授权模式，这种作者授权学校，学校再授权开发机构的模式极可能导致违背作者的真实意愿，使学位论文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当使用。而增加作者直接授权模式则能具体明确学位论文的合法使用情况，从而有效避免侵权行为。

3.3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美国UMI公司和PQDD通过与国会图书馆合作，由美国版权局提供软件支持系统，进行版权登记，通过商业化的版权授予管理，提供社会服务，成为学位论文商业化共享服务的样板。俄罗斯则采取每个组织可以把本组织内的学位论文答辩人的作品提交给电子学位论文图书馆，组织先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签订合作合同，然后与作者签订合同，再传递学位论文全文与内容提要。这些举措对于解决学位论文知识产权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服务机构之间共建共享论文资源，促进学位论文更广范围内传播和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借鉴。

3.4　开发机构应尽到提醒的义务

我国学位论文开发机构在进行学位论文的管理服务过程中，应努力尽到提醒的义务。将作者的学位论文进行数字化，理应在《合同法》、《著作权法》等法律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条指出：“依照本条例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除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六)项、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二)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三)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报酬；(四)采取技术措施，防止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获得著作权人的作品，并防止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服务对象的复制行为对著作权人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例如：万方数据公司把用户分为三种，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但无论哪种用户都只能获取学位论文的中文文摘，全文获取需要向万方申请，由万方通过文献传递系统提供给用户，按条计费。此举对于取得授权有瑕疵以及未取得授权的学位论文，其行为明显存在侵权。所以，为了避免发生侵权行为，学位论文开发机构在进行学位论文的管理服务过程中，应当首先核实学位论文作者身份和授权情况，指明作品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名称)，同时有义务提醒用户合理使用学位论文，未取得学位论文著作权人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其作品，任何期刊不得转载其作品，尊重学位论文作者的著作权。

3.5　完善法定许可制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决学位论文著作权海量授权的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法定许可制度的完善。理由有以下几点：①直接授权模式。其实质就是一对一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其存在著作权人数量多，获取授权难度大，授权效率低下，维权成本较高等诸多困难，实现起来不太现实。②授权模式。目前的授权模式的集体管理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网络上的复制数量及价格的确定，多媒体的个别作品的著作权处理等，存在着不统一性。③要约授权模式。这种模式带了一定的任意性，可以根据作者的意愿进行要约授权。缺乏统一的要约操作模式和自我激励机制，难以在大规模范围内统一实现。

笔者认为，完善《著作权法》中提及的法定许可制度是解决学位论文著作权比较可行的方法。如果通过法律完善或者说是扩大法定许可制度，集体管理机构对学位论文的管理就是充当征收版税和分配版税的角色。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海量授权难的问题，还可以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同时，学位论文也能够被更广泛范围的传播，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实现了共赢的局面。但是，法定许可制度也曾经一度遭到学者们的反对，因为实现法定许可的扩充就必须修改现时的《著作权法》，而法律的权威性又导致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要想实现学位论文著作权管理的科学化、保护的正规化，就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作出改变。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开放存取　开放存取资源 知识产权保护

[分类号]D923.41

开放存取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而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则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数字环境下的自然延伸，其滞后于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因而成为影响开放存取运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加强对开放存取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在作者、出版者、用户间建立新的利益平衡机制是开放存取运动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

1　开放存取资源的版权特点

开放存取是新的学术出版与学术交流模式，其信息资源呈现一些新的版权特点。

1.1　受现行版权法保护

版权所有权由一系列权利组成，作者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但不得背离现行版权法规定的“限制和例外”条款，限制用户合理使用其作品。如《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BOAI)并不鼓励违背版权人的意愿或是违反版权法的规定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进行开放存取，也不倡导突破现有的版权法，而只是在现有的版权法体系内，根据版权人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实施开放存取。

1.2　版权保护复杂

开放存取是网络环境下的产物，网络条件给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使得版权保护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保护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可以主张权利的人和机构增加。传统的版权保护主要是调整作者、出版者和用户间的利益关系，开放存取环境下版权保护的主体增加了网络内容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图书馆或学术机构等开放存取资源的建设者，版权保护要求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第二，受保护的客体范围不断扩大，作品种类多样。传统版权保护的主要对象是印刷型文献，而适用于开放存取的文献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电子文档，主要有论文、著作、原始资料、多媒体资料、课程资料等。

第三，开放存取资源的超地域性。地域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确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有效，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对开放存取资源而言，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用户只要通过网络就可以免费存取、自由使用，一旦有侵权行为的发生，版权保护起来就十分困难。

1.3　许可协议是版权实现的主要方式

开放存取资源版权保护主要是通过许可协议来调整各方利益关系。作者和版权持有人通过许可协议让渡部分版权给用户，使得所有用户具有免费、不被更改、全球和永久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作者保留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等部分权利，用户使用开放存取资源时必须注明作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等版权信息。

2　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

BOAI认为，开放存取的实现途径有两种：自存档(Self－Archiving)和开放存取期刊(Open-access Journals)，这也是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在开放存取资源建设过程中应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2.1　作者自存档的知识产权保护

2.1.1 自存档作品的保证　作者自存档的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版权、商标权、言论自由权、普通法上的权利或其他任何权利，不能含有对第三方进行诽谤、侵犯隐私或其他歪曲事实的内容。如果是合作者，一方行使权利时须与其他合作者达成一致意见。如英国牛津大学机构库Dspace@Cambridge项目规定，当作者向该机构库提交论文时表示作者承认同意这么做，而且，作者有责任确保在向机构库提交资料时不侵犯版权。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会删除非法、有害、、胁迫、骚扰、中伤他人的，诽谤、侵害他人隐私或诋毁他人名誉或商誉的，种族歧视或其他不适当信息，以及与学术讨论无关的内容，对文章不进行学术审核。

2.1.2 自存档作品的版权保护 作者将拥有版权的预印本(preprint)张贴在开放存取仓储中，或存储在个人主页、博客中，不存在任何的版权问题。如果是张贴后印本(postprint)，由于出版者为作品提供了增值服务，根据协议应该取得出版者的许可，否则就有侵权的风险。

这里主要有两个服务项目帮助作者保护自存档作品版权：

ROMEO　SHERPA／RoMEO数据库是一个可提供检索服务的关于出版者版权政策的指引数据库，分别以绿色、蓝色、黄色和白色来标注它们对开放存取自存档的政策态度：绿色代表允许作者存档预印本和后印本；蓝色代表允许存档后印本；黄色指可以存档预印本；白色代表没有正式提出支持自存档。根据对414个出版者的统计，有68％的出版者允许某种形式的自存档。利用ROMEO，可以检索作者和出版者的权利分配。

JULIET　许多作者的研究项目都是得到资金资助的，不同的资助者对作者自存档的要求也不一样。为帮助作者了解研究资助者关于开放存取数据存档和开放存取出版的政策，确保研究成果保护与存取的复合环境，SHERPA推出了JULIET服务，作为对RoMEO服务的补充。JULIET便于研究者和其他人清楚了解每一个资助者的要求，简要描述每个资助者的政策，并对照开放存取理念对资助者的政策进行比较和评价。许多研究资助者已规定研究成果必须存放在开放存取仓储中，一些资助者强烈要求存档，或另外提供资金帮助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存取期刊或一些出版者建立的混合期刊中。

2.2　机构库与学科库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

学术机构、大学、图书馆等是机构库与学科库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在建设开放存取仓储时，应该取得版权持有人的许可，在网页显著位置提供版权声明或免责声明。如著名的学科库“图书情报科学与技术数字图书馆”(DLIST)在其版权政策中声明：DLIST不对版权问题负责，责任应由作者或作品的版权持有人承担。图书馆在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时，应尽到注意的义务，发现涉嫌侵权的内容应及时移除或断开链接，避免因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2.3　开放存取期刊的知识产权保护

2.3.1 赋予作者不同的权利 开放存取期刊是开放存取资源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版权问题主要是作者与出版者间利益的协调和平衡问题，要么作者保留版权，要么作者将版权转移给出版者。任何一种情况，版权持有人将同意出版的作品开放存取。JISC-SURF“合伙人版权”计划的报告提到了被确认的四种不同的开放存取期刊版权政策，分别是：署名许可、独占许可、再使用和改变论文形式的权利限制开放存取许可、作者保留所有或大部分权利等。这是四种不同的版权实践模式，四种不同的权利安排。Horrn E等则归纳了A、B、C、D四种新的版权模式，并对每种模式下作者、出版者和其他人的权利进行了探讨。

2.3.2　推行许可协议制度　许可是开放存取发展的障碍之一，是作者、出版者、用户三者问利益平衡的实现方式。由于许可的形式多样、许可的细节材料较难发现和理解、对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机构和环境面临不同的许可障碍等原因，许可实施起来比较困难，但它是开放存取期刊版权保护切实可行的制度。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C协议提供作者四种许可方式：署名(Attribution)、非商业用途(Noncommercial)、禁止演绎(No Derivative Works)、相同方式共享(Share Alike)。如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和英国生物医学中心(BMC)就使用了知识共享的“署名”许可协议；欧洲地球科学协会(EGU)的期刊采用的是“相同方式共享”许可协议，限制对开放存取出版物的再使用。作者可根据自己的授权意愿，进行自由组合，构成六种CC许可协议：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by-nc-nd)、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aa)、署名-非商业性使用(by-nc)、署名-禁止演绎(by-nd)、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aa)、署名(by)。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知识共享中国大陆版许可协议。

3 开放存取资源利用的知识产权保护

3.1 图书馆利用开放存取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

3.1.1 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为自己免责 图书馆既是开放存取资源的建设者，又是开放存取资源的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作为后者，图书馆应该自觉遵守有关版权的国际公约和当地的版权法律、法规，尊重版权人的权利，合法地使用开放存取资源，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要善于利用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国际组织等有关支持开放存取的政策为自己免责。

2005年1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发展议程中有关图书馆的原则》，规定“政府拥有著作权的所有作品都必须在公共范围内传播”，“由政府基金资助研究和出版的所有作品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提供免费公共获取”。

2003年12月5日IFLA管理委员会在荷兰海牙通过《IFLA关于学术文献与研究文献开放存取的声明》，要求全球各地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网提供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学术文献，确保这些文献的保存，协助用户发现及使用它们，并提供教育课程以帮助用户进行终身学习。

2007年12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2007综合拨款法案(H，R，2764)》，其中规定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强制要求其资助的研究人员研究成果之后的12个月之内，将其经过同行评议的原稿电子版存放在美国医学图书馆的开放存取仓储PubMed Central中，通过网络提供开放存取，便于公众获取利用。

《关于申请2008年度博士点基金自然科学类课题的通知》(教技发中心函[2008]16号)第十一条规定：为使博士点基金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发表和交流，获资助课题负责人结题前，应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2－3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上发表后，允许同时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并认定与其他刊物发表等同。

《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的声明》中第五条提出“图书馆不为第三方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方侵权责任是指图书馆采集的知识信息制品本身存在侵权的，以及图书馆的用户在利用图书馆资源过程中发生侵权的。

3.1.2　提醒终端用户 由于开放存取运动的跨国界性，利用开放存取资源的用户并非都是本地的，为了存取开放存取资源去研读当地的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因此，为了保护开放存取资源，图书馆可在其主页上相关的版权政策，让用户一目了然，知道作品保护的方式、保护的程度，从而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3.1.3 帮助作者管理自己的版权 图书馆要积极宣传开放存取理念，争取作者的支持，帮助作者获得更多的版权。

当作者出版著作或时，出版者往往要求作者签订出版协议转移作品的所有版权，这使得作者失去了对作品版权的控制。当作者使用、再使用或授权其他人使用作品时，就会受到来自出版者的限制。为帮助作者管理好自己的版权，研究机构、图书馆等通过律师等帮助作者与出版者签订版权补遗协议。如由12个世界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组成的联盟――机构合作委员会(CIC)的教务长于2006年一致签署的出版协议声明及补遗，就是帮助成员大学的作者保留在多种条件下共享作品的权利，包括张贴作品到机构库或学科库中。

由于大多数作者并不非常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作者版权补遗搜索引擎可以帮助作者产生PDF格式的版权补遗协议，附在版权协议上，确保作者保留某些权利。

3.省略／eprint／abs／ID”格式进行引用，或按资料注释中提供的方式进行引用。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术期刊；版权；作者版权；汇编作品；责任编辑；署名权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1）04－0026-04

学术期刊出版中往往涉及多重版权法律关系。学术期刊是由一篇篇独立的学术论文汇集而成，每一篇论文都是作者创作产生，每一篇论文也都经过了编辑的审阅、加工修饰。期刊出版的顺利开展和良性运行要求要合理解决与版权相关的各类问题，主要包括论文作者的版权、学术期刊整体的版权和期刊编辑个体劳动可能的权利等。

一、期刊论文作者版权的保护及限度

期刊文章的作者的版权应得到保护是无可争议的。但权利的保护都有其限度。期刊文章的形成是论文作者和期刊双向选择的结果。期刊论文作者版权的保障也需兼顾期刊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

（一）期刊论文作者版权的保护内容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作者享有各项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著作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包括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怎样的方式、通过何种载体公之于众等。署名权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包括署本名、笔名等，也包括选择匿名（即不署名）。一般认为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实际上同属一种权利的正反面。因为作品是作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反映的是作者的思想观点、立场和理念，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都不得未经允许擅自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以免在有意无意间改变了作者和作品的原初之意， 甚至歪曲或篡改了作者的观点。著作财产权又可分为两大类，即专有使用权和使用费请求权。根据作品的使用方式，可分为以有形方式使用作品（包括复制权和发行权等）、以无形方式使用作品、以演绎方式使用作品和以其他方式使用作品等。作品的每一种使用方式都有对应的“获得报酬权”，即作者基于该种方式对作品的使用而应得到的物质报酬。使用费请求权则是指因法定许可使用的发生作者依法获得使用费的权利。[1](P56-70)期刊论文作者依法享有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在内的完整版权内容。

（二）期刊论文作者版权的限度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有限制的。学术期刊文章作者的权利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著作权法的限制，二是基于版权合同的限制。著作权法上的版权限制主要有版权的法定许可使用和合理使用制度。学术期刊上论文的作者享有的版权除了要受到版权本身性质决定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其与期刊合约关系的限制。论文作者与学术期刊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双向选择的合作关系。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或者期刊编辑向作者约稿，都是一种建立合作的意向表达。学术期刊的出版单位必须充分尊重论文作者依法享有的各项版权。同时，期刊作为一个出版经营的实体和主体，有自身的用稿要求和排版规则，作者向期刊投稿也应视为自愿接受期刊的稿件处理规则。这也就是说，此时作者的版权接受期刊要求的限制。论文作者与期刊出版单位版权协调的原则应是以著作权法的为基础、以双方的版权合同为优先。比如一位作者向《中国法学》投稿，《中国法学》作为学术期刊当然应尊重和保障作者对其创作论文的署名权等版权，同时中国法学杂志社制定有《作者署名相关事项规则》，对投稿该刊的作者署名作出了要求，如“原则上仅署作者正式服务（受雇）的工作单位，不署其兼职单位和兼职职务”，此时就对作者的署名权就构成了一种限制。作者要么接受这种限制，要么选择没有这种限制的期刊进行投稿。[2]

二、整本期刊作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

对于整本学术期刊作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可以从版权客体、版权主体、邻接权及装帧设计的版权等多个方面去认识和理解。

（一）从版权客体的角度看，期刊属于汇编作品

从版权客体是否原创的角度，可以将作品分为原创作品和二次作品。二次作品又可分为演绎作品和汇编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断，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

学术期刊的稿件基本不是期刊出版单位自创，而是以作者的来稿或向作者的约稿为主。同时，一份学术期刊的组成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作者的若干篇稿件“堆砌”集成，通常要由专门的编辑人员按照期刊既定的办刊宗旨和一定的编辑方针，进行选题策划和栏目设置，积极开展组稿约稿，并对期刊版式进行独特设计以突出期刊的个性。可以说，稿件的评价与取舍、每一篇稿件置于期刊中的哪一个栏目、若干篇稿件在具体栏目中的排列顺序以及对于稿件如何进行编排，无不体现了编辑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和智识努力。由此可见，经过编辑人员精心遴选稿件，汇编若干篇达到发表要求的稿件而成的学术期刊符合《著作权法》对汇编作品的释义。[3]换言之，每期学术期刊均可视为一件汇编作品，从而可单独成为版权保护的客体。期刊的版权产生于对具体论文的选择与编排，不得侵犯单篇论文的版权。因此，尽管期刊编辑对作品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期刊编辑通常不得主张自己是合作作者，编辑毕竟不是作者。期刊编辑是筛选者，是加工者，而不是“创意”的作者。

（二）从版权主体的角度看，期刊属于单位作品

版权的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人和单位。一般而言，直接从事创作的人可以成为版权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创作是运用思维和智慧从构思到表达完成的一个完整过程。通常意义上，自然人之外的生命体、非生命体以及社会组织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作者。然而如同法律可将一定的人和财产结合起来的组织体拟制为法律上的“人”，在版权法领域，法律基于某些特殊情况也将不具备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拟制为作者。[4](P45)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单位作品一般要求符合下列三个条件：（1）作品是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下进行创作的，即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指定或委托的特定的人员负责组织该项创作，该项形成作品的创作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进行的一项工作。（2）作品的表达代表和体现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3）对于作品，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而不是由具体经办人负责。期刊的汇编完成，显然是在期刊出版单位的主持下进行的，最终的采稿体现了期刊出版单位的办刊思路和意志，对于最终定型出版的期刊，也是由期刊出版单位对外承担责任，而不是由编辑人员个人。因此，期刊属于单位作品，其版权的主体是期刊出版单位。

（三）从邻接权的角度看，期刊享有版式设计权

邻接权，又称作品传播者权，是指作品的传播者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对其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4](P83)邻接权主要包括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广播组织权和出版者权。我国《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

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其实是对稿件编辑加工的继续，是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从内容而言，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是指学术期刊的版面格式的设计，即在既定的开本上将文稿进行合理的、有秩序的排列，包括对版心、排式、用字（字体、字形、字号）、行距、标题、引文、标点、篇章结构安排、图型和表格安排以及其他版面因素的安排。期刊版式设计不仅要从属于刊物的内容和编排规范（这是期刊的自身文化属性的要求），而且可以追求独特的艺术设计效果。当然，体现个性化的艺术追求需要设计者对期刊稿件内容的深入理解，同时具备把握、驾驭版面空间的艺术功力。

科学合理的期刊版式设计，既能使期刊内容的结构形式体现刊物自身的特点和风格，又能与期刊的整体装帧设计等外部形式相互协调，并且能给读者提供阅读的便利。[5]因为与文稿内容和谐统一的版面形式可以使期刊美观大方，能够吸引读者，增强读者的消费欲望；同时还可以增加文稿的易读性，从而加强读者对文意内容的理解，并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这个角度上说，版面设计的形式美对提高刊物的社会效益，实现刊物巨大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6]然而，尽管法律对期刊的版式设计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学术期刊享有版式设计权的前提是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是独特的，具有价值的创作产物，而不是依据有关编排规范对文稿作出的简单堆砌。因此，期刊应戒除“千刊一面”，积极创新版式设计，从而实现期刊版式设计权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转变。

（四）与期刊装帧设计相关的版权法律关系问题

期刊装帧设计是指对其期刊的刊头、版面、封面、封底、开本、书脊、扉页等所做的装潢设计。独具特色的期刊装帧设计有助于使期刊个性鲜明，从而与其他期刊作出区别，避免读者混淆误认，在期刊出版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装帧设计一般可以视为美术作品。

期刊的装帧设计可以由出版单位组织本单位力量和人员自行设计，也可委托本单位之外的专门设计机构和人员进行设计。这里就可能要涉及职务作品与委托作品。职务作品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一般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一般职务作品的版权由职工个体（即作者本人）享有，单位在其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特殊职务作品是指主要是利用单位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单位承担责任，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对于特殊职务作品，职工个体（即作者本人）仅享有署名权，版权的其他权项由单位享有。

委托作品，是指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委托而创作的作品。委托作品的创作基础是委托合同，委托合同既可是有偿的，也可是无偿的（即约定的创作报酬为零）。出版单位委托本单位员工进行装帧设计时，如果受委托人进行设计不是其工作任务，此时其完成的设计同样属于委托作品。对于委托作品的版权归属，法律采取当事人意定优先原则，即允许委托人与受托人通过合同予以约定，只有在没有意定的情况下才按法律推定性的规定进行确定。我国《著作权法》从侧重维护作者权益的角度，规定当委托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根本没有订立合同的，委托作品的版权属于受托人。

此外，当期刊出版单位将期刊的装帧设计委托给外单位设计时，就会存在更加复杂的版权关系，起码包括期刊出版单位与装帧设计单位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装帧设计单位与本单位的设计人员间的职务创作关系等。鉴于期刊装帧设计对于期刊的重要意义和相关版权关系的复杂性，笔者建议，期刊出版单位深刻领会《著作权法》对于“委托作品”归属的规定，有效利用委托合同，防范可能的版权风险，保护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正如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既保护作者的版权，也保护了出版单位作为汇编人对其汇编作品即期刊享有的版权和作为传播者所应享有的邻接权，却忽视了作为责任编辑的个体所应享有的版权利益。增强知识产权意识，保护论文作者和学术期刊应有的版权利益是应该的，但也不应疏忽编辑个体的权利问题。

（一）从劳动的性质看，编辑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

期刊与图书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从信息资料的新颖性与体系性而言，期刊更侧重“新”，即一篇文章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必须有“闪光点”，有亮点就值得加工刊载，而图书往往要求结构严谨、体系完整。从学术期刊的实际运行看，有的来稿行文规范，结构合理，论证严谨，不需要编辑付出太多智力性劳动即可完成；而有的来稿虽然有“闪亮点”，但论证不合理、不规范，仍需编辑付出艰巨的智力性劳动进行加工润色，甚至指导作者才能使作品臻于完善。此时，经过编辑加工指导的论文，不再是作者的独立智慧成果，而是编辑和作者之智慧合成的成果。

经过编辑加工的稿件其实构成了一种新的作品形式，即“集成作品”。它不同于“合作作品”。合作作品是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它要求合作者有合作的合意。而作者在创作时与编辑没有合意。编辑在从事“创造性”的编辑劳动时也不是与作者形成合意，而是在作者已创作完成的作品之上，“添加”上自己的“智力成果”，而最后呈现出的作品，虽然署名为作者创作完成，但已不是单纯的独立作品，是多多少少附加了编辑创意思维的“新”作品。此时，编辑无疑应享有相关的版权。这种版权即使现行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也应受到尊重。

（二）从工作的隶属看，编辑进行的是职务类行为

责任编辑必然是隶属于某一出版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责任编辑个体，其进行稿件的任何处理都是由其在出版单位的职位、岗位和角色决定的。责任编辑进行的每一项工作，无论是接受编稿组稿任务，对稿件进行甄别评判和取舍，还是对稿件进行加工雕琢与润色，以及决定栏目设置与编排，无不是在履行着出版单位工作的要求。由此可见，作为责任编辑的个体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从工作隶属关系而言，是一种职务行为，由责任编辑编辑创作完成的作品（编辑加工完成的稿件）也可视为一种职务作品。上文曾论及期刊是汇编作品、单位作品，这里又提及职务作品。笔者对此是这样理解的――经编辑加工过的单篇文章类似于职务作品，而将多篇文章汇集而成的整本期刊属于汇编作品。

（三）从履责的类型看，责任编辑只应享有署名权

上文对职务作品的分类已做了说明，即职务作品分为一般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从我国期刊的运行机理看，期刊的出版必须以国家行政职能部门的审批、登记为其合法性的重要前提。只有经依法申请、审批和登记设立的期刊社或期刊编辑部才有资格做期刊的“汇编人”，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享有“汇编”期刊的权利，而且汇编期刊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办刊宗旨。[7]由此可见，责任编辑从事对来稿的编辑加工，主要利用了出版单位的资质等物质技术条件，并且完成的“作品”依法也只能以期刊出版单位的名义纳入“期刊”之中出版发行，这显然属于一种特殊职务作品。对于这种特殊职务作品，责任编辑的版权应限于署名为“责任编辑”，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期刊出版单位享有。

从现实的期刊运行看，有些期刊对期刊上刊载的作品只有作者署名而没有责任编辑的署名――这种让责任编辑隐名埋姓的做法，无疑是对责任编辑创造性劳动的漠视。其实，为责任编辑署名，不仅是对责任编辑劳动的肯定和尊重，也是对责任编辑工作的监督和鞭策。通过责任编辑加工的稿件，已是附加了责任编辑创造性劳动的增值产品，此时其他期刊基于法定许可对期刊论文转载时，不仅应注明作者的姓名，也应注明原刊责任编辑的姓名。

综上所述，学术期刊出版中往往涉及期刊、作者、编辑等多重版权法律关系，为保障期刊出版的良性运行，应注意协调好各方之间的版权关系。

参考文献：

［1］韦之.著作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中国法学杂志社.《中国法学》作者署名相关事项规则［EB/OL］.www.省略.cn/Html/benkandongtai/20117226503210340909.shtml，2011-07-22.

［3］刘明江.论期刊著作权的归属与特性［J］.科技与出版，2003，（2）.

［4］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陈默.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构成要素与基本原则［J］.农技服务，2010，（8）.

［6］张秀红，娜木罕.论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平面构图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

［7］汪小珍.论我国期刊著作权独特的权利发生机制［J］.科技与出版，2004，（2）.

Legal Relations Study of Multiple Copyright in Academic Journals

Wang Yanyun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of the author, whose paper is collected in a journal,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journal press shall be given the priority. The author's copyright is to be protected as per Copyright Law but also restricted by the copyright contract. As a kind of collected works, a journal shall enjoy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for its copyright. The editors of an academic journal have invested mental labor in the papers, who shall also have the authorship right.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一、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传播的

特点及带来的新机遇

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存在形式和传播渠道均不同于现实环境，从而对音乐作品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带来了音乐作品传播的不同的技术和经济效果。

在技术上，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存在形式是数字信号，传播渠道是互联网，音乐作品几乎不再需要载体。在存在形式方面，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是以数字信号形式存在的。数字信号是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即0和1。数字信号不同于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变量，模拟信号的信息参数在给定的范围内表现为连续的信号。数字信号是离散变量，数字信号的信息参数在给定的范围内表现为离散的信号。信号的数字化过程包括三个步骤：抽样、量化和编码。其中：抽样指用每隔一定时间的信号样值序列来替代原来时间上连续的信号，即在时间上将模拟信号离散化。量化指把模拟信号的连续幅度变为有限数量的有一定间隔的离散值。编码则指按一定规律把量化后的值用二进制数字0和1表示，转换成数字信号流。③尽管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信号可能会有损伤，信息量也会爆炸性增长，但是和模拟信号的传输相比，数字传输的抗干扰能力更强、传输质量更高、更易于处理和保密、通信功能更强。④和以模拟信号存在的音乐作品不同，以数字信号存在的音乐作品可以被无限次复制，且复制品质量不会降低。在传统环境下，由于音乐作品传播需要载体，而载体具有排他性，因此音乐作品的传播受到载体流转的限制，传播是线性的。也就是说，离开载体音乐作品就无法传播，音乐作品只能随着载体的传送而传播，只有拥有载体的主体才能够继续传播，原有的传播者因已经失去了载体而无法继续传播。网络传播则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已经不需要载体，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传播不再受到载体的限制，其传播不仅是网状的，而且呈指数速度递增。即每一接收音乐作品传播的主体会和传播者一样成为新的传播者，而原有的传播者仍然可以继续传播。

在技术和经济效果上，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成本更低。由于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呈现为电磁信号，理论上音乐作品的传播速度是光速的，而压缩技术的发达和网络带宽的增加则使音乐作品的传播无限接近光速。因此，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非网络传播。同时，由于网络音乐作品的传播不再需要载体，其传播几乎不需要成本。

网络环境下音乐作品传播的上述特点给音乐艺术家带来了利用其音乐作品的新的机遇。在非网络环境下，音乐艺术家个人无力传播其音乐作品，无论是乐谱的印制还是唱片的制作，都是音乐艺术家个人所无力单独进行的，必须借助于出版商。而出版商通常只会传播那些他们认为具有市场影响和潜力的音乐作品，他们也要从音乐作品传播中分一杯羹。这就使得其音乐作品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音乐艺术家不仅要将其音乐作品传播的绝大部分收入分给出版商，而且他们也无法自由地传播其音乐作品，因为那些没有被出版商选中的音乐作品就无法被传播。而在网络环境下，音乐艺术家完全可以借助快速而低成本的网络传播其音乐作品。在录音录像设备价格大幅下降的今天，音乐艺术家不仅可以在网络上传播其乐谱，甚至也可以将音乐作品制作成MP3在网络上传播，从而大大增加了传播其音乐作品的自由，许多默默无闻的歌手成了名歌手，而许多默默无闻的歌曲则一飞冲天而成

为热门歌曲。

二、保留所有权利的版权策略： 苹果i-Tune网上音乐商店

网络的发展对音乐作品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重地冲击传统音乐作品经营的商业模式，在唱片销售日渐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五大唱片公司不得不和苹果公司合作，iTunes网上音乐商店应运而生。iTunes原是一款多媒体播放和管理软件，苹果公司买下了该软件的版权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iTunes音乐播放管理软件。2003年4月28日，苹果公司正式向美国消费者推出iTunes网上音乐商店服务。甫一推出，iTunes网上音乐商店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推出的最初18个小时就销售了275，000首歌，最初的5天内在销售了超过100万首歌。在iTunes网上音乐商店于2003年10月推出视窗版服务的前3天内iTunes软件就被下载了超过100万次并销售了超过100万首歌，而至2010年2月，iTunes网上音乐商店已经销售了超过100亿首歌曲。iTunes网上音乐商店充分利用了网络技术的特点，不仅界面友好，而且没有采取单一的整张专辑销售的传统模式，充分尊重了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意愿。目前，iTunes网上音乐商店不仅已经推广到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芬兰等全球各地，而且开始提供视频、电子书、游戏等多种服务。

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独创的iTunes音乐管理软件以及其采用的FairPlay核心技术。在iTunes网上音乐商店购买音乐非常方便，消费者只需要先申请一个帐户，登陆帐户即可以进行歌曲的浏览与购买。在美国一首歌曲的售价是0．99美元，在欧盟国家中其价格各有不同；在英国，价格是99欧分或者79便士。⑤消费者在iTunes网上音乐商店选完自己所需要的歌曲后，可以用国际信用卡方便地在线支付。在购买音乐之后，消费者还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iTunes音乐管理软件，以便于所购歌曲的管理和利用。消费者下载并且在电脑上安装了这个软件后，便可以在线购买歌曲并将所购歌曲导入iTunes软件的资料库系统，方便地进行音乐的管理和利用。iTunes网上音乐商店还通过FairPlay数字权利管理系统对用户利用音乐作品的行为进行控制，FairPlay系统可以追踪用户的歌曲使用行为，防止用户对歌曲的非法复制和传播，将消费者使用音乐作品的行为控制在版权人划定的范围之内。当消费者从iTunes主页下载管理软件时他们会要求接受苹果的销售服务条款，实际上是和苹果签订了一个私人合同，⑥从而把消费者使用作品的行为控制在版权人允许的范围内。苹果凭借着这些保护版权的条款也更有助于其通过唱片公司获得歌曲销售的许可。通过FairPlaw系统苹果可以监控消费者使用作品的情况，当消费者涉嫌非法使用时，苹果有权利删除消费者的会员资格。当然，FairPlay技术也给消费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即它允许消费者将一首自iTunes网上音乐商店购买的歌曲复制到其他电脑硬盘上五次，而复制在苹果公司提供的硬件IPod播放器上则没有次数限制，并且苹果在歌曲上运用FairPlay技术限制了消费者对播放器的选择，只允许消费者使用其自行开发的IPod播放器播放。⑦

iTunes网上音乐商店开创了网络环境下正版销售音乐的新模式，既维护了版权人的合法权益，又满足了人们在网上以低廉价格获取作品的自由，这种利益兼顾的问题解决方式值得称道。学者认为，iTunes网上音乐商店通过使用合同、版权和技术措施监控作品的使用创造了一个网络之上国际版权实施的制度模式。它使用这三种方式加上其丰富的数字作品内容库，使得iTunes网上音乐商店成功地穿越国界，吸引了全球公众的注意。毫无疑问iTunes网上音乐商店是成功的，它创造了一种国际版权实施模式，整合了技术、传统的版权法和合同法，创造了一个既能保护版权人又能向公众提供数百万数字作品的合法音乐下载系统，它已经成功了。的确，这种版权保护模式为我们提供了适应传播技术发展的版权保护模式的新思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于广大音乐艺术家来说，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的推出无疑能够使音乐作品更快地被推向市场，增加了音乐作品的市场销量，扩大了音乐作品的市场影响。同时由于iTunes网上音乐商店中销售的音乐作品是由唱片公司提供的，因此，音乐艺术家能够同时利用唱片公司推广音乐作品的传统优势，更有利于其音乐作品的推广。但是，音乐艺术家利用iTunes网上音乐商店也有缺陷，即他们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因为他们从唱片公司所获得的音乐作品销售收入本来就极其有限，在网上音乐商店销售，音乐作品销售收入还要为提供网上音乐商店服务的苹果公司瓜分。同时，尽管传统唱片公司也会努力推出新人，但是它们往往只关注那些有潜力的人，只重视那些具有较好的市场影响的音乐艺术家。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音乐艺术家将不容易享受iTunes网上音乐商店的好处。

三、放弃部分权利的版权策略：音乐作品的开放存取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同时更开拓了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因此，在继续完善建立传统版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新的版权利益实现模式的探索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开放存取运动就是一种放弃部分权利的新的版权利益实现模式。开放存取是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网络自由传播而发起的运动，它是在基于订阅的传统出版模式以外的另一种选择。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中的定义，开放存取是指文献在互联网公共领域里可以被免费获取，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用户在使用该文献时不受财力、法律或技术的限制，而只需存取时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对其复制和传递的唯一限制，或者说版权的唯一作用应是使作者有权控制其作品的完整性及作品被准确接受和引用。

尽管开放存取运动是建立于传统版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和传统版权制度的利益实现机制不同的是，开放存取不是直接使作者获得作品利用的报酬而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提高作者的名声、声誉等间接使作者受益。由于版权人放弃了其版权财产权，这大大减少了著作财产权对作品传播的障碍，从而作者的人身利益得到了更有效的实现。统计调查表明，开放存取出版可以显著提高论文的被引频次。对119924篇公开发表的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会议论文调查发现，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7．03，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2．74。在电子工程学科中，发表于同一种期刊中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2．35，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1．56。在数学类论文中，发表于同一种期刊中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1．60，非开放存取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0．84。⑧

尽管开放存取运动主要兴起于学术期刊的出版，但它却不仅仅限于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事实上，开放存取期刊的思想已经被音乐作品的传播所利用，网络歌手的成名之路就是开放存取思想在音乐作品传播领域的具体运用。如网络歌手誓言1993年就开始在哈尔滨闯江湖，一开始唱一场只有25元，可网络歌曲《求佛》的迅速走红则使他的身价暴长，誓言光靠《求佛》就挣了500万。当时誓言还口出狂言道：唱片歌手钱没我好挣。⑨再如网络歌手杨臣刚为生活所迫创作歌曲《老鼠爱大米》，出于偶然将《老鼠爱大米》放到网上，不料却在网络的推动下一炮走红，从而以500万元身价与飞乐唱片签下5年合约。而在出道之前，杨臣刚共创作了300多首歌曲，但因他当时只是默默无闻的歌手，所以教吉他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正是网络推动了杨臣刚的成功。⑩尽管网络歌手原初并无意于采取开放存取方式来传播其音乐作品，但其做法实质上却运用了开放存取方式的精神，即放弃大部分财产权利而使得其人身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最终这些歌手通过网络进入了传统唱片公司的视野并取得了成功。

四、结 语

在网络环境下，音乐艺术家运用音乐作品传播的传统版权策略固然仍然能够实现其音乐作品的价值，但网络技术以其高质量、高速度和低成本的传播给音乐艺术家提供了实现其音乐作品的价值的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促使版权产业创造了实现音乐作品价值的新商业模式，为音乐艺术家实现其音乐作品的价值提供了更多选择，音乐艺术家既可以运用传统的版权策略实现其音乐作品的价值，也可以利用网络环境下版权产业创造的新商业模式，还可以利用网络自己亲自去实现其音乐作品的价值，只要能够采用适当的版权策略，无论是知名的音乐艺术家还是默默无闻的初出茅庐者均能够发现实现其音乐作品价值的最佳路径。

①本文“音乐作品”一词是在其广义的意义上使用，即既包括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音乐作品”，也包括音乐表演艺术家对音乐作品表演的结果――“音乐表演”。

②参见李娜《网络音缘――论网络的发展与音乐作品的传播》，《艺术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③参见樊昌信，张普翊、徐炳祥，吴成柯《通信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④参见樊昌信，张普翊、徐炳祥，吴成柯《通信原理》，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⑤Kelly Leong： iT－tunes：Have They Created A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nforcement?芽 13 New Eng． J． Int＇l ＆ Comp． L． 365， 385．

⑥See Apple．com， Apple iTunes Music Store： Terms of Service， http：／／www．apple．com／legal／Ttunes／us／service．html． 2008年10月21日访问。

⑦百代唱片已经宣布完全开放其在iT－tunes上数字音乐的下载，放弃数字权利管理系统（DRM），这即是说，隶属百代唱片的在iT－tunes上销售的歌曲已经可以在除苹果I－Pod外其他的播放器上使用，据悉，其他唱片公司也在考虑放弃DRM数字管理技术。参见郑云：《百代“嫁”苹果，音乐“福音”还是版权“毒药”？》，《IT时代周刊》2007年5月20日。

⑧同⑤，第365、394、395页。

⑨《百度百科》“开放存取”条，http：／／baike．baidu．com／view／798036．htm．

⑩《十大网络歌手的成名之路》，http：／／www．moorburn．com／points／2732．

[11]百度百科，“杨臣刚”条，http：／／baike．baidu．com／view／40642．htm．

版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原生数字期刊　Open Access期刊　比较研究

[分类号]G255.75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Internet的普及，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载体相同，均借助互联网传播，同时两者出版模式、版权形式等又不尽相同，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易混淆，为了便于图书馆及读者对这两种电子期刊的整合利用，本文对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进行比较探讨，以加深对这两种期刊的全面认识。

1　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概览

1.1　原生数字期刊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在线阅读已逐渐成为读者的一种阅读行为，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深入发展使在线出版成为可能，在此情况下一种新型期刊――原生数字期刊应运而生。原生数字期刊(the born-digitaliournal)是借助计算机网络，完全以电子化、数字化形式组稿、审稿、制作、出版、，并以计算机网络(Internet)为传输工具，而没有相应纸质印刷版或其他类型电子版的，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且每期均附有编号或日期标识的连续性电子出版物。所谓纯网络杂志、纯网络期刊、纯网络电子期刊、纯电子期刊、电子杂志等均属于原生数字期刊范畴。

1.2　Open Access期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期刊危机”的蔓延，对人们正常的学术交流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人们提出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开放获取，目的是让全球读者可以免费获取期刊论文，免费分享最新的科研成果。根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定义，Open Access期刊可理解为一种经过同行评议的、网络化的免费电子期刊，允许任何用户免费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链接或索引其期刊全文。

2　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比较

2.1　产生背景

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的产生背景不同，原生数字期刊是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多媒体技术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传统期刊仅以文字图像形式传播知识，单调、缺乏动态性与灵活性，而原生数字期刊以文字、图像、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传播知识，提高了传播效率，尤其对于传播强调事物变化过程的知识，可以增进读者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Open Access期刊则是在“学术期刊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期刊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Open Access期刊的出现，使广大科研人员可以借助互联网免费获取学术论文，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促进学术的开放交流。

2.2　发行方式

原生数字期刊借助计算机网络，仅以在线形式出版发行，节省了大量纸张，降低了期刊发行成本，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

Open Access期刊，根据BOAI定义可将其分为无延时Open Access期刊和延时Open Access期刊。无延时Open Access期刊指Open Access后立即将其公开，此期刊一般仅以网络形式出版发行，可称其为原生Open Access期刊。它同时具备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的优点：作为原生数字期刊，仅以网络形式出版，环保高效；作为Open Access期刊，科研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免费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及时有效传播。如BioMed Central(BMC)出版的期刊，可称其为原生Open Access期刊，它没有固定的出版期限，论文一经录用，立即通过网络出版发行且没有相应的纸质版，这种出版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物医学信息的传播。延时Open Access期刊，指后并不提供及时免费访问，而是延时一个月或数月再免费开放给广大读者，此类期刊一般为传统纸质期刊，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数月后再将期刊的电子版免费开放。

2.3　出版模式

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具有不同的出版模式。原生数字期刊强调仅以网络形式出版发行，其出版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①读者付费订阅出版，这和传统纸质期刊相似，采取基于读者付费订阅的模式进行出版。如原生数字期刊Journal of Turbulence，从2000年创刊至今一直沿用读者付费订阅的出版制度：②作者付费出版，原生数字期刊中存在部分Open Access期刊，此类期刊采取与Open Access期刊相同的作者付费出版制度；③机构资助出版，原生数字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期刊并不为广大用户所熟知，出版发行面临一定的风险，在发展过程中应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

Open Access期刊一般采取作者付费的出版制度，期刊广告、机构赞助、作者付费构成了Open Access期刊出版商的收入来源，其中作者付费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2.4　版权形式

版权属于出版发行一个作品的专有权，是精神权和使用权的结合，精神权指作品通过正当方法被应用，版权焦点主要集中在使用权利上。

原生数字期刊强调的是期刊的出版发行方式――仅以在线形式出版，其中存在部分Open Access期刊，版权形式与Open Access期刊相同。原生数字期刊可以有效地降低期刊的运营成本，出版商为了降低成本选择以原生形式出版期刊，但不一定会选择以OpenAccess形式出版。原生数字期刊中存在许多非Open Access形式的期刊，其版权形式和传统纸质期刊相似，由出版商占有版权，出版商占有作品的使用权及商业开发权，读者在支付给出版商一定的货币后才拥有作品的使用权。

与原生数字期刊不同，Open Access期刊强调期刊的免费获取，它的版权主要有4种形式：作者完全保留版权、作者保留版权、作者部分转让版权给OA出版者、作者完全转让版权给OA出版者。

2.5　质量控制

在质量控制方面，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大多采取和传统纸质期刊类似的同行专家评审制度，只是在评审方式上存在一定区别。

原生数字期刊可分为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和非学术原生数字期刊。非学术原生数字期刊一般由编辑直接评审，不组织专家评审，作品符合办刊宗旨、具有一定意义即可出版发行；对于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它的评审

制度目前暂未统一，部分专家主张采取专业的、匿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匿名的”是指被审稿件作者的名字和评议人名字均不告知对方，以保证评议人“只对文稿不对人”，外部人指评议人与作者关系较远，采取这种制度能有效克服审稿中非理性因素作用，更具客观性。

Open Access期刊强调期刊的免费获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大多经过同行审议，论文质量有一定的保证，其中有部分期刊执行的是开放的同行评审制度。如BMC出版社要求将论文的初稿、评审人员的意见和签名、作者的修改稿连同论文的最终稿同时在网络上公布，把各自意见公开化，力求评审过程透明化。原生数字期刊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评审制度和OpenAccess期刊开放的同行评审制度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隐名评审强调克服审稿过程中非理性因素；开放评审强调审稿的公开化透明化，两者是从不同侧面促进评审公开、公正。综上，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的比较分析可概括为表1所示：

3　原生数字期刊与open ACCeSS期刊发展的侧重点

3.1　原生数字期刊与Open Access期刊的发展趋势

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是在不同的背景下产生的，原生数字期刊强调的是期刊仅以网络在线形式出版发行，Open Access期刊强调的是期刊的免费获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呈现出彼此包容，相互整合的态势。

3.1.1　原生数字期刊与Open Access期刊的整合趋势

就学术交流传播而言，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会进行整合形成一种新的期刊――原生Open Access期刊，它同时具备原生数字期刊和Open Access期刊的优点，可保证科研信息及时、有效、免费地传送给广大科研工作者，是一种较理想的学术交流期刊。如John Wiley出版的Open Access期刊European Transactions on Electrical Power在2011年将以online only形式出版，变成原生Open Access期刊。

3.1.2　原生数字期刊多媒体化　就学术传播效果而言，目前原生Open Access期刊大多仅以文字和图像形式传播知识，不排除未来学术型原生Open Access期刊会加人多媒体元素，实现抽象的知识形象化传播。如原生Open Access期刊Electronic Letters on Computer Vision and Image Analysis由于没有纸质的限制，允许作者在文章中加入音频、视频动画等进行动态的演示。国外学者Cliff McKnight和Sheila pricet曾对1010个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认为有必要在文章中加人多媒体元素。

3.1.3　传统出版商加入原生数字期刊出版行列　就出版发行经济性而言，目前大多数期刊出版商只发行纸质版或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时发行，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显示技术的改进，一些传统出版商开始考虑进入原生数字期刊的出版行列。如著名期刊出版商Elsevier已在化学领域出版了一份原生数字期刊一Combinatorial Chemistry－an Online Journal。有了传统期刊出版商的加入，原生数字期刊的论文质量会得到一定提高。

3.2　原生数字期刊长期保存和综合利用

3.2.1　原生数字期刊的长期保存原生数字期刊载体特殊，仅以网络形式出版发行，作为人类重要的知识文化遗产，如何进行长期保存，在软硬件技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其原貌及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成为目前的关注重点。

理论方面，国内学者毛有桂，苏秋侠分析了电子期刊的3种存取形式：联盟存取、开放存取和永久存取。国外学者Maggie Jones论述了电子期刊保存的重要性，并分析了目前的几种期刊保存模式；HyuckbinKwon等介绍了数字信息保存项目NDIIPP。实践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相关机构和高校图书馆通过构建数字仓储(Digital Repository)对原生数字期刊等原生数字信息进行组织、管理和长期保存，以确保原生数字期刊长期使用，如DSpace、Fedora、EPrints、DAITSS、LOCKSS、aDORe等。我国于2002年10月启动了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直接指导和规范各个数字图书馆项目的资源加工、描述、组织、服务和长期保存。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理论上论述了原生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实践上国内外已进行了众多的原生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项目实践。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外原生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平台较多，如Legal Deposit、e-Depot、digital archive等，国内外Open Access期刊应用平台也较多，如J-State、OpenJ-Gate、DOAJ、SciELO及国内的Socolar，但学术原生数字期刊的出版平台或学术原生数字期刊的出版平台仍然缺乏，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具有，如英国的BMC、俄罗斯的EJTA。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出版平台或出版平台至少具有两点重大作用：①凝聚和吸引一部分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加入这一平台，形成集群效应，宣传原生数字期刊，扩大学术原生数字期刊的影响力；②提供一个原生数字期刊出版平台，方便传统期刊出版商由纸质出版向纯网络出版的转变，符合低碳经济的总体要求，我国目前也亟需建立一个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出版平台或者学术原生数字期刊出版平台。

3.2.2　原生数字期刊综合利用

原生数字期刊作为一种新型的纯虚拟数字资源，目前用户认可度较低。如何提高原生数字期刊的认可度，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一重要信息资源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