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范文

版权保护范文第1篇

在复制技术难度逐渐降低的背景下，版权所有者不断研发新的版权保护方式保护自己，而破解版权保护措施则成为破解者炫酷的方式之一。消费者则被夹在中间，似乎厂商和破解者都是在捍卫消费者的利益，买昂贵的正版，还是买便宜的盗版成为一个问题。

今天，为了防止用户轻易地将电影和软件内容变成“电驴”等P2P网站上的共享文件，厂商已经采用了许多限制措施。比如，购买一部蓝光电影不仅需要一台兼容蓝光光盘的设备，为了安装最新的Key码，还需要可接入互联网的播放器，否则电影就可能无法播放。在德国，根据2003年的版权法修正案，制作电影的副本或者将电影导入到手机中观看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抗议：被消费者颠覆的版权保护

不过，厂商的“镇压”措施成效并不大。一方面，每一种保护方案都相继被破解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断地抗议各种给生活带来不便的版权保护方案。2008年，EA公司游戏大作《Spore》（中译名“孢子”），并且采用了由索尼提供的SecuRom版权保护技术限制安装次数不能超过5次，超过之后游戏就会锁定，只能通过热线电话进行恢复。更糟糕的是，在后台该游戏必须定期与EA的游戏服务器进行同步，监视系统以防游戏被复制。如此严格的版权保护方式遭到了消费者的“惩罚”。在亚马逊网站上，《Spore》获得了数千条差评。这些消极的评价不得不使游戏巨头EA低下了头，不得不放弃了SecuRom版权保护方案。不过，两年后育碧（Ubisoft）重蹈覆辙，它的版权保护方案要求玩家不仅第一次登录时需要在线验证，而且需要一直保持在线才能继续游戏。当然，结局是育碧因遭到大量消费者投诉而取消了该方案，并且公开道歉。

2005年，因版权保护措施而带来的“灾难”终于大规模出现，这一次的主角是索尼。当时，索尼在其音乐CD中采用了Extended Copy Protection（XCP）保护方案，读取数据的过程中，通过Rootkit技术监视整个进程。但是该Rootkit的编码存在漏洞，其他的恶意软件和黑客反而可以利用它作为侵入系统的后门，从而使索尼受到消费者强烈抗议和批评。最终，索尼收回了数百万张包含XCP反盗版技术的唱片，本次音乐版权保护方案以惨败告终。

后来，音乐产业终于吸取了教训。最初在线购买的音乐包含严格的DRM（Data Rights Management）版权保护技术，受DRM保护的音乐曲目只能在特定授权设备上播放，且无法刻录CD。而如今的大部分唱片公司已经放弃了DRM版权保护方案，而采用新的数字水印技术来帮助唱片公司追踪到盗版的源头。

版权保护范文第2篇

版权保护型文档一般都是分发给别人的文档，个人留存的文档不需要进行限制保护。因此，一般是在自己留存的、原有未加密文档的基础上“脱壳”出来一份加密文档提供给他人。

进入文档加密的渠道不光是“另存为”对话框，还可以通过WPS主菜单的“选项”进入。文档的打开权限密码和修改权限密码是分别设置和单独起作用的。若同时设定了文档的打开权限密码和修改权限密码，那么当打开文件时，会先要求输入打开密码，而后输入修改权限密码，若没有修改权限密码，这时仍然可以使用文档，只不过不能修改而已。这时，只需点击“只读”按钮进入只读模式，就可以照常阅读文档内容了（图4）。

此外，若在加密窗口的隐私选项下取消对“打开或保存时标记可见”复选框的选择，那么，分发的文档中可能存在某些修订标记或批注信息，但这些信息不被阅读者首先看到，但它们却是存在着的。若通过选中该选项，则这些批注或修订信息会显示出来，这样就会泄露文档编辑或修改的隐私。因此，一般不要去掉对该选项的选择。

在“安全性”设置窗口中，点击“高级”按钮进入加密类型选择窗口，可选择不同的加密类型，从而可为文档设置不同级别的加密保护。还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密钥长度，确定加密和解密的难易程度（图5）。

以上所述为对整个文档内容进行加密处理的情形。如果仅需要对文档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限制，只需选中要限制的段落，然后通过“审阅限制编辑”按钮，进入编辑限制设置窗口，选中“限制对选定的样式设置格式”，选择文档保护方式，选择受限成员，最后点击“启动保护”按钮设置保护密码即可（图6）。

2. 内容打印限制型

除了阅读和修改限制之外，文档限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打印限制。大家知道，许多文档或复习资料由于版权方面的考虑，制作者会将其制作成只能看、不能打印的PDF格式。那么，我们自己如何制作这样的PDF文件呢？

版权保护范文第3篇

关键词：博客版权现状　博客版权保护　法律　技术保护　自律

从传统出版业的兴盛到电子出版业的兴起，关于出版物的版权保护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种类繁多的电子出版物层出不穷。作为一种“零成本、零技术、零时差、零许可、零编辑的个人意见平台”博客可以说是一把建设性和破坏性并存的网络双刃剑。形式上的创新并不能掩盖内在的一些问题，突出的就是博客版权保护措施的缺失以及司法维权的困难。

博客的形式多样从不同的角度所作出的分类有所不同，通过划分这些类别可以让我们更清晰的观察到每一种类型的博客在版权保护问题上的缺陷和不足，更准确的找到解决博客版权保护问题的出路。

首先，争议最多，版权问题出现的也最为频繁的是托管博客。现行的许多门户网站多是这种形式，博客用户只要在网站上建立博客的申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填写必要的信息，短短几个步骤就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而这名以上是属于博客注册者的私人空间其私密性却并不高。问题来自几个方面：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第一个对博客的版权归属提出了强硬的要求。网站可以将本属于博客的文章进行改编，或在其他的媒介形式上网站以作者的身份进行发表并且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托管博客版权上产生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非经济上的侵害，比如说任意的对博客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复制；在表示其他意图的文章中引用部分博客内容，对原有的博客意图进行曲解；将本来完整的博客内容进行拆分，重新构架，加入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文章实施“恶搞”；擅自剪切文章的部分内容，对他人进行辱骂或造成伤害等等。

从个人杂志型博客的角度来看，博客的版权问题又有了另一些漏洞。这类博客可能就是某一个固定的领域内掌握第一手信息的人。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在博客中的内容会成为某些媒体的新闻来源和出处，因此也就产生了一批靠登陆博客获取新闻的记者。他们只要注明“该内容系某人博客所写”就免去了所在媒体对报道内容的责任。可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博客所有者的版权侵害，在没有经过作者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引用他人的著作内容并大范围加以传播，这种侵权行为非常明显却少有相关人员和规定进行管理。

对于多人共同创作的博客，版权保护不到位的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类问题中比较有典型代表的是一些涉及科研内容的博客。因为科学研究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从设计到试验到结果的论证乃至最后作为科研成果的论文在博客上刊布，这一切过程都是靠多个人参与才能完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在博客刊登后，却面临许多的问题：该文章的所有权应归属于谁?每一个参与研究的人员在版权所有上占多大的份额?作为科研成果在刊登后内容面临被剽窃或滥用的危险，该怎样防止?一旦剽窃或滥用行为发生该怎样处理?这些都是要求我们急需解决的难题。

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二条中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在2001年为适应加入WTO修正的《著作权法》的第九条也规定：“信息网络传播中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作者享有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作品不论是否发表，均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博客符合法律中规的“网络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界定，当然不应该被排除在受到版权保护的范围之外，对于其他出版物适用的版权保护规定在博客这种电子出版物也一样适用，也就是说目前传统的法律规定及法律原则，能够延伸适用到博客侵权案件中来。

由此可见，当前对于博客版权状况的管理和版权保护措施，并非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只是还不够完善，也不够普及，我国相关立法部门还是应该尽快健全相应的法律监督体系，使博客的版权有完整的保护和追偿的依据。

技术层面上，目前开发的技术层面上的保护手段较博客刚刚兴起时已经丰富了很多，首先是对RSS订阅器订阅的文章进行署名，并在订阅的文章中加入注意版权保护的提示，还有对博客阅读权限进行要求等等。

还有比较可行的版权保护手段就是在复制博客内容时，设置自动加人版权信息的技术。这种技术之前都只是用在论坛上，只要人们从论坛中复制信息制作者创作的文字内容，该技术就会自动在文字的最末尾标注出该信息的版权所有者，提醒复制信息者该内容的版权归属。现在经过技术的改进，这种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博客内容的版权保护，提高了博客版权保护的可执行性。

另一种技术叫做数字水印，数字水印就是在被保护的数字对象，如静止图像、视频、音频等嵌入某些能够证明版权归属的信息。经过水印加密处理过的数字作品便不能再被随意篡改或挪用，进而很大程度上的保证了博客内容的版权。针对伴随新科技带来的博客版权问题，立法界和司法界都在努力的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加强了对博客文章内容的保护。而在科学研发方面博客技术中有关版权保护方面的内容也被列为了重点攻克的对象。

版权保护范文第4篇

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影音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音像、网络文学和演出行业在版权内容的创造、分享、管理、利用上拥有了更多方式，但同时也为版权保护带来了新的困扰。6月22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各界人士针对这些版权热点发出了新声音。 影视、音乐加强“掌控力” 数字时代，网络技术削弱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这是对于传统版权授权模式提出了挑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表示：“影视和音乐的创作、生产、复制、交易和传播都与版权密切相关，一方面，版权激励了优秀的影视和音乐作品的产生；另一方面，版权作为产业化的成果具有财富的属性，产品的属性和高附加值。因此，版权是影视产业和音乐产业的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资源，影视和音乐作品推向市场的过程，就是版权进行交易的过程，良好的版权制度将为影视和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作为传统媒体，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总经理马润生介绍了中央电视台在影视节目版权交易方面的新探索，并携手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共同签署《中国影视版权交易云平台战略协议》。据了解，该交易平台依托上万小时的节目总存，服务于全国各省区市的传媒行业，依托这一交易平台的有效版权保护技术，即采用视频技术、数字认证技术、电子合同和电子支付技术等，使版权管理和版权保护有效地进行。同时，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李蘅与FAB精彩集团董事长张鸿成共同签署智慧保险箱合作协议。这两项协议的签订为数字网络新环境下版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有效地保障表演者的合法权益提出了解决方案。 打开演出行业“新窗口” 针对目前国内演出市场版权保护不力，交易混乱的现状，本届版博会“推动中国演出市场版权保护及交易高峰论坛”正式开启中国演出市场版权保护及交易新的征程。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董事长李蘅和北京一千零一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国合作签署了“中国国际演出挂牌交易平台”协议。 据李蘅介绍，该平台是国内首家帮助中国演出行业用户提供完善版权保护的平台，平台将成为中国演出行业用户解决版权问题的有力推手，可以为中国演出行业用户提供完善的前置版权保护，帮助用户先确定版权，再进行交易，为中国演出市场中遇到的版权问题提供了极其有效的保障体系。 该平台一经推出便得到行业领导、专家学者以及行业精英的一致肯定。目前，中国演出市场票房已超过一百亿人民币，在新的发展态势和机遇下，同样伴随着挑战。如何保护演出团队和个人的利益，如何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强，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话题。

版权保护范文第5篇

数据库是一种软件技术，是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存贮和传播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数据库的定义缺乏一个统一的表述。欧共体委员会（EEC）于1992年通过的《关于数据库版权指令草案》中将数据库定义为：“一种作品、资料的集合，按电子形式组织、存贮、检索以及用于操作数据库所需的电子型资料，如其词表、索引或索取、提供信息的系统。”然而《伯尔尼公约》议定书专家委员会对数据库的理解为“所有的信息（数据、事实等）的编纂物，不论其是以印刷形式、计算机存储单元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存在，都应视为‘数据库’”。这种对数据库的定义范围则比较广泛，依据这个定义，电话号码簿、火车时刻表、电视节目表等，也属于数据库的范畴。

我国对数据库的概念的认识可从《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学和计算机》中反映出来，即认为“数据库是为满足某一部门中多个用户多种应用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数据模型在计算机系统中组织、存储和使用的相互联系的数据集合。”但究其性质，数据库是指按一个特定的目的收集起来的供一个或几个数据处理系统使用，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存放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中，以供检索的一大批信息的集合。这种观点与欧共体委员会相同，在这里，数据库特指电子数据库，不包括印刷型的信息编纂物。但是，国内大多数人对数据库的理解是广义上的，即数据库包括印刷型和电子型两种形式。

二、数据库的版权保护的有关问题

（一）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条件

知识产权包括版权（著作权）和工业产权，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智力创造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而版权是版权人对其作品所享有的各项权利。数据库是大量信息的集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字作品，从版权的角度来看，把数据库看作为版权保护的客体或对象，利用版权保护数据库具有合理性。美国是最早提出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数据库的国家，早在1980年美国版权法修正案就已明确地把数据库作为编辑作品纳入版权的保护范围；日本、德国也是将其作为版权保护的对象。

然而，并非所有的数据库都能得到版权的保护，只有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库才能得到版权法的保护。所谓“原创性”原则，是指数据库是作者独立创作的智力成果，在数据的收集、组织等方面具有独创性，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根据关贸总协定1993年12月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有关版权的规定，这里的“数据”不仅包含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还包括非作品的数据。数据库存储的数据不管是否受版权保护，“只要其内容的选取或编排构成智力创造”，便享有版权。1996年12月20日在日内瓦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5条“数据汇编（数据库）”中明确规定：“数据或其他资料汇编，不论用任何形式，只要由于其内容的选择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其本身即受保护。”这些规定所强调的是：凡受版权保护的数据库，必须具有原创性，这在国际上被公认是判断一个数据库能否获得版权保护的唯一标准。

但是，对于“原创性”程度的掌握在实践中比较困难，而且对其能否适应数据库的发展目前也有争议。比如，对于没有原创性的数据库，但其开发过程中却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该如何保护。此外，如果过分强调原创性，会促使数据库开发者尽量使用自己的材料或不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就会造成浪费，该如何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尚无定论。

（二）数据库的版权归属

由于数据库是数据的集合，是由各种数据汇编而成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11项中对编辑作品的定义为：“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因此，数据库可以作为一种编辑作品来加以保护，版权归数据库制作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关于数据库的版权条约》中指出“凡具有创作性的数据库可以作为汇编作品得到版权保护。”汇编作品在我国版权法成为“编辑作品”。

1996年3月，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欧美以法律保护“在数据库内容的获取、检验核实或选用方面，经定性与定量证明作出实质性投入的数据库制作者。”数据库的整体版权归数据库的制作者，这里的“制作者”并非指作者，是指建立数据库的投资者，亦即以保护投资人利益为核心。但是，在数据库的版权归属仍有一些问题，如对于自动生成的数据库，版权归谁？一些大型数据库其可能有多个投资者，它的版权归谁？现行版权法对其版权的归属尚未明确。

（三）数据库的版权限制

就财产权利而言，数据库制作者有“提取”和“使用”其数据库的专有权利；此外，依据我国版权法，还包括发表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有关精神权利。然而数据库制作者享有权利并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为了防止数据库制作者的绝对控制，影响信息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和使用，法律在保护数据库制作者权利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限制。

对数据库的版权限制主要是：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数据库是合法的行为。《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合法用户可以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自己的计算机内；可以制作备份复制品；也可以重编、重组和更改，但以不得危及数据库所有者的利益为限。《条例》对其限定条件是：确保非商业性的目的需要，而且使用的目的应仅限于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这几类，同时使用的方式仅限于少量的复制。按照我国版权法第22条规定，结合数据库的特性，其合理使用包括：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数据库；为学校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翻译或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数据库，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的数据库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数据库在国内出版发行等八个方面。

（四）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期

数据库的版权保护期同其他编辑作品的保护期一致，即应依据我国版权法第21条之规定。但是，数据库毕竟不同于其它编辑作品，具有自身的特点：（1）数据库具有动态性。为了保持其生命力，其记录不断被增、删、改，其整体构成是变动的，内容处于不断的更新或完善中。（2）数据库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随着科技更新速度的加快和新信息技术应用，其内容则要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数据库的保护期也是不固定的，其保护期应随着现代信息和技术更新的加快，做相应的调整；或是延长，缩短，或是重新计算，使其具有灵活性，这样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使用。

三、不同类型数据库的版权保护

数据库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自身拥有独立版权的作品组合而成，如非法律和非新闻的全文数据库等；另一类由一些本身不享有版权的信息或事实组成，如论文题录库、书目库、数值库、事实型数据库。

（一）由享有版权的作品构成的数据库的版权保护这类数据库的构成作品本身享有版权，其各作品的版权独立，因此数据库整体版权归属明确。这一点与传统的编辑作品是相同的，所以在国际上就其保护的看法也一致，即把这类数据库作为编辑作品加以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这类数据库的设计者应视为编辑人？他享有与编辑人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而且他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得侵害数据库中所存储的作品的原版权人的利益。”

（二）由不享有版权的作品组成的数据库的版权保护这类由无版权信息组成的事实型数据库，在数据库所占的比重很大，然而在运用版权法对其保护时，其整体的版权归属在国际上目前尚未统一，这类数据库能否真正获得保护，在各国法律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涉及对此类数据库版权保护的原则问题：即“辛勤采集”原则和“原创性”原则之争问题。“辛勤采集”原则是指在数据库的开发中，只要开发者在材料的收集、选择和组织方面确实付出了辛勤劳动，投入了一定的经费和时间，使用了一定的技术手段，则对该作品就可享有版权。“原创性”原则是指作者的独立的原始智力创作，非简单复制，主要强调的是数据库必须是开发者自己的智力创造物，即要求作品在资料的选择和编排方面体现独创性，才能受版权保护。“辛勤采集”强调保护开发者的辛勤劳动成果，并补偿其在数据库开发过程中的巨大投入。版权保护对象是人的心智，版权作品应是智力创作的产物，但这一原则忽视了“智力创作”这一根本要求：“原创性”则强调资料选择和组织的创造性。总之，两种原则的争议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原创性”原则现在成为国际公认的数据库版权保护的原则。按此原理，这类数据库不受版权保护，但是这类数据库在开发过程中，开发者投入了大量时间、资金、人力等，而且易于复制，因此存在着受保护的必要。目前，对于这类数据库的保护方式有两种：一是邻接权保护，一方面主要保护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不能赋予其与作者同等的法律地位，主要是复制权和发行权；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版权保护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元代出版业版权保护书刻管理出版标记书籍辨伪

[分类号]D923.41

中国出版业发展到元代，印刷技术的进步、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官府对刻印发行教化类图书与农书等的特别重视、大量官银用于刻印书籍(包括部分私人著作)，促使大量书籍得到刻印发行，并流传到高丽、日本、安南等亚洲国家。但随着大量书籍的出版，版权方面的“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等侵权行为也时有发生。而可喜的是，有意义的版权保护也有所作为，主要在书刻管理、书籍出版标记使用、书籍辨伪等方面，对版权方面的侵权行为发挥节制作用，是元代版权史上的主要元素。

1 元代书刻管理及其版权保护意义

元代的官刻都要呈请中书省批准，并由中书省详细审查后颁布牒文，然后才能刻印发行。《天禄琳琅书目・茶宴诗注》记载道：“元时书籍皆由中书省牒下诸路刊行。”官刻书籍(包括书院刻书等)在出版时，必须由下上呈经过批准，这是一种严格的书籍刻印发行审批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也有叙述：“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有经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辗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各路儒学或州、县官署刊刻发行书籍，需先向本路总管府申请，由路总管府转呈本道肃政廉访司而层层向上报批。例如：至正五年(1345)，抚州路儒学拟刊行虞集《道园类稿》50卷，先向抚州路总管府申报，经准许后由抚州路转呈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由该司主官肃政廉访使审核批准，再依次行文，交抚州路学去组织刻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苏州)儒学拟刊行《战国策》10卷，则先向平江路守镇分司申报，由分司官佥事核准，再上报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设于杭州)审查批准，然后逐级行文下达到平江路学去组织刻印。

元代的部分私人著作是用官银去刻印的，私人提出后先由地方绅士看过，然后报经当地主管官员审核批准，再上呈到上级管理部门，经其批难后就可以刻印，并从各路钱粮或学田钱粮内开支。私人著作申请官银资助刻印，也是实行“由下上陈”的管理制度，这种官银资助的办法，一方面保证了书籍刻印的质量；另方面也减轻了私人著作刻印的经济负担。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办法是元代官府钳制私人著作出版的做法，它会限制一大批有价值著作刻印发行。这种看法应该是一种偏见，因为元代的书籍刻印发行政策总的来讲是较为宽松的，私人著作申请官银刻印，实际的核准过程大多是走个形式而已。应当认为，元放官银赞助部分私人著作的刻印，是元代书籍刻印业的一大特色，促进了书籍刻印业的繁荣。

从总体来说，元代刻印发行书籍，实行的是“由下上陈”的书刻管理制度，有很好的版权保护作用：①通过呈请一审查一批准的管理程序，在有“呈请与审批”的书刻范围内，能确保翻刻的古籍不会是不法书商即时造假处理的产品；②通过呈请一审查一批准的管理程序，在有“呈请与审枇”的书刻范围内，能确保元代较有名气的书籍不被“改换名目、节略翻刻”地刻印发行，如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官府不可能批准不法书商去改换名目翻刻或节略翻刻；③社会上大部分书籍的出版都是“呈请与审枇”的书刻，那么，留给“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等偷刻的空间就很有限，这对不良偷刻做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　元代书籍出版标记的广泛使用及其版权保护意义

为了更好地搞好书籍刻印发行的管理，元代刻印发行的许多书籍都附有出版标记，形式多样。如那些经过向上呈请核准的官刻书籍，都把当时的审查批准公文列于该书籍前面。列于书籍前面的官府批文称之为“牒”，牒文的内容十分简明，主要是讲刻印书籍的呈请、出版因由，注明批准刻印的单位。这种牒文的应用比较多，陆心源的《宋楼藏书志》有记载：“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诸路刊史。《两汉》则太平路，《三国志》则池路，《隋书》则端州路，《北史》则信州路，《唐书》则平江路”，书首各附碟文。还有，每卷未有宁国路教授题名的宁国路儒学刊印的《后汉书》；前有成明瑞序，序后有建康路监造各官题名的建康路刊印的《新唐书》；元翻宋本，末有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令瑞州路等合资刊印的《隋书》八十五卷。这些例子进一步说明，元代刻印的书籍很多都采用了牒文式标记。有代表性的牌记如元人出版的《古今韵会举要》所附版权声明：“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嗦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这个版权声明，除了对那些可能会刻印盗版书籍的不法商人提出警告外，还明确告诉收集该书籍的读者，为了收集正版书籍，需要看清有此声明且无篡改与节略的《古今韵会举要》才是其所需的书籍。不能侵害作者的著作完整性权利，不能随意去“改换名目，节略翻刻”，这些版权意识和现代版权保护意识已有某些接近和相同的地方。在历书刊印发行方面，元朝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太史院刊印的历书都标有“印信”。这种“印信”，就是历书专印制度的法律标志，如同一种书籍专印出版的“准印证”，或是有如现代图书的所谓正版防伪标识。

书籍所附有的各种出版标记，有很好的版权保护作用：①有“防伪标识”的功效，证明该书籍是正版书籍，无此标记的是非正版书籍，例如官刻书籍所附“碟文”、太史院出版的历书上所标的“印信”等，有突出的正版书籍证明作用；②能提醒读者社会上有“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伪劣书籍销售，买书籍要买有“出版标记”的好书籍，以免上当受骗，如《古今韵会举要》所附版权声明那样的出版标记，就有这方面的突出作用；③有出版标记的书籍相关责任者(官府、书院或个人)都会经常留意查看所刻印的书籍有没有伪劣版，这就会促使不法书商减少或放弃改造偷刻原本有出版标记的书籍，从而起到版权保护的作用；④元代出版的书籍能够附上各种出版标记，说明在元代人们就有较强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较有效的版权保护行为，知道并施行某些有效方式去保护原版书籍不被翻刻。元代人们的这些版权保护意识和版权保护行为，不但对有标记的书籍版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且对当代整个刻印业的书籍版权保护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并对后来的书

籍版权保护起到启示作用。

3　元代学者的书籍辨伪贡献及其版权保护意义

书籍辨伪，唐宋已有(再早的时代也有)，元代有不少学者也对此不惜余力，并多有贡献。其中一大亮点是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肯定文字叙述：“《古文尚书》自贞观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械作《书稗传》始稍稍抗击，《朱子语录》亦跃其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亦无肯轻议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陈振孙《尚书说》始，其分编《今文》、《古文》自赵孟《书古今文集注》始，其专释《今文》则自澄此书始。”“此书”指的就是元代吴澄的《书纂言》。清代学者阎若璩也说：“自吴械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由此可见，元代的赵孟、吴澄是继宋代吴械、朱熹之后进一步辨别《古文尚书》之伪的人。吴澄《书纂言》的目录后识语中指出：“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集补缀，虽无一字如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这个论断表明了其“尽去古文，只释今文二十八篇”的原因与依据，更对后人有所启示。当然，对于《古文尚书》的辨伪，元代的郝经、王充耘都是有所作为和贡献的。王充耘的主要辨伪著作是《读书管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宋末迄元，言《书》者率宗蔡氏，充耘所说，皆与蔡氏多异同，观其辨传授心法一条，可知其戛然自别矣。”可见，王充耘的辨伪功力与辨伪贡献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伪《古文尚书》长期以来被奉为重要经典，历经宋元明清数朝辨伪学者的努力，才将它的伪造辨明并定为铁案。元代学者能够抓住中国版权学史上的这一重大主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元代学者辨伪的另一个亮点是陈应润的《周易爻变义蕴》，首先向《易先天图》发难。陈应润对陈抟之学存有异议，认为陈抟之学“谈太极者，以虚无为高，讲大衍者，以乘除为法，强指阴阳老少为四象，而四象之说不明，妄引复骺逆顺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蕴愈晦矣。由是谈玄之士，承讹踵谬，画图累百，变卦累千，充栋汗牛，初无一毫有补于《易》”。对于陈应润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重视：“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宋代陈抟创绘太极图、先天方圆图，著《易龙图序》，成为太极文化的创始人。其学生邵雍继承陈抟的易学研究，又有发展；朱熹进一步将陈抟的《河图》、《洛书》之学纳入他的《周易本义》之后使这一道家文化很快融人到儒家学说之中，成为正宗官学。是陈应润将这一仅次于《古文尚书》的中国辨伪史的重大伪案首先提了出来，他在中国辨伪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元代学者辨伪，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贡献，那就是宋濂的《诸子辨》，这是一部辨群书之伪的重要书籍。《诸子辨》始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主要是有感于诸子书“有依仿而托之者”，因而便“辞而辨之”，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在句无山期间，“因旧所记忆者”完成了《诸子辨》第一卷。在此卷中，他先对上至周秦、下至唐宋的40多部诸子书籍逐一进行了考辨，共辨别怀疑为伪书的有27部。以《诸子辨》对《管子》的辨伪为例，不仅认为《管子》不是管仲的自撰书籍，还对它的内容提出质疑：“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撰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预载之也。”这是通过考证书籍的史事，来确定作者为伪的方法。一本书籍的作者，不可能将他身后的历史事件预先写在书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后世作者将后来完成的书籍，假托前人为作者。这种辨伪方法，为后世辨伪学者所沿用，也是当代辨别伪撰作品的主要方法之一。宋濂在一本书籍辨别诸子各书之伪，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当代学者杜泽逊就认为，《诸子辨》对明朝湖应麟的《四部正讹》、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乃至近世学者张心潋辑《伪书通考》，都有先导作用。

元代的另一种主要辨伪活动是对刻书的校雠，当时的刻书都比较注重校雠，并且很有特色。藏书家刘世常认为，“或谓是书中间多有鱼鲁之嫌。……《白虎通》亦犹是也。间有不安，尽从其旧。盖纂之者班固，汉时人去古末远，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尽知，后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轻议班固之述作。倘能知《札己-缁衣》以《君牙》为‘君雅’，《说命》为‘兑命’之意，则能释鲁鱼之疑矣。昔人有云：‘读书未到康成处，安敢高谈议汉儒’，观书者试思之”。卢问昭在校刻《白虎通》时，特意附上这篇跋文而附题表明：“案古书不宜轻改，此论极是。”这些表述表明，元代刘世常对待古书的校雠态度非常严肃，既承认或指出了《白虎通》中的文字误失，同时又主张用心去体会，不要轻易去修改，这是一种很好的校雠见解。还有一位吴师道，在《战国策校注》中，主张传疑存旧。他提出了字多假借、音亦相通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既能上承汉儒，又能为后人提供一种很好的校书方法，确实能够成为校勘古书的范例，在元代的校雠方面他应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师道的做法推荐道：“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日、正日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授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第，为彪所改窜者，别存于首。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益棼，节目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逐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孑L颖达《札记正义》每篇之下，附著《别录》第几。林亿等新校《素问》，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几，即其例也。”吴师道等的做法，不仅维护了书籍作者的作品完整性权利，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读者的权利。

元代学者在书籍辨伪方面的贡献，包括对整本书籍的通篇辨伪、在读书中对书籍词语的辨伪以及书籍校雠等方面。各个方面的辨伪和校雠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抑制着伪劣书籍的刻印与流行。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伪劣书籍的减少必然促动原著、好书的多刻与发行，这样一来，书籍辨伪(含校雠)便起到了维护著作者、传播者、读者受众权益的作用。另外，书籍辨伪(含校雠)搞得多了，多种辨伪活动的掀起，必然会在社会上形成浓郁的辨伪之风，也会使那些想暗中“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的书商，因怕被人注意或发现不得不放弃或减少伪劣书籍刻印。书籍辨伪(含校雠)肯定会产生保护书籍原作者的署名权、著作完整权等作用，以及产生保护读者阅读非伪造版书籍权益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版权保护所应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把书籍辨伪确定为版权保护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结语

版权保护范文第7篇

版权法的宗旨乃在于促进文学艺术创作，其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内容本身。故此，版权制度与专利制度相比，其与技术创新之间鲜有出现紧张的态势。然而，现时的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冲突却愈演愈烈。以软件设计业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正受到版权强化保护的制约。版权制度阻碍其他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效应在当代的呈现，要求我们对二者的关系作深层的探讨。

在版权制度的历史演进中，科学技术一直起着决定的作用。它一方面不断拓展着版权保护的对象，使版权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削弱了版权人对其作品的控制。故此，通过立法来限制影响版权人控制作品能力的新技术的发展就成为版权人的重要立法诉求。

回顾传统版权制度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开发与使用都会引起版权人的巨大恐慌。静电复印技术的运用遭到出版商的强烈抵抗；收音机的发明使得当时的唱片业惶惶不可终日；家用录像机的出现也被电影业视为洪水猛兽，以为电影业会从此失去了市场。为有效维护版权人的利益，促进文学艺术创作，面对上述的技术冲击，传统的版权制度进行了多个层面的完善：承认作者对作品享有精神权利，确认版权人对电影、广播、录像等新的传播方式的控制权等。由于上述权利的增设和扩展较好的满足了版权人的利益，同时由于新的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确立，故此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冲突没有激烈的表现出来。

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作品的复制、传播更加简便易行，版权人对其作品的保护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这时候，版权人需要用新技术以加强对其作品的控制能力，于是网络信息保护的技术保护措施应运而生。这些法律之外的技术保护措施从技术的层面加强了对版权的保护，同时也为数字下版权的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

将技术保护措施纳入版权法的保护体系的始作俑者美国白皮书建议从设备和行为两个方面对版权技术保护措施予以法律保护。一脉相承的美国版权法、日本版权法以及《欧盟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利协调指令》也都从设备和行为两个方面对技术措施进行保护。美国和欧盟不仅在其国内法中规定，后者在1996年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议定书专家委员会提出保护版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建议亦表达了相同的主张。按照上述诸国的立法模式或者立法建议，如果某些设备或零件的“主要目的或者效果”是用于规避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制造、进口、发行、销售、出租、做广告以及销售或出租、或以商业性目的拥有这些设备、产品或零件的人或企业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设备或者零件“主要目的或效果”实际上取决于使用者对这些设备、产品或零件如何使用。在此归责原则之下的法律责任，犹如达莱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这些设备、产品或零价商的头顶。利剑何时斩下则完全取决于那些设备、产品或零件的使用者如何使用这一设备等，与这些制造商、销售商自己无关。可想而知，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制造商、销售商恐怕避之唯恐不及，如何还会有热情投入到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制造？

由此可见，在当代，随着版权人控制作品的物理技术――版权保护技术措施也纳入到版权法的保护范围，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张力日益拉大，不同产业界之间在知识产权利益上的分歧也日益加深。具体部门法的知识产权强化保护如何与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相协调也就摆在了立法者、执法者以及司法者的面前。能否较好处理这两者间的关系之间关系到一国的知识产权创造、使用、保护能力，关系到一国的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

二、版权保护同技术创新冲突解决方式评介

上述版权业界的立法主张受到了来自计算机、消费电子产业的等的强烈反对，各国也开始看到了这种强化保护对整个传统版权制度利益平衡机制的巨大威胁。故此，各主要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缓解二者间的矛盾。

美国版权法在经过代表版权人一方和代表制造商（包括计算机软件设计业）利益的另一方的激烈斗争之后，最终由DMCA确定的标准对上述的立法主张进行了诸多修正，将衡量设备、产品或零件是否构成侵权工具的标准改为看其“主要目的”，否去了“主要效果”。其在第1201条中规定：“(a)关于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侵权（1）任何人不能规避有效控制接触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这种禁止在本章颁布之日两年后生效。（2）任何人不能制作、进口、向公众提供或运输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装置、零部件（A）主要设计或制作来规避有效控制接触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B）除了规避有效控制接触受保护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外只有有限的商业重要性目的或用途；或（C）被知道用来规避有效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的人或与其有联系的其他人销售。(b)其他的侵权（1）任何人不能制作、进口、向公众提供或运输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装置、零部件（A）主要设计或制作来规避有效保护版权人在作品或其部分中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B）除了规避有效保护版权人在作品或其部分中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外只有有限的商业重要性目的或用途；或（C）被知道用来规避有效保护版权人在作品或其部分中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的人或与其有联系的人销售”。

从DMCA的最终规定来看，美国没有完全采用1995年白皮书的标准，将标准改为除规避外只有“有限的商业重要性目的或用途”，去掉了“主要效果”的标准。采用这一标准是考虑制造商的处境和要求的结果，但同白皮书相比也仅是把制造商脖颈上的绳套稍稍松了一下。因为那些客观上虽然可以被用户用来规避版权人采取的控制杰出作品的技术措施的装置，因为其由于不是制造商专门为了规避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而制造和生产的，因而制造商不需要对这些用户的行为负责，不会陷入到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这就克服了“主要目的或效果原则”的缺陷。

在欧洲，欧盟委员会2000年6月9日通过的《版权指令草案》第6条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制止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未经许可规避用来版权和相关权的任何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包括制造、销售除了规避外只有有限的商业重要性目的或用途的装置或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时在第7条就设备方面做出以下规定：成员国应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制止制造、进口、发行、销售、出租、做广告以销售或出租、或以商业性目的拥有设备、产品或零件，或提供服务，只要他们可以用于规避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该条规定中判断制造商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标准是看这些设备、产品或者零件是否可以用于规避任何有效的技术措施。如此规定，似乎连美国白皮书建议的“主要目的或效果”中的“主要”也不考虑了。

正对上述草案存在的问题，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紧接着在2001年的《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相关权利的指令》第6条对上述规定作了修正，规定作“……（2）成员国应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反对任何(a)为规避目的促进、广告或销售，(b)把规避作为唯一或主要目的或商业目的或(c)主要设计、制造、改造或使用为了规避保护版权或相关权或欧盟数据库指令提供的特殊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包括装置、产品和零部件的制造或销售或服务的提供”。欧洲议会修改的标准事实上只是达到了美国1995年白皮书的标准而已。虽然其指定晚于美国的DMCA，但是却没有采用DMCA对白皮书的修正所做出的规定。因此，遭到了制造商的强烈反对。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欧盟的立法是结合整个欧洲具体的文化、科技实力做出的。虽然遭到计算机制造商的反对，但是由于欧盟在文化产业上具有较大的优势而计算机产业相对较弱，故此才会做出上述的规定。

就国际组织立法而言，世界贸易组织在新近通过两个因特网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CT）、《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中也都加入了禁止擅自破坏他人技术保护措施的规定，从而加强对版权的保护。WCT第11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补救办法，制止规避由作者为行使本条约规定的权利而使用的、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的有效技术保护措施”。WPPT第18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这是对技术保护措施的保护首次在国际条约被中正式确立，对各国在此问题上的立法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WCT和WPPT这两条规定都是规定条约缔约国有义务对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进行禁止，但没有把对用以进行规避行为的设备（包含了用以进行规避行为的设备、装置、技术、服务等）的禁止纳入其中。也就是说这两个条约只规定制裁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而对了设备的提供者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这位各国通过立法处理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留下了制度空间。

从上述欧美诸国的立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各国越来越重视通过规定技术措施权来加强对版权的保护。但囿于加强版权保护与其他相关产业，特别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的发展存在着冲突，因此也表现出一定的犹豫性。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等相关的立法虽然在总体的趋势上是一致的，即增加对技术措施的版权保护。但世贸组织的立法具有较大的原则性和灵活性，而各主要国家在立法上的修改变化主要也是结合其本国具体的产业实际情况做出的。虽然各国立法受到颇大的争议，但是各国在不同的产业技术政策之下做出的抉择。

三、我国的选择

在我国当前的产业技术政策中，信息产业技术属于重点发展的领域，其与文化产业相比，具有优先的地位。故此，我们应创造有利于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法律环境。然而，从上述国外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受到的版权制度的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如何创造一个适合的版权保护水平已成为我国信息产业能否得以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有的学者主张借鉴美国DMCA法案的规则，采用主要目的、有限商业目的标准，进行较高阶段的立法。他们的理由一是从保护版权业在网络社会中的利益出发，其次是向先进国家靠拢，缩小差距。但是，在此笔者认为此法不可取。美国DMCA法案确立的严格标准是同其信息技术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尽管该法案在严格的标准之外规定了七项例外情况可以合理规避技术保护措施，但假定我国也采用这一标准，仍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对我国现阶段的信息产业要求过高，也不符合国家对技术产业发展的态度。在这样的标准下，会使信息产业在发展中过于谨小慎微，甚至裹足不前，不敢全力投入到研发之中，因为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要承担规避技术措施的间接侵权责任。而这责任是他们在事前所无法预见，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信息产业如果长期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会严重打击其积极性，那对于技术发展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已概括式确认了技术措施权，但对于究竟采取何种标准来认定侵权并没有做出规定。故此，对侵权标准的使用问题就成为我国当前处理好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的重点所在。结合我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及具体的社会经济现实，本文认为我国应该采取较为灵活的较低阶段的“实质性非侵权功用”的标准。即无论制造商的行为或者其提供的装置、零部件等，只要其实质性的用途是不用于侵权的，那么就不需要承担侵权的责任，即使其产品或服务被他人用于侵权。同时，对于一项产品或者服务是否属于“实质性非侵权功用”留给法院自由裁量，以适应技术快速变迁的现实。为了使该标准得到较好的实现，应在立法上确立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制度，并细化其具体构成标准，从而保证法院的审理与我国的立法精神相一致。

具体来讲，宜作下列规定：

第一，确认帮助侵权行为人要对他人破坏技术措施的行为承担帮助侵权的法律责任，那么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有实际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2）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对侵权的发生构成实质性的帮助，即帮助、鼓励或诱导该侵权行为的发生；（3）行为人知道或者有理由知道正在帮助直接的具体实际侵权行为，并在有能力或权利采取但却没采取相应的措施停止帮助侵权行为，放任该行为的发生。法院在对帮助侵权法律责任的认定应注意以下问题：（1）须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没有直接侵权行为就不能判定帮助侵权的存在；（2）行为人必须具体知道侵权人利用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正在从事直接侵权行为，对于行为人可推断知道或者概括知道其产品或服务被用于侵权的，并不承担责任；（3）行为人对所得知的其产品或服务被用于侵权的行为必须有能力或权利采取措施停止该行为，若不具备权利或能力，则被告同样不需要帮助侵权责任；（4）行为人是否获利并不影响其帮助侵权行为的成立。

第二，确立版权替代侵权。规定行为人在其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被第三人用于或可能用于侵权，行为人有能力和权力对该侵权行为予以制止的情况下放任该行为的发生，并且从中获利时才承担替代侵权的责任。也就是说，行为人承当替代侵权责任必须符合以下要件：（1）必须是行为人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被第三人用于或可能用于侵权；（2）行为人在有能力和权利通过其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制止该侵权行为发生的情况下放任该行为的发生；（3）行为人因该产品被用于或可用于侵权行为而从中获得利益。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替代侵权责任成立应把握好以下问题：（1）替代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具体直接侵权行为的存在。即行为人主观上对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对间接侵权行为成立并不影响。 （2）行为人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否具备被用于侵权行为的性质，应该从该产品的实质性用途来判断。若该产品的实质性用途并非具有侵权性质，那么就不能判定行为人承担替代侵权的法律责任；而且，一个产品是否实质性具有非侵权的用途不仅要从他现实的使用判断，而且要从他长远的可使用情况来认定。（3）行为人必须有能力或者权利通过其软件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4）行为人因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被用于或可用于侵权而获得经济利益。该经济利益不仅指现实的由于该产品的出售或者服务的提供而直接获得的利益，还包括由于该产品或者服务所带来的间接经济利益（例如广告收益以及用户量的增加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代，版权法保护作品物理层面的技术保护措施加剧了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著作权法》已确立技术措施权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国情及我国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我们应采用“实质性非侵权功用”的标准来克服该制度的增添所可能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同时，通过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标准的确立，来具体落实“实质性非侵权”标准，从而较好解决我国版权保护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冲突。

版权保护范文第8篇

公司自主研发的软件产品KINGMAP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版本通过不断的升级，其综合性能指标，经厦门市科技局组织的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同类软件的先进水平，使精图公司成为国内少数拥有底层开发平台的GlS公司之一。公司具有高端的研发能力，从软件数据处理、软件研究开发到系统集成形成一体化，成为国家国防动员技术依托单位；在对外承接项目工程、推广产品与各级政府和用户单位保持紧密的合作，成立了国家唯一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产业基地。为了响应国家信息安全政策，由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批准。公司成立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研发中心。中心与各单位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关系，并负责相关的技术培训工作和推广应用，在业内形成了具有一定技术领先优势和专业规模的研发中心，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对高水准的品质管理不遗余力。2003年7月，公司通过了IS09001－2000审核，获得了国家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05年9月29日，公司的软件过程完全满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研究所(CMU/SEI)CMM3级的所有目标，顺利通过评估，成为福建省唯一的CMM3认证的GlS企业。

挺进外包市场是公司三个面向战略之一的重要举措。2004年6月通过信息产业局的穿针引线，公司与日本通信工程公司就承接日本软件外包业务签订了开发合同。此次签约旨在进一步开拓日本软件市场，通过项目的承接，学习先进技术，国际操作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时也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入国际软件外包市场。“把项目引进来，让企业走出去”，为厦门市软件企业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在软件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艰难路程上，公司始终抓住版权保护的命脉，丝毫不敢松懈。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围绕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社会上活生生的案例。针对性地加强内部管理。

首先，管理工作主要是领导重视。公司成立了以法人代表为组长，总经理为副组长，各中心经理和相关责任部门经理为成员的保密工作小组。保密工作小组在日常的管理中起着督导作用，但凡新的软件开发成功，在的同时就向国家版权局申请办理版权证书，力求在第一时间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严格把守好技术创新的源头，使创新的力量得到保护不至于流失。公司重视案例的公布和宣传，经常性地选择行业动态和案例张贴，广而告之，让大家知道要怎样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怎样使企业和个人参与有序、合理、公平的竞争；怎样就属于侵权行为等等。从而达到防患于未然，杜绝员工于不知不觉中犯法。版权保护的行为成为公司日常行政事务和运作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次，在制度保障方面，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奖励创新机制和保护创新的管理办法。配套制订了公司保密制度、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学习《对外科技交流保密提醒制度》等相应的保密管理制度；与每个进入公司的员工签订了安全保密协议，告诫员工应该遵循责任和义务；与协作单位签订保密责任协议，对公司每次的外协任务。其中包括电脑主机的维修，宣传资料的图片文字付印时的版权所有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保护措施。

再者。公司在体现创新嫁接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方面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由市场需求引导研发，由研发开拓市场”，成立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研发中心，以项目形式与中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信息工程大学、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信息中心、福建省空间工程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校、所开展交流与合作；聘请多位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为公司顾问，为公司的产品研发提供咨询：建立人才培训基地、产品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等，逐步完善了公司科研与创新体系，形成了较为可行的版权保护机制。

一旦发现侵权行为的发生，公司勇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主知识产权，遏制侵权和盗版行为。在2005年的一起版权侵权行为中，公司通过严正交涉未果，最后以法律武器为依托，诉诸法院，最终维护了公司的合法权益。

多年来，公司在版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共获得自主产权的软件产品著作权证书52项，获科技部表彰产品5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项、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产品1项，以及包括厦门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福建省三等奖等荣誉四项。2005年公司拥有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67％。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实实在在给公司在跨行业和跨地区发展的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版权保护范文第9篇

二、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

计算机网络化给以往的作品传播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所有传统传媒介质的作品都可以通过二进制数字编码在网络上传播，通过网络交换得到的作品与原始作品有完全一致的效果，且使用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数字化后的信息很容易地改变或加工其内容，或插入其他信息。这种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对著作权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从本质上说，其仅仅是为权利人增加了一种传播作品的方式而已，并未动摇著作权保护的基础──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保护其思想内容本身。因而要使网络运行规范化，也不必对著作权法作根本的变更，只是应对现有规定作适当调整和补充。其中，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问题是规范网络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学者多有论及。但大体有以下三种见解：

1、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的行为。而网络传输中，与传输的网络联网的用户即可从其计算机终端上卸载作品进行阅览、储存、打印或以其他方式进行使用。因此这种向公众传输的结果和经济影响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有相似之处。计算机程序可以从一台计算机传输到十台计算机，当传输结束时，原件保留在发出传输的计算机中，复制件则存在于每一台计算机的内存或存储装置之中，传输的结果本质上与发行十个复制件相同。以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作品复制件与以其他传统方式发行并无区别，因此网络传输是一种发行行为。美国1995年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通称的“白皮书”就建议，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向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我国有的学者也持此观点，认为网络传输事实上是在社会公众中发行作品的一种新方式。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的内涵不符。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看，发行是与复制行为相联系的，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成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这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复制，此外还存在意义更加广泛的广义复制。这种广义复制实质上可以把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全部经济权利的行使方式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可以认为一切“再现”原始作品的行为都是复制，而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翻译、改编、录制等都是作品的再现，只是改变了表现方式。但这种广义复制在著作权法上意义不大，且易造成权利混淆，故一般并不采用。对于网络传输，有的学者认为也存在复制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暂时复制”。暂时复制是指作品仅进入了计算机内存，没有固定在任何有形媒体上，这在网络传输中是广泛存在的。美国的白皮书就认为暂时复制是一种复制行为，此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外交会议，由于暂时复制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版权条约的最终文本中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复制权的内容。关于暂时复制的主张实质上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复制，这种主张并无太大的积极意义，相反还易导致网络运行各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确定，且其对于作品的使用，对于信息的流通，都会构成不同程度的障碍。因此网络传输过程中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复制，不是发行行为。再者，即使将网络传输行为看作是发行行为，也会产生与“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应对该原则作例外规定。因为传统的作品的有形物经发行后，该有形物的发行权便用尽，而网络传输的作品是与有形物相脱离的，再适用该原则就会产生矛盾。

2、网络传输是一种类似广播的行为

网络传输是与广播相类似的公共传播行为，其同有线电视传输没有本质的区别。家庭录制设备的出现同样遇到网络传输今天遇到的个人大量复制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复制广播电视节目，并未将广播权解释为发行权；而且采用公共传播理论，可以避免“发行权穷竭”原则的矛盾。但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的规定，播放是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播放方式包括无线播放和有线播放两种。依该规定及伯尔尼公约的相关规定，只有有限种类的作品和有限种类的传播方式能包容进去。因此可以通过对播放权含义的扩充，从性质上确认网络传输是一种公众传播行为，是属于作者的一种专有权利。但需对播放的范围予以扩展，从播放对象看，既包括现场的表演和展出，也包括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各类作品的数字形式；从采用的技术上说，既包括通过无线电波和有线电视系统的播放，也包括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播放；从传输方式上说，既包括一对多的播放，也包括一对一的播放，即点到点的传输。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网络传输与有线电视传输确有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在运行主体、传输内容、传输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传输作为类似广播的行为予以保护，亦不甚可取。

3、网络传输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

网络传输具有不同于其他作品使用方式的特点，它通过联结千家万户的网络，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速度快、效率高、范围广的特点，向公众信息，传输作品，使得信息的流通产生了质的飞跃，因而应增设网络传输权予以保护。目前国内有些专家学者持这种观点。且1996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版权条约、表演和唱片条约规定了作者在网络上的权利，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这两个新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即网络传输权。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根据传统的理解，作品传播给公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公开传播，二是发行。网络传输行为尽管与这两种方式有某些可比之处，但不能将其简单地定性为公开传播或发行行为。只是可以作为立法上的参考，在司法实践中，在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之前，甚至可作某些类推适用。但从本质上说，网络传输行为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完全不同，因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新条约中规定了网络传输权，也就是说，作品的传播目前应有三种方式，传统的公开传播、发行和涉及网络传输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作品在网络上向公众传输，属著作权人对作品实现经济权利的使用方式之一，具有和“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随着计算机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作品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众传输，可能会成为作者使用作品的主要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大，甚至会超过传统的作品使用方式。把作品搭载到计算机网络上向公众传播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并在法律中规定，是计算机网络化健康、规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目前国内网络传输的情况看，在版权保护方面基本上是无序状态。如果不尽快在著作权法中增加网络传输权的内容，司法机关会因法律的不明确而无法操作，侵权行为也得不到制止，长此以往，会使公众误以为任何作品都可以随意上网并免费使用，这种习俗一旦形成，将难于纠正。这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增加网络传输权，即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公开传播，包括将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其作品的权利。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传输行为既不是发行行为，也不是类似广播的行为，而应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应尽快增设网络传输权，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注意维持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三、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

明确了网络传输的法律性质，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何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这首先涉及到重新界定合理使用的问题。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可以合理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所谓合理使用，是指他人依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必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无偿地使用其作品的行为10.这对于一般传统作品来讲，是容易理解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品通过网络传输，在网上以点对点的形式传播，如果依照传统著作权法，这种使用属于私人使用，应划归合理使用的范围。这样，无疑会给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带来巨大的损害。在著作权法中确定网络传输权，个人在网络上获取作品固然将受到该权利的控制，但同时也应对合理使用的规定进行适当修改，应加上网络传输环境的例外规定，使之适应网络环境的要求。

四。网络传输权利的行使

即使法律规定网络传输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著作权人要真正实现这一权利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著作权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利用了，如何利用了，利用了多少次，更难以发放许可和收取报酬。从现存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和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来看，解决数字技术环境下的著作权行使问题，除通过著作权人个人行使权利外，主要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所有人授权有关组织，代为集中管理著作权、邻接权的行为。由于复制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国际化，著作权人对作品的被使用情况很难了解，因而出现了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从事著作权、介绍，或者信托活动，其最早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集体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监督有关作品的使用情况，与作品使用者谈判、签约，发放使用许可，收取、分配使用费和追究侵权责任等。其中通过集体管理机构行使著作权最多的是音乐作品。网络传输作品也可采取设立集体管理著作权的机构的方式，以对之有效保护。网络传输的著作权人可将权利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管理机构，由管理机构与作品的利用者缔结合同，或由管理机构对侵权者依法采取对策。通常每一侵权行为的损害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每个权利人对这类侵权行为一一诉诸法律，事实上也十分困难。如果由管理机构将大量的权利集中，以规模化的利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则无论是监视侵权，还是进行诉讼，均成为可能。同时，从作品使用者的角度，也易知道谁是权利人，许可的条件是什么11.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是适用于网络环境的。

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提及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只是在实施条例第54条中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集体管理的方式行使其著作权。”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我国目前的集体管理活动受到较大的制约，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我国应在著作权法中确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对著作权法予以修订。因为集体管理制度作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不仅表现在数字技术引起的问题上，而且表现在其他新技术，如录音录像、静电复印、电缆电视等技术引起的著作权问题方面。可见，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应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因为毕竟集体管理在我国属全新的事物，公众乃至司法人员对之了解甚少；此外还可以针对网络传输的情况，规定网络传输权应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现，因为这是在数字技术时代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因此，为有效保护网络传输作品作者的著作权，我国应修订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网络传输权，重新界定合理使用，并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著作权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保护作者的权利，固然可以激励他们进行再创造，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著作权法还涉及作品的传播者和使用者，因此应选择一个利益平衡点，既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至于损害公众利益，阻碍文化传播和经济发展。对于网络传输问题也是如此，既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影响公众通过网络利用信息，既不能造成免费随意使用信息的习俗，又不可对著作权人进行过度保护而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且从世界范围来看，1997年8月德国开始实施全世界第一部规范计算机网络的服务和使用的单行法律──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12.其中第七章规定了著作权法的修正问题，主要规定了数据库的法律保护，尽管对网络技术对著作权保护的影响基本未涉及，该法仍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探索，对各国的信息立法工作会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我国修订著作权法也可借鉴该法。

五、结语

版权保护范文第10篇

百度和韩寒等作家关于百度文库的侵权纠纷尚未了结，业界对百度MP3音乐侵权的声讨接踵而至。2011年3月底，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连续发出两份声讨书，公开指责盗版音乐网站以及“帮凶者”百度。公开书中“血战到底”等激烈言辞，显示出这些音乐人忍无可忍的情绪，也引起了有关监管部门的注意。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草案引发了版权人的激烈反应。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网站公开表示，支持删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延伸性集体管理条款。音乐人刘欢则称：“我们是不是要活得有一点尊严？！”

科技与版权法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百度、谷歌等网站迅速获得海量作品。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无数的版权侵权行为每天在网络上发生，极大地损害了版权人的利益。

版权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并无版权保护的必要。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作品的传播日益频繁，版权制度应运而生，以对作者、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出商业性调整。几个世纪之后，照片、录音制品、电影、录像机、DVD与计算机极大地拓展了对作品进行复制的市场，从而增强了版权法在调整这些市场时的作用。

科技发展不断引发新的作品利用方式，一次次挑战立法者的智慧。版权法对科技引发的新问题进行规制约束，以平衡与作品利用相关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网络媒体产生后，《WIPO版权条约》、《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简称）和各国版权法，均授予作者和作品传播者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对与版权相关的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作出规定。

版权法的核心，是一张由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错综交织的网。版权法一方面认可作者的版权，以保护私人利益并促使更多优秀作品得以产生，另一方面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对版权设限，以保证作品得以传播、公民的信息自由权和教育权得以发展，从而促进公共利益。版权法的主要任务在于划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界线。此界线是一种法律上的人为设定，其目的在于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此界线总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法律具有滞后性。版权法也不例外。科技的每一次发展，总会对版权法中版权人收回成本的能力构成威胁，于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界线一再发生变动。互联网的出现和应运而生的各种新的作品使用方式，对版权法的平衡框架构成了严重挑战。各国版权法均对此挑战提出了应对方案，但就目前而言，这些方案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作者、作品传播者与作品消费者

版权法主要规定三大主体——作者及其他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与作品消费者的权利义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文学艺术是文化传承的载体。通常，作者在创作之前首先是一个作品消费者。汲取前人作品的营养是优秀作品产生的条件，作品的传播则离不开作品传播者的辛勤劳作。作者创作是版权产生的基础，版权则是著作邻接权（作品传播权享有）产生的前提。版权法三大主体利益密切相关，而充分保护作者利益是保证整个版权市场良性循环的最基本前提。版权法为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设置了权利和权利保护制度，为作品消费者设置了合理使用制度，为作品传播者设置了强制许可制度，这三大制度保证了版权三大主体的利益均衡。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不仅与作者私人利益相关，而且与国家文化产业繁荣程度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关。基于此，2009年7月，我国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

作品传播者是沟通作者和作品消费者的桥梁和纽带。表演组织、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等作品传播者曾经并且依旧为作品传播做贡献。而网络作为新媒体，则具备比传统媒体更优秀的即时性和交互性特征，第一次使作者和作品消费者互动成为常态。

网络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便利。网络使作者受益，作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海量的知识和素材，并使作者与作品消费者直接交易成为可能；网络使作品传播者受益，作品传播者获得更多的因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网络尤其使作品消费者受益，为知识共享和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诚如比尔·盖茨所言，由于有了信息网络，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孩子都可得到比以前任何人拥有的更多的信息，从而激发求知欲和想象力。网络媒体使孔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有教无类”的理想可能得以实现。

如前文所言，充分保护作者利益是保证整个版权市场良性循环的最基本前提。优秀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是提高国民素养、促进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前提。版权法立法目的之一就是保护作者等版权人的利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则为版权保护理论提供了法哲学基础。洛克说：“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价值。”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些诗句都反映了创作之不易。从1709年英国《安娜法》到如今各国的版权法，均以保护作者利益作为其立法目的之一。

古今中外，作者一直为维护自己的创作利益而努力。1709年，因出版商推动而颁布的《安娜法》，最终因作者的斗争而演变成一部保护作者利益的法律。中国在宋朝时期已颁布“禁止盗播”的赦令，以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为代表的文人也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版权，郑板桥曾公开售卖自己的艺术作品并作文如下：“大幅六，中幅四，小幅二，书条对联一，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送现银则忠心喜乐，书画皆佳……” 郑板桥去世前曾整理平生著作并制成诗集，并在后序中言：“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这均表明了郑板桥强烈的版权意识。如今，以韩寒为代表的作家们也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努力。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一点看法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于1991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1991年至今21年的时间里，我国仅在2001年及2010年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工作。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网站公开表示，支持删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涉及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第60和7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0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得权利人授权并能在全国范围代表权利人利益的，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代表全体权利人行使著作权或者相关权，权利人书面声明不得集体管理的除外。”第70条规定：“使用者依照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合同或法律规定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报酬的，对权利人就同一权利和同一使用方式提讼，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停止使用，并按照相应的集体管理使用费标准支付报酬。”国家版权局2012年3月31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性集体管理”进行了说明。说明指出，草案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北欧国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原则性规定了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即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有关组织经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授权、代为集中管理和行使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行为。著作权集体管理为版权的行使提供了便利，是现代版权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均设立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现有网络背景下，基于版权交易的频繁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著协)、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音集协)、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影著协)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继成立,它们在促进作品传播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但通常而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范围只限于著作权的财产权，并且是著作权人自己无法或难以主张和实现的权利如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一般不涉及精神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同权利人的关系分为行纪/信托关系或关系。因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的目的是保护作者等著作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取代著作权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规定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取代作者等著作权人成为版权交易的主体，这不符合大多数国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和著作权保护的目的。

如前所言，充分保护作者利益是保证整个版权市场良性循环的最基本前提。从中国目前现状来看，虽然版权法规定了作者的各种权利，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侵权行为，作者利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这直接阻碍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导致我国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精品不多，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不足。所以，从版权保护现状和文化产业现状来看，当务之急是保护版权，使作者在内的著作权人的权利从纸上权利变成现实权利。从这个角度讲，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关于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规定也和现实需求不甚匹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借鉴了北欧国家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属于我国对外国的法律移植。法律移植是指一个国家对同时代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鉴。社会发展和法的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法律移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要选择优秀的、适合本国国情和需要的法律进行移植，注意国外法与本国法之间的同构性和兼容性，注意法律体系的系统性，避免不加选择地盲目移植。

北欧国家是指北欧理事会的五个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是福利保障极度完善、政府极度廉洁的国家。北欧国家对公职人员的权力制约机制十分健全,有一个由政府内外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政治和行政、司法系统全面参与的立体监督网络。旨在反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组织每年公布一个腐败指数，将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程度逐一打分，北欧国家常常在清廉方面名列前茅，如2011年全球最清廉的10个国家依次是：新西兰、丹麦、芬兰、瑞典、新加坡、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这些福利制度和廉洁制度为北欧实施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提供了基础。而在中国，因为福利制度不健全，私权的获取和私人财产的增加，对公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现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如何收费、如何分配、如何维护会员权益都不透明的前提下，暂时还不存在建立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基础。

总之，在现有网络背景下，基于版权交易的频繁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具有必然性。但我国应当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并不意味着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我国的不二选择。不管是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建立目的，还是从保护版权人利益角度，还是从中国的现状角度，建立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都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①李明德 许超：《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②【美】保罗·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宁立志主编：《知识产权法》（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郭禾：《关于现行著作权法修订问题的随想》，《中国版权》，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