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在文学史上的接受及其形象的建构

摘 要：曹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今天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都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事实上，曹植之所以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与后人对他的接受及其形象建构有关。本文试就后人对曹植的同情、抑丕扬植和抑植扬丕的情况以及对曹植作品的接受效果等几方面进行论述，力求揭示出曹植在文学史上的接受过程与其形象建构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史 曹植 接受 形象 建构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特殊的身世与突出的成就使他在文学史上备受关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后人对作家作品的接受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而目前专门研究曹植在后世接受情况的论文不是太多，笔者所见仅有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论曹植》[1]、王玫的《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2]、张静的《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3]等少数几篇。本文拟从文学史上对曹植身世的态度、对其作品的接受以及对曹氏兄弟间的比较这几点进行分析，试图说明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接受过程与其历史形象建构间的关系。

一、后人对曹植身世的同情

曹植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取得如此高的地位，不仅因为其才华横溢，也与他的悲剧命运相关。甚至可以说，他的悲剧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建安前期，曹植因为才干出众和文采斐然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差点儿被立为太子。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虽爱惜文才却更看重政治素质。他逐渐发现，“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曹丕则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4]，遂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则由曾经受宠的皇家子弟沦落为一个在政治上失意、在家族中受排挤的落魄人。灾难还不止于此，曹丕为了除掉曹植，处处设计陷害；到了曹睿执政中，仍然对曹植严加提防而不委以重任。可怜曹植屡次上表自试，曹睿顶多是“优文答报”[5]而已。“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6]”残酷的现实逼得他走投无路，只好到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去寻找寄托。最后曹植吟唱着“金石固易敝，日月同光华。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7]的诗句，离开了他曾笑傲慨叹过的人世间。这种才高见妒、报国无门、备受打压的悲惨遭遇引起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同情。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8]，应该含有此意。《世说新语》中记载曹植为了保命而七步成诗的故事，姑且不论其真实性，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后人对曹植的无限同情。

六朝之后，世人对于曹植未能被立为太子并遭受迫害的境遇纷纷表示惋惜与同情。唐代王通认为曹植达理，并“以天下让”，在《文中子》两篇中都提到“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9]，“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汙其迹，可谓远刑名矣。人谓不密，吾不信也”[10]。后代对此颇多响应，宋人还试图分析个中原因，葛立方就认为立太子之事归因于“植狂性不自雕励，又太子御之有术，故易宗之计不行，盖非逊丕，性也”[11]。刘克庄也认为曹植不被立为太子，只是因为他“素无此念，深自敛退”，否则“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耳”；并且认为曹植在黄初中虽不为乃兄所容，却“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12]。到了明代，这方面的观点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为《曹子建集》作序云：“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予于是知魏之不兢矣！……至今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惨不忍读。”[13]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曹植这个悲剧人物，被父曹操先亲后疏，然后又遭登帝位的兄长曹丕的迫害。他一再受到掌权人物的压制，却始终没想过如何“独善其身”，最终在屡屡碰壁不得志之后郁郁而终。所以他的诗里不可避免地多了一股哀伤，这种哀伤具有普适性，是许多人都曾有过的人生经历，因此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尤其是那些以王佐之才自命，却身世沦落，只能以诗词名世的文人们，他们对曹植的身世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

二、抑丕扬植与抑植扬丕

文学史上的优劣之争是一道饶有趣味的风景线。人们对曹丕、曹植兄弟的诗文孰优孰劣，一直有争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因为他们同为当时文坛之核心，又都在文学上颇有建树，也就难免使后人在评价上产生争论。正如班史之争、李杜之争一样，地位高下的争论恰好表明文学艺术的成熟与多元化的发展。

曹氏兄弟原本各拥天赋，难分轩轾。在建安时代，二人各有拥护者，为了太子之争，两派皆为之尽力揶揄。当时人的着眼点主要在二人的性格，曹植是“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14]，是一位多才多艺、个性率直、学识渊博的文人公子。相反，曹丕城府深，他薄义寡恩和代汉自立的行为，为世人所不齿。一个是不自雕励、率真至性，一个是御之有术、不顾亲情，褒贬好恶已可见出。魏晋以后，这种褒贬好恶更加明显。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关于“七步诗”的记载，已经表明人们“抑丕扬植”的情感倾向。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可以看出此时的人们更关注曹丕的政治才干。宋代以后，情况出现了变化，贬抑曹植的情况不时出现。这些反面意见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曹植其人性格的不满，如明代“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15]清初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推波助澜，旗帜鲜明地针砭曹植，尊崇曹丕。他认为曹植是“与人以阶梯”，而曹丕则是“绝人攀跻”的，所以曹植“容易成名”，曹丕则不易攀跻[16]。这种论调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论曹植》一文时达到极致。此后张德钧《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一文及廖仲安的《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都支持郭沫若的观点。

这些评论主要针对二人之性格、人格、地位而发，更有对其作品而发者。如《文选》中收录曹植作品39篇，而曹丕仅有7篇。在文学传播角度看，选本收录作品数量的多少，正是一位诗人能否流传后世的重要保证。虽然曹丕的《燕歌行》被称为“七言之始”，是曹丕的文学亮点所在，后人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如明人胡应麟曾云：“子恒《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17]但也有人批评曹丕在创作上像女人，其诗妍丽，缺乏大丈夫的英豪之气，远不及曹植。如徐祯卿有言：“曹丕质近美媛，远不逮植。”[18]对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五言诗、乐府诗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人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总之，关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基本都是抑丕扬植。

在这些关于曹丕和曹植的争论中，难免有主观臆断与情感的介入，但也有较为公允的评论。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曹植的优劣得失有着比较全面的阐释，在褒扬曹丕的同时并没有刻意打压曹植。再如清人陈祚明所言：“子建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固各成绝技，使后人攀仰莫及。”[19]这种既看到曹植的独特地位，又看到曹操、曹丕的文学成就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抑丕扬植”和“抑植扬丕”本也都是后代读者们自己的接受方式，它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

三、曹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接受与评价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可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20]，在后世影响巨大。南朝谢灵运谓之“八斗之才”，钟嵘誉之为“建安之杰”，刘勰谓之“群才之英”。其实，曹植作品的接受在文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由平至显的过程。建安时期，曹丕是邺下文人的实际领导者，他在《典论·论文》评论当时的辞赋：“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21]曹丕对王粲等人之赋大加赞赏，却不提曹植的赋，这显然是在故意回避曹植的才华。胡应麟《诗薮》中就曾指出：“曹氏弟兄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杨榷艺文，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22]因此，曹植赋的接受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曹植自编《前录》，已有赋七十八篇，加上后期所作，数量应该不少，但流传至今，却已丢失近半，其间原因也与此相关。其后东晋，又因玄风盛行，文学志趣不同，曹植作品的接受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南北朝时期是曹植作品接受史上的黄金时期，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曹植的多篇作品入选《文选》。《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总集，入选《文选》，意味着得到了当时文坛上的高度认可。曹植是建安作家中入选作品最多的，在入选《文选》的作家中居第三，共三十九篇，如《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箜篌引》《求自试表》《与杨德祖书》等，后代对曹植作品的接受大体也都集中在这些篇目。曹植作品大量入选总集，非常有利于其传播。曹植的集子在唐代以后一度失传，当时人们就主要通过《文选》来了解曹植的文学成就。除此之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古文苑》等，都对保存曹植作品以及促进其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之所以是曹植接受史上的一个高潮，还与颜延之、谢灵运、沈约、钟嵘、刘勰等一大批著名诗人的评论相关。颜延之《庭诰（节录）》云：“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23]沈约《宋书自序（节录）》云：“（始兴王）睿重教（沈璞）曰……昔曹植有言，下笔成章，良谓逸才赡藻，夸其辞说，以今况之，方知其信。”[24]而首次为曹植确立经典地位的则是南朝文论家钟嵘，他在《诗品》中指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呼！陈思王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中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自此之后，曹植作为一流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便算确立。

唐代文坛对曹植的接受基本上出于对其才华的认同，以及对其慷慨豪迈之情的赞赏。李白、杜甫等诗人皆曾表示过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不同的是，在接受方式上，六朝读者的接受更多体现在对曹植作品的模拟上，而唐代诗人则通过吟咏曹作及与曹植有关的史事来间接表示对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态度。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25]“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26]李商隐既认同曹植才华，又对其命运颇有些嗟叹：“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27]此时的曹植已经成为人们心中唐前诗歌的最佳代表。

宋代读者对曹植的接受态度较之从前有些回落，但总体上仍对曹植的文学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宋代张戒在反驳苏轼独崇陶诗的观点时，又将曹植推向诗界第一的地位。“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渊明？即渊明之诗，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28]”张戒认为曹作以“韵胜”，“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29]”。又云：“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30]”且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31]刘克庄、范晞文等人对曹植也有公允的评价。刘克庄：“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32]而《文选》在宋代甚广的流传，客观上有助于曹植作品的文学传播。

明清时期，曹植及其作品的接受进入平稳阶段，总体上是有褒有贬，而褒多于贬。如徐祯卿有言：“《垓下》之歌，出自流离；《煮豆》之诗，成于草率；命词慷慨，并自奇工。此则深情素气，激而成言，诗之权例也。”[33]但他又认为：“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太索露矣。”[34]这就是对曹植作品的批评意见。对曹植的贬抑主要来自徐祯卿、王世贞、王夫之等少数几人，大多数诗论家还是将曹植与杜甫等人一并加以推崇的。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35]再如胡应麟云：“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古今才人早慧者，多寡大成；大成者，未必早慧。兼斯二者，独魏陈思。……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36]清代的吴淇虽指出曹植某些不足，同时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他说：“子建之诗，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37]丁晏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38]这是将曹植作为文学史上的正轨颛门来标榜。这是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观念。

到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论曹植》一文中对曹植评价说：“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总也显示着一个半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摹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乎无篇不摹仿，无句不摹仿，可谓集摹仿之大成。”[39]由此可见，郭沫若对曹植并不十分推崇。考虑到《论曹植》一文的深意是要为曹操翻案，所以“忠君就痛恨曹操和曹丕”云云，就不能视为客观的评析。待以后，人们以客观的眼光再来衡量文学史时，曹植的地位又重新回到了他应有的位置。

四、余论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指的是汉魏之际的半个世纪，此时社会剧烈震荡，充满深重苦难。在这几十年中涌现出大批出色的文人作家，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而曹植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位。当然，文学史不仅是由许多作家及其作品组成的，后人接受也是文学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学的大背景和既设的情境中，接受者们处于被动接受、被感染的角色，但在接受过程中，不同的接受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审美需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他们往往通过“幻想”来满足不能实现的愿望，对文学意义进行新的挖掘和补充，通过“移情”与之产生共鸣，通过“认同”来获得审美的精神愉悦。文学接受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性格、阅历和人生观等，整个过程也是由接受者的理解、评判和再创造组成的。也许当创造者创作文学作品时并无意表达出某种意思，传播者在自己的理解基础上赋予其意并进行文学传播，最后接受者在自己的接受上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和意义。所以，曹植的作品在历代接受过程中不断被阐释，其意义内涵不断丰盈，而曹植自身的形象也在接受过程的起起落落中终于为后人所定型，成为一个才高八斗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文人。当然，我们及后人会继续对曹植与其作品进行解读，曹植与其作品的内涵还会不断伸衍。这正是文学史的无穷魅力所在。

注释：

[1]郭沫若：《历史人物·论曹植》，《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王玫：《曹植及其作品的效果史研究》，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3]张静：《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版），2009年，第5期。

[4][5][6]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7]曹植：《远游篇》，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8]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文心雕龙》卷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00页。

[9]王通：《事君篇》，出自《文中子》卷三，《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页。

[10]王通：《魏相篇》，出自《文中子》卷八，《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2页。

[1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第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3页。

[12]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13]李梦阳：《曹子建集》十卷本序，《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7页。

[14]陈寿：《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7页。

[15]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7页。

[16]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1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18]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0页。

[19]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陈思王植条·序录，日本京都大学藏。

[20]钟嵘：《诗品》卷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1]萧统编：《文选》，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22]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页。

[23]颜延之：《庭诰（节录）》，《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影印静嘉堂藏南宋刊本，上海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四库丛刊三编》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

[24]沈约：《宋书自序（节录）》，《宋书》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1页。

[25]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26]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0页。

[27]李商隐：《东阿王》，《玉谿生诗笺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9页。

[28][29][30][31]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刘克庄：《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33][34]徐祯卿：《谈艺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5]许学夷：《诗源辨体》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6]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37页。

[37]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5页。

[38]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曹集铨评》，北京：文学古籍刊印社，1957年版，第233页。

[39]郭沫若：《历史人物·论曹植》，《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孔昊天 江苏省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