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调查分析

摘要：留守老人问题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出省份的重要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通过对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经济收入状况、健康状况及生活照料、亲子互动及精神慰藉、劳动负担状况的具体情况调查，得出所呈现的各种特征特点。据此建议，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步伐，因地制宜规划农村土地。拓宽农村收入渠道，提高留守老人收入水平。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投入，尽快建立农村社区老弱病残人照护制度。加强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村老人文化娱乐生活。

关键词：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亲子互动；劳动负担；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是由于大规模的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引起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应予以重视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城市公共政策、社会政策未及时跟进，未能有效解决随迁人口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而致使大量老人、妇女、儿童滞留在农村，形成所谓的农村“留守人口”。由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缺失，农村留守老人在身体健康日益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肩负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和照顾孙辈的重任，加重了农村老年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应承担的劳动强度和应有的生活状态。这种变化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贵州属于劳动力流出大省。从2000年开始，农村劳动力流出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导致大规模的老年人滞留在农村。这一群体虽然已引起政府各部门和学界的关注，但目前对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仍认识不清，缺少覆盖范围较广、规模较大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2012年7-8月笔者组织研究生和本科生在暑假期间，对贵州省农村老人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贵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希望对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这次调查范围覆盖贵州省九个地州市30个村庄，成功访谈了282位留守老人。其中，男性占48.2%，女性占51.8%。年龄50-59岁占11.3%，60-69岁占43.1%，70-79岁占33.1%，80岁及以上占12.5%。民族包括汉族和10个少数民族，共计11个民族，其中汉族老年人样本占41.4%，苗族占20.0%，布依族占15.7%，侗族占8.9%，土家族占5.4%，其他少数民族样本量最多的也不足4%，样本分布基本反映了贵州民族构成状况。说明这次调查获取的样本量较为合理，数据质量较高。下面以这次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贵州省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作一分析。

二、状况数据分析

1.经济收入状况

经济收入是关系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主要从个人收入水平和主要收入来源来考察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从收入水平来看，根据调查数据计算，贵州农村留守老人平均月收入①为396元。从这个数据来看，似乎贵州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收入还不算太低，但如果除去实物收入部分，他们的实际现金收入仍然比较少，且分布不平均，收入差距较大。进一步的分析数据显示，留守老人个人月收入在100元以下的比例为8.5%，100-300元的比例为48.6%，300-500元的占21.3%，500-1000元的占15.2%，而1000元以上，仅占6.4%。可见，月收入在100元以下经济收入极度贫困的老年人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如果按照年收入2300元的新贫困标准，每月收入在192元以下者为贫困，贵州留守老人有33.0%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的比例占了一半多，为57.1%，而收入较高的留守老人比例偏低。这不仅说明贵州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总体偏低，而且收入分布不平均状况较为严重，收入的平均值被少部分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拉高，留守老人经济收入的贫富差距较大。

从收入来源上看，留守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自己劳动所得的比例占48.2%，将近一半；主要收入来源于外出子女的占21.3%，仅1/5强；来源于未外出子女的占12.1%，来源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占11.0%，二者均只占到1/10强；而来源于自己退休金、配偶支持、其他亲属支持、积蓄等的比例均未超过3%。可以看出，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来源比较单一，绝大多数留守老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所得，外出子女对留守老人的经济贡献大于未外出子女，这也符合人们的预期。而值得提出的是，贵州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虽然已经建立，但对增加留守老人收入的要求仍然有限，还未成为留守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原因在于给付标准过低，只有极度贫困的留守老人才依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但凡能够通过劳动创收或有其他经济来源的留守老人，一般都没有把社会养老保障收入作为主要经济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标准有待提高，在增强留守老人应对经济风险方面提供更多一些保障。此外，还可以看出，留守老人在经济方面主要依靠核心家庭成员，其他亲属、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留守老人的经济供给微乎其微。

2.健康状况及生活照料

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身体健康状况，有人认为活得长的同时，还要活得健康，老年人才能安享晚年。仅仅活得长，而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不仅给其他家庭成员带来照料负担，也会影响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本次调查对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采用五级计分标准（“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很好”）进行测量，然后根据留守老人的自我主观评价对其健康状况进行计分。结果是，7.1%的留守老人感觉身体状况很差，22.4%的比例感觉较差，感觉自我身体较健康和很健康的比例占36.7%，而33.8%的比例感觉身体一般。表明近三成的留守老人身体状况较差，但多数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般来说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其子女才放心外出务工；而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其子女即使外出务工，也会留年轻人在家守护，独子家庭则不外出务工。

在生活照料方面，主要考察的是当留守老人生病时，主要依靠谁来照顾。问卷列举了10个可选项，可以多选。统计结果显示，41.1%的留守老人由配偶照顾，其次28.8%依靠邻居照顾，14.2%靠朋友照顾，另有17.4%靠未外出子女照顾和10.6%由孙辈照顾，由亲戚照顾的仅占5.7%。依靠村委和政府及其派人照顾的分别为0.4%和0%，这两者在留守老人照顾提供方面几乎空白。此外，有13.5%留守老人处于无人照顾的状态，而2.5%的留守老人表示不需要人照顾。可见，配偶是留守老人主要照料提供者，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留守老人的照料提供者开始超出了核心家庭范围，邻居和朋友在留守老人生活照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村委或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制度化照料则几乎为零。这说明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开始向核心家庭之外寻求帮助。

3.亲子互动与精神慰藉

为了考察由于子女外出是否导致亲子互动减少，问卷设计了外出子女回家次数和留守老人跟子女电话联系的频度两个指标。从统计结果来看，外出子女长期不回家（“长期”指5年以上）的比例占7.9%，两年回家一次的占9.7%；一年回家一次的占63.2%，比例非常高；而一年回家两到三次仅占19.1%，比例相对较低。我们认为子女为了节约外出成本，大多数选择每年春节回家一次，与老人团聚之后，又再次外出。这意味着大多数留守老人一年才能与外出子女相聚一次。所幸由于现代通讯发达，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沟通和联系。数据显示，36.6%的留守老人跟子女电话联系较频繁，但同样也有37.5%的留守老人表示较少与子女电话联系，而跟子女联系频度一般的比例占25.9%。虽然总体来看，留守老人与子女见面次数不多，电话联系也不算频繁，亲子互动受到一定影响。亲子互动的形式由面对面交流，逐渐转向电话交流。但一旦家里有重要事情，留守老人还是主要跟外出子女商量，这一比例占68.4%。说明尽管子女外出，但家里的重要事情，留守老人仍然需要跟他们商量决定。

精神状况是影响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也是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我国大多数认为由于子女外出，留守老人常常会感到内心空虚无聊，精神状态较差。调查结果显示，贵州留守老人中偶尔和经常感觉到无聊的占31.9%，近1/3。其他则感觉一般或不无聊。由于无聊而跟外出子女打电话谈心解闷的比例为32.5%，也是近1/3。大多数留守老人则选择与未外出子女谈心解闷的占56.7%。尽管一些留守老人会感到精神空虚无聊，但他们总体的精神状况还比较好。统计结果显示留守老人精神状态较好或很好的比例占49.8%，精神状态很不好的比例仅占2.5%，其他为一般或较不好。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虽然是年轻人应尽的重要义务，也是影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重要因素，但在就业竞争和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老年人对子女的精神慰藉要求并不高，对子女回家次数、电话慰问次数等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一般都非常支持子女外出，并能够理解原谅子女在精神赡养方面的供给不足。

4.劳动负担状况

几乎所有观察者都认为由于家庭缺乏主要劳动力，而耕地需要保证不被撂荒，留守老人实际承担了本应主要由子女承担的农业劳动。与非留守老人相比，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加重。同时，照顾孙辈的责任也落在了留守老人身上。根据数据统计，贵州农村留守老人目前仍下地干活②的占64.5%，接近三分之二；需要照看孙辈的比例占51.6%。可见，留守老人下地干活的比例较高，且下地干活的留守老人中，有54.4%的同时还要照看孙辈，这一点无疑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现在许多家庭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且外地入学条件逐渐放宽，他们许多人将孩子带在身边，以便安排家庭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但也仍然有一半多的家庭将孩子留给农村父母，让他们代为照管，这不仅加重了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同时还由于肩负孩子教育重任，心理负担也较大，影响留守老人提高生活质量。从留守老人的主观评价来看，有36.7%的比例认为自己劳动负担较重，但同时也有33.5%的留守老人认为自己劳动负担较轻，认为劳动负担一般的占29.8%。而与此对照，留守老人中认为自己劳动能力较弱或很弱的共占44.0%，认为自己劳动能力较强的仅占28.0%，认为劳动能力一般的占28.0%。说明有部分留守老人迫不得已承担了过重的劳动负担。

由于留守老人劳动负担主要源于干农活和照顾孙辈（家务劳动被视为无论子女是否外出，都主要由老年人承担，因此我们认为家务劳动很大程度上并不构成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为了考察究竟是农活，还是照看孙辈加重了老人的负担。我们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得出：既下地干活，又照看孙辈的留守老人中，有48.4%认为自己劳动负担较重；仅下地干活，不照看孙辈的认为自己劳动负担较重的占40.7%；不下地干活，仅照顾孙辈的认为自己劳动负担较重的占22.7%。说明留守老人劳动负担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子女外出而不得不下地干活，而照看孙辈的劳动负担要轻得多。

三、总结与探讨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1）经济收入方面，贵州留守老人收入水平总体偏低，之间贫富差距较大；将近一半的留守老人经济收入来源于自己劳动所得，来源于外出子女的仅占1/5强，收入来源单一，社会养老保障的作用有限。（2）身体健康状况方面，近三成留守老人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大多数感觉身体状况在一般以上；生活照料主要由配偶提供，呈现出向核心家庭之外扩展的趋势，邻居和朋友在生活照料上发挥了较大作用，而由政府提供的照料制度缺位。（3）亲子互动逐渐由长途电话交流取代面对面交流，纯粹的情感交流减少，但大事仍需要与子女商量；留守老人的精神健康方面未出现较大问题，尽管偶尔感到精神寂寞，但仍支持年轻人外出，对年轻人的精神赡养要求不高。（4）劳动负担方面，有1/3多的留守老人表示劳动负担较重，且这种劳动负担主要来源于子女外出而导致的田间劳动增加，近8成的留守老人认为仅仅照顾孙辈不对其劳动造成负担。

经济收入是所有老年人而不仅仅是留守老人面临的主要困难。根据需要层次理论，物质需求上（经济收入）的满足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我国关于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方面，因为他们认为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本质是收入困境（周祝平，2009），在养老体系中，经济供养是养老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叶敬忠，贺聪志，2009）。且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农村子女外出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他们对留守父母的经济支持的能力，因而子女外出对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杜鹏，等，2004， 2007；冷静，2009）。本研究支持这一结论，子女外出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但支持水平不高，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留守老人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但少数留守老人出现子女外出后陷入生活困境的情况。最重要的是，留守老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最高的月收入可达4000多元，最低的仅为30元，依靠其他亲戚救助才能维持最低生活。这一点是以往研究较少关注的，值得引起重视，并希望通过健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降低和减少给付条件，提高给付标准，使得更多留守老人能够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由于作为养老主要载体的子女外出，留守老人的居住安排发生改变，如两位老人分别为不同子女从事家务和照看孙辈，大多数时间需要亲自下地干活，他们不但没能获得子女的照料，反而还加重了自身劳动负担和心理负担，同时由于居住上的分离，使得两个老人互相照顾成为困难，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导致原本由外出儿女承担的照料老人责任向留守老人尤其是女性留守老人和其他未外出子女转移，加重了当前照料提供者的劳动负担（贺聪志，叶敬忠，2010）。而本研究得出：贵州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需求非常迫切，留守老人生病无人陪伴和照顾的情况常常发生，而且已经开始向邻居、朋友等群体“溢出”，即在没有核心家庭成员照顾的情况下，留守老人已开始向其他人群求助，孙子女也承担了一定的照料任务，但村委会对此却没有任何对策回应。本次调查还发现，精神慰藉并未成为农村留守老人的迫切需要，他们最为急切的困难是提高收入，在生病的时候能够得到陪护和照顾。表明农村地区急切呼唤建立政府主导的、以社区为依托的制度化的照料体系，切实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困难。

四、政策建议

（1）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设，因地制宜规划农村土地。当前，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土地耕种落在留守老人肩上，或是将其流转给其他人耕种，农业生产投入不足，耕种质量下降，耕种收入较低，一些地方农村土地出现撂荒的情况。而一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受限于土地分散，土地流转困难，机械化操作难以实现，耕种效率低下，因而也不愿意收领土地来耕种，从而造成土地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因此，为了充分整合利用农村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尽快制定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集中，便于根据土地的土壤性质、灌溉条件、地形地貌等因素，将土地进行重新平整、规划，重新承包给需要的农户。以少数农户带动大量留守老人进行耕种，老人参与劳动按照劳动贡献由承包商发放工资。这样既集中了土地利用，提高了生产率，又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扫清了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同时达到减少留守老人进行田间劳作的比例和减轻其劳动负担的目的。

（2）拓宽农村收入渠道，提高留守老人收入水平。农村留守老人经济收入来源单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往往被农业劳动束缚，没有机会从事其他产业；当然，农村就业形式单一，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留守老人缺少就业机会的原因。因此，如果土地能够被重新规划承包给少数农户，大量的留守老人就能够从耕种土地中解脱出来，从事其他劳动，从而拓宽收入门路。由于农业分散化经营不具有规模效应，留守老人从事农业劳动大多采取粗放型耕种方式，农产品产量不足，农业收入也就不高。因此，当留守老人摆脱农业生产而投入第二三产业，其劳动能力将得到提升，收入渠道拓宽，收入也就有所增加。

（3）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投入，尽快建立农村社区老年人照护制度。调查发现贵州农村留守老人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支持较为有限，仅有1/10的留守老人将社会保障收入列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且大多数是贫困老人，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给付标准较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因此，应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投入，使其成为更多留守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切实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由于子女外出而生活照料存在困难，留守老人除了依靠配偶照顾以外，只能依靠邻居或朋友。政府和村集体应考虑投入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农村老弱病残人照护制度，通过制度化陪护制度或设立社区护理代办处（李振堂，2012）来解决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困难。

（4）加快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村老人文化娱乐生活。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逐渐发展，农村老年人对精神娱乐方面的需求将会增长。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农村老人没有自己的娱乐场地，经常只能三三两两聚集在某家门口或某个角落聊聊天，也找不到合适的娱乐方式。一些老人有时候会在一起打牌、下象棋等。当然平时需要照顾孙辈和从事田间劳动也使得老年人没有多余的娱乐时间。但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限制了老年人的精神娱乐，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快农村社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对丰富老年人的精神娱乐生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来看，可以租用村中闲置的房子，购买一定的娱乐设施供老年人使用，也可以在村委会的办公楼房开放一些房间供老年人娱乐，暂时解决“老有所乐”问题。

注释：

①这里的“月收入”包括现金收入、实物收入和捐赠收入等所有收入，现金收入包括子女供养、社会保障所得和其他亲属孝敬等。

②“下地干活”是指耕种土地等农田劳动，不下地干活并不等于不做事情，不下地干活也可能承担家务劳动、照看孙辈或从事其他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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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祝平.农村留守老人的收入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09，（5）.

作者简介：韦璞（1977―），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留守老人社会保障与减贫效果研究――以川、滇、黔民族地区农业社会为例”（项目编号：12CRK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