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何灿若烟花

高琦前几天说让我看《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他说他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他自己了。这几天一直没有时间，就没有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忍不住好奇看了剧情介绍，是个悲剧，就不大急着想看了。片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追求年轻的英国军官平松，从法国跑到美洲，然而平松却表现得十分冷漠。阿黛尔却近乎“丧心病狂”地继续爱着这个不再爱她的男人，最终在法国孤独终老。

越来越不喜欢看悲剧。其实一直是不喜欢看的，看了心情会受影响。每次看到电影里面很悲伤、无奈、郁闷的情景，也会加倍的感到悲伤、无奈和郁闷，并且还要不停地思索，弄出个究竟，搞得自己十分难受。不过话说回来，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好像都不是那么美好幸福的浪漫剧，而是悲剧。可我并不喜欢很悲伤的东西啊。想想是不是因为自己觉得悲观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呢？

悲观的人，像我们主编，他说：生命如墙，光阴是伤。而乐观的人，如北欧73岁的女高尔夫企业家巴巴拉，她说：年龄越大，生命中的机会就越多。

我认为高琦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小学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百年孤独》这种深刻的悲剧。并且，他说他那时候看得懂。也许是他生不久就了解世界的悲哀了，我就不同，小学的时候正在看金庸、安徒生看得火热。不过我想我也是个悲观者，因为我是觉得高琦的人生很精彩的同时，也十分斑驳，点点都是伤――真诚敏感的人总是更容易受伤。

认识高琦快两年了，其实总共只见过四面。初识是2005年在黄山球场，那次比赛前他整理球包，发现多带了一枝杆，恰好我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回头就让我带给我当时的老板也是他的朋友保管――在这之前我们并没有说过一句话。那时候我认为高琦长得挺好看，浓眉，眼睛清澈有神，生得天圆地方的，还满面红光，我想这定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后来发现错了，或许他是吸收多了自然山水的灵气？）

第二次是在2006年初，高琦从可可西里回到上海已有一段时间，约好时间采访，在上岛咖啡厅，他明显苍老了很多。已有花白头发，脸色也显现憔悴。那一年他刚离了婚，因为自责和愧疚，对尚在叛逆期的女儿完全不知所措。话语中除了愤怒还透露出无比的心疼。那个时候他从可可西里回上海并不多久，他描绘可可西里的美丽，说在那样的环境下，你会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次是我请他吃必胜客，因为他帮我弄了个采访提纲，我采访了个业内牛人，还得了500元稿费――高琦喜欢帮助别人，即使相识不久，并不熟络。第四次有点戏剧化。有次出差在上海，住一个朋友家，在网上碰到高琦，玩笑叫他请我吃饭。高琦问我在哪里后，叫我6点准时出门。出门的时候拉不出来钥匙，我耽误了有差不多二十分钟。到了吃饭地地方，是韩国烤肉，吃着吃着，高琦突然平静地说，你住22栋啊，我住23栋呢。我张开嘴巴半天合不拢。上海那么大，这世界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啊。他说，本来以为在楼下可以碰到你，谁知道你弄个钥匙花了半天。吃完饭后，他去机场接人，我回住处。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见到过。

其实和高琦每次的见面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少，又因为总是像交了多年的朋友，他对我无话不说，毫无防备。我觉得是种很奇怪的默契。我采访过他以后，有次对同事说，能采访到这样的人，真的是幸运啊。

后来在网上，高琦也时常给我讲故事。套用吴虹飞说陈村的话：“他谈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无所忌惮地、随时随地地、发表他零星的、机智的看法――或让人一愣，或会心而笑。他是有趣的，事事通透。”

总的来说，高琦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不乏智慧，但更多的，却是太过真诚而留给人的笨拙感。有次他对我说：你看到自然的演化，就会认识到人生之短，但是怎样才能灿若烟花？有些人的能量能辐射到别人，带给更多的人以福利或者噩梦，我却只有让自己过得快乐……

其实我一直很想写好这样一个追求自我快乐的人，却总是写得不满意。即便是这样，也丝毫不能减少我偶然想到高琦时候的振奋感――在这个功利的社会，确实还有对自己足够真诚，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种精神而活着的人啊！

我想，或者过几天，或者过很久，我总是会去看《阿黛尔雨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