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绘画的语言与空间

绘画是人类思想的一种高级的艺术活动,运用色彩、造型、线条和构图,依据一定的形式法则进行布置组合,完成传达精神思想的传递。精神内容的传达,既所谓的绘画主题。绘画的内容与形式,密切相连,形式是观念、情感和技术的体现。由此看来绘画语言实际上是包含了技巧、形式和内容的有机融合。画家的感情是靠其特有的绘画语言来表现的。

不同的艺术家对绘画语言具有不同的运用和驾御,必然会产生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绘画作品以传后世。纵观绘画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差异。

在西方欧洲自达芬奇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写实主义画法,艺术家通过“研究光线揭示形式的方式,通过发展并运用直线透视法来获得景深的规则,通过研究人体解剖,艺术家给他们的作品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他们的艺术作品弘扬了“人文主义”,在绘画的总体风格上,姿势华丽、典雅、宏伟、和谐,写实技术娴熟,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古典主义”的画风。区别与古典画风的印象派画家们,用光与色描绘自然和抒发自己的感情,他们擅长表现阳光和色彩。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光色变化非常敏感,注重色彩的表现,画家运用分色技术,将色彩合理组合,使画面变得明快绚丽。印象派画家不再因袭传统的画法形。在色彩的表现上,印象派画家完美地表现了一种抒情风格,他们很好地运用了绘画语言,给作品注入了抒情性外表美。在西画造型过程中,主要使用形体与色彩语言,即便没有线的使用,其造型行为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其绘画形态的构架依然能成立。即使用线界定轮廓,如在轮廓之外辅上调子,马上就会成为很立体的画面。可见西画中线依然作为表现形体的一种特殊手段。达•芬奇则采用极单纯而又丰富的色调创造出了不朽的艺术形象;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用一种奇特的、只有他才具有的色彩来进行创作,其色调已经超越了物象本身的色彩范畴,达到了一种色彩的抽象概括,其色彩运用,更多的是为适应精神上富有表现力的主题的要求,不受物象色彩的制约,无论何类画派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借助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完成作品的情感体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绘画语言的不同运用,则产生出不同风格的绘画作品。

例如,中国画崇尚趣、意、文,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笔墨技巧来体现出来的。中国画家历来认为画必须有笔墨,无笔墨就不能与画。并且笔墨技巧还要与表现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好的作品。

在这里,相对具体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说,笔墨是形式的因素,但却有着引起形象的联想和意趣的感受的功能。在宣纸上粗糙的干笔能引起树干及老人似的苍老的视觉感受;水分饱满、行笔流畅的笔迹能引起春天般滋润的视觉感受;徐缓的用笔能引起持重含蓄的联想;流利灵活用笔能引起洒脱欢畅的联想;快速而多变的用笔引起蛇龙飞舞的联想。贺天健总结笔法有:“笔直中锋,卧笔中锋,倒笔卷上,倒笔提上,卧笔旋拖,放笔直下,仰笔伸缩滚擦,垂笔揩擦,侧锋听昕下笔重,仰笔剔掠,仰笔旋拖,卧笔拖搁,卧笔横拖战动。”墨法有:“烘、染、渲、破、飞、揉、积、渍。”实际上何止这许多,临池泼墨,变化万千,风雪晴雨,因人而异。中国笔墨这种形式因素,是画家的独特风格在艺术技巧方面的主要表现。艺术家们常“借笔墨以写天地”。通过构思构图,合理运用笔墨虚实,水韵,墨色和运笔而产生的肌理形成有个性的绘画语言。这种代代沿袭的艺术法则即所谓传统,已成为中国所独有的绘画语言。

当绘画唤起人类的审美情感时,作用于人们的是一种绘画所独有的语言形式。绘画语言由多种要素构成,这里涉及到的视觉因素有:点、线、形、光、色彩。

“点”:是最小的视觉实体,对于探讨视觉形式的作用,点是一个很好的着手处。一个可视的点是一个吸引视觉注意力的小元素,点既可以被表现出来,也可以被暗示。中国画家历来认为画必须有笔墨,无笔墨就不能与画。并且笔墨技巧还要与表现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好的作品。“点”,从物理形态上讲,是视觉聚焦的核心;从观念形态上说,是思想呈现之源。点,在东方哲学中,具有最大的内张力和最大的延展性。从点出发,可深入、可辐射。点――解释一切,代表一切。 “线”:线可以被描述为点的运动轨迹,它是一个可视的行动轨迹,一条线表现着划线的人或物的精神。一幅画的笔触,穿过风景的一条蜿蜒的河流,被撕破的线的参差不齐的边缘,一个草叶的曲线,这每一条线正如同每一位画家或书法家的充满个性的、富有表现力的线条一样,是独具特色的。线――人们认识和反映自然形态时最简明的表现形式,有长短、粗细、曲直之分。线可以在长度、宽度及方向上的不同,线也可以是连续不断的或间断的,粗的或细的,有规律的或无规律的,静止的或运动的,直线的或曲线的,或者是这些线的诸多形式的不同的结合体。在一个平面上,线能界定各种形状,暗示体积或显示所绘物体质量的独立元素。我们能通过线条的组织来创造图案、肌理或描绘阴影。线是阐明视觉形式的基本手段,它通常是对所目睹、感受或想像到的事物的一种速写,线是在两维空间表面的长度标准,或者说它们是在两维或者三维空间里的物体边缘的感知,每一条线或物体边缘都有其自己的表现特征,这些表现形式在视觉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视觉艺术中,线条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极富有意味,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中,线条的功用表现的尤为突出。事实上,中国绘画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富有骨气韵味的线条来取胜的。线条的运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愈来愈富有含蓄性、表现性、象征性与抽象性。线条形状各异,功能有别。

“形”:一种被视为平面的存在形式,即一种二维的空间区域或平面是一种剪影或阴影形式的外观。当一条线勾画出一个区域或当一个面积表面的颜色或肌质发生变化时,其面积与周围的面积相分离,形便成了可视的存在。千变万化的形可被概括为两大类,即有机形和几何形,虽然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在自然界的大部分形是有机形,它是柔和的、轻松的、曲线性的和无规律的。在人的世界中最普通的形是有机形、生硬的、刻板的、有规律的,而且常常是长方形的。总而言之,形这个词表示了人眼感觉到的客观事物的外部形态,所以又称为视觉形。另外,光与色彩也是绘画艺术最主要的造型因素。点、线、形、光、色,作为绘画艺术的构成要素是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

绘画的语言是通过色彩、线条、光色或组成一件作品所有的其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绘画语言是有机的形式体现,它是构成绘画艺术中多种可视因素的总结构。就绘画而言,它是一种在长乘宽的二维平面上利用形、色、肌理或者说利用点、线、面或黑、白、灰及色彩、肌理等手段来传达人类或艺术家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在符合它自身规律的前提下,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怎样表达和表达什么都是值得探索和尝试的,没必要用既有的定式或种类来界定,绘画是人类艺术追求的其中一种方式,那它自身就有其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技巧,单就绘画而言不同的表现题材和不同的工具材料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表现语言和表现方式,只要是符合绘画艺术规律的任何题材、任何表现语言、任何表达方式,只要对人类的精神文明起到积极向上的推动作用,只要符合人类追求的审美理想,任何绘画语言方式都应该探索,都应该允许存在和发扬,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家个人的角度、个人的偏执和偏见、个人的独特的风格面貌都是最可贵的。

艺术家们总是在寻求绘画观念和语言上进行着转型,不断地扬弃着自己绘画语言上那些停留在生活表面上的东西,从而在绘画语言方面出现了新的形态。完善和形成有个性的绘画语言成为艺术家们的孜孜以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创造了人类的视觉形象语言,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观察世界的审美方式。绘画语言的构成除视觉因素的形、光、色外,它是将技巧、知识、直觉和感情与材料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所以说艺术品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

那么,中西绘画里画面上的空间表现有何差别呢?清代画家邹一桂对于西洋画法的批评,可以见到中画之传统立场对于西画的空间表现持一种不满的态度:

邹一桂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按照邹一桂所说西洋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自然是一种成见。西画未尝不注重笔触,未尝不讲究意境。然而邹一桂却无意中说出中西画的主要差别点而指出西洋透视法的三个主要画法:

首先是几何学的透视画法。画家利用与画面成直角诸线悉集合于一视点,与画面成任何角诸线悉集于一焦点,物体前后交错互掩,形线按距离缩短,以衬出远近。邹一桂所谓西洋人善勾股,于远近不差锱黍。然而实际上我们的视觉的空间并不完全符合几何学透视,艺术亦不拘泥于科学。

其次是光影的透视法。由于物体受光,显出明暗阴阳,圆浑带光的体积,衬托烘染出立体空间。远近距离因明暗的层次而显露。但我们主观视觉所看见的明暗,并不完全符合客观物理的明暗差度。

再次是空气的透视法。人与物的中间不是绝对的空虚。这中间的空气含着水分和尘埃。地面山川因空气的浓淡阴晴,色调变化,显出远近距离。在西洋近代风景画里这空气透视法常被应用着。英国大画家杜耐(Turner)是此中圣手。但邹一桂对于这种透视法没有提到。

不过西画注重光色渲染,笔触往往隐没于形象的写实里。而中国绘画中的“笔法”确是主体。我们要了解中国画里的空间表现,也不妨先从那邹一桂所提出的笔法来下手研究。

原来人类的空间意识,照康德哲学的说法,是直观觉性上的先验格式,用以罗列万象,整顿乾坤。然而我们心理上的空间意识的构成,是靠着感官经验的媒介。我们从视觉、触觉、动觉、体觉,都可以获得空间意识。视觉的艺术如西洋油画,给与我们一种光影构成的明暗闪动茫昧深远的空间(伦勃朗的画是典范),每一种艺术可以表出一种空间感型。并且可以互相移易地表现它们的空间感型。西洋绘画在希腊及古典主义画风里所表现的是偏于雕刻的和建筑的空间意识。文艺复兴以后,发展到印象主义,是绘画风格的绘画,空间情绪寄托在光影彩色明暗里面。

那么,中国画中的空间意识是怎样?我说:它是基于中国的特有艺术书法的空间表现力。

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中国水墨画并不是光影的实写,而仍是一种抽象的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摹绘实物,却又不完全抽象,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实物和生命的姿式。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象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

中国绘画以书法为基础,就同西画通于雕刻建筑的意匠。我们现在研究书法的空间表现力,可以了解中画的空间意识。

书画的神彩皆生于用笔。用笔有三忌,就是板、刻、结。“板”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状物平扁,不能圆混。”(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用笔不板,就能状物不平扁而有圆混的立体味。中国的字不象西洋宇由多寡不同的字母所拼成,而是每一个字占据齐一固定的空间,而是在写字时用笔画,如横、直、撇、捺、钩、点(永字八法曰侧、勒、努、、策、掠、啄、磔),结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同时也就成为一个“上下相望,左右相近。四隅相招,大小相副,长短阔狭,临时变适”(见运笔都势诀)。“八方点画环拱中心”(见法书考)的一个“空间单位”。

中国字若写得好,用笔得法,就成功一个有生命有空间立体味的艺术品。若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能“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如树木之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这一幅字就是生命之流,一回舞蹈,一曲音乐。唐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因悟草书;吴道子观斐将军舞剑而画法益进。书画都通于舞。它的空间感觉也同于舞蹈与音乐所引起的力线律动的空间感觉。书法中所谓气势,所谓结构,所谓力透纸背,都是表现这书法的空间意境。一件表现生动的艺术品,必然地同时表现空间感。山人画鱼,在一张白纸的中心勾点寥寥数笔,一条极生动的鱼,别无所有,然而顿觉满纸江湖,烟波无尽。 中国人画兰竹,不像西洋人写静物,须站在固定地位,依据透视法画出。他是临空地从四面八方抽取那迎风映日偃仰婀娜的姿态,舍弃一切背景,甚至于捐弃色相,参考月下映窗的影子,融会于心,胸有成竹,然后拿点线的纵横,写字的笔法,描出它的生命神韵。在这样的场合,“下笔便有凹凸之形”,透视法是用不着了。画境是在一种“灵的空间”,就象一幅好字也表现一个灵的空间一样。

中国人以书法表达自然景象。李斯论书法说:“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类皆象之。点如山颓,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风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

书境同于画境,并且通于音的境界,我们见雷简夫一段话可知。盛熙明著法书考载雷简夫云:“余偶昼卧,闻江涨声,想其波涛翻翻,迅i掀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在笔下矣。”作书可以写景,可以寄情,可以绘音,因所写所绘,只是一个灵的境界耳。

恽南田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邱一壑,皆洁庵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这一种永恒的灵的空间,是中画的造境,而这空间的构成是依于书法。

以上所述,还多是就花卉、竹石的小景取譬。现在再来看山水画的空间结构。在这方面中国画也有它的特点,我们仍旧拿西画来作比较观。当然本文所说西画是指希腊的及十四世纪以来传统的画境,至于后期印象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自当别论。

西洋的绘画渊源于希腊。希腊人发明几何学与科学,他们的宇宙观是一方面把握自然的现实,他方面重视宇宙形象里的数理和谐性。于是创造整齐匀称、静穆庄严的建筑,生动写实而高贵雅丽的雕像,以奉祀神明。希腊绘画的景界也就是移写建筑空间和雕像形体于画面;人体必求其圆浑,背景多为建筑。(见残留的希腊壁画和墓中人影像)经过中古时代到文艺复兴,更是自觉地讲求艺术与科学的一致。画家兢兢于研究透视法、解剖学,以建立合理的真实的空间表现和人体风骨的写实。文艺复兴的西洋画家虽然是爱自然,陶醉于色相,然终不能与自然冥合于一,而拿一种对立的抗争的眼光正视世界。艺术不惟摹写自然,并且修正自然,以合于数理和谐的标准。意大利十四、十五世纪画家从乔阿托(Giotto)、波堤切利(Botticelli)、季朗达亚(Ghirlandaja)、柏鲁金罗(Perugino),到伟大的拉飞尔都是墨守着正面对立的看法,画中透视的视点与视线皆集合于画面的正中。画面之整齐、对称、均衡、和谐是他们特色。虽然这种正面对立的态度也不免暗示着物与我中间一种紧张,一种分裂,不能忘怀尔我,浑化为一,而是偏于科学的理知的态度。然而究竟还相当地保有希腊风格的静穆和生命力的充实与均衡。透视法的学理与技术,在这两世纪中由探试而至于完成。但当时北欧画家如德国的丢勒(Dǖrer)等则已爱构造斜视的透视法,把视点移向中轴之左右上下,甚至于移向画面之外,使观赏者的视点落向不堪把握的虚空,彷徨追寻的心灵驰向无尽。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巴镂刻(Baroque)风格的艺术更是驰情入幻,眩艳逞奇,ぽ庵藻,以寄托这彷徨落漠、苦闷失望的空虚。视线驰骋于画面,追寻空间的深度与无穷。(Rembrandt的油画)

所以西洋透视法在平面上幻出逼真的空间构造,如镜中影、水中月,其幻愈真,则其真愈幻。逼真的假相往往令人更感为可怖的空幻。加上西洋油色的灿烂眩耀,遂使出发于写实的西洋艺术,结束于诙诡艳奇的唯美主义(如Gustave Moreau)。至于近代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派等乃遂光怪陆离,不可思议,令人难以追踪。然而彷徨追寻是它们的核心,它们是“苦闷的象征”。

中国山水画的开创人可以推到六朝、刘宋时画家宗炳与王微。他们两人同时是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建设者。尤其是对透视法的阐发及中国空间意识的特点透露了千古的秘蕴。这两位山水画的创始人早就决定了中国山水画在世界画坛的特殊路线。

宗炳在西洋透视法发明以前一千年已经说出透视法的秘诀。我们知道透视法就是把眼前立体形的远近的景物看作平面形以移上画面的方法。一个很简单而实用的技巧,就是竖立一块大玻璃板,我们隔着玻璃板“透视”远景,各种物景透过玻璃映现眼帘时观出绘画的状态,这就是因远近的距离之变化,大的会变小,小的会变大,方的会变扁。因上下位置的变化,高的会变低,低的会变高。这画面的形象与实际的迥然不同。然而它是画面上幻现那三进向空间境界的张本。

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里说:“今张绡素以远映,则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远。”又说:“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那“张绡素以远映”,不就是隔着玻璃以透视的方法么?宗炳一语道破于西洋一千年前,然而中国山水画却始终没有实行运用这种透视法,并且始终躲避它,取消它,反对它。如沈括评斥李成仰画飞檐,而主张以大观小。又说从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不能重重悉见,这是根本反对站在固定视点的透视法。又中国画画棹面、台阶、地席等都是上阔而下狭,这不是根本躲避和取消透视看法?我们对这种怪事也可以在宗炳、王微的画论里得到充分的解释。王微的《叙画》里说:“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在这话里王微根本反对绘画是写实和实用的。绘画是托不动的形象以显现那灵而变动(无所见)的心。绘画不是面对实景,画出一角的视野(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而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那无穷的空间和充塞这空间的生命(道),是绘画的真正对象和境界。

中国《易经》所常用的如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正描出中国人的空间意识,我们又见到宗炳的《画山水序》里说得好:“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写色。”中国画山水所写出的岂不正是这目所绸缪,身所盘桓的层层山、叠叠水,尺幅之中写千里之景,而重重景象,虚灵绵邈,有如远寺钟声,空中回荡。宗炳又说:“抚琴弄操,欲令众山皆响”,中国画境之通于音乐,正如西洋画境之通于雕刻建筑一样。

西洋画在一个近立方形的框里幻出一个锥形的透视空间,由近至远,层层推出,以至于目极难穷的远天,令人心往不返,驰情入幻,浮士德的追求无尽,何以异此?

中国画则喜欢在一竖立方形的直幅里,令人抬头先见远山,然后由远至近,逐渐返于画家或观者所流连盘桓的水边林下。《易经》上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中国人看山水不是心往不返,目极无穷,而是“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玉安石有两句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前一句写盘桓、流连、绸缪之情;下一句写由远至近,回返自心的空间感觉。 这是这是中西画中所表现空间意识的不同。

综上所述,当代艺术家如果能相互的借鉴交流,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题材范围、不同的表现工具、不同的表现语言和表现方式不断地丰富人类的艺术追求,继承和发扬中西绘画的优秀成果,那么必将在人类的绘画艺术史上留下不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