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观简评

摘 要： 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家对女性主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从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出发，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观点及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总结，以期对这一翻译理论流派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翻译观 意义和局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开始关注女性与翻译的关系，女性主义时代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有雪莉・西蒙、罗莉・张伯伦、路易斯・冯・弗洛托、芭芭拉・戈达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等。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介绍，以期对这一流派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女性主义思潮简述

“五四”前后，feminism始传入中国时，曾被译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子主义”等，但很快“女权主义”占上风并被基本固定下来。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妇女需要争取与男子在各个方面平等的权利，“女权主义”是个较合时宜的译名。（蒋骁华，2004）不可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却忽视了占主要地位的女性主义批评，并给人留下一种强势和偏激的印象。因此，相较之下，“女性主义”则显得更加准确和易于接受。

最开始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应该同工同酬，享有同等机会和权利，但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这与解构主义反传统有类似之处）。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主要是受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阵营：英美派和欧洲大陆派。英美阵营中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的代表人物有肖沃尔特，斯帕克斯等;法国女性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有西蒙・德・波伏娃;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等，其中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话语打破了传统语言定势的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作为男性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二元对立的男女二分法。

二、女性主义与翻译

（一）女性形象与翻译

自古以来，中西方文化中女性的形象一直被歪曲。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因为缺乏某种优良品质。毕达哥拉斯（Protagoras）更直言不讳地说，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从汉字的构形中，也经常可见对女性的歧视痕迹在汉语中，带有“女”字的汉字如“委”、“安”、“婉”、“奴”等都有驯化、卑微和贬低之意。在父权社会里，男权主义偏见体现在造字文化中，使得语言本身就反映了对妇女的压迫。

在传统中外翻译理论实践中，女性形象一直与翻译的低下地位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将原作比作男性，阳性，主动的，而将译作比作女性，附属的，被动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家如严复，鲁迅等所提出的信、达、雅或忠实和优雅等，正是女性化了的译作评价标准。钱锺书提出翻译的性质和功用是“诱”、“媒”、“讹”、“化”。其中，“诱”无疑有对女性“引诱”（seduce）的联想。在西方翻译史上的一个著名的隐喻，即将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将翻译活动看做是一桩婚姻，忠实的定义建立在译文（女性）和原文（丈夫、父亲或作者）之间不平等的婚姻基础之上。

西蒙（1996）批评道：“无论被肯定还是遭谴责，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比喻。‘女人’和‘译者’同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

“忠实”是传统译论中对译本的最普遍的评价标准，女性主义翻译家认为忠实并非忠实于原文作者，也非忠实于目的语读者，而是自己的阅读。西蒙认为翻译的忠实概念必须重构，拓展女性主义译者的创造性，改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

2.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女性译者实现其理论及政治主张的载体，翻译活动为女性译者提供话语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理论家打破了传统译论中“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二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而翻译就是对原作生命的延续。这与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原文的后续的生命（afterlife）”有异曲同工之妙。罗莉・张伯伦在她的代表作《性别和翻译的隐喻学》一书中追溯了西方翻译理论界关于女性及隐喻的传统，指出以父权为代表的翻译模式将翻译看做从属，这一传统必须予以纠正，她认为女性对于性别身份的关注，不仅有利于追寻女性所失去的身份和文本，而且对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翻译也有帮助。

3.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耿强，2004）。女性主义翻译家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要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的声音在语言中“可见”。在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以及运用一些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超越男权语言的成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弗洛托曾多次强调翻译理论的政治本质，她认为翻译行为中的性别意识将重新界定对译者“身份”的理解。

4.对译者主体性的重新确立。

因为女性主义翻译观受到解构主义的影响，所以更加注重凸显译者的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观主张翻译是政治行为，以女性主义方式进行翻译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言语行为，要求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梅群，2010）。斯皮瓦克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不仅反映了女性主题的形成过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积极形态的表征，它构建了性别主体，将女性主义语境与翻译的身份建构结合起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将译者的性别因素重新列入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利用女性主义认为翻译就是重写，提倡利用译者主体性来反抗文本的男性中心主义和对女性的歧视，凸显女性在文中的地位。

（三）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与翻译实践

女性主义翻译家从翻译与性别隐喻、译者的身份建构、身体翻译和翻译作为女性和他者的象征等方面，分别揭示翻译与女性的关系。西蒙提出，女性主义译者挑战了传统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在女性主义关照下，女性译者会利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语言，为女性说话，引起人们对女性主义翻译过程的注意。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路易斯・冯・弗洛托提出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三种干涉文本的翻译策略：

（1）增补（supplementing）;（2）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 footnoting）;（3）劫持（hijacking）。

其中“增补”指“补偿语言间的差异或是对文本的唯意志行为”;“撰写序言”和“加注”指通过前言和加注来解释作品中的文字游戏、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及相关信息;“劫持”指殖民地国家在将英语国家的作品翻译成本国文字时，常常采取一种旨在抵抗被文化殖民的手段，进行选择、消化、变形，只选择对本国文化有益的他国文学作家的作品，并将他国的文学主题用本国语言词汇进行改写，使之符合本国国情（刘军平，2009）。

另一位女性主义翻译家芭芭拉・戈达德就曾公开宣扬：“通过无休止的重读和重写，对译文进行操控。”她用“妇女操纵”（woman handling）描述女性主义的翻译方法，并且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应该在译本中“鼓吹”其存在和性，强调她作为女性主义译者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地位，以纠正年深日久的译者及妇女公众形象和学术的隐形地位。在她最早的一篇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论文《作为口技表演者的译者》，明确拒绝了对意义对等的追求。她表示在翻译布罗萨德的《诱惑》这组诗歌时，“保留了声音，牺牲了意义”。

三、历史评价

（一）积极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的关系，重新审视和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强调了女性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女性主义译论以新的视角探索翻译过程，定义译者的身份与地位，并对翻译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为翻译和文化理论及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局限性

不少学者对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观进行了猛烈抨击。如罗宾・吉尔兰就对芭芭拉・戈达德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提出批评，他指出戈达德对布罗萨德的翻译重视再现源文的声音而轻传达源文的意义，使译文中出现了有意的误译，并让原本就已经十分难懂的女性主义先锋作品更加晦涩。在女性主义翻译家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弗洛托曾对几种流行于女性主义间的翻译方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刘军平，2009）：

1.为使作品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在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材料时使用的主流翻译腔。

2.加拿大魁北克极端女性主义作家和译者在创作或翻译时采取的精英主义的翻译法，使本来难懂的原文更加难懂。

3.北美一些女性主义译者对一些信息随意删减，有意识破坏“忠实的伦理”;在政治目的的引导下，对文本的解构有些过头，过于强调语言的不忠实，不流畅，不顺从，反而造成另一种语言暴力。

四、结语

女性主义的翻译主张和翻译实践为翻译研究领域拓宽了一条新的道路，尤其是对传统的“忠实”观念和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反抗和强调，并且在与其相关的翻译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正是该理论被许多学者所诟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当合理吸收女性主义翻译观中有价值的观点，避免被不合理的观点误导。

参考文献：

[1]Simon，Sherry.Gender in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dge，1996

[2]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外语研究，2003（82）：35-38.

[3]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21（3）：8-13.

[4]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中国翻译，2004.25（3）：10-15.

[5]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6]梅群，姜洋.简论女性主义翻译观.燕山大学学报，2010.

11（3）：109-112.

[7]徐来.在女性名义下“重写”.中国翻译，2004.25（4）：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