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幽默”

在现代文学史中，林语堂地位颇高，影响也较大。提到林语堂，一般会提到他的“幽默”，这是林语堂非常重要的精神徽标。“幽默”这种风格在其时一度影响很大，虽然之后一度遭贬，但在今天的散文创作中，这种“幽默”风似乎逐渐回炉，影响也逐渐增大。林语堂幽默之“存在”这丝毫没有异议，然而很多人都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产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语》时期，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林语堂的幽默从二十年代出现起，就从未间断过，一直存在于其创作之中，《论语》时期的幽默只是对早期幽默的延续。

一

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分别写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公开提倡幽默。他说：“我们应该提倡幽默，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他提倡幽默是要给生活添点趣味，以免太枯燥乏味。尽管林语堂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是幽默，他对幽默的表述也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但从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得到他对幽默的几点认识：幽默不同于笑话，它的功用是调剂生活的，使之避免枯燥乏味；幽默憎恶虚伪和假道学的，崇尚真实自由。由此可见，林语堂早期所提倡的幽默本质上对“真”的推崇，对虚伪的反对。对刚刚留美归国的林语堂来说，拥有幽默倾向并不奇怪。然而幽默却未必符合当时北京整体文化环境的需要。此时的北京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在政治上正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文化上，处于后期，相较于前期的激昂，此时已陷入低迷。带着这种被割裂的痛感他们中有的人选择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也有的人“荷戟独彷徨”（鲁迅），还有的人埋头于文学史的整理（胡适）。这三种倾向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的沉入到自我之中，即便是想拥有“自己园地”的周作人也并未完全的沉湎于花鸟虫鱼。这可见知识分子希图拯救社会、改变国民的热情依然存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笔抨击时政，挣出一个轻松自由、可说话的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自我”虽然存在，但是往往被更强大的启蒙主题所淹没。因而林语堂“偏重自我”、近于“戏谑”、带有“绅士气”的幽默显然并不会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加之林语堂当时在文坛没有文名，注意的人更少之又少。

二

尽管提倡幽默没有成功，林语堂内心并没有放弃对幽默的热忱。对真、自由的追求使他很快加入《语丝》，这是因为《语丝》“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和“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见《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主张与他提倡的幽默在表现形式和诉求上多有契合之处。林语堂对诚意的推崇正是由于诚意与他在幽默中提倡的“真”如出一辙，这二者都表现了对真诚的热爱，对虚伪的假道学的排斥。在对假道学、虚伪的批判、推崇真等方面，林语堂的幽默与《语丝》之间的契合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编入《剪佛集》、《大荒集》中的作品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林语堂这些作品中的幽默倾向。这两部集子的作品从内容上大致分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虚伪假道学的名流、学者的揭露和批评，以《祝土匪》、《咏名流》、《打狗释疑》、《讨狗檄文》、《论土气》等为例。第二类是对时政的抨击，如《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论开放三海》、《谈文化侵略》等。第三类是针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反思，如《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谈理想教育》、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在这些文章中，林语堂的言辞很激烈。《论土气》、《咏名流》历来被称为林语堂言辞最激烈的篇章，这两篇文章讽刺了所谓学者、名流。指出他们害怕真理，虚伪矫饰的嘴脸，而“土匪”才是富有真性情、讲真话的人，呼吁土匪的精神其实就是为当时虚伪矫饰的文化环境注入清新的空气，还学界一个清楚楚的面貌，而这也颇符合林语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人生观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无法可想。”的主张，虽然表面上林语堂把“哈哈一笑”变成了激烈的言辞，但对假冒的名流、学者的反对和鄙视则是与他幽默中“真”的推崇是一脉相承的。在《发微与告密》、《打狗释疑》、《丁在君的高调》等文章中，林语堂同样表达了“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由土匪傻子来说话。”的愿望和决心。在林语堂看来，敢于说出自己的话，敢于申明自己的主张，敢于主张真理，才是真正的学者所为。这种“土匪精神”无疑也是他幽默精神中“真实、诚意”的写照，它们的核心都在一个“真”字。在揭露北京军阀政府的恶行，特别是面对北洋军阀政府酿造的三・一八惨案时，林语堂的文字中更是充满了这种“真”。这“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段政府酷刑的愤怒、对爱国学生的悼念和心痛：“我们以伤心下泪之余，应以此，并继续他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见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这“真”不仅体现了他的良知，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在《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文中，林语堂的这种“真”则显示得更加充分，它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抨击了中国教育的形同虚设，言辞激烈宛若一个狂人。在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充分显示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风格，以及有话要说的“真性”，他借萨天师之口着力批判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一个积弱的、虚伪的民族的痛心，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痛苦，他的“真”在这些文字中泛溢。而这种对真诚的呼唤，对虚伪的蔑视，对假道学的批判也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初衷之一，即改变虚伪的环境和人性，使人具有真性情。应该说在《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达到了自己对“真”追求的极致，只不过表现方式显得激进而已。但在本质上，这种真与幽默中的真是一致的，他的言说形式之所以由“哈哈大笑”变为“言辞激烈”，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这使得他们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无须过于隐晦。正是这种较为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林语堂能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甚至“跳起脚来骂人”。而无须刻意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所以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浮躁凌厉”。

纵观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创作，风格虽然激进，但是其主旨却是幽默中的“真”。其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虚伪矫饰进行批评，这种主动的批评来源于他对“真”和“诚意”的重视。而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他的作品展现了浮躁、凌厉的风格，即便在这种凌厉之下，隐藏的依然是幽默的内容。到了《论语》时期，林语堂对“真”依然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国人要幽默必先要释放性灵，而性灵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真，必先作“真人”，才能作真文，进而才能得幽默。尽管都是对幽默中的“真”推崇备至，但是，《论语》时期林语堂的创作风格明显温和了，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三

林语堂之所以在二十年代提倡幽默，与他个人经历、性格、立场和当时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林语堂自小所受教育均为西式，无论是他自幼成长的牧师家庭还是后来的圣约翰大学都给予他早期西方教育的浸染。20年代的留学美、欧则使他更加深入的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洗礼。与胡适等不同，林语堂并不想在更宏观的角度上建构他的政治理想，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的推崇，更使他注重真诚、个性、自由等内容，因而他只是想在中国有“谈政治”的自由，而并非要寻求中国的政治自由，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应该说林语堂的政治观念从一开始就显现了模糊性和笼统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教育影响他最深远的是对他个性的塑造，即形成了他个人性格的崇尚自由和随性，而国家、民族等概念在其心目中则相对弱化。于是他1923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提倡幽默，为的是去除当时弥漫在中国学界和文化界的沉闷、虚伪、矫饰气息。幽默源自于西方，而林语堂对幽默的理解显然带有了片面性，他的幽默定格在“真实”、“真诚”、“同情”、“宽容”等内容上，而对西方传统幽默文学的讽刺功能避而不谈或者断然否定。他显然想通过温和的幽默来涤荡中国学界和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弊病，这固然显示了林语堂的天真和一厢情愿，但也同时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深刻。正是这种与中国社会的隔膜乃至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使得他的幽默主张并未获得什么社会反响。

《语丝》的自由、个性使他觅获知音，这既符合他对个性的推崇，又符合他对幽默的追求。与《语丝》的接触使他逐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在文化、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弊端，青年人独有的特质和义愤使他任意而谈，而北洋军阀政府相对宽松的文化管制为他提供了“任意而谈”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表示林语堂就能成长为像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早期的教育造成了他与中国社会的疏离，因而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以“外在”身份进行的，即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以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教育、政治乃至国民性提出批评，对中国的学生运动赋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给予了剖析。他与鲁迅等人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社会，鲁迅、周作人等是在对中国社会彻底洞悉的基础上来抨击社会的，这种抨击带有“我是社会一员”的深重的责任感，尽管周氏兄弟洞悉社会之后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外在的身份使林语堂即便在抨击中国社会现状的同时，他也依然能秉持自己的幽默倾向。因而我们在其“浮躁凌厉”的《语丝》作品中依然能看到幽默的暗流。这种暗流时时召唤着林语堂，当外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时，他就以激进凌厉的风格展现，而当外在的环境变得苛酷之时，他自然就置身事外，以纯正幽默的态度自居。所以当三十年代政治环境变得严酷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走一条“中间道路”（温和的幽默）保全自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林语堂《语丝》时期作品的凌厉风格是对政治环境的反应，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时，以幽默标榜也是他对政治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因而，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幽默倾向从二十年代产生开始一直到三十年代并没有断裂，是一贯的，是隐藏在不同形式下的同一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林语堂的幽默倾向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一贯性。这种幽默的一贯性贯穿于《语丝》时期和三十年代之间，从产生起就从未间断。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林语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以及其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外在身份，这种立场和身份决定了林语堂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化选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