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诊”:这样低级的错误莫名其妙

论证专家：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李永军：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

这原本是一场简单的民事诉讼，却衍生出几十起“复杂”的案件，令人揪心。

说其简单，此案的核心其实就是房产确权；说其复杂，此案历时五年，20 多次、多审级的诉讼跨江苏、浙江两省，涉及江苏泰兴法院、泰州中院、盐城中院、江苏省高院，浙江杭州中院、杭州萧山区法院，24000平米房产，曾被三地方院重复查封、拍卖。

几十起案件盘根错节，所有诉讼“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剪不断，理还乱”。而且案件牵涉人数之多、跨度之大、关系之复杂，难以用一篇报道陈述清楚，无论加何详述都只会让读者看越看糊涂。

因此《谁的华欣商贸城？》一文，只记录了事情起因、过程和现状，未对所有案件和相关法院的裁定、判决等司法环节详细披露。这些复杂的问题，只有法律专家才能抽丝剥茧、击中要害。

4 月25 日，记者旁听了关于此案的法律咨询论证会，与会五位专家就此案的事实认定、审理程序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法律咨询意见，并在《法律咨询意见书》

上联合签名。

在论证会现场，一位专家自嘲地说：“法院竟然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是教法律的，怪我没有教好。”

违背证据规则要求

所有问题的核心指向一个，即浙江华欣出资7300 万元，是融资借贷，还是房屋买卖。

虽然双方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实际交付全部房款、合同的网签和手签文书完备、齐全。而且泰兴市政府维稳工作组也曾以会议纪要的书面形式，表明须为浙江华欣所购房产协调支持，尽快办理房产两证。

但江苏两级法院认定：浙江华欣是以“买卖之名，行融资之实”，对其主张的确权官司不予支持。

对于这一焦点问题，专家认为，浙江华欣主张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实的证据充分，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本案第三人曹宏寿等主张是融资借贷关系的依据是言词证据，且多数言词证据是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下取得，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庭质证，没有借贷合同这样的原始的书证证明，其他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明力明显低于浙江华欣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支持浙江华欣的事实主张。

专家解释说，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且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但是，本案再审一审民事判决书和再审二审民事判决书均违背上述证据规则的要求，做出了事实认定上的错误判断，进而导致实体法律适用的错误。

适用法律错误

目前，社会上确实存在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如何确定哪些是以买卖商品房合同作为借贷担保的案件？

专家介绍，在通常情况下，认定这种事实关系，应当存在明确的借贷合同，同时， 作为担保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不确定，只有具体数额，而无确定的买卖标的物，交付的款项标明为“往来”或者“借贷”的科目，而不是“购房款”，也不会交付房屋，并且在贷款清偿期之内买卖商品房合同并不履行。

在本案中，浙江华欣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是买卖商品房合同关系，不符合前述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特点，因此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关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定浙江华欣对买卖商品房的所有权，支持其诉讼主张。

但本案再审一审民事判决书却适用《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二）项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规定，判决驳回华欣公司的诉讼请求，实在是莫名其妙。

本案再审二审判决书对此竟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华欣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对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两级法院的上述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

专家明确指出：“对于已经证明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法院应当适用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确定权属，相反，法院却对于本案适用借贷合同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诉讼程序存在严重错误

早在2008 年7 月，浙江华欣就向江苏省高院中盛置业商品房买卖纠纷，江苏高院审理并做出民事调解书，认定24000 平米商铺归浙江华欣所有。

蹊跷的是，2009 年12 月，在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江苏高院又做出一份民事裁定，否定了商铺归浙江华欣所有的裁定，理由是“原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并将本案指定泰州中院审理。

浙江华欣对江苏高院的民事裁定表示不解：“原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错误在哪儿却没有明确指出，是程序错误还是实体错误？是依据的法条错误，还是证据错误？

更无法理解的是，怎么可以指定下级法院来监督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 2008 年江苏高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还没有撤销，作为下级法院的泰州中院又如何再做判决？

浙江华欣提出的疑问，确实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所以，2010 年6 月，江苏高院又出具一份民事裁定来“补救”：（2009）民事裁定书中，文字有遗漏，应予补正，“本案指定泰州中院审理”前，应增加“撤销（2008）民事调解书”。

此时，这位专家又一次自嘲说，“还是怪我没有教好，这明显是用一个更低级的错误，来掩盖上一个错误。

撤销（2008） 民事调解书后，2012 年3 月， 泰州中院做出判决，认定这是“名为买卖，实为融资”，浙江华欣败诉。

五位专家联合签名的《法律咨询意见书》明确指出，泰州中院、江苏高院在本案的诉讼程序中，存在严重错误，影响到本案的实体法律适用，应当予以纠正。

专家介绍，首先，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的再审，一般应由当事人申请；法院提出再审须有充分理由；检察机关对生效调解书的抗诉，只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除此之外，不能对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再审。

江苏高院再审裁定书陈述的理由，笼统地概括为“确有错误”，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再审没有充分理由。

其次，江苏高院对自己审理的一审民事调解书即使进行再审，也应当由自己进行。江苏高院指定泰州中院再审，在没有撤销民事调解书的情况下，形成了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的违法状态。

“尽管江苏高院随后做出再审补充裁定，增加“撤销本院（2008）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但这样的作法更违反法律，理由是用民事裁定撤销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是违反法律的。

江苏高院不仅形成了以裁定撤销民事调解书的错误，而且该裁定主文不是在裁定书中作出的，而是使用补正裁定书增补裁定主文。

“补正裁判文书的裁定书适用于已经作出的民事裁判一般性错误的纠正，不得变更裁判主文。该院的这种程序错误十分明显。”

五位专家一致认为，本案存在的上述程序错误，足以导致实体法律适用的错误，仅据这些程序错误，就足以构成撤销上述裁判的法定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