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应用模式及相关问题分析

摘要 文章通过对地表权、地下权相关法律概念的梳理，指出地表权、地下权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借鉴《商业词典》对地表权和地下权的定义，探讨了在中国矿产资源一元所有制及土地二元所有制并存的情形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的应用模式、相关产权界定及存在的问题。文章分三种情形对二者的应用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的模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合理选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矿业权主体行政审批问题严重、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在探讨中指出两个启迪性的思路：一是使农村集体参与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成模式；二是在现有的征地制度下，理顺价格机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价格补偿。文章进一步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土地所有权界定、税费问题、土地价格补偿及环境产权分配给予相应的分析并给出建议。

关键词 地表权；地下权；应用模式；环境产权

中图分类号 D9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4-011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4.020

土地作为特殊的自然资源包括地表、地下、地上三个部分，矿产资源依附于土地存在。矿产资源开发不可避免的涉及土地利用，而这当中又涉及许多复杂的权属关系。其中，引申出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我国对地表权与地下权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在矿业法修改中对此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清晰的认识。这其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的界定，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的土地流转问题，该问题也是学术界、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和土地管理法修改的核心部分，但学术界缺乏对此问题的系统探讨。文章将对地表权和地下权概念、应用模式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1 地表权、地下权的相关法律概念及界定

引入地表权、地下权概念的相关法律背景是模糊的，原因是围绕土地立体构成而形成的法律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在土地两种基本权利即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土地空间利用提出一系列概念：空间权、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土地空间权、空间利用权、空间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永佃权等。以上概念界定混乱使得地表权、地下权的具体界定较为困难。

其中，空间权（Air Rights）是基于土地的立体构成的属性而提出的，但是，空间权的概念却并不统一。学术界对空间权的概念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空间权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概念的延伸，指公民或法人对土地表面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支配权；第二，空间权指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土地表面上下的空间利用权，具有排他性；第三，空间权属于不动产财产权的一种，指于空中或地中横切一断层所享有的权利。在空间权法律属性、定位不清的前提下，围绕土地空间利用，学者们延伸出土地空间权、空间利用权、空间基地使用权等概念。实际上，土地空间权与空间权在概念上是相同的，只是称谓不同而已。而以王利明为代表的学者将“空间利用权”视为空间权的重要内容，并阐述为：“空间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利用地表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所谓空间利用权，是指对于地上和地下的空间依法进行利用的权利”［1］；梁慧星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将空间权视为“空间基地使用权”，所谓空间基地使用权“是指在地上或者地下一定的三维闭合空间所设立的基地使用权”，它是基地使用权中的一种［2］。

以上都是基于土地立体构成而形成的空间权概念，针对空间权的定义不统一。当然也有学者对土地的空间权利分层进行定义，如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等。徐国栋在《绿色民法典》中对地上权的定义为：“以在他人土地的地上或地下设置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为目的的使用土地，并且可以转让或继承的权利，为地上权。”［3］中国台湾“最高法院”1985年对地上权的定义为：“凡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为目的的而使用其土地者，不论建筑物系直接或间接的与土地接触，均得设定为地上权”。有学者也将地上权进一步分为：空间地上权、地下地上权及其延伸概念如“普通地上权”、“区分地上权”等，可见地上权的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指的是地上物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至于地下空间使用权，按照梁慧星等的定义：地下空间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利用地表以下一定范围的空间并排除他人干扰的权利，就性质而言，地下空间使用权应属于不动产财产权［4］。在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地下空间使用权依附于土地所有权，且有“地下空间所有权”这一概念，而在英美法系中，将空间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财产权。

另外，还有地役权、永佃权等概念。地役权起源于罗马法，谢在全指出：“地役权是以他人土地为自己土地提供便宜之权, 故地役权是在他人土地上存有负担, 以提高自己土地价值之权利”［5］。 2007年我国《物权法》正式出台，地役权首次在《物权法》中出现。梅因在《古代法》中指出“永佃权( Emphyteusis)”概念来自于希腊语，证明远在古希腊时期永佃权已具雏形。它是一项他物权，是用支付租金的办法长期永久地使用、收益、处分他人不动产的权利［6］。

总之，围绕土地立体构成的空间权利是错综复杂的，且在以上概念不统一的情形下，清晰地界定地表权与地下权、理顺其理论脉络是比较困难的，在实践中，需要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讨论。

2 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及应用问题

我国目前对地表权与地下权没有统一的定义。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土地地表的使用，触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问题，然而从法律视角来看，我国对地表权、地下权问题的涉及是零散且没有针对性的定义，况且以上概念的混乱使用也使得地表权、地下权问题更为复杂。按照《商业词典》对地表权和地下权的定义：地表权指的是土地所有者对土地以外或以上及水、地下中（除去矿产资源以外）的部分的所有权。地下权定义为矿业权。从《商业词典》对地表权的定义来看，地表权实际上是一种所有权，基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应该内含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地下空间使用权等除去矿业权部分的权利，它是较为宽泛的概念。而地下权指的是矿业权，与地下空间使用权类似但却并不相同，地下权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矿产资源开采权利，而地下空间使用权是基于土地属性而提出的一种土地使用权，相比之下，前者是较为狭义的概念。

将地表权概念具体到我国实践中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地表权概念是涵盖了除去矿产资源所有权之外的部分的所有权，这种定义不适合我国具体国情。地表权的这种定义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概念紧密相连的。在西方国家，矿产资源国有化是近年来发展的趋势，因此，其在强调地表权的所有概念的时候排除矿产资源部分，其他部分实际上与私有制度相符。作为有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而言，不能硬套此种概念，而应在借鉴其精华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在我国宪法第9条中规定，自然资源包括水流、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而在土地所有制上，却存在两种形式：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种制度形式并存的现状使得地表权、地下权概念应用应区别于其他国家。

地下权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而提出来，是狭义的概念。广义的地下权应属于空间权的一种，包括地下基地建设权等空间使用权利。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地下权进行细致的区分。如果按照狭义的概念去分析地下权，仍然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讨论的。按照地下权的定义来看，地下权即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这本身是需要界定的问题。探矿权是一种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的权利，本身不涉及对矿产资源处分这一环节，这与采矿权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采矿权涉及到对矿产资源的实际处分，与其将地下权定义为矿业权，不如将其定义为采矿权，这样才不会产生地下权运用的混乱。

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必然涉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矛盾问题。这其中有三点问题是需要特别考虑的：一是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问题：相统一抑或相分离。二是地表权与地下权涉及的相关产权界定问题：地表权该如何具体界定、地表权与地下权中的环境产权归属及环境产权界定、地表权权利主体和地下权权利主体界定以及地表权、地下权涉及的产权范围、界限问题等。三是地表权与地下权中涉及的利益分成问题。以下是针对这三个层面的初步探讨：

各国对地表权与地下权的权属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地表权、地下权相统一模式。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拥有土地的权利人即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在这种模式下，土地所有者是矿产资源所有者，但是不能排除其他权利人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实行的是以利用为核心的开发模式，而不是将所有权置于产权的核心。这是典型的私有制模式，其强化财产概念，将各个权利人视为独立的交易主体。实施两权合一的好处是可以减少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纷争，但是也有其弱点：两权合一是典型的私有模式，虽然减少了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纷争，但是为私利服务的同时，忽略了矿产资源整体调配，在现实中私人利益很难与公共利益相统一。二是以德、法等为代表的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的模式。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但是矿业权主体私人化、土地私有，因此，两权分离是为了兼顾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的宏观调控与私人权益实现。实施这种模式的国家，大部分为实施大陆法系的国家，其将所有权置于产权的核心，所有权是，使用权、占用权等其他权利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宏观调控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但是弱点是将地表权与地下权对立起来，导致矿产资源开发的利益纷争。三是以南非为代表的两权有限结合模式。李国平等［7］指出南非在某些地区允许地表权、地下权相统一，但是大部分地区由于存在土地私有与矿产资源州政府所有的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度，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分离制度。南非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具有灵活性，但是也有其弊端，制度形式不统一，法律及政策实施很难协调。

地表权与地下权的产权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部分实行的是矿权从属于地权制度，因此，不存在地表权与地下权的产权界定问题；在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有着油气等重要矿产对地权的优先制度，减少了产权界定的麻烦。而在我国地表权的界定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地表权涉及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土地使用、占有、支配的权利和土地生态环境利用如水资源利用等形成的环境权。其中，环境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原因是其概念属性的天然扩张性，不论环境权主体抑或环境权内容都是较为宽泛的。前者涉及我国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的界定，尤其重要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界定。后者界定是比较复杂的，在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按照我国所有权在产权中的核心地位，水权等环境权应归为国家所有，但是，由于自然万物都在普遍的联系中，环境权的利用涉及各种利益主体，包括环境污染的主体及环境污染受害者，因此环境权的归属应在具体情况下，具体讨论。就环境权而言，非常清楚地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必要在两种制度形式的基础上，划定环境权的范围，给予利益主体环境权利界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排污主体的排污行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清晰地界定土地农村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划定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利益主体环境权范围，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中达到均衡。至于环境产权的归属，大多文献将归属对象分为排污者、受害者，然后进行比较分析［8］，但是究竟将环境产权归于哪一方尚需讨论。

在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明确、相关产权界定清晰的情况下，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各权利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达到帕累托有效率的结果。首先，从外部成本的视角来看，矿产企业开采矿产资源会造成土地地质构造损害及环境污染等生态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环境优化治理，如何分配环境产权以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是实现矿产资源开发有序进行、经济与社会稳定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其次，地下权尤其是采矿权涉及到矿产资源的实际处分权，涉及到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维护问题，在保障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开发效率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优化利用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再次，矿产资源开发还涉及到地表权权利主体的补偿问题。矿产资源依附于土地之中，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必然涉及到土地地表的利用，这会造成地表损害、建筑物塌陷、种植物损失、噪音破坏、大气污染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是矿产资源开发顺利进行的前提。

3 中国地表权与地下权应用模式及探讨

由于我国土地二元所有制特征，矿产资源开发必然涉及到地表权与地下权冲突问题，主要表现为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用问题。我们将分以下情形对地表权与地下权权属关系进行讨论：

情形一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

在这种情形下，土地所有者也即矿业权主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也即拥有依附于其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利。如果实施这种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我国宪法及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一律为国家所有，因此矿业权主体只能是通过国家审批的方式指定，虽然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其并不拥有依附于其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这两种对立的所有权必然会产生矛盾。暂且抛开农村集体是否具备开采矿产资源的设备条件、技术条件等硬件和软件设施，农村集体也会根据其土地情况不予开采或基于利益过度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的浪费。由于农村集体与国家视界不同，二者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关注点不同，很难协调二者间的利益。英美法系的大部分国家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的政策，原因是这种制度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况且英美法系中的产权理念是以“利用”为核心，不是“所有”为核心，即其法律允许其他权利主体开采矿产资源，且赋予其并行的权利，而不是依附于所有权，在地表权与地下权问题上争议较小。但是，我国是不同的，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为标杆，产权的核心是所有权，如果我国效仿英美法系的国家实行地表权与地下权相统一，那么就意味着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也拥有矿产资源开发的权利，排斥其他权利主体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不利于矿业权市场及土地市场的有效运转。二是农村集体作为矿业权主体本身是不合理的。矿业权主体应具备矿产资源开发的各种条件，如技术条件、设施条件、安全条件等一系列保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权益、环境保护的软硬条件，而农村集体大多并不具备此专业条件。因此，这种情形的地表权与地下权设定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

情形二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来讲，两权分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所有权意识占统治地位，其它权利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处于从属地位。矿业权是在矿产资源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的权利，实质上是所有权功能的分割。两权分离是符合我国意识形态的一种模式。但是，我国在两权分离情况下的具体做法是存在问题的：

一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而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国家解决农村土地供给的方式是强制性的征地方式，这意味着国有大于集体所有，二者的地位是主与次之分，造成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在征地中的大量利益损失，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是矿业权主体行政审批问题严重。如我国采矿权与探矿权的获得实行行政许可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第五条指出“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采矿许可证，取得采矿权。”这是一种典型的公权与私权混合的法律条款，我国目前并没有对二者的清晰界定。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如矿业权的法律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现一旦存在问题即吊销矿业权许可证的不合理现象，使得本来属于私人财产权的矿业权转为国家所有。这种矿业权与行政许可证捆绑在一起的做法使得我国矿业权问题更为复杂，本来矿业权就界定不清晰，再加上矿业权与行政许可证之间的界限模糊使得我国矿业权市场化进程放慢了脚步，在实践中产生许多的权利冲突。况且我国现在的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并没有给矿业权充分的立法支撑，对矿业权许可证的吊销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的。

三是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费体制及矿业权价款征收的混乱上。首先，我国法律条文并没有对资源税的清晰界定，只规定了资源税的征收原则：“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可见资源税的征收实质上是受到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的影响，目的是为了调节级差收益。但是，此种原则在实践中却表现出另一种形式，表现在法律条文上是对我国所有的矿产资源征收资源税，不论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如我国根据不同的矿产资源等级确定了不同的资源税率。这样资源税的征收在级差调节的基础上也暗含着对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体现，也即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的绝对收益，这与级差调节的原则是不一致的。资源税的征收实质上具有两重属性：一是调节级差收益；二是调节绝对收益，部分实现国家所有权收益。这种定位的模糊和不清晰使得资源税的征收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其次，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初衷是对国家出资的矿产资源勘查予以补贴，《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然而，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由采矿权人缴纳，这是一种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的体现，因此，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法律界定也是错位的。在法律上的界定混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导致人们误以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就是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一种手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权利金概念，而实际上我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率却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权利金率，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再次，矿业权价款征收混乱。我国的矿业权价款包括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两种，它们的出现来自于1998年2月国务院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区块的探矿权，探矿权申请人除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缴纳探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探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同时《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采矿权申请人除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一次缴纳，也可以分期缴纳”，可以看出，采矿权价款和探矿权价款都是政府作为勘探工程的投资者而向矿业权人所收取的地质勘查成果补偿费，是对政府前期勘探投入的补偿。然而人们对“税费”概念的误解进一步延伸到了矿业权价款上，将其视为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的手段，在实践操作中虽然部分体现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收益，但是却进一步掩盖了本质问题：国家所有权收益的实现并没有充分的界定和说明。这种混乱的有偿使用制度为我国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是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晰。在我国矿产资源法中有关于采矿权主体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责任与义务，其中涉及到采矿权主体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但是，法律、法规过于宏观、形式化，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权界定缺乏详细的条文。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缺陷，导致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破坏现象严重，且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治理机制。主要原因是环境权主体不明确、环境权范围划定不清和政府的监督治理不到位。

总之，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相分离是与我国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国在具体的权利行使中却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何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表权与地下权制度体系，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纠纷是需要探讨和摸索的问题。

情形三 两种所有制下地表权与地下权有限结合模式

在这种情形下，部分执行地表权和地下权相统一的模式。在我国，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涉及到农村土地所有者权益的部分理论上是需要两权合一的。因为，既然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拥有者，而矿产资源又依附于土地，从土地属性来看，农村集体应该为此部分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但这又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即与矿产资源，不论地表还是地下，一律归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有矛盾，如果农村集体完全拥有土地（包括地表、地下和地上），那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法律架构，很明显，这不是合理的方法。

但是，矿产资源开发必然触及到土地所有者利益。如果不给予土地所有者合理的补偿，那么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因此，解决的方式可以按照给予农村集体合理的补偿的思路进行。一是可以让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享有一定比例的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农村集体可以参与到矿产资源开发的实践中，这样可以照顾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二是理顺国家征地制度所带来的价格机制扭曲，使得农村土地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得到合理的价格补偿。

综合比较以上三个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适用于第二种情形，但是在第二种情形下，我国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存在若干问题。情形三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迪：只有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合理的土地流转补偿才能减少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有两个思路是需要我们思考的：一是使农村集体参与到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成中，维护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益。二是在现有的征地制度下，理顺价格机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给予土地所有者以合理的价格补偿。

4 主要问题及进一步探讨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而农村土地所有者的具体界定却很模糊。在《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有着将农村土地界定为两级或三级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看似较为清晰的规定，实则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界定蒙上了模糊纸。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农地所有权实际上受到地方官员的操控，而农民作为土地拥有者拥有的所有权权限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有学者提出将农村集体所有这一制度形式撤销，改为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但是，问题是如果将农村土地收为国有，这涉及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稍有不慎，就会产生因征用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此，只能采取较为稳妥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明确农地所有者，并使农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限体现出来。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费并存”制度具有不合理性：二者法律界定与实践应用中的错位掩盖了矿产资源开发中国家所有权权益的应有体现。因此，改革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税制结构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对各种税种的法律定位界定清楚，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应严格按照法律定位实行以避免税制的混乱。其次，完善矿产资源开发的监管制度，充分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权益。在税制结构完善的基础上做到责任分明、分工到位、惩罚分明。再次，建立有效的环境成本评估机制，将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到矿产企业生产成本中去，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解决征地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合理分配。在我国，国家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后，国家再以出让、计划配置等方式将土地划拨、转让出去，国家享有土地流转的收益。这种扭曲的土地价格体系鼓励了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征用的积极性，同时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合理地评估土地转让价格，使得土地所有者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才能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得以顺利进行。

如何有效解决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污染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应合理分配环境产权，以市场为基础调节排污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究竟将环境产权分配给谁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讨论。同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一重要环节，因为市场运行的盲目性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之一［9］。一方面要求政府切实执行司法工作，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另一方面，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履行好保护环境的公共服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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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and Their Related Analysis

SONG Wenfei1 LI Guoping1 HAN Xianf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some legal concepts related to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efinition complexity of those concepts, makes use of the definitions of those concepts with Commercial Dictionary,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the related definition of ownership and the existed problems when unitary ownership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dualistic ownership of land coexist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patterns mentioned above are investigated in three cases,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eparation pattern of surface and underground rights complies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such as less respects towards the statue of land ownership by community in rural areas, se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process of the main body for mining rights, and less regards to the national ownership of mineral resources as well as no clear defini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property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Two idea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discussion: the first is the revenuesharing model regard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price mechanism, establishment of effective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the price compensation made to the land owners in the land transfer process. In the end, this paper conducts som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and

gives some advices for the definition of land ownership 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problems about expense of taxation, price compensation of land transfer and 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perties.

Key words surface rights; underground rights; application mode; environmental 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