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理论述评

由于传统的政治学、权力学领域大量研究成果的渗透和影响，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国家和正式组织内的权力问题的研究路径可谓顺理成章，而家庭领域的权力研究相对来说进展就要迟缓得多。直到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新的研究范式登上历史舞台，家庭/夫妻权力研究才正式进入家庭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以1960年布拉德（Blood）和沃尔夫（Wolfe)合著的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一书为开端，家庭/夫妻权力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一度成为家庭社会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家庭权力”概念甚至被称作是“理解核心家庭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一、夫妻权力研究的兴起与资源理论

1959年，在“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family”一文中，沃尔夫运用其对底特律地区调查所得的数据，建立了一个比较精确的家庭权力与权威模型，这大概是最早的正式意义上的家庭权力研究。[1](P608)次年，布拉德和沃尔夫扩展了沃尔夫在1959年建立的理论框架，并出版了夫妻权力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布拉德和沃尔夫采访了底特律的近九百位妻子，让她们报告以下8项决策最终是由夫妻中的哪一方做出的：（1）丈夫应选择什么样的职业，（2）买什么样的汽车，（3）是否买人寿保险，（4）到什么地方度假，（5）买什么样的房子，（6）妻子是否应参加社会工作，（7）当家中有人生病时，应去看哪位医生，（8）全家每周在食品方面应花多少钱。根据访问结果，布拉德和沃尔夫区分出4种不同类型的夫妻权力模式：丈夫主导型（Husband-dominant）、妻子主导型（Wife-dominant）、分权平等型（Autonomic Equal but Seperate）、权力共享型（Syncratic Jointly Shared）。其中，后两者为趋于平等的权力形态，差别在于一种为夫妻双方在划分好的决策领域各自独立行事自主决策，一种是对所有事务的共同协商决策。通过对夫妻双方的决策权力及其资源占有状况的对比分析，布拉德和沃尔夫认为，丈夫和妻子的相对资源决定了他们的相对权力，配偶中具有教育、职业和金钱收入等主要资源优势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决策权。[1](P608~609)[2](P265~266) [3](P199)[4](P176~178)[5](P448~449)这样，布拉德和沃尔夫在实质上指出：现代社会中，比较资源（comparable resource）已经取代了传统（父权制）成为家庭权力的新来源。他们的这种思想，经过系统化，最终发展成为解释家庭/夫妻权力的主要理论，即资源理论（Resource Theory），它指导和影响了大量有关家庭/夫妻权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尽管如此，对布拉德和沃尔夫这项研究及其资源假设的批评却从未间断。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从研究本身的逻辑来看，虽然布拉德和沃尔夫的研究在大体上验证了其资源假设，但同时也有些数据与资源假设矛盾，如：夫妻权力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发生的变化；[1](P609)[6](P137)（2）他们的资源理论只将那些来自外部环境的资源，尤其是与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的职业、收入等有形的经济资源，看作是婚姻权力的基础，忽视了其他一些或许更为重要的规范的、情感的、人格的、人际的、家庭内部关系性的无形资源；[1](P613)[7](P843)[8](P43)[9]（3）他们对不同种类的决策事项赋予了相同的权重，然而，“组织权力”（orchestration power）与“执行权力”（implementation power），③ [9]“家庭重大决策”与“家庭日常决策”[10](P201)对于个体权力地位的影响并非对等；（4）仅仅对妻子进行了访问，但丈夫的报告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权力格局；[11]（5）自我报告（self-report）的测量方式能否反映夫妻权力的真实结构？大量的研究指出了自我报告技术的问题：一是依赖记忆力，尤其是在“个体只能有效地报告出他们一段时间前做过什么决策，却不能准确地报告出决策最终是谁做出的”[12]的事实情形下，更是容易产生误差。二是它反映的是人们观念中的权力结构而非真实存在的情形。三是它通常会受文化规范和社会性期待的暗示和影响，报告出来的权力结构很可能是社会文化规范的翻版；（6）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对特定事务的最终决策仅仅反映了结果这一层面，以最终决策作为唯一的操作化指标来测量夫妻权力，在效度上是大有问题的；[1] [11]决策本身也涉及许多复杂的过程，在特定情形下，真正有权力的一方会让对方去承受决策之苦，[11]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家庭决策更多地作为家庭责任而存在。[13]

二、对资源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验证和检视资源理论的西文文献可谓浩如烟海，但其中真正形成比较系统的框架并且对后续研究发生持续影响的研究思路，则可以归结为两种：“规范―资源”框架和交换/权力理论。其中，不论哪种思路，都没有否定资源理论的基本主张――家庭中的权力与有价值的资源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笔者不赞成一些研究者将“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等作为与“资源理论”相并列的解释路径的做法，[3][4]而是在总结两大方面思路的基础上，把它们看作是对资源理论的修正和发展，并且在理论呈现的过程中理清继承和改进的关系脉络。

（一）“规范―资源”框架

当布拉德和沃尔夫在实证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宣称比较资源取代传统（父权制）成为家庭权力的来源之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资源理论主要在家庭单位内考察夫妻之间的权力结构，而“排除”（在批评者看来是“无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然而，这种理论倾向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其中，社会学家海曼・罗德曼（H.Rodman）提出的“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影响最为深远。

1967年，罗德曼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发现，在美国与法国，丈夫在婚姻中的权力与其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正向相关，而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则呈现出相反的状况。对此，罗德曼围绕着“权力来自于资源”、“权力只能靠挣得”这两个基本点给出了解释：在美国与法国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夫妻平等的观念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地位高的丈夫往往在婚姻权力分配上也占优势；而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具有浓厚家族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父权制规范尚占统治地位，夫妻平权的观念仅仅在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人群中流行，于是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和丈夫权力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罗德曼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规范―资源”的解释框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夫妻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再取决于布拉德和沃尔夫意义上的单一资源，而是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1）丈夫与妻子的比较资源，（2）特定的文化与亚文化中普遍盛行的夫妻权力规范。[14]

此后，夫妻权力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社会文化规范因素纳入了考察视野，“规范―资源”的理论框架被广为借用。一些学者为检验罗德曼的规范资源理论开展了专门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与比较资源相比，规范结构对于夫妻权力的差异更具解释力。但他们同时也对罗德曼关于“与父权制规范相比，平等主义规范条件下，资源与权力具有更大的相关性”的命题提出质疑，因为他们的经验研究结论正好与此相反。[15]而赖克（M.R.Rank）则通过丈夫与妻子的对比研究，对罗德曼的理论逻辑给予了更高程度的支持。④[16]

早期的资源理论，将夫妻权力的差异完全归结为与社会分层地位相关的那些资源的占有状况的差异，并认为父权制之类的社会规范因素的作用已经淡出，颇有点“自由竞争”的意味。而罗德曼的“文化背景中的资源理论”则将关于夫妻权力格局的社会文化规范因素引入理论分析的视野，考察文化规范作为控制变量下的资源与权力关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将文化规范作为一种关键性资源以修正布拉德和沃尔夫式的资源理论的尝试。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与布拉德 和沃尔夫的“资源一边倒”不同，罗德曼分析框架中的“规范”与“资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且，他认为这种文化规范存在“平等主义”和“父权制主导”的不同类型。这样，从根本上来说，“规范”是开放性的社会背景因素，而“资源”在任何“规范”条件下都是绝对的，实质上还是一种“资源竞争”的思路。

而父权制的视角⑤则拒绝向“资源”方的任何倾斜，甚至否认“资源”、“规范”之间存在平衡的可能性。因为父权制观念的盛行或者余毒决定了夫妻平权作为社会规范的情形只能是美好的幻景，男性与女性已经（现在依然）被结构化为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家庭中的丈夫权力优势是社会分层的缩影。吉拉斯比（D.L.Gillespie）认为，社会结构的男性偏向使得女性在教育、收入、职业声望、组织期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并由此导致了她们在夫妻关系中的无权或者少权状况。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吉拉斯比断言夫妻权力的差异不是导源于个体资源或者个人能力，而是直接由社会范围的男权观念和对女性的整体歧视所决定的。[17] 科姆特（Komter）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深度分析，考察了夫妻关系中由性别意识形态所形塑的“隐藏的权力”（hidden power）。在她看来，这种隐藏的权力在夫妻关系中的影响至关重要，它被性别意识形态所正当化，并融入妻子们的思想观念中，使得客观上不平等的夫妻权力结构在当事人眼中变得可以接受甚至理所应当。[18] 特克拉（V.J.Tichenor）则试图通过对妻子收入、职业优于丈夫的家庭的婚姻权力的动力学考察，从经验上检视这一问题：与丈夫占据资源优势的婚姻中的妻子相比，具有资源优势的妻子们是否能够在夫妻关系中享有更高的权力。研究结论显示的否定答案表明，在妻子占据资源优势的婚姻中，资源理论及其包含的交换逻辑根本无法成立。特克拉由此认为，对婚姻权力来说，社会性别是比收入和地位更好的解释变量。[19]

有关夫妻权力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文献中，亦有支持父权制视角的经验性论据。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相关的研究都表明了妻子主导型的家庭权力结构和较低的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但少有证据表明平权家庭的夫妻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要高于丈夫主导型家庭的情形。仅仅从这一点来看，父权制视角便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而格雷李特（Gray-Little）的研究结果则在此空间内将父权制视角发挥到淋漓尽致：丈夫主导的权力类型与最高程度的婚姻满意度相关，而夫妻平权型则与妻子主导型一样，与低水平的婚姻满意度相联系。究其原因，在父权制的文化传统下，丈夫主导型的家庭权力结构被赋予了规范性和指导性的涵义，任何与此相背离的家庭权力结构（夫妻平权型与妻子主导型）都会使当事人体验到“偏轨”的紧张感，并因此产生较低程度的婚姻满意度。[20]

（二）交换/权力理论

如果说“规范―资源”框架重新拾起了被布拉德和沃尔夫“排除”的文化规范，交换/权力理论则是对资源理论中内含的交换逻辑的张扬与完善。布拉德和沃尔夫的资源理论秉承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主张――资源地位的不平衡与权力地位的分化之间存在潜在联系，交换过程则使这种潜在联系现实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源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的派生产物。然而，这种派生同时也是不完全和有缺陷的，[9]是对某些交换理论作断章取义的删减的结果。[8](P43)

希尔（D.M.Heer）对布拉德和沃尔夫研究结果中的分歧进行了回顾和评论，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关于家庭权力的“交换理论”。这种“交换理论”所着重关注的，不是夫妻中一方贡献的资源对另一方的价值，而是婚姻外部资源的价值。根据希尔的理论逻辑，丈夫贡献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与妻子在婚姻外部可能争取到的资源对妻子的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丈夫的权力越大，反之亦然。当然，这种交换模型的前提假定是“夫妻双方都认识到分居、离婚和再婚的可能性”，这虽然与浪漫爱情的理想冲突，也很难做出经验的验证，但希尔罗德曼认为现代社会日见其高的离婚率可以作为这一假定的现实依托。

在希尔罗德曼看来，他的交换理论与沃勒（W.Waller）的“最小兴趣原理”⑥（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具有一致性。而且，他的理论要比沃勒走得更远，因为它成功地解释了一方对维持关系的兴趣较小的原因：与对方的情形相比，自己贡献的资源的现实回报与潜在回报的落差更大。[6]

笔者认为，希尔罗德曼的这种理论修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将交换发生的范围从婚姻内部扩展到了婚姻以外的社会系统，二是在更大的交换范围内考虑到了配偶提供的资源的可替换性。尽管如此，希尔罗德曼的理论思路与社会交换论对于交换过程的精致分析依然相距甚远。

萨菲里奥斯-罗斯柴尔德（Safilios-Rothschild）或许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她从更严格的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对资源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评论。她认为，尽管经过了许多研究者的修正，资源理论依然没有吸收社会交换理论分析问题的精髓。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之前的资源理论讨论的都是“资源”而非从这些资源中受益的“代价”或者说取消资源供给的代价。此外，在配偶间进行交换的资源的总体范围以及交换过程的动力学，资源理论也没有进行讨论。在批判资源理论过于关注与传统社会分层地位相关的收入、声望、职业却无视爱、性、伴侣关系等重要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代价”与“报酬”的对比分析，萨菲里奥斯-罗斯柴尔德提出了其交换模型――“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Relative Love and Need Theory）。按照这种解释路径，赋予婚姻关系以及对方提供的资源以更高价值的一方将处于弱势权力地位，而付出较少感情的一方往往可以更自由、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从而占据优势权力地位。[9]

此外，奥斯默德（M.W.Osmond）对家庭中的交换/权力关系动力学进行了理论探讨，给出了在家庭权力领域整合布劳（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爱默生（Emerson）的权力―依赖理论、Berger的地位―价值理论的成功尝试。[21] 斯科佐尼（Scanzoni）有关交换理论和权力过程的分析更是深具洞见。他批判了将家庭权力看作是静态现象来研究的倾向，主张将家庭权力研究的重点，从对“谁做出最终决策”这一问题的追问转移到对交换/权力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变化的关注上来。[7]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交换/权力取向的理论中，“规范”与“资源”同样是十分关键的因素，而“规范―资源”框架的研究路径也很难避开交换的逻辑。⑦作为从资源理论生发出来的修正性理论，它们很大程度上具有交叉性和可整合性。而之所以对二者做出区分，只因为它们在修正和发展资源理论时针对的最关键问题存在差异。

三、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的困境

尽管自1960年以来，家庭领域的权力研究成为家庭社会学的话题新宠，但“权力”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难以捉摸性似乎早已预设了夫妻权力研究的困境。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温政治哲学家卢克斯（Lukes）眼中“权力”概念可能会导致的问题：“权力是一种属性还是一种关系？是潜在的可能还是实际的表现？是一种能力还是能力的运用？它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占有或运用？是被行动者（个体行动者或集体行动者）、结构还是系统？其运用是对谁或针对什么：能动者（个体的或集体的？）或结构抑或系统？从定义上讲，它是有意的，还是可以部分有意乃至完全无意地加以运用？它一定（完全或部分）有效吗？它会产生哪些类型的结果？它是否会改变利益、选择、偏好、策略或行为？它是一种反身性关系还是非反身性关系，是可传递的关系还是不可传递的关系，是绝对的关系还是并非绝对的关系？它是不对称的吗？权力被某些人运用是否就会削弱其他人的权力？（它是个零和概念吗？）抑或其运用能够维持或增加权力的总量？它如同恶魔还是心怀良善？它必须依靠或运用暴力或强制，还是可以靠约制（sanction）或剥夺来威慑？（且如果是这样，各方之间必须有怎样的收益和成本平衡，方可保证权力的存在？）是否只能在存在某种冲突或反抗的地方才可以使用这一概念？倘若如此，冲突是否必须是公开的，还是说可以只是潜在的？冲突是必须处于揭示出的偏好之间，还是说可以涉及真正的利益（不管如何定义）？它是一个行动概念吗？倘若如此，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因果概念吗？”⑧我们必须佩服卢克斯全面却又一针见血的考虑。就夫妻权力方面的研究来看，以上提及的问题要么已经引发了大量研究者的争论（现已达成共识或者依旧悬而未决），要么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即便剩下的，也很可能是暂时被忽视却颇具价值的论题。

综观已有的家庭权力方面的文献资料，理论建树（见前文所述）不甚乐观，真正让人眼花缭乱的，是各种各样的争论：资源还是规范？静态结构还是动态过程？个人特性还是关系取向？零和的还是非零和的？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单一指标还是多维化操作？冲突是否是权力的必要条件？主观感受还是客观事实？自我报告（问卷调查）还是实验观察？……无穷尽的批判，但即便发现了问题却又在找不到解决方案的条件下沿用自己批判的思路，⑨于是导致无穷尽的重复，然后再批判……多亏其间偶尔掺杂的一些创见性思路，使得家庭权力领域的研究从整体上看依然存在螺旋式的进展。

然而，若能透过这些纷繁芜杂的具体批判和争论，便不难发现，所有问题其实都指向一点，也就是症结所在，那就是权力的界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操作化和测量的问题。

多数研究者采用了韦伯的定义，把夫妻权力看作是即便遭到对方反对也能行使自己意愿的能力，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对韦伯的定义进行了主观臆断的理解，即将“即使遭到对方反对”等同为“遭到对方反对”，从而把权力及其运用局限在强制、反抗或者至少是冲突的情境中。而这种预设的冲突情境又被部分研究者想当然地和“输”“赢”分明的“非零和”博弈挂钩，并因此将权力看作是一种内在否定或错误的东西，否定权力及其运用存在出于改善对方福利的可能性。这些误解必定引起争论和混乱，即便抛开它们不谈，用与个人特性挂钩的“能力”（无论它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来定义“权力”，虽然可以简化概念化、操作化与分析过程，但它带来的问题却是根本性的。基于这种概念化方式的权力研究，与对最终决策、外在资源的片面强调在逻辑上是紧密关联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种“自由竞争与博弈”式的权力模式。对大社会系统内的文化规范因素的引入，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个人能力”的缺陷，将对权力概念的理解推向了更趋近“结构”与“共同能力”的方向，转而关注“（合法）权威”。然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结构的”，权力依然被理解为某种“能力”，是物化了的形态，于是，它也必定会有某种物质化的基础和结果，这同样会在最终落到“资源”和“决策”的问题上来。⑩而由此导致的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物化的权力除了具有物化的基础和结果之外，还有过程――即权力的分配――也被物化了，被物化为一种相对普遍化的模式。正是因为如此，“权力过程”的研究在大量研究者的呼声和努力中依然苍白。夫妻权力的西方研究，在走出静态和固化结构的尝试中，步履维艰。

四、突破的可能性

从前面的研究述评可以看出，夫妻权力研究一直都缺少过程这一关键环节。早期的资源理论直接将权力等同于决策，然后与职业、教育、收入等有形资源挂钩，过程从根底上被抽离。之后的研究虽然存在理论框架和解释角度上的差别，但都认识到了权力概念的多维度性以及关注过程的必要性，并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交换论的视角。社会交换论倾向于将所有的互动行为泛化为交换过程，考量发生于其中的资源、规范、情感、代价和报偿，也就是说，交换论本身是承认并且重视过程的。但夫妻权力研究中采用的交换逻辑是经过“删减”和“修改”的，仅仅在泛化资源（包括经济资源、规范资源、情感资源、个人资源等）交换决策或控制权的意义上使用，于是，过程被滞留在研究者的字面宣称上。萨菲里奥斯-罗斯柴尔德[9]在相对严格的交换论框架内考察“代价”与“报酬”，多少有了点“过程”的味道，但却也止步于对两者的权衡，最终还是落入了固化模式的圈子，“过程”也因此而模式化为“程式”。

似乎这些研究的关注重点依然落在“资源”或者“决策”上，并没有将“权力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主体，然而，史普雷（J.Sprey）却是明确提出要将关注重点从“个体权力”转移到“权力过程”（powering）上来，并在冲突论的视角下将“powering”看作是权力关系各方处于进行状态的对抗、管理与协商过程。[22](P236)尽管其理论目标是要通过对powering的研究来探求“个体潜能在家庭过程的特定情境中被激发的方式和原因”，[22](P237)但在可查找到的文献中，却并没有看到他对于这种方式（how）和原因（why）的细致分析。颇为反讽的是，他在主张以powering取代power的同时，却也宣称powering会取代静态权力结构来“决定既定的决策、讨价还价和协商事件的结果”。这么一来，powering依然是作为导致结果的某种中介而存在的，并没有获得完全的研究主体地位。

为什么在大量的研究者都意识到权力的多维性、动态性和过程性并为之不懈努力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过程”却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对此，笔者十分赞同郑丹丹[23]的解释：在将权力视为某种能力或结果，是由某些基础或者原因所导致，并可以被占有和分配的物化权力观的限制下，“过程”作为“次要叙事”，是夫妻权力这个“本体”的附属物，是权力基础导致权力结果的中介，而不是研究的直接关注点，因此，无论经过多么巧心的处理，最终研究都必定会回归到“基础”与“结果”这种“首要叙事”上去。

郑丹丹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现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内，运用福柯的权力观，对丰富的个案访谈资料进行了事件/过程角度的剖析，展示了夫妻日常权力实践中的个体行动逻辑、关系定势以及权力策略。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下，夫妻权力成了一种调节或者决定夫妻权力格局的维续或变化的关系/事件的流动形态，从而克服了物化权力观与静态权力结构研究的缺陷。至此，涵括“过程”的夫妻权力研究成为可能。虽然真正的研究文本展现给我们的主要是“关系”而非“过程”，但笔者以为，沿着郑丹丹开辟的研究路数，采用互动论作理论框架的话，是可以对权力关系/事件中的过程做出完整生动的呈现的。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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