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中的徽商妇形象研究

关键词：徽商妇；明清时期；留守群体

摘要：徽商妇是对应徽商集团的另一个群体，是明清时期最大的区域性留守群体。徽州竹枝词真实而诗化地再现了徽州妇生活和情感的历史场景。徽商妇并非“个体”而是一个有着数十万人的群体，究竟是什么魔力能让一个大规模的群体在数百年间如此笃守所谓的封建礼教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仍值得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38-07

Reconsidering Lives of Huizhou Merchants' Wives Who Stayed behind at Home in the Ming-Qing Period

ZHAO Yun

(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at th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200237, China )

Key words：Huizhou merchants'wive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group of women who stayed behind at home

Abstract：Parallel to the Huizhou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s'wives, synonym to a group of women who stayed behind at home, were the largest group of women who stayed behind at home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the Ming-Qing Period.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lives of these women in Huizhou were relayed to us truly and poetically by the classical Occasional poems, which were sympathetic to facets of lives of local people. Huizhou merchants'wives were not a "homoginous few", but a group of over a hundred thousa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estion of what led such a large group of women to sacrifice for traditional ethics and rites for hundreds of years.

徽州因徽商而名，徽商因徽州而生。徽商妇，是对应徽商集团的另一个群体的象征，一个留守妇女的代名词，明清时期最大的区域性留守群体。明清徽州府地处皖南，下辖六县，包括安徽的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1949年划归江西的婺源。在这块面积仅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明清时期却走出了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称雄达300年，其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商业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然而，由于大批成年男性长期外出，大多基本生活在外地，留在家乡的女性能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天数屈指可数，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当我们聚焦、慨叹徽商称雄商界时，又有多少人想到留守在家的徽商妇的生存状态？

既有相关成果，[1][2](P159-174) [3][4]奠定了本文研究的基础，但仍不能很好地回答：贞节牌坊为何与徽商妇紧紧联系在一起？徽商妇又为何会听凭于当时的境况而整体性失语？仅仅是因为专制礼教的束缚？如果要研究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就必须深入了解被压在石牌坊底下和湮没在民间的徽商妇的实际生活状况。

一、徽商妇：一个庞大的留守妇女群体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发轫于明代中叶，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盛，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六百余年，称雄达300年。[5](P9-16)那么这一时期尤其是称雄300年间（弘治――乾隆）的徽商妇的人口数量有多少？我们不妨依据一定的资料做出谨慎的估算。

先了解一下明清徽州女子初婚年龄。据朱琳对徽州地方志中“列女”资料的统计，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家庭的3394位女子初婚年龄平均值为17.97岁。（见表1）其中，婚龄在17、18、19岁的尤为众多，占61.6%，并在18岁达到最高峰。清末刘汝骥在《申送六县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文》里也集中记录了女子婚龄大小。其中，歙县“俗尚早婚，男女嫁娶皆在二十以内”；休宁“大率以女年十八、男年二十左右为率”；婺源“婚嫁期在十七八岁为多”；黟县“男女婚嫁皆在十七八岁以上。”[6] (卷12《法制科》)另据郭松义的研究，清代全国女子平均初婚年龄为17.28岁，且在17-19岁之间结婚的占59% 。[7](P200；P202-213)王跃生则对1781-1791年档案资料进行分析，得出此时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17.41岁，江淮地区为17.87岁 。[8](P29-32)可见，徽州女子平均初婚年龄与当时全国情况基本一致。[4]

对徽商妇这一留守群体的估算，大体分为三步：第一步，徽州历史总人口的估算。据考证，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徽州府人口59.2万人，按年均4‰的人口增长率推算，[9](P240)弘治六年（1493年），约为88.2万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约131.5万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约196.1万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约292.3万人。第二步，徽州女性总人口的估算。按明代接近正常的人口性别比（每100名女子相应的男子数）约为110推算。[9](P23)第三步，徽商妇总人口的估算。这一步须考虑两个比值的问题，一是徽州女性总人口中女性成年人口占的比重，根据表1统计，女子初婚年龄以16-18岁最为集中，估计比值约为2/3左右；二是徽州女性成年人口中留守妇女占的比重：据记载，成化、弘治后，“大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10] (卷 61 《赠程君五十叙》)歙县“业贾者什七八”，[11](卷 16《阜成篇》)祁门“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12](卷 4《风俗》)综上可知徽州男性成年人口中大约7/10在外经商，相应地，留守妇女要占到徽州女性成年人口的7/10左右，其余不必计入“留守”范围。

尽管徽州府所辖六县不同时期情况会有所不同，但依据上述步骤估算，比随意性的估计要可靠得多。根据估算结果，（见表2）明代中后期留守的徽商妇约有20-30万人；清代康乾时期则达到40-60万人。徽商妇如此大的群体规模，全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能与之相比。

二、竹枝词里的徽商妇

“竹枝”本为巴渝一带的民间歌谣。当某人领唱时，众人随和之声，盖取乎与竹枝叶韵，而为声情之助也，大致相当于劳动号子中的“嗨哟嗬哟”之类的加强声势的声音。后经文人润色或仿效而作的新词即曰“竹枝词”，并演化为词牌名。清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6指出：“竹枝，本名竹枝子，与采莲子、渔歌子、山花子……等并列。今独去‘子’字，但云竹枝。”在形式上，竹枝词常以七言绝句为体，每句分为两个音节（前四字一顿，后三字一顿），便于抑扬顿挫，加重传唱时的节律感；至其内容，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29概言：“竹枝泛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即具有浓郁的风土本色，歌咏的都是日常琐细。不少竹枝词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在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及当地的风俗民情。故竹枝词前常冠以某地名，如扬州竹枝词、上海竹枝词。徽州竹枝词则以人性化的视角，真实而诗化地再现了徽商妇从出嫁到白头的历史场景，这一过程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可以引发心灵直觉和理性思考。

1.喜出嫁：“鼓乐喧随花轿抬”

在古徽州，一场婚姻的促成，常态下有十道程序：说媒、行聘、请期、搬行嫁、开脸、迎亲、拜堂、闹洞房、三朝、回门。①其中成亲当日，迎娶新娘要用花轿（少数沿河地区用船）。迎亲人员一般为媒人、喜娘、舅舅、姑父以及与新郎新娘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抬轿者为四人，富贵人家为八人。新郎一般要亲自前往。到了女方家里，女方大门紧闭，要待男方在门缝中塞足了“喜包”后，方才打开大门，鸣炮迎客。然后开始“哭嫁”，母女抱头痛哭。为何要哭？据说是“不哭不发，大哭大发”。花轿抬到男家后，继之拜堂、闹洞房。[13](P206-208)歙县图书馆藏清代吴梅颠撰《徽歙竹枝词》云：

鼓乐喧随花轿抬，大门钱少莫教开。

红灯火把拥妇路，大担早挑望晕来。

轿门扶出拜高堂，袋亲金连入洞房。

总说三朝无大小，妄排语闹新娘。

安徽省博物馆藏清代佚名《歙西竹枝词》亦云：

欲成亲事易效劳，鲜鱼两尾六包糕。

凭媒预送红鞋样，定得终身铁稳牢。

绿轿花灯闹连天，关门索要大门钱。

锱铢必争偏因此，及至媒人要受拳。

才见蛴螬嫁出门，早挑盒担后头跟。

多称望晕何常晕，却笑爷娘自哭昏。

上引词最后一句“却笑爷娘自哭昏”，“昏”是因古时迎娶花轿都在黄昏以后，汉代《白虎通》释义：“婚者，谓黄昏时行礼，故曰婚。”这里的“哭”指当地“哭嫁”风俗，不过哭声中更多的是乐感而不是悲伤。

烘托婚礼喜庆的除了鼓乐、花轿，还有可观的妆奁，“大担早挑望晕来”、“早挑盒担后头跟”。徽州常态联姻讲求门当户对，“良贱不婚”。清代方士庹《新安竹枝词》云：“良贱千年不结婚，布袍纨绔叙寒温。相逢哪用通名姓，但问高居何处村？”[14] (P50)（原文附注：俗重门第，贫富不论）“下嫁”可能会遭到族规家法的惩罚。乾隆《庆源詹氏宗谱・凡例》规定：“良贱不婚，律有明条，倘有不顾名分，甘心下配及下嫁者，伤风败俗于斯极矣，应即鸣公削丁，除谱出族，永不许复入”；光绪《仙源杜氏宗谱・凡例》：“为女择配，须门第相当，适下族者削其姓”。相应地，妆奁的丰厚与否，直接关乎她们在夫家的地位。因此，吴梅颠《徽歙竹枝词》中云：

千金嫁女常常有，教子锱铢计束修？

婿富贵行乎富贵，儿娇羞任尔娇羞。

佚名《歙西竹枝词》亦云：

忧嫁之时菲薄嫌，挥金不惜办妆奁。

几多拮据图门面，过后何曾有惠沾。

婚后，丈夫外出创业，妇人的陪嫁财礼就成了重要资金来源。日本学者藤井宏归纳了徽商资本的七种类型：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和劳动资本。[15](P190-198)其中婚姻资本占据了一定的比重。例如，明代著名徽商、休宁人汪应享从商之初，其妻“装[妆]资故饶，悉佐翁贾，而身椎布操作” ；[16] (卷6)歙商吴烈夫“挟妻奁以服贾，累金巨万，拓产数顷”；[17] (册五 《存节公状》)歙商洪什经商无资本，其妻变卖首饰，“脱簪珥佐之，乃复举盐入楚”。[11] (卷46《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士铭》)

2.伤别离：“郎出门时侬断魂”

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外出经商之前，父母都要给他们完婚。新婚不久，丈夫就要远走他乡。顾炎武《肇域志・徽州府》言：“取[娶]妇数月则外出”。民国《歙县志・风土》载：“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因此，短暂的欢聚之后就要送夫上路。清代倪伟人撰《新安竹枝词》[14] (P52-58)云：

仙姥峰头日欲低，将军岩下草初齐；

春风一棹渐江水，直送依郎下浙西。

封锁茶箱问水程，饯春筵上饯郎行；

郎行正向金阊去，听说西施妾恨生。

紫霞山上鹧鸪啼，紫霞山下草萋萋；

侬在紫霞山外住，送郎时过阮公溪。

上引词写出了徽商妇送行郎君时的依恋，送了一程又一程，“侬[奴]在紫霞山外住，送郎时过阮公溪”。新婚离别后，大都是“夜夜孤身睡空床”。许多男子外出后迟迟不归，几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还乡。清代魏禧在为歙县江元亮儿媳写传时，慨言：“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多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或初娶妇，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父。”[18](卷 17《江氏四世节妇传》)读罢，寒心透背，让人唏嘘不已。倪伟人《新安竹枝词》中有几首写出了徽商妇别离后的忧伤、将要见到郎君的兴奋和随后更加漫长的寂寞等待。

刺桐花发侬入门，刺桐花落郎出门；

侬入门时郎心喜，郎出门时侬断魂。

缠臂双环明翡翠，垂耳双铛缀玫瑰；

姐妹争怜好容采，阿郎新向广州来。

一别侬郎几度春，登山望远强披榛；

岩头石镜不敢照，憔悴红颜愁煞人。

上引词中，可知曾有的年轻靓丽和纯情，郎君要走了，竟然“断魂”。而今一别又是几年，遥远的山口驻足多少望眼欲穿的等待，“憔悴红颜愁煞人”。有人或许终于等来了经商成功、满载而归的丈夫；而有人盼回的却是丈夫心灰意懒、两手空空的归来；甚至盼回的是一封病亡的噩耗……黟县民谣《宁愿嫁给种田郎》[19](P112)哭词：“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房，早知今日千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在田里忙耕种，夜伴郎哥上花床。”情感上寂寞的煎熬，泣不尽的怨艾与伤愁。

3.苦劳作：“泥涂累煞采茶娘”

大批成年男性长期外出经商，操持家务，耕田、织布、采茶等事惟赖妻子。结果，徽商妇几乎人人擅女工，懂耕种，而且多精于纺织。万历《休宁县志・风俗》称：“女人能攻苦茹辛，常口绝鱼肉，日夜绩麻挫针，凡冠带履袜之属，咸手出，勤者日可给二三人”。安徽大学收藏的清抄本《黟山竹枝词》云：

椎妆总布裙，踏青未肯去寻春；

宵来深宅月如水，同纺木棉邀比邻。

首句写了黟县妇女的生活简朴，总是布衣素妆；次句“未肯”是没功夫；第三句，清幽的月夜环境烘托出女子的寂寞孤独；末句点睛“纺木棉”。康熙《徽州府志・风俗》载：“黟、祁之俗，织木棉，同巷夜从相纺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一天做一天半的工，足见徽商妇的勤劳和辛苦。倪伟人《新安竹枝词》云：

西去天都山路赊，乡村处处响缫车；

深闺纺织多辛苦，五夜疏灯障碧纱。

山头木叶脱秋风，妾怨秋风太匆匆；

一月寒衣犹未制，庭前共试竹熏笼。

清代孙学治《和施明府源黟山竹枝词》[20] (卷 16《艺文・诗》)亦云：

北庄岭下女绩麻，西武岭边女纺花；

花布御冬麻度夏，有无相易各成家。

徽州多山，盛产茶叶。采茶，是茶叶生产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直接关系到茶叶品质和产量。陆羽《茶经》(卷上)对茶叶的采摘十分重视，指出春季的二月至四月间是采茶季节；为了保证鲜叶质量，在阴雨或多云的情况下不采，只在晴天采摘：“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茶户经验是：“茶树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是蔸草”。为此必须争时间、抢速度，及时加以采摘。届时，妇女，乃至儿童都要参加到采茶中来。清代舒斯笏撰《黟山采茶竹枝词》[21](卷 15 《杂志・诗录》)云：

我黟田少独山多，土宜茶理不磨；

好是春光三月半，村村听唱采茶歌。

人言采制殊非易，侬道栽培更觉难；

酝酿全凭天气好，最宜温暖不宜寒。

七都不让艾坑强，谷口岩头处处良；

山雨来时行不得，泥涂累煞采茶娘。

清代孙茂宽《采茶曲》（竹枝词）[21](卷 15《杂志・诗录》)亦云：

社雨霏霏社鼓哗，松萝山顶绿云遮；

杜鹃来唤春归去，先听村娃唱采茶。

红英紫笋簇山尖，谷雨岩前玉手纤；

莫笑发边云影乱，一朝忙过未盈。

茶，作为经济作物，商品性很强。农户植茶，主要是为了出售，而不是自己消费，所以这种生产几乎全是商品生产。于是，徽商妇更多地卷入市场关系之中。《黟山采茶竹枝词》中有几首云：

去岁茶商得利丰，今年山价定然昂；

阿侬欲制钗头凤，都在春风一叶中。

侬家夫婿估浔阳，信报头茶已放洋；

急急忙忙缘底事，山园又有子茶香。

子茶不及头茶好，晚价仍如早价多；

采罢回家忙制卖，要防市面起风波。

据上引词，为了新茶赶行情，抢“利市”，徽商妇几乎总要感同身受市场行情的风险，价格波动、销售畅通与否都直接关涉她们的生活，“阿侬欲制钗头凤，都在春风一叶中”；“采罢回家忙制卖，要防市面起风波”。茶叶采摘后尚需炒、拣。清代江耀华《茶庄竹枝词》[22](P201)用对比的手法记录了拣场的一老一少，颇为风趣：

提携小女当嬉游，预备朝来接早筹；

为要人前充大囡，未干雏发已梳头。

老妇婆婆剧可哀，回轮日打两三回；

惹她当面喃喃骂，侬也曾经年少来。

可见，有人把未懂事的小女孩也带来拣茶，又怕别人说闲话，怎么办呢？“为要人前充大囡，未干雏发已梳头”。而老妇婆婆眼力不支，手脚不灵，拣过的茶叶交到看拣人那里验收不合格，又打回重拣，“惹她当面喃喃骂”。一老一少，如此忙碌，年轻的商妇辛劳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民国《歙县志・风土》称：“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

4.悲守寡：“折柳年年到白头”

徽商妇中许多人虽有夫君，但长期遭受两地分居的煎熬，以自己凄美、悲惨的青春和生命作赌注，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与守死寡没什么两样，“十年夫妻九年空”是极为形象的概括。方士庹《新安竹枝词》云：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一位徽商少小离家，及至迟暮之年返归故里，长大了的儿孙有眼不识，竟至以“老翁”相称。读罢，其情其景颇令人心酸。当然，这可能是极端的例子，但类似情况在徽州却是普遍的存在。倪伟人《新安竹枝词》有一首云：

三月春风柳絮飞，双双紫燕入重帏；

阿郎重利轻离别，十数年中不见归。

清代王元瑞《黟山竹枝词》[14] (P64)亦云：

少小离家动别愁，杭州约伴又苏州；

妾心难逐郎心去，折柳年年到白头。

前两句写徽商少小离家，长年辗转营生于苏杭之间；后两句写留守妇对丈夫的衷肠牵挂。“柳”即“留”，用折柳的方式寄寓情思。清代刘大《秦淮竹枝词》云：“送郎记折柳枝归，柳絮纷纷落满衣；不惜将身作柳絮，天涯到处逐郎飞”。[23](P1130)春来秋去，花落花开，漫漫人生中，红颜老去，“折柳年年到白头”，令人何等惋惜！

徽州当地有“―世夫妻三年半”的说法。胡适对此解释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24] ](P2-3) 单调孤苦的生活使心中的愁怨无法排解，则以“抛铜钱”、“解连环扣”等方式来缓解心中郁闷，打发寂寥的光阴。民国《歙县志・风土》收录了汪于鼎《新安女史征》记载的一件事情：“吾乡昔有夫娶妇甫三月即远贾，妇刺绣为生，每岁积余羡易一珠以记岁月，曰此‘泪珠’也。夫还，妇殁已三载，启视其荚，积珠已二十余颗。”二十余颗“记岁珠”即是二十多年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诉说着一个女人至死也未再见上丈夫一面的泪水与辛酸。

很多人一完婚也就意味着一辈子独守空房，有的青春直到熬白了秀发才有可能见上丈夫几面甚或等来的是噩耗。徽商因行商艰难而久客不归的事情，在徽州的方志、族谱中俯拾皆是，有许多人只有生年没有卒年，无数人客死他乡。大凡徽商所到之处，就有徽人义冢。商妇闻悉后有的以自缢、服毒、绝食等手段结束生命，万历《休宁县志・风俗》载：“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有的则在长期守寡的艰难苦恨中潦倒残生。屯溪民谣《寡妇娘》[25] (P414-415)道出了徽商妇一生悲凄命运：

正月提起寡妇娘，正月本是拜年忙；别人拜年有人陪，寡妇拜年自茫茫；

二月提起寡妇娘，二月本是下种忙，别人种子已归土，寡妇种子悬高梁；

三月提起寡妇娘，三月本是挂钱忙，别人挂钱挂上祖，寡妇挂钱挂夫郎；

四月提起寡妇娘，四月本是插秧忙，插得秧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

五月提起寡妇娘，五月本是耘田忙，金莲三寸泥里踩，百褶罗裙裹泥浆；

六月提起寡妇娘，六月本是乘凉忙，别人乘凉成双对，寡妇乘凉不成双；

七月提起寡妇娘，七月本是割稻忙，别人割得金黄谷，寡妇割得满田荒；

八月提起寡妇娘，八月仍是收割忙，别人收粮仓仓满，寡妇只收半年粮；

九月提起寡妇娘，九月本是赏花忙，别人亲人插，寡妇园里黄；

十月提起寡妇娘，十月本是做衣忙，别人做衣做花色，寡妇只做青布裳；

十一月提起寡妇娘，十一月本是舂粮忙，别人舂粮用担挑，寡妇家中升底粮；

十二月提起寡妇娘，十二月本是过年忙，别人过年团团聚，寡妇过年守空房。

三、无法完结的反思

徽商妇既有为妇的普遍品性，又有超越共性而别具个性的地域性特点。其共性体现在诸如勤劳节俭、孝悌友爱、扶幼恤老、操持家务、承担起田间劳动，乃至躬自操劳，参与到劳动市场当中，助夫经商等，为家庭的稳定以及徽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她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历史现象（牺牲）最直观的证明就是直到现在仍然矗立在徽州各地的贞节牌坊。

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孝贞烈节坊”，位于今歙县城新南街，是徽州最后一座牌坊，整个构制为三间三楼，高6米，宽6.5米。在横枋的石条上，依稀可辨一行大字：“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②仅就这65078名妇女，不论是在过去或是今天，都令人震撼，成为人们唏嘘的神话。徽商妇并非“个体”而是一个有着数十万人的群体，究竟是什么魔力能让一个大规模的群体在数百年间如此笃守所谓的封建礼教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仍值得反思。

反思一：徽商为什么经年累月在外？商人重利轻离别，在外行商的艰难，往返交通的不便，无疑是重要原因，但徽商在外有感情“寄托”也应是一大主因。一些徽商在外风流放纵，眠花宿柳、狎妓、饰宫蓄姬，过起“两头大”的生活。[26](P104)所谓两头大，是指在家乡和侨寓地都有女人，两边均为妻子，也不分正妻和小妾。明代谢肇《五杂俎》将“买妾”和“宿妓”并列为徽商挥金如土而最不心疼的两件事。明清时期，扬州青楼业之所以繁荣，商人可说是个重要因素，其中又以徽商为多。“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27](卷5《扬州清明》)

反思二：徽商妇为什么不改嫁？从明清法律上说，丈夫去世，妻子改嫁是合法的，甚至丈夫外出经商，多年没有音信，商妇的生活如果没有依靠，是可以改嫁的。但徽商妇寡居者多而且时间长是不争的事实。新安理学的教化、禁锢，族规家法对“失节”的鄙视、对“守节”的推崇，以及明清政府对守节妇女的旌表，对推动当地节烈风气的形成，都有很大关系，但并非答案的全部。郭松义指出清代妇人再嫁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男女性别比失调”，二是“家穷无法生活”。[28]这两点对于徽商妇来说，在客观上似乎均不构成改嫁的理由。在她们的生活空间里，男女性别比失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男多女少，而是男少女多；徽商称雄商界达300年，拥有雄厚的资本，乐善好施，加之宗族有力的救济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她们大多不至于困窘无法生活，落到非改嫁不可的地步；更何况，夫妻间通常还有着“两地书”的联络（遗存大量家书为证）。

反思三：贞节牌坊为什么与徽商妇紧紧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四十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是同步的。但徽商回报给妇女树的大量贞节牌坊，绝不是妇女得到尊重或妇女地位高的象征，恰恰相反，是妇女的人性被摧残、人身自由被剥夺的产物。徽州一地能出现如此多的贞节，“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29](卷2《镜中寄》)与其说是徽商“塑造”的结果，毋宁说是礼教、族规、家法得到了本土化的完美契合，实现了世俗化的“文化自觉”。从外化到内化，以至于妇女们从头到脚就连血液中都渗透着节烈的气息。或许这才是徽商妇缘何会听凭于当时的境况而整体性失语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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