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体制外改革”

云霄飞车呼啸而过，不远处，购买热狗和可乐的顾客排成长长的一列，自2010年开放以来，这成了平壤郊区游乐园的寻常景象。在平壤市区街头，不少路人喜欢拿着手机，边打电话边匆匆而行，提供服务的是埃及跨国公司奥斯康电信(0rascom Telecom)。在商业区，新加坡公司投资的三星台快餐店卖着美式汉堡。而2009年在平壤开张的朝鲜第一家意大利餐馆让市民的菜单从此不再局限于冷面和烤肉…一

很多时候，或许只有人们胸前挂着的金日成像章在沉默地宣示着，这是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

“我们去的餐馆总是挤满了人。”朝鲜商学院创办人施国兴(Geoffrey Se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这样感叹着朝鲜人的消费潜力。虽然熟悉情况的人明白，这很可能只是250万平壤居民的消费力，而朝鲜有2300万人，但这爆发在游乐园、3G手机、西式餐厅里的消费力依然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在经历了2009年一场不成功的货币改革后，朝鲜仍在继续其“经济管理改善”尝试(朝鲜官方认为，改革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因此拒用“改革一一词。但在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政策这个层面上，朝鲜的“经济管理改善”和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改革”并无本质不同――编者注)。

2011年5月20日至26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汲取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此行的核心议题。据新华社报道，“访问期间，先后在牡丹江、长春、扬州、南京、北京参观考察了工业、农业、科技、商业以及与民生相关的项目”。一位接近朝鲜高层的中国专家告诉《财经》记者，2010年9月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过后，先军政治在事实上让位于党的领导，经济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

今年1月15日，访华前四个月，朝鲜公布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2011－2020)》(下称十年计划)，确定了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电力、煤炭、石油、金属等基础工业及地区开发的战略目标。按照朝鲜官方的说法，这一计划将在2012年金日成百年诞辰时，为朝鲜打开“强盛大国之门”。

不同于以往情况，朝鲜内阁此次全权委任一家股份制国有企业――朝鲜大丰国际投资集团(下称大丰集团)负责十年计划中的重要项目。大丰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朴哲洙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该集团既承担着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平台功能，本身也是一个独立于朝鲜既有计划经济体系的经济机构。在他看来，大丰集团的相对独立性是保证十年计划顺利落实的关键因素。

隔绝计划经济体系

自1991年12月宣布设立罗津一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以来，朝鲜数度启动过程度不同的经济市场化尝试，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努力均没有显著成果。市场化政策执行部门和计划经济体系间的纠葛，被认为是前者难以克服旧有体系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朝鲜在2010年1月20日宣布成立大丰集团。集团总部设在平壤，股东包括朝鲜国防委员会、内阁政府、党有关部门、财政省、大丰集团本身等七个实体。虽然大丰集团董事长由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委员长、统一部长金养健担任，董事会成员中还包括妹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但集团的实际运作却交由中国籍朝鲜族企业家朴哲洙负责。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朴哲洙介绍说，大丰集团是直接下令成立的，直属国防委员会领导，独立于负责计划经济部门运作的朝鲜内阁。集团致力于以“国家主导、民间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与市场经济原理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推进由国家统筹的市场化运作。朴哲洙称，大丰集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朝鲜“建立新的经济体系，逐步建设投资约束和风险责任制，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无论是朴哲洙个人，还是朝鲜决策层，都对大丰集团寄予厚望。不过，目前发展一个包含市场化因素的新经济体系还是颇为遥远的目标，大丰集团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朝鲜十年计划招商引资。据估计，该计划第一个五年所需的资金就高达1200亿至1500亿美元。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朝鲜问题专家张玉山对《财经》记者表示，2010年初，大丰集团曾传出“招揽100亿美元外资”的消息，而该机构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地都非常活跃。2010年5月，朴哲洙曾率领十余人组成的香港投资团访问了开城工业园区。

朝鲜在2010年3月10日成立了第一家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朴哲洙任该行副理事长。张玉山介绍说，国家开发银行主要负责在政府财政预算外筹措资金，投资按照国家经济政策实施的主要建设项目。同时，该行将积极进军国际金融市场，为发展朝鲜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和金融关系服务。

在2009年朝鲜第二轮核试验后，国际社会对其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朝鲜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空间相当逼仄。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无疑为朝鲜以及大丰集团的招商引资活动提供了一个平台。银行的注册资金是100亿美元，大丰集团持有10％的股份。据称该银行计划在两年内将其20％股票转让给国际投资者。

今年1月15日，十年计划颁布后，朝鲜又成立了领导新经济建设的政府机构――国家开发总局，负责处理国家经济开发战略项目的“所有实施问题”。朴哲洙告诉《财经》记者，和大丰集团类似，国家开发总局同样相对独立于朝鲜的计划经济体系。

除了机构设置，朝鲜于2010年3月宣布成立平壤、南浦、新义州、元山、成兴、金策、罗先、清津八个经济特区城市(成兴、金策后为端川、金刚山替代――编者注)，以吸引外资。这在事实上为上述体制外改革准备了独立于计划经济的行政单位。这些独立的特区城市在法律建设上有一定特权。此外，原有的地方行政体系直接并入特区政府，后者享有一定的人事自。

朴哲洙评价说，朝鲜以往的“经济管理改善”完全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求变革，因此阻力重重。现在选择在体系外另起炉灶，禁止原有体系内机构和个人的参与，将有利于新经济体系的建立。“参与只是争论，争论半天的结果是什么都争不明白”。

资源、土地换投资

十年计划规模宏大，摊开半岛地图，朴哲洙侃侃而谈，五年内朝鲜要建设600万千瓦规模的煤电厂，兴建1500公里输电网，扩建平壤、元山等地的机场，十年内朝鲜要兴建铁路3480公里和高速公路1718公里……八个特区城市也各有侧重。平壤和南浦将分别集中发展尖端技术和食品医药产业；新义州和清津分别发展轻重工业；元山和端川预计分别发展造船和冶金工业；俄朝交界处面向图们江区域的罗先市将重点发展物流和重工业，金刚山则将继续发展旅游业。

相比这些宏图巨制，大丰集团招商引资的逻辑却很简洁，那就是用资源和优惠政策换投资。

根据韩国官方的统计，朝鲜总共有价值将近7万亿美元的矿产，包括价值2万亿美元的菱镁矿、2万亿美元的煤矿以及亚洲少有的大型铁矿――茂山铁矿。茂山铁矿的整个产权已归属大丰集团，其勘探储量达21亿吨，远景储量是72亿吨。朴哲洙告诉记者，大丰集团打算用该铁矿开采权，换取改善朝鲜基础设施的经费。此外，大丰集团正在申请获得安州煤矿的产权，这个煤矿已探明的储量是38亿吨，远景储量是162亿吨，与此同时，北昌煤矿过户大丰集团的手续也在办理中。

用资源换投资，并不是什么政策创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资源就是朝鲜的主要筹码。朝鲜在1981年4月与日本洽谈开发无烟煤，在1982年5月与西德、法国洽谈合作开发锌矿和联合探查石油，同年6月又与芬兰商谈合资开发检德矿山事宜。

2008年，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也曾与朝鲜签订茂山铁矿未来50年开采权的合约，但是这纸合约在去年忽然终止，双方都未披露原因。目前大丰集团尝试和首钢、中钢等企业讨论合作事项，但是双方尚未就合作达成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八个特区城市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朴哲洙表示，在那些资源贫瘠的地区，政策优惠尤其是土地政策优惠，例如将土地证券化将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工具。《财经》记者了解到，朝鲜正在考虑允许投资者获得相应土地50年至70年的使用权，并调低土地税，相应条例可能很快就会公布。

然而，无论是资源、土地，还是税收等其他政策优惠，都不太可能轻易说服外国人投资朝鲜。

投资顾虑

几十年来，连首都平壤，也常受缺电的困扰，7点以后的朝鲜，轻轨电车常在暗夜中行进，大街上偶尔闪过昏黄的灯光。不少朝鲜人已经习惯晚上没有电的日子，学会了在黑暗中分辨方向。热恋中的年轻男女更是乐在其中，在朝鲜女生看来，“晚上没有灯的好处是我的男朋友可以送我回家，帮我敲门后才离去”。在朝鲜经营多年的瑞士商人阿伯特(Felix Abt)告诉《财经》记者，在2002年的朝鲜乡村，工人总是在机器旁边睡觉，电一来马上起身工作，电停了又回去休息。

电力紧缺正是束缚朝鲜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难题。

朝鲜已经很久没有公布其主要经济数据了。《财经》记者辗转获得的朝鲜官方文件显示，朝鲜一年最少需要400万度电，而2006年时朝鲜总发电量是320万度，还差80万度。近几年虽有所进步，但依然不敷使用。参观过朝鲜电厂的外国工程人员表示，朝鲜电厂的设备主要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留下来的产物，效率低下。

投资者的第二个顾虑来自朝鲜的经济政策。在朝鲜很少能看到外国投资者单独走在路上，很多商务活动需要听从朝鲜接待单位的安排。朝鲜政府对信息透明度的重视不够，不及时公布主要经济数据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的经营困难。

为了吸引外资，朝鲜政府曾在2005年提出了由国家担保的“优先偿还、实物付账、统一结算”的方案，以安抚外国投资者，收效平平。《财经》记者辗转了解到，朝鲜正考虑设立由国家信用担保的保险公司，但具体进展尚不得而知。

不过，近来朝鲜也调整了部分针对外来投资的政策。2008年十几家在朝鲜投资的欧洲公司组成了平壤欧洲商业公会，开始扮演起朝鲜和外国投资者间桥梁的角色。公会的成员包括意大利法律事务所Birindelli＆Associati、大同商业银行、国际货运公司敦豪(DHL)、专营外国人赴朝旅游的高丽旅游公司、俄罗斯铁路公司、合资药品公司Pyongsu和软件公司Nosotek。

参与创办Pyongsu和Nosotek两家公司的瑞士商人阿伯特表示，考虑到投资风险，大部分投资朝鲜的企业都倾向于选择与朝鲜公司合作，并持有合资企业半数以上的股份，以保障自身的经营权。选择合资伙伴成为外资企业的一大课题，在汇出获利时朝鲜合作伙伴更是重要，“能不能把赚的钱汇出来，得看看朝鲜伙伴是谁。”阿伯特说，要找一家好的合作伙伴，外国商人需要多花时间了解朝鲜文化，与当地官员建立关系。

此外，半岛紧张态势频发则是对朝投资的最大变数。

自金大中推行阳光政策以来，朝韩经济合作水平在2008年前基本维持了一个向上的趋势。阳光政策也催生了开城和金刚山这两个半岛南北方经济合作的典范。截至2007年底，到开城投资的韩国企业有250多家，雇用了将近20万朝鲜工人。但2008年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南北关系迅速恶化。2010年5月，朝鲜单方面宣布韩国人不得再进入开城，同年11月延坪岛炮战后，开城的景象更是萧条。

金刚山的故事也大同小异。朝鲜在2002年底宣布开放金刚山，允许韩国人前往旅游。韩国现代峨山集团随后投资近20亿美元，用于金刚山基础设施建设。该特区自开放后，深受韩国人欢迎。2005年6月，现代峨山集团就宣布旅游人次超过100万人。然而2008年7月，一名韩国游客误入军事区而遭朝鲜军人射杀，韩国随即宣布停止游客到金刚山旅游。2010年4月，朝鲜政府宣布没收韩国所有投资，以弥补关闭两年的损失。

5月31日，朝鲜宣布出台《金刚山旅游特区法》，允许外国法人、个人和经济组织到金刚山旅游特区投资。朴哲洙表示，大丰集团将负责为该区招商引资。

然而就在5月30日，金刚山局势一度紧张。当天，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说，鉴于韩国政府反朝活动日益加剧，朝鲜军队和人民同李明博政府“将不再接触”，并将切断朝韩东部地区的军事通信线路，关闭金刚山地区的通信联络所。

民生政策和对外关系

没有人能预言，朝鲜十年计划能否顺利地执行至2020年。但对于朝鲜着意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向，中国等周边国家还是持欢迎态度。

在5月与的会面中，中国国家主席表示：我们高兴地看到，朝鲜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最高目标，举全党全国之力，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访华期间，参观了诸多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与实验农场。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就为做了诸多类似安排：2000年，参观北京中关村；2001年参观上海华虹、宝山钢铁等企业和浦东高科技园区；2006年参观了广州、珠海、深圳等地的科技企业；2010年参观大连港。外界认为，这些是中国在鼓励朝鲜选择中国式市场改革道路。

朝鲜选择建设新经济体系对中国来说，也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2002年，朝鲜启动“7・1经济管理改善”计划。中国商人同年起就明显加大了投资朝鲜的力度。美国尼克森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唐安竹(Drew

Thompson)的研究显示，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对朝投资总计9800万美元。至2010年底，共成立了138家合营企业，来自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中小企业投资占到中国对朝投资的65％。

唐安竹强调，中国对朝矿业投资对朝鲜和中国都非常重要。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日益增加，而朝鲜需要中国的技术和设备来维持矿业的出产。他分析，由于朝鲜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所以中国公司能以较低价格购买朝鲜的矿产。此外，朝鲜的稀土资源尚未开发，中国如能及时投资，则可以强化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的强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对朝矿业投资2006年至2007年间开始明显增加，而朝鲜出口到中国的矿产品从2003年的1500万美元飙升到2008年的2.1亿美元。

“朝鲜的改革开放对周边环境的稳定有很大帮助，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区和图们江区域合作的顺利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张玉山对((财经》记者说。

经过多次讨论，中朝两国已决定首先共同开发朝鲜的罗先特区以及鸭绿江上的黄金坪岛和威化岛。访华期间，两国原打算共同举办签约仪式，但最后因故取消。多数中国分析人士认为，两国的经贸往来将随着朝鲜的日益开放而升温。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问题研究员孙永告诉《财经》记者，朝鲜这次提出十年计划表明，朝鲜已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而朝鲜劳动力相对的高素质和守秩序的特点，将使其在与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竞逐中，具备“后发先至”的潜力。

对韩国而言，朝鲜转向民生政策，同样意味着经济利益。1988年，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七七宣言”，表示朝鲜不再是韩国的敌人，而是伙伴。此后，朝韩经贸合作就不断升温，南北方贸易额于1992年升至1.7亿美元，2005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2008年创下18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2009年，朝韩双边贸易额同比减少8.4％。据张玉山估计，2010年下半年双边贸易额可能因为当年一系列摩擦事件而减少30％。

从1993年朝鲜核问题出现开始直到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结束，美国和朝鲜在核问题上反复博弈了十多年。在前述接近朝鲜高层的中国专家看来，如愿以偿地获得核武器，意味着朝鲜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朝鲜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反复也给美国留下了不可信任的印象，并随之质疑朝鲜复制中国改革之路的可能。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维克多・查(Victor Cha)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最近一次有关朝鲜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中表示，朝鲜不止缺乏像邓小平那样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而且朝鲜政府也无法认同中国所谓“致富光荣”的价值观。他强调说，尽管中国喜欢以参观中国先进工厂为例，证明朝鲜改革开放的意向，但是以往朝鲜经济改革多次反复的事实证明，朝鲜并非真有意进行改革。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艾伯斯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同样置疑朝鲜政府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说，朝鲜政府不能像当初的中国和现在的越南那样，利用外国政府贷款采购各种重要机械，奠定国家经济转轨的基础；不能或不愿善用外国贷款，是今天朝鲜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主要原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界疑虑重重，但美国还是希望对朝鲜经济发展保有适度影响。

今年4月，在加州谷歌(Google)公司总部穿着T恤衫牛仔裤的工程师中，多了一群身穿西装，胸口佩戴着金日成像的参观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安排下，几十名朝鲜官员拜访了美国硅谷诸多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和百货公司。该计划旨在让朝鲜官员系统地接受国际贸易教育，增加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了解。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相较一个被孤立的、执行“先军政治”路线的朝鲜，美国还是更愿意将朝鲜引入市场经济的规范。

曾经失败的改革

或许，朴哲洙能得偿所愿，带领大丰集团成功融资数千亿美元，落实十年计划的主要项目，甚至帮助朝鲜在八个经济特区城市里建立起全新的经济体系。但即便如此，十年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能把整个朝鲜经济引入市场化轨道，继而带来朝鲜社会的深刻变化，仍是一个问题。

中国在深圳设立特区的时候，尚未开放的国土上也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中国初期改革的主要动力不仅在涌入特区的外资，也存在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但朝鲜不同，自1991年罗津一先锋自由贸易区建立开始，朝鲜的诸多特区几乎与未开放地区隔绝，而现在的十年计划以招商引资为主，重点项目独立于计划经济体系，和国家经济主体部分隔绝。

因此，部分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十年计划一旦成功，那么在缓解朝鲜政府资金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加其惰性，拖延改革计划经济体系的步伐，延缓朝鲜社会的发展。

其实，朝鲜并非没有尝试过内部变革。在前述接近朝鲜高层的中国专家看来，2002年推出的“7・1经济管理改善”计划正是一个中国1978年式的改革方案。当年，朝鲜农村进行了类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将结算单位划到5人－8人的小组(基本等于一个家庭范围)，并允许农民自由处理75％的粮食。更重要的是，农民市场改成了综合市场，允许进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商品交易。在工业上，则改国家投资为商业银行贷款，限制效益差的企业发展，拉大了工人工资的差距，并给予企业发放奖金的自。

在这场改革中，朝鲜政府的本意是调高农产品价格，借此刺激农业生产，并同时调整所有工人的薪资，确保城市的购买力。但当时，朝鲜政府给出的粮食收购价是每公斤80朝分，市场价却是每公斤40朝元，整整相差50倍。与此同时，工人工资虽然按工种分了1500多级，但各厂的最低工资标准高不过六七千朝元，低的只有两三千朝元。最后，城市居民的吃饭问题，直接拖垮了这次改革。在2006年前后，朝鲜逐步重回粮食供给制。

彼得森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诺兰(Marcus Noland)表示，由于最初缺乏通盘设计，所以工农业各部分的措施没有创造出一个内在契合的机制，朝鲜经济最终无法顺利转轨。他特别指出，朝鲜政府在当时一边对产品定出指导价，一边要求工厂自负盈亏，却没有创造任何工厂破产机制或社会安全体系，保障下岗的工人，注定了失败的宿命。

前述接近朝鲜高层的中国专家提醒《财经》记者注意，工资分级，特别是自由贸易带来的贫富分化，也是朝鲜走回头路的重要原因。

在2002年改革之前，有亲戚朋友在韩国或日美的朝鲜人普遍被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可靠的，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高。但改革几乎颠覆了既有社会结构，许多有海外关系的朝鲜人借助外来资金，做生意发家，很快积累起大量财富。

“做买卖的人，有两辆车的人越来越

多，有进口车的人越来越多，有几十万美元的人越来越多，党的领导不灵了。”前述接近朝鲜高层的中国专家这样描述当时出现的这一变化。社会滋生出的这股思潮，正是朝鲜政府在2006年后逐步收紧对综合市场监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诺兰在比较朝鲜、中国、越南的改革后认为，中国与越南推行改革时，70％的人口仍在务农。但朝鲜推动改革时，务农人口只有中国和越南的一半，这表示能够从改革中受益的只有中国和越南当初人口的一半，其结果自然无法与二者相比。

开弓没有回头箭

市场化转向，就像一条不归路，走上了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尽管朝鲜政府很快叫停或大幅修改了“7・1经济管理改善”计划的诸多措施，至今也未重启类似程度的社会经济改革，但朝鲜社会依然不会回到从前了。

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社会一直萌动着市场化改革的力量。诺兰和彼得森研究所的同事哈加德(Stephan Haggard)在采访了1000多名脱离北朝鲜的民众后，出版了《目击改变：难民对朝鲜的观察》一书。书中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鲜政府因为，无法有效维系粮食供给制，便默许了农村市场上的物物交易。始料未及的是，配给制度就此没能彻底恢复，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2002年的改革不过是合法化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已。

也正因为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朝鲜经济自生发展的结果，而非某一政策的恩赐，因此无论政府如何收紧监管力度，也无法阻碍市场的发展。

2008年朝鲜商品展览会上，中国厂商海尔、长虹等展出的新型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等产品让朝鲜人流连再三。商展结束时，一些朝鲜妇女还因为想继续购买与警卫发生口角。“赶快走吧!别在这让人看笑话。”警卫对着还想继续购买商品的妇女说。

《财经》记者辗转了解到，同年3月，清津试图关闭市场买卖，导致100多名在市场里经营的妇女上街抗议。在平壤的数位外国使馆官员证实了这个事件。“那些没有钱买粮食的人，可以在自己家种一些东西，做一些小买卖，在市场上换钱买粮。一旦没有了市场，他们的生活就无以为继。”一位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商人说。

其实，朝鲜政府也并非不能正视市场的力量。

自2002年定居朝鲜后，瑞典商人阿伯特就决定培训朝鲜人，使其更有效率地管理公司和运用资源。在瑞士政府和一些商人的资助下，他设计了一套适合23岁商学院学生的教材，并开设了30人的企业主管训练班，教授朝鲜人国际贸易的相关知识。阿伯特说：“培训不追求塑造出新的商业精英，而是希望帮助朝鲜公司的负责人在最短的时间提升在当地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他声称，虽然朝鲜政府和企业一开始怀疑这一训练班的政治动机，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朝鲜政府渐渐认定培训班只是想协助朝鲜与世界接轨。

可惜的是，从2011年起，瑞士政府停止了资助，培训班被迫停办。但来自新加坡的施国兴却推动成立了朝鲜商学院。根据他的规划，商学院今年将与三家朝鲜银行以及新成立的金日成大学金融学院合作，协助这些单位的人员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并且在未来五年建立现代化的制度。

施国兴告诉《财经》记者，“朝鲜现在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银行还是为了服务社会主义而设计的。但不少朝鲜官员似乎是经常阅读《金融时报》，他们对国际金融体系有深刻的了解。”

当然，朝鲜依旧在开放和封闭、市场和管制间徘徊。使用手机的朝鲜人越来越多，但外国人到朝鲜，手机必须寄存在机场，出境时再交还给来访者；而在平壤的三星台快餐店，汉堡叫“面包夹碎牛肉”，可乐叫“碳酸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