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三角债

新一轮三角债变严重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企业负债率高。据统计，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概是70%，五大电力集团的负债率现在超过80%，铁道部的负债率超过60%，光伏制造企业负债率都超过了90%。

二是投资亏损。由于企业本身的资产负债率很高了，也就是说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而现在又没有赚钱，这自然会增加企业的偿债负担。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好的时候高杠杆率会放大企业的收益，但经济不好的时候高杠杆率也会放大企业的负债。

三是严重的产能过剩。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大量资金流向了国企，被“铁公基”项目占用。许多低效的项目重复建设，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由于企业的周转资金被占用，这样就形成一个存货卖不出去的局面，一部分钱就变成了死钱，以物的形态存在。

来自钢铁、煤炭、机械等行业协会的信息均显示，销售货款回笼存在较大的难度，特别是货款回笼中的现金比例偏低，坏账风险加大。

在成因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三角债表面上看是一次经济危机，但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萎缩过程中的信任危机。企业之间彼此不信任，导致整个市场的商业信用已经不存在。而此次三角债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形势不景气造成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的经济结构。

考虑到两轮三角债的不同诱因，上一轮注入流动性资金的解决方式恐怕并不能奏效。首先，目前卷入三角债的国企占比明显低于当年，且大多处于强势地位，政府干预的结果要弱很多。其次，即使注入流动性资金的方式奏效，但如果企业的经营环境继续恶化，很可能再度形成新的债务链条。

如果三角债真的开始大面积爆发，根据以往经验，最终受波及最严重的，肯定还是相对弱势、位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小企业。因此，在此轮地方债务清理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

而对于一般企业之间债务的循环，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等传统行业之间循环的债务问题，政府除了从宏观上面来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外，在微观层面，则该放手的就放手，即便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考虑破产的可能性，用市场化手段来间接处理。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至少由政府直接注入流动性资金的方法应该成为历史。

同时，有业内专家表示，化解债务链，国家应根据其成因分类解决。对于一般制造业企业，其市场竞争充分，债务链主要基于市场行为形成，政府不宜直接介入，应更多地针对企业经营困难这一普遍问题，将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的诸多举措落到实处；对于钢铁、机械等与投资相关的行业，其应收账款一方面与地方融资平台和大型投资项目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行业自身的产能过剩相关。化解其债务链，要与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约束地方举债行为和投资冲动。同时，也要政府和行业协会来协调商量，推动行业重组，在产业结构上优化调整，以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可通过适当放宽地方政府发债等方式来弱化银行贷款的依赖，所筹集资本可通过财政注资方式补充平台资本金；对于原来主要依赖政府投资的大型基建项目，应采取严格落实自筹资金、严控超预算项目、强化科学规划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的方式。

除此之外，企业也应该加强防范三角债的危机意识。北京友强惠泽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曾被三角债缠身，后来经过努力摆脱了三角债。其公司总裁蒋健勇说，“以前我们公司欠钱的很多，最近两年就少了很多，主要是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在选择客户上面首先是慎之又慎，要看客户公司的信誉度和实力，在确保客户信誉度和实力的情况下，我们在签约合同的时候，会标明双方的钱款交易，最大限度做到不互相拖欠，如果发生恶意的拖欠，我们也会根据合同里面的条款，去法院对方。”

其实，三角债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经济发展肿瘤。国外化解三角债的经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

日本2003年修订的《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曾就三角债问题出台了相应的保护机制，明确规定了大企业采购方必须承担的义务。日本中小企业如受到拖欠而大企业，大企业不可在中小企业没有明显过错的情况下终止与中小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

总体来说，中小企业现金流中断、减产、停产甚至破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及和谐市场关系的建立是不利的。三角债风险化解，必将对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改善市场秩序有标志性作用。

新一轮“三角债”问题虽然还不像20年前那样严重，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影响金融系统安全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化解“三角债”危机是刻不容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