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是口号 而要落到实处

改革讨论不足之处

关于改革的讨论，尽管数量庞大、论述极多，大都有明显缺陷。很多讨论停留在发展与改革愿景层面，局限于简单的口号式说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建立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建立持续发展、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市场经济。这些提法，无法对停滞不前的改革，提出理论上的指导，这是一。

第二，改革措施缺少方向性。关于个税改革，局限于起征点多少，忽略了征收个税目的；二次分配依赖个税体制，还是依赖其他制度？关于财产税，局限于增量部分收税，还是存量部分收税；对第二套房收税，忽略了征收房产税目的！公共财政收入基础，来自于国家长期持有的生产资料，还是对生产、流通环节，财富存量收税，政府开支到底应当多大？关于民营企业，集中于促进发展，忽略了以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为最佳。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不够。目光下意识地聚焦于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制度，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有经济制度上的诱人之处，也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美国人素有“美国例外论”。世界上有相当不同、非常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式的、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都是下一轮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参照物，必须全面研究借鉴。

未来中国进入有限权威时代，政府及决策者权力不一定减少，决断力和执行力却明显受限，民众通过互联网、媒体表达意见，形成了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现有体制内部利益的多元化，导致政府决策过程受到各方利益群体的游说，执行的过程受到各种掣肘。

对比30年前，中国社会阶层相对简单，只有工人、农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这种简单的划分早已过时。制造舆论、影响决策，还有企业主、股民、有房阶层、无房群体、进城外来工、部分境外人士。在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具有绝对权威的决策者，必须凝聚社会共识，获得社会理解支持，不能强行推出任何改革。

凝聚社会共识，推进有益改革，识别约束条件。从“我认为改革应该怎么进行”转变为“社会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学者从给社会开处方治病，转换为给社会列菜单，通过理性分析，告诉公众和决策者，改革有什么选项，每一个选项的后果是什么，根据民众口味，更好还是更坏。这才是学术界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进行讨论的基本范式。

三大变量三大维度

第一大变量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民众在一个波动的资本市场中的运作能力，不同地区完全不同：香港民众明显比内地民众更理性，更懂得如何应对波动的股票、房地产市场。中国内地，不同地区人群的市场理性度也不一样，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百姓的市场理性程度明显比内陆地区要强。这一点是不断演进的，知识在传播，民众在学习。

第二个变量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一般认为，美国社会更强调个人自由，德国也许对社会秩序更加强调。中国社会怎么样？相对于美国，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民众更加注重秩序。社会秩序是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包括低的犯罪率，也包括贫富差距和福利水平。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地区的中国民众，偏好不一样。

第三个变量是政府的禀赋性执政能力。政府能否有效地执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有的国家或地区，政府能力极强，新加坡政府能够做到低腐败、高效地施行一套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容易出现腐败和能力低下、执行力不强等情形。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随着政府对民众责任心的提高，这一变量也会改变，不同地区的政府能力也有不同。

现代市场经济纷繁复杂，如何高度地总结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处呢？综合文献资料，总结三大基本维度。

第一大维度有关生产和交换基本制度安排。日本式的所有权高度社会化控制模式，美国式的大股东资本市场操控模式，欧洲大陆式的家族控制加政府干预混合模式，值得注意。生产组织的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是相关制度推衍出来的。日本遗产税极高，家族很难持有企业；德国资本运作受限，家族容易长期稳定地控制企业。

第二大基本维度是市场经济平稳运作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具有内生的基本波动性，为了应对内生波动，现代经济必须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首先是公共品的厘清与提供，必须认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要由国家来提供。英国与日本显然认为：基本的新闻和媒体服务是公共品，英国广播公司（BBC）与日本的NHK都是国家出资，政府监管；美国没有这种传统。基本住房服务，在新加坡被理解为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国更多地被理解为私人产品。

第三大基本维度是利益冲突解决和权利分配机制。经济中的各个利益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友好协商来解决。维系市场运行，必须要有约束力的法庭做背景。权利分配与此密切相关，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决定着交易双方如何协商。事实上，只有在权利划分清楚的情况下，存在公正的第三方合同执行者，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商谈判，达到最优的结果。

经济改革需要什么

在市场经济的理性度方面，中国的社会禀赋处于演进的过程中，中国民众不如具有长期市场经济经历的发达国家民众理性度高。在社会秩序及个人自由的偏好上，中国民众受五千年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比美国民众更加偏向于社会秩序。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也是参差不齐，在高考方面执行力度比较强，腐败比较少，其他方面远非如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需要开阔视野，把目光从美国式现代市场制度，扩大到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荷兰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在重点领域，包括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安排、住房、商业银行、基本福利制度、教育培训等方面，需要有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和借鉴。与美国相比，国家的经济制度禀赋，在不少方面和中国更接近一点，需要仔细研究。

中国改革应当大幅度地放权，让各地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行改革。不同地区的经济制度，社会禀赋差距很大；不同地区的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适合当地的改革方向。土地所有权，江浙一带的农村居民的市场理性度比中西部高，不妨先行一步。一个简单的推论是，依赖立法搞改革，不一定最符合实际。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国一刀切，立法搞改革，即使所立之法律可以执行，效果也不一定很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百姓的社会禀赋在不断演进，市场理性程度在不断提高，对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的偏好，也会不断改变，政府的执行力，也会不断提升。中国在改革中，需要更加强调制度的灵活性，避免僵化性。

一个基本结论：未来的改革需要开阔思路，下放权力，以一个分权的、不断演进的改革方式，取代一个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改革方式。这样，才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可选择的余地，企业的选择，有助于地方提升改革的积极性与效率。

（本文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财经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