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于谦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

摘要：于谦是明朝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土木之变”发生后，于谦临危受命，组织北京保卫战，打退瓦剌军的入侵，使京师转危为安。但在后来的“夺门之变”中，于谦却惨遭杀害并被抄家，本文试图就于谦之死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探寻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关键词：于谦；皇权争夺；奸臣；忠君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于谦（1398-1457年），字延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是明代正统和景泰年间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忠君爱国、清正廉明。《明史于谦传》记载说“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至性过人，忧国忘身。”又说：“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功伟矣”。[1]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的“土木之变”发生后，于谦挺身而出，制止南迁，组织北京保卫战，打退了瓦剌军的入侵，最终化解了这场关乎明朝存亡的危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志存社稷”的有功之臣。却在景泰八年（1457年）的“夺门之变”中，惨遭杀害并被抄家。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于谦有功于社稷，有功于明朝，为什么会在这次中成为牺牲品呢？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于谦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

一、身陷皇权争夺之中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瓦剌军掳走，沦为瓦剌的人质。消息传至京城，一时群龙无首，朝廷上下一片混乱。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排众议，挽狂澜，严斥逃亡南迁说，稳定君心民心，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也先并不死心，常恃手中有英宗这张牌，以为奇货可居，时而大兵压境，威以兵戎；时而派人议和，索取钱物。于谦为了击碎瓦刺军首领也先以英宗为人质要挟明朝的阴谋，极力拥立王朱祁钰。此举第一使英宗朱祁镇成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第二使朱祁镇失去了人质的价值，南返的希望变得渺茫。瓦刺挟持朱祁镇至大同城下，威胁明军打开城门，大同守将郭登对瓦刺军大喊：“赖天地祖宗之灵，国有君矣。”[2]拒绝打开城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二日，也先进攻北京受挫，听从在“土木之变”中投降瓦刺的太监喜宁的唆使，以讲和为名，要求明廷派遣大臣出关迎回英宗，并索要数以万计的金银财物，于谦拒绝讲和之议，并且说：“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3]这又一次使朱祁镇失去了早日南返的机会。后来也先几次对朱祁镇说：“中朝若遣使来，皇帝归矣。”[4]又扬言欲送其归明廷，这时，朝廷大臣多数主张议和，迎回英宗，惟于谦力排众议，称“社稷为重，君为轻”[5]，在古代皇权至上的社会，于谦的话无论在哪个皇帝听来都会心存芥蒂，于谦的祸根也就由此种下。

英宗被俘一年后，也先迫于形势，不得已送还英宗，在奉迎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最后将迎驾之礼一再从简，这自然也是景泰帝所愿意看到的。实际上于谦是赞成奉迎英宗回朝的，在朝中议论之时，“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景帝本来对奉迎英宗已露不悦之色，见于谦如此，遂“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6]所以《明史》上说：“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7]于谦认为，景帝即位和奉迎英宗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于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8]黄宗羲说：“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贵利害，伐性丧恩”。[9]由此可见，皇位之争就是如此的残酷，身陷这种政治漩涡之中的于谦，难逃悲剧命运的下场。

二、奸臣的诬蔑和排挤

明英宗复辟成功后，立即下旨将于谦处死，《明史》上说：“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与（曹）吉祥、（徐）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10]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英宗对于谦心怀不满外，“夺门之变”中的“有功之臣”的诬蔑和排挤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当其冲的是徐有贞（徐）。在发动“夺门之变”的人当中，徐有贞可以说是最痛恨于谦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军大举进犯京城，身为侍讲的徐力主南迁，认为“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11]这遭到于谦的严厉呵斥，并说“言南迁者，可斩也。”[12]徐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在朝廷上丢足了面子，以致很长时间内无法升迁。景泰初年，徐有贞看到景泰帝“用人多决于少保于谦”，就请于谦的门下游说，求国子监祭酒一职。于谦不计曾提议南迁之错，将徐所请转告景帝，可是被景帝拒绝，说：“此议南迁徐理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13]徐却以为这是于谦阻挠，从此与于谦结下深怨，并改名为有贞。叶盛的《水东日记》还记载一件事：景泰年间，徐治黄河不成，于谦尝笑谓同官：“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脱土墼也！”[14]于是徐有贞对于谦的仇恨便愈积愈深。

其次是石亨。大将石亨本以于谦举荐而获得重用，对其充满感激之情。于谦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一日受命为兵部尚书，二十四日就奏请起用大将石亨，令其总管京营兵马。后也先犯京师，于谦令石亨守德胜门，因为于谦正确的指挥调度，石亨伏兵诱敌，杀死敌兵数众，论功封武清伯，继而进侯。石亨对于谦心存感激，他觉得于谦的功劳在他之上而没有封侯，心里感到不安，于是就向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遭到于谦的拒绝，于谦还上书景帝斥责石亨：“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 [15]石亨对于谦的仇恨由此而来。《明史纪事本末》载：“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于谦奏请出之大同，石亨更加衔恨于谦，故有夺门之诬”。

英宗复辟成功后，徐、石等人积极罗织于谦罪名，最终定以谋逆罪处死，但英宗尚在顾念于谦保国有功而有所犹豫之时，徐有贞即密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牵涉到南宫复辟的正名，促使英宗马上下令处死于谦。

三、浓厚的忠君思想

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手握兵权，可以左右政局，但在他思想深处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万历五年进士屠隆官至吏部主事，他对于谦之死有一个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徐、石密谋“夺门”之事，于谦并非不知。于谦当时手握兵权，要想调兵反抗简直易如反掌。但于谦却认为如果以武力相抗，身家可保，则英宗、景帝则势不俱全。因此，当他知道徐、石兵夜入南城时，听之任之，坐以待毙，宁愿以一死保全宗社。史学家谈迁也指出于谦坐失时机，铸成大错：“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才四布，若夺门之变，惜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时景帝瞽废，设上变，事未必即下，须便宜制之，少有举动，则石亨一李多作，而上皇不复自由矣。危哉此一瞬也！”[18]这一瞬间的错误选择实际上是长期形成的忠君思想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一愚忠思想使于谦赔上了身家性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于谦悲剧命运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场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面对英宗、景帝兄弟的争斗，他难以抉择，而以他刚毅、正直的性格和他所受的教育，也不可能抛弃君父、社稷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最终成为令人惋惜的政治牺牲品。

参考文献：

[1][6][7][8][10][12][15]（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三[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五[M].台湾：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

[9]（清）黄宗羲.南雷文约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13]（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18]（明）谈迁.国榷卷三十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