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产生原因浅析

摘 要: 文赋是伴随着古文运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在唐代形成,在宋代成熟的一种新兴赋体。它最大的特点是以文为赋,将散文笔法运入辞赋,以议论哲理为主,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多散句,却大体抻韵。本文对文赋产生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

关建词: 文赋 历史渊源 古文运动

对于文赋的界定,学术界中一直都存在着争论。纵观古今历史,不同的学者对文赋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辩序说》提出:“秦汉古赋之后,三国两晋及六朝再变面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面为文,故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日期排赋,三日文赋,四日律赋。”并且进一步说道:“‘文赋云’按《楚辞》、《卜居》、《渔父》二篇,已肇文体,而《子虚》、《上林》、《两都》等作,则首尾是文,后人仿之,纯用此体,盖议论有韵之文也。”徐师曾在这里明确地使用“文赋”这一词,这里的文赋是有别于古赋、排赋、律赋的宋人赋体,其特点是“议论有韵之文也”。

近人马积高先生在《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将汉体改称为文赋体,而将文体改称为新文赋体,从而提出了新文赋这个概念,“新文赋旧称文赋,其体与汉文赋同,唯语言较浅易,无板重的描写”。[1]霍松林先生在《论唐人小赋》中认为:“以《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汉大赋,韵散结合,或称散体赋,或称文赋。唐人取其散文句式和散文气势,而去其罗列名物、堆垛双声叠韵形容词及喜用生僻字词的缺点,用明畅生动的语言写景叙事,抒情达意,遂形成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文赋,可称为新文赋。”[2]曾枣庄认为:“文赋多散句而间用骚骈杂言。”[3]曹明纲认为:“文赋是赋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于唐宋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新类型,它在吸收以往辞赋、骈赋和律赋创作经验和形体特点的基础上,更融入了当时古文创作讲求实效,灵活多变的特色,从而在形体方面长短,句式骈散多变,创作不拘一格,韪材无往不适,用宽无碍,是以前任何一种形式的赋体所不能同时具备的。”[4]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文赋的界定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肯定文赋是赋中的近文者,有着不同于其它赋体的特征。文赋是随着唐代古文运而产生的,到宋代成熟的一种观注社会现实的和唐宋古文风格相似的但却大体压韵的新赋体。本文主要探讨唐宋文赋产生的原因。

文赋作为一种赋体的特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呢?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有着历史渊源,又和当时的时代是分不开的。文赋也是这样,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楚辞汉赋,同时又和当时的古文运动分不开。

一、文赋产生的历史渊源

虽然文赋在唐宋时才产生,但是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楚辞汉赋。祝尧《古赋辨体》云:“赋谓问答之体,其源出自《卜居》、《渔父》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驶,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由此可见,文赋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源自楚辞汉赋,是赋到唐末及宋的一种变体。

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上云:“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流源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云:“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穷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塑《客难》;柳子厚《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符》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5]祝尧《古赋辨体》卷八《秋声赋》题下又云:“些等到实自《卜居》、《渔父》篇来。……”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文赋仍是赋体的一种,与传统的赋体有一种前后承接的联系。

二、文赋的产生与唐宋古文运动

尽管文赋是赋体的一种,与传统的赋体有一种承接关系,但是它的产生和发展又是时代的产物。文赋是伴随着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古文运动”主要是指发生唐宋时间的一次文体革命,它的口号是“文以明道”,即要求用散文来阐明儒家古道的宗旨,摆脱骈俪体裁的束缚,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

文赋的产生是和古文学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古文运动家们主张文体革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先秦两汉古文,韩愈提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柳宗元提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元西汉文类序》)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赋是他们在和唐初以来盛行的俳赋律赋作斗争的产物。祝尧《古赋辨体》卷八《秋声赋》题下云:“些等到实自《卜居》、《渔父》篇来。迨宋玉赋《风》与《大言》、《小言》等。其体逐盛,然赋之本体犹存,及子云《长扬》纯用议论说理,逐失赋本真,欧公专以此为宗,其赋全是文体,以扫积代俳律之弊。然于三篇吟咏性情之流风远矣。”

古文运动学家们为“扫积代俳律之弊”提出了学习古赋。何为古赋?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认为屈宋楚辞固属古赋,而“相如长于叙事而长时昧于情,杨雄长于说明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辞理俱美,若是者风何凡不发乎情耳!然《上林》、《甘泉》及其铺张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炫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长门》、《自悼》等赋缘情发义,论物兴词,咸有和平从容之意,而比兴之义未泯,故君子犹以为古赋之流也”。[6]由此可见,古赋应是屈宋楚辞及两汉兼具比兴之作。古赋主要是骚体赋和汉文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提出学习古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先秦两汉的时代。他们提倡的却是一种有别于古赋之外的平易自然的赋体和赋体风格,即文赋。

文赋不是对古赋的简单模拟,而是在此基础的继承和超越。以韩愈《进学解》为例,韩愈《进学解》就是在模仿《答客难》和《解朝》的一篇赋作,但是它不是简单模拟,而有创新。清人储欣评韩愈《进学解》云:“其体自汉人来,其文则汉未有,自此文出,而《客难》、《解朝》、《宾戏》接踵仿效者,于是乎绝矣。信乎其能超前断后也。”[7]又在《唐宋家类选》卷三中云:“局调句字,匠心,雄深奥衍,固非《客难》、《解嘲》所能颉颃也。”清人林云铭在《韩文起》卷二中云:“首段以进学发端,中段句句是驳,末段句句是解,前呼后应,最为绵密。其格调虽本《客难》、《解朝》、《答宾戏》诸篇,但诸篇都是自疏己长,此则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气处之。看来无叹老嗟之迹,其实叹老嗟卑之心。无有甚于引此者,乃《送穷》之变体也。至其文,语语作金石声,尤不易及。”

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观注社会现实。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认为古代圣贤之言或百家之学都是该时代不平现实的反映。韩愈正因为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态度,又自觉地把古文与现实联系起来,才突破了正统儒家的束缚和“文以明道”的狭窄藩篱,使古文反映了现实。

观注社会现实也是文赋的一个重要特点。古文学家们提出了学习古赋,直承屈宋楚辞的抒情传统,将赋视为与诗文一样都是抒情达意的载体,他们以赋抒写怀抱,表现现实生活。所谓“文之神处,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吴处厚,《青杂记》)便是代表性的理念。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赋必关著自已痛痒处。”在不少赋中赋家可以关心民疾,直面社会问题。如唐杜牧《阿房宫赋》借秦警唐,目的在于通过写阿房宫事总结亡秦教训,使唐敬宗李湛引为鉴戒:统治者横征暴敛,荒淫无度,其结果只能是民怨沸腾,国亡族灭。宋王禹的《吊税人场文》、《续戎火文》、《诅谅剩文》三篇文赋抨击了社会的苛政问题,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的本质。

从创作实际看,古文运动先驱往往都是一身二任,他们既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文赋的集大成者。他们大部分在实际中从事文赋的创作,是文赋创作的集大成者。如唐李华《吊古战场文》,萧颖士《伐樱桃赋》,独孤及《梦远游赋》,韩愈《进学解》、《送穷文》、《吊田横文》,柳宗元《答问》、《设渔者对智伯》;宋王禹《吊税人场文》、《续戎火文》、《诅谅剩文》,欧阳修《秋声赋》、《憎苍蝇赋》、《庆天以实不以文赋》,梅尧臣《鬼火赋》、《鬼火后赋》、《灵鸟赋》、《乞巧赋》、《鸠赋》、《鱼琴赋》、《矮石榴树了赋》、《雨赋》、《击瓯赋》、《风异赋》、《针口鱼赋》,苏轼《墨竹赋》、《滟堆赋》、前后《赤壁赋》、《黠鼠赋》、《乳腺赋》、《飓风赋》、《秋阳赋》,苏辙《缸砚赋》、《墨竹赋》、《黄楼赋》,张耒《卯饭赋》、《哀拍牙赋》、《秋风赋》。

总之,文赋作为一种赋体的特形式,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楚辞汉赋,同时它又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在浩浩荡荡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赋到唐末及宋代的一种变体。

参考文献:

[1]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21.

[2]霍松林.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01).

[3]曾枣庄.论宋人文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4]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卷十五.

[6]徐志啸.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52.

[7]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