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思考引领实务操作

媒体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变化等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媒体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传播者与报道对象、受众乃至媒体主管机关等客体的互动得以实现的。相关各方尤其是传播者如何在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规范的框架内，以理性思考引领实务操作，法理与人情兼顾，愿望与效果俱佳，保证实现预期的正向传播效果，是各方所共同期待的目标，也是研究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而在目前的媒体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失望的现象：将个人的观点和情感强加于报道中，进行媒体审判，干扰司法独立，影响公正判决；让那些受到资助的大学生出来亮相，并在报道中指名道姓地指责那些没有明确表达感恩之意的学生；让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遍遍复述悲惨的细节……不但给相关报道对象带来难以忍受的困扰，也严重影响到公众对于新闻队伍的评价，危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地位――媒体一旦失去公信力，必将是灾难性的。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王军教授新出版的《传媒法规与伦理》(中国传媒达学出版杜，2010年3月)一书，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于当前媒体实践中的问题，非常清晰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提供了解决方案，不但着眼于保护报道对象的合法权益，而且着眼于保护新闻工作者和媒体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形象；既强调保护国家利益、司法独立，又注重保护人的尊严和各项权利，既有对于行政管理体制和媒体运行机制方面的周到建议，又有对于媒体自律和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的善意提醒。

这本新著在不失理论深度的同时，体现了很强的实用性。书中援引了大量生动案例，包括近年发生的广为人知的北京“纸包子”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撞人”事件等等，加以入情入理的点评和分析，使人读书时不觉疲惫，也没有思维“断线”的感觉，反而感受到了一些阅读乐趣，籽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在第三章《传媒与司法独立》中，作者指出，媒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司法部门要加强法制建设、捍卫司法独立，实现传媒与司法的平衡与互动。在第八章《传媒伦理概述》中，作者归纳出传媒伦理的五大原则：生命至上原则、真实性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善意原则、良知原则。这些论述本身就给人启发，再加上那些令人深思的案例，足以提醒大家在新闻实践中加以注意。

作者不是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研究者，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案例的同时，也参与了大量实际操作，因此，作者针对媒体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具有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鲜明特点。如涉及妇女、儿童、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报道等，作者都明确地提出了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对媒体报道实践来说是可做依据的行动指南。媒体可以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予以细化和完善，进一步规范新闻工作，提升专业化水平。

书中充满着对法律法规的敬畏和遵从，对人性的关爱和尊重。对于时下媒体的若干不当做法，作者在书中给予了批评和警醒，也表示出无奈和遗憾，但传递给读者的更多是怎样做得更好，更合乎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最大程度上保护相关方面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传播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不是把棍子全都打在媒体身上，而是指出规范有哪些、规避风险的方式如何，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批评层面，上升到建设性的高度了。例如，名誉侵权是媒体诉讼最常见的案件之一。作者不仅分析了传媒侵犯名誉权的方式、构成要件，对名誉侵权的抗辩事由条分缕析，列举了内容真实、公正评论、特许权等有利于媒体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特殊事由，而且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案例，对于媒体从业人员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关于隐私权，作者也同样指出了传媒过度侵犯私人空间的情形，分析了抗辩原则，值得媒体人思索并在实践中注意防范，做到谨慎操作、效果为上。

作者在书中多处讲到法规学习和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明确提出应该注意的情形、需要避免的问题、符合规范的用法，足以显现作者的责任心、爱心。书中的内容不仅对于当前的新闻从业人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尚未走出校门的学生也有更值得关注的“熏陶”意义。当然，本书也适合传媒法规研究者、司法界人士、相关行政管理者阅读参考，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各自不同的收获。祝愿名列“21世纪新闻传播学核心教材”的《传媒法规与伦理》能够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