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沉默权制度在中国法制建设中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8-000-02

摘 要 沉默权制度产生于17世纪后期的英国，它成为国内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始于20世纪90年代。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沉默权的内涵。其次重点阐述了沉默权与我国现行被告人制度的关系。最后提出了沉默权制度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即沉默权的宪法意义。

关键词 沉默权 事先警告规则 米兰达警告

《圣经》四福音中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对他的子民这样说道：“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1]。”也正是这段话，后来成为基督教徒们用来抵制教会“职权宣誓”，进而反对任何宣誓的根据。

一、沉默权的内涵

沉默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持沉默包括明示拒绝和消极沉默；一是做出陈述包括在不宣誓情况下作证[2]。对此各国多有不同，而对于沉默权的内涵西方学者的普遍理解是从以下四方面出发的：（1）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是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犯嫌疑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3）警察、检察官应及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这个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4）犯罪嫌疑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法庭不得将犯罪嫌疑人出于非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做出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沉默权与我国现行的被告人制度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口供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在国外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或“最完美的证据”。这与被告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更甚者在案中口供更是案件定性的关键。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国很早就有“罪从供定”，“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3]”的说法。走进中国监狱或看守所的审讯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任何一间审讯室都必不可少的装备。它的存在就如同屋内的日光灯一样自然。不可否认，坐在犯罪嫌疑人的位置，抬头看到高悬的八个大字，心中一定会产生恐慌。然而如果此时坐在那个位置的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呢？如此强大的心里压力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背后代表着什么？是对公民利益的维护，还是国家强制的体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诉讼政策发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当时社会法制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打击阶级敌人，坐在被审讯席上的多是各种威胁国家政权的犯罪，这与今天的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今天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外衣下更多的是各种以暴力获取口供的丑恶。诚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稳定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坐堂问案的官老爷们开始忘乎所以理所当然的认同自己的高人一等，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遍体鳞伤的“犯罪嫌疑人”的出现将不再是社会奇闻。“刑讯逼供”与“屈打成招”虽说有着些许的不同，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再退一步说， 即使在我们面前坐着的是一个杀人狂魔，无论他多么的丧心病狂，坐在“审讯席”上的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对他的种种作为予以评价甚至是拳脚相加。如果说我们的司法工作者真的如此作为，那么与坐在你对面的杀人狂魔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难道说因为他犯了错，紧接着犯错的你就可以得到谅解吗？难道说别人的错误可以作为你犯错的理由吗？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源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必然导致刑讯逼供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从二者产生的时间上就可以予以证明，那么是什么导致刑讯逼供的存在？

笔者认为：首先是人们对口供的崇拜。翻阅中外法律书籍，口供一直被称为“证据之王”“判案之准”。在中国的历史上按供定罪的案例比比皆是。侦查条件的限制固然是过分追求口供的原因之一，但是口供本身为办案带来的便利也是人们难舍口供情节的原因。仅以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七大证据而言，口供是最易获取的。无论案件大小、数量，在司法人员手中总少不了厚厚的审讯笔录。而破获案件、抓住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甚至犯罪团伙的线索也多藏匿其中。再加上纠问诉讼的长期存在助长了司法人员的懒汉思想和特权思想；其次虽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有些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口供显得尤为重要。取得口供成为是否能够定罪量刑的关键。以长沙市2004年某案为例，犯罪嫌疑人始终辩称：二人是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其未对被害人使用暴力相胁迫。又因案发当晚天气十分恶劣，警方在案发现场未能发现明显证据证明被害人所说的情况，所以法院最终认定不构成罪。有以2005年6月长沙某小区内的一弃尸案为例，虽然被告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但由于发现尸体时据案发已有三月余，且天气炎热。警方又无法找到第一案发现场和有关目击证人及作案工具，致使案件陷入僵局。正是由于某些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口供成为破案的“万能钥匙”。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部分办案人员自身素质不高、官本位思想严重也是刑讯逼供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三、沉默权制度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意义

沉默权制度的优点显而易见，那么它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社会呢？

沉默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笔者认为中国需要沉默权。然而从现阶段的中国法治实践上来看，直接移植沉默权制度条件尚不成熟，也不符合现阶段国情。但是将沉默权制度的内涵用中国自己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来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沉默权的起源国──英国为例，沉默权的产生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个人运用沉默权反对教会法院以强迫宣誓程序作为获得自我归罪证据工具的阶段；二是16世纪起，个人在世俗法院中反对官方就问程序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人们运用《大》等宪法性文件，进行着争取沉默权的斗争。再看“米兰达规则”的起源国──美国，1789年提出，并于1791年12月15日生效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明确规定：“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财产”，“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此确立了美国刑事沉默权的宪法地位。在那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对第5条作了以下修改：a.这一特权仅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它不仅指实质上导致自我归罪的陈述，而且包括所有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其他证据；b.这一特权不仅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主张，而且能为证人所主张；c.这一特权不仅可在侦查程序中主张，而且可以在审判程序中主张；d.这一特权限于为本人利益而主张。不能扩大适用于他人利益；e.这一特权只适用于自然人，不能适用于法人。在美国众多判例中，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randa vArizona）可以说是这一制度的完美运用。通过这个案例，在美国建立起了完整的沉默权“告知”程序。可见，美国的沉默权规则，最初也是从宪法和宪法判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者，从宪法角度来看，沉默权制度本身就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说与不说本来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笔者认为，应将沉默权在宪法中予以体现。具体说来：第一，在修宪程序上，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第二，在修宪内容上，应当明确沉默权是适用于刑事诉讼的从人权角度出发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必要的时候应加以适当限制。第三，在修宪的章节安排上放在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更合适。

在全文的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沉默权能否在中国予以确立，沉默权制度所保护的“人权”都是中国社会法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参考文献：

[1]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子爱国运动委员会.圣经.2003.

[2]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09.

[3]宋世杰.诉讼证据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