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设立积极意义浅析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45-01

何谓“沉默权”，泊来之初的主要意思如下：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有选择供与不供的权利。在西方沉默权制度由来已久，这一制度最早源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的利而伯案中，利而伯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沉默权制度开始显露雏形。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此后，美国最先移植了这一制度，1963年“米兰达告诫”的出台，在程序上保证了沉默权的实现。在此之后，许多国家都对沉默权作出了规定，并成为国际公认的法律规定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都在逐渐与国际接轨，而国内学界对于沉默权在中国设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既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也是国家法治进程的一个方向。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即将实行，该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此同时，犯罪嫌疑人对讯问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的义务却未有变化。在笔者看来，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正是在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沉默权制度设立的一种新的尝试。这种沉默权制度的设立尝试对于一线侦查部门来说，是有着直接影响的。因为现阶段的侦查中，与犯罪嫌疑人针锋相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必经阶段。更重要的是，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与其他刑事案件又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贿赂犯罪，口供的依赖性由来已久，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贿赂犯罪基本都是一对一，而且没有特定的环境或者制约因素，导致附属证据缺乏。沉默权的提出与设立，无疑会给我们贿赂犯罪侦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作为一名侦查人员，笔者认为沉默权的设立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设立沉默权对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文明执法，减少刑讯逼供等不文明执法现象有积极意义。佘祥林案余波未平，少数省份犯罪嫌疑人死亡的通报又接踵而至，而刑讯逼供等不文明的执法行为是“头号杀手”，设立沉默权就是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对于现阶段的侦查工作来说，会促使侦查人员不能以精神、肉体等强制手段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一种保障，同时也能使侦查人员进一步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文明执法，减少因刑讯逼供等不文明执法行为产生的冤、假、错案。事实上以美国为例，在“米兰达告诫”出台后，警方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发生率，几乎降到了零。与此同时深入贯彻人权观念，促进文明执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对促进我们转变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有积极意义。沉默权的设立必然会导致有些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讯问的时候拒绝回答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侦查理念，首先要改变传统侦查观念中对口供根深蒂固的依赖，重视其他相关证据的搜集，其次我们要从纯粹依赖口供、从供到证的破案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其他证据，由其他证据破获案件的模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转变这种侦查模式呢？笔者认为要从过去轻初查、重讯问的模式转变为初查、讯问并重模式。案件的初查显得至关重要，应该把初查作为整个案件侦破过程中的重点，初查工作要细致，详尽，为后续侦查工作夯实基础。此外应加强技术侦查手段和特殊侦查手段的运用，在完善初查的同时，运用可以一切可以使用的侦查手段，比如定位跟踪、测谎技术、化妆侦查等，固定证据。因此侦查机关要把设立沉默权作为我们侦查工作改革的动力，切实转变侦查观念，实质带动侦查模式的转变。即将实行的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秘密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我们更应该以此为契机，吹响侦查改革的号角，运用全新的侦查理念促进侦查模式的转变。

最后确立沉默权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健全社会法治有积极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遵循国际惯例，加强与他国法律的沟通。而沉默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积极作用是多数法治化国家的共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使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理念高度契合。司法机关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侦查机关作为必不可少的一环，更不应该把设立沉默权看成是“洪水猛兽”，要有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当然沉默权的最终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是个好的开始。中国想要完善沉默权制度，首先应该在汲取已有沉默权制度精华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等国情出发，逐步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其次在不断完善沉默权制度的同时，对沉默权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控制，即对已设立的沉默权制度进行限制，这也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及社会体制决定的。而作为侦查机关，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更应该理性看待沉默权设立，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新的适应中国法治进程的侦查方式、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担负重任，适应趋势，寻求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