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大师塞西尔·比顿的传奇人生

英国人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有着贵族般的脸庞――线条分明的轮廓、鹰钩鼻和薄嘴唇，作为国际知名的摄影师、服装设计师、作家、和社交活动家，比顿凭借自己的颜值和独一无二的时尚品位在社交界高歌猛进，取得了巨大的职业成就，面对评论家的批评，他的武器则是他的生花妙笔。

比顿生来就充满了艺术家的激情，想要回应他周遭的世界。他位于苏赛克斯花园的摄影工作室里总是往来着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据说人满为患到举步维艰。他竟然还有时间画油画、写生、做雕塑、做舞台设计、在日记中吐槽。他的日记充满了对时事和名人的诙谐评论。在他笔下，艺术家奥古斯特・约翰是“唯一不会唱歌的威尔士人”；凯瑟琳・赫本（好莱坞电影明星）是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鼻孔大如牛，声音像秧鸡。世界上所有的朗诵法也挽救不了她那浓重的鼻音。”

穿衣总要惊世骇俗

塞西尔・比顿对于外表的重视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比顿生于190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尚年幼。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急于把旧世界甩在身后。在他看来，上一代人从衣着打扮到思维方式都已经过时。一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联盟（United Nations，简称国联）无力阻止法西斯力量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针对法西斯政权制定了姑息的绥靖政策，更是让比顿对政治失望透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先锋派的穿着是年轻人彰显他们改变世界诉求的一种方式。早在19世纪，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就观察到当时游荡在伦敦街头的年轻人，他称他们为“风流人（Dandy）”。新兴的时尚总是出现于社会转型或者动荡期。纵观服装的历史，人们在社会气氛无比窒息的时候总是倾向于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以此来回应对他们个人角色和职业定位的重估。克里斯蒂安・迪奥在1947年的“新风貌（New Look）”女装就是一例，通过重塑女性轮廓，迪奥给战后平淡的r尚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还在剑桥大学上学时，比顿的穿衣打扮就十分引人注目。他第一天到圣约翰学院报到时化了妆，穿了礼服外套、黑白拼色长裤、一双红色鞋子，脖子上围了一条大围巾。他还在头发上抹了橄榄油，好让头发看上去闪亮顺滑。他喜欢戴手套，穿双色拼皮的布洛克鞋、粗革皮鞋或者牛津鞋，走起路来鞋跟铿锵作响。比顿选择的这些衣物都是反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极其大胆。在20世纪20年代这样打扮，比顿是有意挑衅社会陈规。他还对有着大面积刺绣的奥地利服装颇有兴趣，传统的奥地利服装以有大翻领的短外套和及膝短裤为代表。在一战后二战前，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都很向往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地区的服装在二战前就是时尚的同义词。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最引人瞩目的时尚偶像是一群被称为“光彩年华（Bright Young Things）”的年轻贵族，比顿费尽力气才打进他们的圈子。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多是贵族和商业大亨，他们追逐感官享乐，常常彻夜寻欢作乐，给英国的报纸和杂志提供了不少“新闻原料”。在20世纪20年代末，比顿和这群年轻人打成一片，此后他的摄影工作将他带到了美国。但是终其一生，他的穿衣风格都是舆论争议的焦点――有人不吝赞美之词，也有人狠狠鞭挞。这也是比顿异于众人的地方，当成年人的责任和工作的压力与青春期的欢愉相冲突时，大部分“光彩年华”的成员都过上了平静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但是比顿一直我行我素，将惊世骇俗的穿衣风格坚持到底。

演员兼剧作家诺尔・考尔德认为比顿的风格“明显被高估了”，因为他总是搭配撞色的袜子、领带和口袋方巾。考尔德担心这种挑衅的穿衣风格会招致对比顿性取向的议论。在那个年代，同性恋是一种犯罪行为，也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但是考尔德本人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他总是穿着标志性的高领衫。作家贝弗利・尼古拉建议比顿不要化妆，虽然男性化妆在英国的“光彩年华”圈子里非常流行，但是美国不吃这一套，比顿既然想在美国立足，自然要入乡随俗。

尽管毁誉参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流行和时尚的包容度与日俱增，比顿的风格终于在1970年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最大褒奖。他登上了“国际最佳穿衣榜”，上榜的都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时尚名流，比如设计师皮尔・卡丹、于伯特・德・纪梵希、菲亚特公司的老板贾尼・阿涅利和法国摄影师诺曼・帕金森等人。

比顿运用他炉火纯青的穿衣技巧打造出自信的个人形象，在追求职业成功和个人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他紧跟男装潮流，在他的衣柜里常常可以发现时下最流行的单品。比顿风格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二战前后的男性对“潮流”的态度变化。在比顿出生的1904年，伦敦街头游荡的“风流人”是在向19世纪致敬，而到了比顿离世的1980年，咖啡店和夜店里逡巡的朋克帮、摩登派们则是在展望一个崭新的未来。

比顿很年轻就进入了伦敦时尚界，他的姐姐当时初入社交界，为他搭建起人脉关系。比顿的时尚嗅觉是天生的，他只要看一眼肩部的剪裁就知道，一件裙子来自巴黎哪家服装公司。很快，比顿就成了时尚界的专家，他游说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世界首个时尚展览，并从自己的衣橱中挑选出一些衣物转送给博物馆，这些衣服成了博物馆的永久藏品。

张扬的穿衣风格帮助比顿打响了时尚达人的名号，但是后来却成为他摄影事业的绊脚石。在美国，比顿招摇的穿衣风格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批评。出于建设个人形象的考虑，比顿逐渐放弃他在剑桥时代逐渐形成的浪漫主义风格，开始选择更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衣物，但是他的穿着从来不乏味。

比顿还是一个成功的服装设计师――1957年，他为好莱坞电影《琪琪》所做的服装设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1964年，他凭借电影《窈窕淑女》再次获得了这一奖项。在服装设计上，比顿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在《时尚》杂志社的同事大卫・贝利说：“比顿或多或少‘发明’了《窈窕淑女》里爱德华时代（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的衣着打扮（比顿设计了电影《窈窕淑女》的场景和服装）。也许不符合历史，但现在人人都相信爱德华时代的人就是那样穿衣服的。比顿让整部电影看起来时髦极了。”

最聪明的摄影师

比顿独树一帜的穿衣风格来源于他逃离的欲望，他成长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恩内斯特・比顿是个木材商人，也是个业余演员，他在一出话剧中扮演主角的时候遇到了塞西尔・比顿的母亲。比顿上中学时就显露出了艺术天赋，他的同学西里尔・康纳利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比顿在学校音乐会上用美妙的歌声震惊了所有人。

据比顿回忆，他对摄影的兴趣发轫于三岁时，当时他无意间瞥见了当时一位著名演员莉莉・艾尔丝（Lily Elsie）的照片。他被迷得神魂颠倒，随即开始寻觅他心目中女神的所有肖像画、照片。比顿11岁时，家里的保姆有一架柯达3A相机，开始教他基本的摄影技术和冲洗胶片的方法。他常常让母亲和姐妹充当模特，当时他就显现出对舞台静物摄影的偏好――他让姐姐置身于灯光中，裹着床单摆出戏剧人物的夸张姿势。当拍摄的照片足够满意之时，他会将照片寄给伦敦的一些杂志社。

比顿是个非常聪明的摄影师，他的早期人物肖像摄影反映了欧洲大陆文艺运动的流变，可以看出法国诗人、导演、文艺评论家让・科克托，俄罗斯画家巴克斯特和西班牙画家达利的影响。他用镜子、斑驳的墙纸、残破的古典雕塑和玻璃纸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幻境，让他的拍摄对象显现出超越庸常的魅力。

几十年来，他为《时尚》和《名利场》拍摄时尚大片，为英国皇室拍人物肖像，塞西尔・比顿用他招牌的戏剧风格记录下名流的日常生活。他对拍摄对象的处理方式优雅而有先见之明，甚至引起了摆拍技术的革新――他总是让他们置身于玻璃罩之下，或者穿着银色的衣服靠着柱子或者宝座，活像一尊雕塑。大卫・贝利说：“他就是有那种能力，让人们看上去好像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一生一世。”

比顿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时尚》的签约摄影师，他穿梭往来于美国和英国版《时尚》的办公室，为社会名流、电影明星和名人拍照，撰写时装秀、社交事件和皇室活动的报道并绘制插画。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比顿在业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优雅时髦的名声。他更喜欢为女性拍照，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男性贵族――包括格罗斯特公爵和爱丁堡公爵――都受不了过于女性化的造型。不过男演员、音乐家和作家还是很乐意成为比顿的模特，他给演员吉尔古德、作家赫胥黎都拍过照片。

比顿将女性唯美化的本事也引起了英国王室的注意，1936年的退位危机将新国王乔治六世推到台前，但是口吃的乔治六世在公共场合总是无法放松，只好把公众关注的焦点转向王后伊丽莎白。这种情况下，有谁能比比顿更加胜任这份工作呢？

伊丽莎白王后并非时尚界人士。辛普森夫人在爱德华八世退位后被问到新任王后能为英国时尚做出什么贡献时回答说：“她呆在家里就好”。比顿和皇家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就是改变这一大众认知。1939年，乔治六世和王后出访法国，比顿为王后拍摄的照片看起来庄严、浪漫、美丽，成功扭转了外界对王后不时髦的印象。

1937年，温莎公爵召唤比顿到法国为辛普森夫人拍照，这完全是一起公关行为。公爵希望比顿的照片能抵消掉英国小报对辛普森夫人的攻击和诋毁带来的负面影响。比顿最终拍出了让挑剔的辛普森夫人都非常满意的照片――她在其他摄影师镜头中格外分明的骨架在比顿的镜头里似乎隐形了。一个月后，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婚礼的摄影师也是比顿，这也成了比顿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塞西尔的摄影风格对许多后来的摄影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摄影师马里奥・德斯蒂诺对现代多元社会的捕捉颇有比顿之风，他说：“他拍照的样子就好像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摄影师。”另外一个当今著名时尚摄影师尼克・奈特赞扬比顿的作品：“非常优雅，他给姐姐以及其他社会名媛塑造的形象既感人又有趣，仿佛她们是陶瓷做成的瓷偶。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他的影像记忆总是敏感而诗意。”

随着年轻一代摄影师如理查德・艾弗顿和欧文・潘纷纷进入媒体的视线，比顿变成了“那个老派摄影师”。大卫・贝利说：“他的弱点是他想被主流所接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但是突然从伦敦东区冒出一帮年轻人，宣称自己蔑视主流。这恶化了他的处境。”

收藏与日记

比顿对制作剪贴簿的爱好则不那么为世人所知。1973年，在中L使他彻底瘫痪的前一年，比顿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双眼就是我的命。”图像世界是他创造力的来源和养料。在40年的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地剪下杂志上的图片、报纸上的报道，他还收藏戏剧节目单和门票、圣诞贺卡、明信片和电报，将所有的藏品都粘贴在剪贴簿上，数量以千万计。他曾经出版过一套限量版的书，内容就是他的剪贴簿，由比顿亲自设计封面装帧并撰写注释。此书涵盖了他五年的旅行时光，其中有“我的咔哒作响的油画工具箱、橙色的条纹睡衣、剃须膏和一本格特鲁德・斯坦因的小说”，以及来自好莱坞和英国皇室的合约。

在生命的最后30年里，比顿是时尚界和创意界的中心――他是皇家御用摄影师、奥斯卡获奖电影的服装设计师和王尔德戏剧的舞美设计师，还是娱乐圈的编年史学家，从奥斯卡影后，如奥黛丽・赫本，到摇滚明星，如米克・贾格尔都免不了被他评头论足一番。他的日记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塞西尔・比顿――混合了洞察力、狂妄、任性、势利的复杂个体。在拍摄了温莎公爵夫妇的婚礼之后，他似乎成为了温莎公爵和辛普森夫人的朋友，但是在公爵去世后，他这样议论辛普森夫人：“她此后的人生毫无悬念。她将住在丽兹酒店，变成一个耳聋的糊涂老太婆。”

那么所谓的“比顿主义”怎么定义呢？他生来就是个局外人，时髦又不够时髦。他的家族靠贸易起家，受过良好的教育，读的是哈罗而非伊顿，（大学）念的剑桥而非牛津；聪明但不够智慧；好看但不够英俊；浮华但不够魅力四射。不过，他的“国际范儿”让他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永远不缺工作。塞西尔・比顿的摄影成就和时尚影响会被永远铭记，他那些非同凡响的作品就是优雅与美的代名词。但他的个人形象却充满了刻意的创造，通过精准的计算获得通往他所向往的成功世界的入口。当一个人对虚荣和造型的迷恋成为其前进的动力时，吸引力就丧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