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博弈角度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

摘要：文章通过建立不合作模型与合作模型进行比较，得出合作博弈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理性选择的结论。并用合作博弈模型提出几个命题，分析得到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合作博弈需要满足的充要条件。结合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情况，文章对该合作博弈的充要条件，即经济互补性、福利收益―损失、利益分配合理性一一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归纳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合作博弈的可行性。

关 键 词：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博弈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2-0096-06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中国和东盟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国―东盟贸易额以年均约18%的速度递增。2003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782亿美元；2004年双边贸易总额已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1058.8亿美元。2005年1月至10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到1052.4亿美元，基本接近2004年全年的水平。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已初见成效，那么，中国―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今后究竟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未来的合作如何才能顺利进行?本文将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

一、合作博弈――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理性选择

关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是走非合作博弈的路线还是走合作博弈的路线，许坚和张二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曾谈到，“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存在许多非经济障碍因素，但在追求国家权力的博弈中，合作至少提供了双方都受益的可能，不合作则很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1]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应该是一种非合作博弈。胡晓珊认为，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更符合一种轮流讨价还价的博弈。[2]

笔者认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有效性、公正、公平。而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益的，也可能是无效益的。合作博弈区别于非合作博弈的主要特征在于所研究的行动参与人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通过有效磋商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后，合作各方可以建立一个利益平衡机制，使得合作中获益较少的成员确信暂时的获益受损可以从长期稳定的合作中得到补偿，而获益较多的成员会自愿在某些方面为其他成员的利益承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从长远看，一种稳定的经济合作会使所有合作成员分得大致公平的收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将在区域内产生静态效应(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和动态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区域内成员国因此可能获利。如果通过合作成员国之间的有效磋商来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即合作各方共同认可的协议，就可以确保这些效应能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一体化过程中得以实现。

我们建立不合作与合作两种模型来比较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和合作博弈条件下的结果。虽然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包括了贸易、投资、货币等多个方面，但为了方便表述，此处我们分析的是贸易方面的合作，投资与货币等方面的合作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假设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对市场进行分析时多依赖于自己对市场的预测而进行决策，决策时都不了解对方的意图，因此可将这种博弈视为静态博弈。

设参与中国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为n个，即博弈的参与人集合为N，N=(1，2，…n)，i∈N表示第i个参与国；第i个参与国的贸易量为S，可记为： S={S1，S2，…，Sn}。

每个参与国的战略空间是选择进行贸易的产品类型，设目前可供贸易的产品类型有m种，战略空间为：j∈M，M=(1，2，…m)， Sij表示第i国第j种产品的贸易量。每个参与国的支付函数设为利润，则第i国交易第j种产品的利润为Eij，i=(1，2，…，n)，j=(1，2，…，m)

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贸易产品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可认为是同值的；又假定信息充分畅通，要素完全流动，根据S-S理论，同一类型的产品价格相同，其高低由实际需要和总供给量决定。这样有：Eij=(Pj-Cij)Sij。式中Pj代表第j种产品的价格；Cij表示第i国生产第j种产品的成本；Sij表示第i国第j种产品的贸易量。在以上三个变量中，生产成本Cij一般是基本确定的，国家i可以控制的变量是Sij，即第j种产品的贸易量； Pj是第j种产品的价格，由市场的总贸易量Qj决定，有：Pj=ajbjQj，其中aj，bj为常数，Qj= Sij。因此，第i国的利润为： Ei= (Pj-Cij)Sij

若各国之间不合作，即各自按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决定其贸易量。假设资源充足，则决策问题为：

若各国之间合作，即在同一市场上按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各自的贸易量。设合作者之间制定的第j种产品的最低价为Pjl，最高价格为P，则决策问题为：

为了简化问题，只考虑两个国家的非零和博弈。根据前面的分析，参与的国家集合N={1，2}，设两个参与国贸易量为S1，S2，其贸易的产品品种有两个，即m=2。第一参与国在两种产品之间分配的数量分别为S11，S12，满足S11+S12=S1；第二参与国在两者之间分配的数量为S21， S22，满足S21+S22=S2。其支付函数为E1，E2，其中E1=f1(S11，S12)，E2=f2(S21，S22)。

将该式求解即可得Nash平衡解。Nash平衡解说明，博弈双方任何一方独自的偏离只能给偏离一方带来不利结果，但并没有说明双方的合作(同时偏离)的情况，因为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在非合作博弈中被排除掉了。

如果两个参与人合作，即意味着可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如果博弈双方都能遵守一些共同的协商准则来选择对策的解，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存在一个真实仲裁人的情况下，按照上述的某个“仲裁程序”来求得协商博弈解。

如果博弈双方完全合作，则博弈目标为：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非合作博弈解都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双方在这些解的基础上仍有改进的余地，而合作博弈通常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通过矩阵求解可分别得出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和合作博弈条件下S11、S22的值，将两种条件下所得的值进行比较可发现，在合作博弈条件下，双方的贸易量都得到提高，福利变好。这个关系在以下的具体实例中也可以看出。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初期是“蜜月”期，双方都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发展着两者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合作博弈的关系。表1模拟了2001年中国及东盟六国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两种经济合作组织下的福利变化。表1中采用对等变动额、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变化、产品出口值、产品进口值、贸易条件这几个值来反映福利变动。[3]对等变动额这个概念是作为家庭福利变化的衡量标准，对等变动额可解释为政策变化所导致的地区家庭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收入变化。对等变动额所显示的福利变化，其单位是1997年的百万美元。不同自由贸易区方案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是关于经济收益的一种比较普通和具体的衡量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最终用户所获得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总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贸易自由化程度密切相关。贸易条件通常是指一个地区的出口价格与自由贸易区所有参与地区的进口价格的比率，贸易条件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量。

表12001年中国和东盟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福利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杜文兴、瓦苏德万・加亚特雷《地区贸易自由化对新兴经济的影响：以越南为例》一文中数据整理。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及东盟六国的福利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状态下比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状态下都得到了提高。

综上分析可见，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一个合作博弈。在合作博弈的条件下，双方的得利最大，实现了福利最大化。

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博弈的充要条件

传统区域经济合作理论隐含一系列假设：区域合作参与国的权力是平等的；合作是完全互惠的。事实上由于大国与小国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合作的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得上都存在差异。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初期成果显著，但是双方的区域经济合作若想在今后一直走合作博弈的道路，也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充分必要条件。

命题1参加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各成员收益提高至少要等于由于参加经济合作而引起的各成员的直接收益损失。

命题1说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合作各方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而充分条件是合作各方能够通过有效的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分配并最终达成有约束力的利益分配协议，约束彼此的经济行为。若满足了这些条件，则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一定会给各成员带来大于不合作时所能获得的利益。[4]

命题2设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联盟为S， 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联盟为S′，即S?哿S′。i国不能同时参加S和S′联盟，则i国参与联盟S′使联盟收益的净增量要大于i国参加联盟S而使联盟收益净增的量。

其中，第一项是合作之前各成员国各自的保留效用；第二项是形成联盟N时联盟S全体成员国获益总和；第三项是未参加联盟S的成员(但仍在N内)对S造成的收益损失；第四项是联盟S的成员倘若与联盟S外的其他国家(N内的)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

由式(9)和式(10)可以看出：每个成员国参与合作的收益等于合作但没有效用(收益)转移时的收益加上相互停止合作时的收益之差的一半，即各成员国一直保持合作状态的收益要大于停止合作时的收益。[5-6]

命题2 说明，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命题3全体成员国均参与合作时，位于核心Shapley利益分配矢量将给每个成员国的利益补偿量为：

因此，补偿给i的总的净收益或从i之处取出补偿其他成员国的总的净收益(即Ti值可正也可负)就是i与其合作伙伴国全部净收益之差的和。任意比较双边的利益补偿量，式(12)的结论是：从不合作中获益较多的国家应从获益较少的国家那里得到利益补偿Ti{0}，这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益较多的国家应给获益较少的国家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只有这样才能有望达成合作协议。同时，获益成员国在补偿受损成员国后的福利应该仍然比未参加合作前有所提高。

命题3说明，虽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各方都想通过有效磋商使自己的获益尽可能多，表现出在利益分配上的冲突，但至少存在一种使各方均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它要求区域内各国均参与合作，在合作中获益较多的国家应给获益较少的国家以一定量的利益补偿。即在中国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哪方得益较多，就应在利益分配上对另一方进行转移。如果双方发展水平相同或相似，那么他们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是不需要收益转移的。

三、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可行性分析

从以上的三个命题及结论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需要满足经济具备互补性、合作后福利增加、利益分配合理这几个条件：

(一)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分析

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满足了这个条件，经济上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与市场等方面。

1. 自然资源禀赋互补

初级产品仍然是中国与东盟(特别是东盟四个新成员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国家属热带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印尼、马来西亚丰富的木材资源；印尼的矿物燃料；菲律宾的铜等都是中国需大量进口的产品；而中国的谷物、蔬菜和锌、铝、铅等矿产品是东盟所需要的。中国是东盟初级产品的重要进口国，是印尼化学木浆、纸品和菲律宾铜制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印尼棕榈油和泰国天然橡胶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印尼虾类与胶合板、泰国木薯粉和马来西亚棕榈油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而新加坡是中国石油产品的第二大供应国。中国与东盟在农产品和原材料进口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农产品和原材料方面的进口需求将继续增加。

2. 经济发展水平互补

首先，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上，中国与东盟国家虽有相似性但又有互补性。比较东盟各国的产业构成，可将东盟(文莱除外)分为 4 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新加坡，其产业结构具有发达经济的特征；第二层次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其第一产业在 8%~18%之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例相当；第三层次是越南和柬埔寨，第一产业在 20%~40%之间，是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的过渡；第四层次是老挝和缅甸，它们的第一产业比重高达 50%以上，第二产业比重不足1/4，仍属于农业经济。中国在三次产业分布上与第二层次的国家最为接近，与东盟其他几个层次的成员国形成互补。其次，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使中国在贸易发展上与东盟各国形成互补。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内部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也有不平衡性，恰好与东盟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形成互补。[7]

3. 技术与市场互补

首先，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填补了东盟市场的不足，东盟需求的扩大为我国商品出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方面，东盟内部市场潜力较小，严重依赖外部市场，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带来对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为东盟国家提供了巨大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东盟各国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对机械、钢材、玻璃、水泥、大理石等产品的需求；同时，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其对轻工、防治、食品、医药保健等商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其次，中国与东盟在技术上存在优势互补。如泰国在农业、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方面拥有技术优势，在集成电路、电脑、电讯器材、汽车零部件、化纤工业等方面也有较成熟的技术。中国在技术结构上有完整的基础技术部门和大量正在开发的中间技术，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也有相当的基础。中国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技术优势的东盟各国可以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收益―损失分析

1.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收益

第一，双方经济互补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的互补性是双方发展经贸关系最有利的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因贸易互补带来的市场容量的扩大，会极大地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产品中农产品所占份额将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带动东盟经济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东盟的机电产品为主的工业制品仍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双方各类工业制品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将促进国际分工的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疑将使得双方的经济互补性得以更好地发挥，从而提高福利收益。

第二，双方降低非关税壁垒的福利收益。根据原国家计委的研究，以 2001 年的数据计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通关程序的协调简化将减少成本 25%，也就是可以使我国至少增加 72 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另外，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能够使标准和认证统一，以 2001 年数据计算，则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将会增加 686 亿美元。此外，双方通过建立区域内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协调海关、银行、运输部门的管理和经营，将大大提高双边贸易的效率。因此，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使双方福利得到提高。

第三，区域内服务业开放带来的福利收益。我国与东盟在该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双方在承包工程和劳务、旅游业、文化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方面的合作都将得到促进。比如新加坡在建筑业、金融、电信和教育培训方面具备较大的优势。此外，我国与东盟在金融方面扩大合作有利于提高双方的国际信用，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从动态福利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增进国内竞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我国和东盟的技术合作等等。

第四，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福利收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国际分工中，在传统的垂直分工的基础上，水平型分工进一步发展，而且水平型分工中的产业内分工增加。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正逐渐从传统的、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产业间贸易转向以规模经济、产品异质性、需求偏好重叠等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而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强化了各国产业内贸易增长的因素，双方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构筑了现实基础，产业内贸易会使双方的福利收益都得以提高。[8]

2.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损失

第一，关税损失导致的福利损失。我国的关税损失相对来说较大，这在 2004 年第一季度“早期收获”计划实施后已有所显现。但从整体经济效率看，这一损失并不值得忧虑。我国实际关税并不高，降低关税一方面可以节省用于打击走私的部分成本；另一方面消费者将受益，同时厂商藉此降低了出口成本，最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第二，双方竞争导致的福利损失。虽然中国与东盟经济以互补为主，然而在出口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上的竞争也不容忽视，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给对方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9]

综合两者来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福利收益远大于福利损失。

(三)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利益分配分析

如命题2说明的一样，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任何破坏合作的行为都会导致其收益下降，只有真诚地与所有合作者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合作对中国和东盟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中，除了有谁受益的问题外，还存在受益多少和合作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各国不仅要享受合作的利益，而且也要承担合作的成本，如何分配合作利益及分担合作成本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合作能否持久地进行下去。一国从国家间的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可以分为绝对获益和相对获益两种。绝对获益是指各国都能够从国家间的合作中分享到各种利益；相对获益是指由于各国大小不同、强弱不同以及在合作中的地位不同而导致的利益分配也出现差别，有些国家可能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有些国家可能得到较少的利益。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同时又担心伙伴国会获益更多。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虽然可以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将会是很困难的，即使建立某种合作关系也很难长期维持。因为在任何关系中，国家的基本目标都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相互关系中能力的优势。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过分关注和追求会阻碍国际合作，因为一方面，一个国家不愿意接受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不均衡的利益分布，从而限制了合作的范围；另一方面，合作者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大大降低了合作的兴趣与热情。由于合作各方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因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合理地进行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成为了双方进行合作博弈的充要条件之一。[10]

在这一方面，如果中国与东盟双方都就此进行努力，就可以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使双方都心无芥蒂。根据命题3的结论，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是不需要收益转移的。中国与原东盟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相近，因此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在区域内进行经济合作是不需要收益转移的，对各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相对较小。而对于东盟四个新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由于它们经济相对来说较为落后，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阶段，因此为了满足东盟四国在加入自由贸易区后适应性调整的需要，给予了它们特别优惠和区别待遇及弹性措施，这些都是区域内利益补偿机制的体现。中国要注重尊重东盟国家的，有必要时，适当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在经济成本分担问题上，中国应尽量多分担一些成本以获得东盟国家的信任和认同。中国与东盟应加强沟通和理解，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各种形式的官方或非官方会议，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磋商机制，为区域内各方达成有效协议提供了一个平台，保证了区内各方尽可能大的获取区域经济合作所带的各种效应。

综合以上关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互补性、福利收益―损失、利益分配这几个条件分析看来，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已具备了进行合作博弈的良好基础，只要双方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相互加强理解和沟通，本着真诚的态度进行合作，合作博弈的目标就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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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许坚，张二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2).

[2]胡晓珊.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博弈研究[J]. 亚太经济，2004，(5).

[3]杜文兴，瓦苏德万・加亚特雷. 地区贸易自由化对新兴经济的影响：以越南为例[J]. 南洋资料译丛，2005，(3).

[4]史智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5]孙大为，刘人境，汪应洛. 区域经济合作的博弈论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

[6] David P. Myatt. Agreeing to Cooperate：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and Solution Concepts[EB/OL]. http：//malroy.econ.ox.ac.uk/dpm/，2002.

[7]Suthiphand Chirathivat.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Background，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2， (13)：671-686.

[8]王兰芬，林琳. 中国与东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J]. 当代财经，2004，(12).

[9]L. Tongzon.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A Bane or Boon for ASEAN Countries?[J]. World Economy，2005， (2)：191-210.

[10]曹云华.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的绝对获益与相对获益[J]. 亚太经济，2004，(3).

责任编校：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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