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4 06:34:56
Text_刘媛媛(大陆) Design_Phil Mattson (Channel.ad)
2008年年底的一天下午，突然接到社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古籍整理的大项目需要我们社抽调人手去北京长期工作，并问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务。电话里我仅得知该项目与明代职官制度有关，不过多年的历史学专业培养使得我深知职官制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也明白这一课题的价值，因此一口应允下来。
赴京前几日我才了解到具体情况，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着手研究的一个项目。之前一直是老先生一人在操持，到1993年的时候年表大体成型，但因为许多原因迟迟未能出版。2006年，此项目在我们社立项，随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录入阶段。到2008年底，录入工作已完成大半，但先生却在这个时候突然患病，急需助手协助完成全书校对及编排工作。我去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协助校对并跟进出版进度，确保该书得以尽快出版。
还记得第一次与先生见面的情景，在路上心里很是忐忑，因为将要面对的人既是我们的作者，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个病人。当真的见到先生时，之前的顾虑全部消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很不错，和我们有说有笑，尤其是谈到这部年表，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满满两箱手写稿摆在我面前，每本手稿的封面都用牛皮纸包着，上面标明了各表的名称。翻开内页都是先生自己手绘的表格，一张张打上框格的纸页上写满了娟秀工整的小字。针对每种官职各自的特点，表格样式还有所不同，看着这些，我愣住了，先生却笑了。他打趣地说：“被这两大箱子吓坏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我做卡片来记录的，结果整个家摆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了，后来想到换个法子模仿明史里已有的表先画出空白表格再往里填内容，这才走上了正轨。所以，你编校这个稿子，可得一开始就找好路子，否则也像我一样那就惨咯。你可以先看看例言。”
于是，我的编校工作便从研读全书例言开始，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了解到《明代职官年表》的时间断限从洪武元年(1368)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止，收录了明代16种职官，共19个表。收录的标准主要是这一职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不局限其品级的高低。全书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当年任职人员名单，并在人名后注明任职、调任、升迁、降免、致仕、罪诛、死亡等变动情况和变动的具体日期，一般一年为一页。书后附有《收录职官相关衙门沿革概述》和人物小传，为使用者提供方便。除以《明实录》、《国榷》、《明史》等书为基本依据，先生还广泛披阅参证了官私史书、政书、文集、笔记及地方志等，对其中有关职官的资料搜罗殆尽，弥补了官修史书的记载疏漏。另外，各种史料中有关官名、人名、时间三个方面的记载多有歧异，先生参据多方材料加以考证，厘清了许多问题。制表过程中先生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调整编排体例，希望年表能以最佳的编排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使用者带去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信息。直到我看例言的时候，先生还在对其进行修订，学术的严谨态度可见一斑。
接下来，我的校对工作正式展开。真正开始校稿了，才能明白先生在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表格中经常出现一个人名下用黑笔、蓝笔和红笔写了几条内容。问了先生才知道黑笔记录的是《明实录》上有关此条的材料，蓝笔记录的是《明史》上的内容，红笔的则是《国榷》中的记录，大部分后面都会打个钩表示经过考证最后采用哪种说法入表。遇到那些没有打钩的地方，我就当场问先生。他居然大多都能立即答出当时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无法取舍，并建议都予录入，且在每条后面标明出处以供后人考证。偶尔有记不清的，他就立即现场翻阅资料，有些资料不在手边，还打电话找人帮忙核对。看着先生为了确认某人某次升迁的时间而忙活一上午，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部年表的编写需要历时这么多年，这还真不是一件着急就能完成的活。
一周过去，我觉得每天这样在办公室校稿实在是太叨扰先生。所以，我提出把稿子带回住处看，等整理一批问题以后再集中来找先生讨论一次的建议。先生答应了。起初，我为自己这个安排很是高兴了一阵，以为先生从此可以安心在家休息。可是，不久就发现每次打电话去先生家里约见面时间，都是师母接的电话，并说先生已经去办公室了。我这才明白，先生之所以答应我带稿子回住处看，并不是想让自己休息，而是为我着想，怕我来回路上不方便。先生舍得花半天的时间去考证一个时间，却舍不得让自己休息一天。回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才明白为什么我没觉得他是病人，因为他自己从不把自己当病人。患病以后，先生每天的生活都照常进行，病情对他唯一的影响就是提醒他时间的可贵，让他更加勤奋地工作。
随着校对工作的推进，我去先生那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时间用来和排版人员打交道，每天盯着他们改红并根据新的内容调整表格版面。不过，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但令人欣慰的是，每次见先生，都觉得他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我甚至想，年表印成之时，说不定先生就可以痊愈了。
2009年年底，编辑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我每天都待在照排间，希望能尽快完成工作。11月底，连续两天接到先生的电话，对后记作了一些调整。电话里听出他嗓子有些沙哑，因为前次见面时先生精神很好，我就没往心里去，一心想着过几日等书下厂印刷的时候再去看他。可谁能想到，这两次通话竟然成了我和先生的诀别。12月份，先生辞世。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以至于我在照排间接到电话时很久没有缓过劲。随即，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如果我再抓紧点进度，说不定先生就可以看到书了；如果我当时接了电话就去见他，他就能对书稿做更多的交代了。先生还是像之前那样，默默地做着一切，很可能他给我电话时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感觉了，但是听到我正在按计划进行，也就放心不再多说什么。他总是这样，从不对人提出要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关注着研究。
如今，四卷本的《明代职官年表》已经问世。对于一般的史学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部案头不可缺的工具书；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部倾注了先生毕生精力和心血的劳动结晶，是先生坚持真理严谨治学的最好见证。它的出版填补了明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必将极大地推动明代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是一项造福学林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