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视角传承创新

2007年12月1日至2日，“第三次地方新闻史志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新闻史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史研究委员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主办，旨在展示地方新闻、报刊、广电史志研究成果，为老、中、青三代新闻史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切磋学术的平台。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及日本等国家的120多位学者，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了会议的一半，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会议共收到论文约100篇，课题涉及中外新闻史志、报刊史志、广电史志等。开幕式上，还举行了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创建成立的“中国新闻传播文献史料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

一

有关中国近代以来各地的新闻、报刊、通讯社、广电史志的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

在研讨会上发表的有关新闻、报刊史志研究的论文共有32篇。如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卓南生教授的《宁波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中外新报〉（1854～1861）原件及其日本版之考究》指出，《中外新报》是中国宁波最早的一家中文报刊，创刊于1854年，比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仅晚9个月，比起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7～1858）还早了两年又七个月。论其出版时间，则远比这两家著名月刊为长。尽管如此，报史学者对于《中外新报》却知之不多。原因之一是由于《中外新报》的原件大部分散失且不易寻觅；另一因素是该刊曾由两名美国传教士即玛高温和应思理先后主持，后者所编的《中外新报》未继承前者所编的序号，致使一部分只接触其中一名编者主持的《中外新报》的研究者对该刊的创始年月和内容等有所误解和混乱。卓南生还批评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的侵权行为，该书移用卓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的图片且不加任何说明者不下20张，且将《香港中外新报》和宁波《中外新报》的图片并置，予人两者系同一报刊的错觉。李润波的《由“邸报”到京报―――京报源流考》论述了历史上的无报头“邸报”发展到有报头的《京报》的大概过程，内中列举了一些鲜为新闻史学界所知的早期报纸原件为佐证。文章还提出了官方《京报》和民间《京报》的区别，“邸报”、“宫门抄”具体样式等新观点。

部分论文对报刊传播内容和传播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如杨立川的《论陕北民间传播习俗与〈边区群众报〉的大众化实践》，阐述了《边区群众报》通过对陕北方言土语、民间文艺等民间传播习俗的自觉利用来强化传播效果的办报经验。陈建云的《新闻媒体与“黄逸峰事件”》，通过解读与分析当时一些报刊对“黄逸峰事件”的报道，对报刊在宣传上的错误导向和局限性进行批判性研究，指出新闻媒体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有失客观与公正。

还有一些学者对新闻史志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如白润生的《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研究探微》指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是我国最早一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专著。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研究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出版了几部高质量、高水平的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专著。文末，作者呼吁各位专家学者不要忽略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志的研究，不要遗忘对少数民族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的挖掘与研究。马光仁的《研究上海新闻史的回顾和体会》介绍了上海新闻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他认为，研究新闻史要花大力气做好资料的收集工作。除普遍收集外，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查阅、访问等，力求有所开拓，有所创新。一是力求全面系统，不要把新闻史写成报刊史。二是注意新闻事业的主体意识，不要把它当作政治斗争的附属品；冲破传统看法，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哈艳秋在论文中指出了史志编纂的区别和联系，提出“体例科学，纵横交错；内容丰富，顾及全面；以点带面，以论带史；史料翔实，秉笔直书；文风活泼，语言生动；思路开阔，具前瞻性”六大续修广播电视史志的方法。

王大龙的《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史》一文，重温了在抗战浴火中涅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历史。郑德金的《在中央苏区创建的红中社》，重点论述了我党1931年11月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社―――红中社的作用和影响。红中社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级报纸，实际上起着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

二

邹韬奋等著名报人的研究，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论题。这方面的论文有25篇，最大的特点是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视角，并采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例如，马艺、关淼的《重读邹韬奋的大众新闻思想》，以历史为依据，重新审视了韬奋的大众新闻思想，解析了韬奋提出的“无党派的显性身份，超党派的隐形身份”和“以平民视角贴近大众，以文人高度引导大众”以及“历史是现实的依托”等过去并未深入研究的观点。谢金文提出，邹韬奋“以人为本”的办报理念既是目前新闻界应该遵循的基本职责，也是新闻媒介的成功之母。

在这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论文展示了著名报人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以及他们办报经验的传承价值。如曾宪明的《章太炎的报人品格》，以“苏报案”为研究蓝本，颂扬章太炎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指出“嫉恶如仇、胸怀坦荡”是贯穿章太炎一生至死未变的品格。庞荣棣的《功在国家、业在社会―――〈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之批评》，用大量事实反驳胡适对史量才的批评意见，指出“史量才的人格就是《申报》的报格，史量才的献身就是《申报》的永生”。普丽华的《作家报人周立波的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论证了周立波的“大众本位”、“杂志出人”和“评论出人”的编辑思想并指出了这些思想对现实新闻工作的指导意义。黄瑚、吴霞的《李浩然与〈新闻报〉》对过去几乎没有进入中国新闻史研究视野的《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及其对当时与《申报》齐名的《新闻报》的业务贡献作了初步的探讨。

三

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方法等课题进行了阐述。张昆的《新闻传播史演进的三大规律》，通过对新闻史整体建构的把脉，高屋建瓴地揭示出了中国新闻史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纵向与横向发展统一、螺旋式进化”三大发展规律。蒋海升的《“中国新闻史学史”学科建构初论》，指出在进行新闻史学史研究时要遵循三大原则：尊重史实，注重文本，历史主义；论从史出、史论统一，突出问题，将历史的叙述与逻辑的演绎相结合；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李谢莉的《如何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针对中国新闻史教学长期面临困境的现状，指出增加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附加值”，提高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是“突困”的一种有益尝试，认为适度整合新闻学科内其它若干课程势在必行。黎秀云、袁朝的《广电教学的生态学视角探讨》提出了在教学层面上整合资源、建立互动性开放性教学模式和产学研一体化的途径。

学者们还对新技术与新闻业及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如王润泽的《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一方面论证了有线电报、无线电报、电话、海底电缆、国际路线等新技术对新闻信息传输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好的技术却经常受到各种主管行政制度约束的现状，认为中国新闻界在利用新技术的同时要积极争取更好的制度以促进新闻业的发展。陈昌凤的《论电报的运用对中国式新闻叙事与新闻专业化的影响》，论文指出电报的应用，不只是改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而且建构了中国新闻的新的叙事模式，使得中国新闻叙事模式最终与西方的叙事模式相一致，而新闻叙事模式的改变，则最终体现出了中国记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

阮观荣在论文中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的系列史料，着重介绍了现场短新闻奖、中国新闻奖、韬奋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的有关情况，并通过对首届韬奋新闻奖10名获奖者的事迹简介和评价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新闻编辑、通联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人生价值取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湖北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