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行生活和旅行记

不怕同学们笑话,我至今依然坚持用笔在纸面上写作。其实也不是坚持,而是积重难返。我和你们一样喜欢电脑,喜欢互联网,但我每次尝试着转到电脑上去写作时,思绪便不能自驾甚至逃走,可见要改变一个习惯有多难。这也是我跟你们的距离之一。还有,我的中学生活里,没有坐飞机的记录,除了暑期跟父亲出去跑码头卖姜,坐过不足百公里的火车,基本没有远行的概念。但那时总想着去远方,去山那边,去更遥远的世界,远方对我是一种永远的诱惑,远方在我的心目中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我相信,这一点,我与你们是相通的。再有一点,我相信我们也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对文学的热爱。我有一个朋友说:“大元不是文学圈中人,他是一个从内心渴求攀登精神高地的文学中人。”对于许多文学圈中人来说,大声地说出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热爱和忠诚,恐怕是需要勇气的。这很不对劲,干任何一行,只有热爱着,才有一起来聊的基础。文学更是如此。

我还想告诉你们的是,目前我的状况很糟糕,当然也很快乐。为了谋生,为了事业,我始终处在一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就在今天写这些文字时,我刚自驾从水泊梁山回来,凌晨四点到的家。而前天晚上,是从临沂开往济宁,再前一个晚上,是从杭州出发去到临沂。两个白天在临沂和济宁洽谈项目,三个晚上都在路上。有趣的是,我的思绪一直游走在我的旅行记中,沂河的波涛相伴着孟良崮的战火,济宁街头那棵中国最出名的古槐,生生不息的是她的精灵,汶上宝相寺中的那一颗佛牙,据说是目前地球上唯一能亲眼目睹的。唯一的缺憾是,几次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都未能上一趟梁山。于是,昨天中午酒后,大伙一高兴,便一轰儿上梁山去了,很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味道。要不是当下梁山已无水泊,与想象中的相去甚远,当晚归途中的艰辛根本算不得什么。在这样的状态中,我计划着去冈底斯山脉,去天山山脉,去横断山脉,去秦岭,去太行山,去天姥山,更多的是去重走,去补课,比如秦岭深处的老子讲经台,比如太行深处的“壁挂公路”,比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我在那样的状态中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诉求于我的文字。正因如此,我想在宝贵的时间中,摒弃了关于游历类文字写作中的一些基本元素,和同学们谈谈我在旅行生活和旅行记写作中的一些自认为最重要的感悟。

快与慢

这看上去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永远的冈底斯》中25篇文章,除了个别篇章,几乎都是一气呵成,但成书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用了三年时间。无论旅行生活,还是写作过程,我始终在快与慢的矛盾中挣扎着。

从所涉内容看,有些篇章有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而写作当时也许只花了三个小时。从抵达目的地时间看,有时日行几千公里上万公里只要一天,有时几百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得花去几天时间。这些看上去都不是问题,其实都是大问题。

常常在这样的挣扎中,时间问题转换成了角度问题,方法问题,态度问题,甚至转换成了几千年的历史沧桑与文明感悟。

几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似乎一眨眼的时光,我们生活的城市即将进入地铁与高铁齐驱的双铁时代,而事实上这三十年的变化也确实抵得上过往的一百年甚至二百年,人生的感悟在这样的进程中,已显得特别渺小。文学领域内的精英,嗅觉特别灵敏,杭州才子昌建兄近年来就总在琢磨着一种慢生活,认为快是一种硬道理,九天揽月,五洋捉鳖,轻易就成了一种事实,而慢是一种无边的奢望,更是一种高品质的追求,快得起来慢不下来不行,慢下来快不起来也不行,这其实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问题。《中国国家地理》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杂志,该杂志的主编单之蔷在2009年度12月号的卷首语写了一篇《怀旧盘山路》。单主编担心,那些“之”字形的盘山路,将要成为古墓消失了。单主编认为,只有慢,才能看,才有接触,才能品味。古时“行万里路”的人非同小可,今日飞遍世界各地的人很多,但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今人的旅游大多是“到此一游”的“目的地游”。也有人发出不同的心声,且也不在少数,同为杭州才子的诗人郁葱兄说:“这种慢节奏曾经也是我的向往,后来发现自己根本不能忍受那么一种消磨在时间里的方式。”当然,上述三位所见,都是一己感受,我们没必要因此而强加观念。且我也反对“今日飞遍世界各地的人很多,但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这样一说。比如我当下的生活,满世界乱跑已是家常便饭,这也是一种积累,我并不认为自己因此而对世界所知甚少。

回头看我们中学生的生活,在考试的机器,分数的奴隶这样的高压之下,要实现行吟诗人般的慢式旅游,实在不太可能。难得学校组织出游,或者假日里家长携带出游,多半是通过旅行社,“走马观花”收获的总是皮毛,远不如同学们结伴搞一次野炊之类的记忆深刻。快节奏对于游记写作肯定是一个大忌,我们必须在快节奏面前沉静下来,细细地去观看,去感知,去品味,我们才能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知晓我们需求的是什么,明白我们的去路与走向。在火箭将太空船送上太空的途中,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更多,只有在太空漫步的时候,我们才会无穷无尽去想象。且将快与慢的命题留给日后去思索吧,让我们在快与慢中学会成长。

大与小

这是一个空间问题。在我心目中,远的就是大的,近的就是小的。大到太空宇宙,小到我们面对一片银杏树叶的脉络、颜色、功用。这是提供给我们热爱游记写作的人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指望着在这个空间中捕获更多的事物。想象的空间越大,捕获的事物越多,我们立足的土地就越肥沃,滋润我们的养分就越多。我曾一再强调,不管走向任何地方,我必须要知道路的走向,水的流向,山的走向,一路是一路,一脉是一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然会像失忆般难受。这是需要积累的。空间大得让我们心虚,只有不断地捕获才能充实自己。走遍万山千水,我们最终需要的不是导游,而是要成为导游。

比如我写《寻找树王》。这是我目前为止空间跨度最大,把握得最为成功的一篇。我把笔墨着力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柏树王,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胡杨王,山东莒县浮来山上的银杏王,同时还涉猎了帕米尔高原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过渡带的千年柳树王,涉猎了南疆库尔勒轮台县被“公园”了的胡杨王,少林寺大门内与少林寺同龄的老光棍银杏,以及浙江新昌大佛寺内那棵银杏的“五木同堂”,等等。我在广大的空间内感受到了树王生存的一个气场,感受到了柏树王的“神气”,感受到了胡杨王的“王者之气”,感受到了银杏王就是一个历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在这样一个篇章中,空间几乎就是一切。

比如我写洞庭湖,写岳阳楼。(《我来原为湖山好》)仿如电影里的特技,我慢慢升空,俯瞰湖南大地,发觉由西南而东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大水系形成一个巨大的扇面,浩浩荡荡没完没了地向偏东北扇柄底部的洞庭湖汇去。三湘四水便顷刻间在我脑海里活泛起来,奔涌而来的思绪便任由它牵着我投向洞庭湖的怀抱。

比如我写《大瀑布倾泻的时光》。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回来后,我又去了广西的德天大瀑布,确切说是去了中越界河上的德天大瀑布,据说德天大瀑布号称全球第四大瀑布,然后我又从网上搜索了关于大瀑布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排名前四位或者说号称全球最大的四处大瀑布,均在两个相邻国家的界河上,伊瓜苏大瀑布在巴西和阿根廷的界河上,维多利亚大瀑布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界河上,尼亚加拉大瀑布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界河上,德天大瀑布在中国和越南的界河上。至于上述四处大瀑布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四位是否属实,我并不考究。这年头大家都在争第一,世界的,中国的,或者华东地区的,浙江省的,甚至有更不靠谱的,什么江南第一等等,你说是最宽的,我说是最高的,他说是水流量最大的,争到后来就真的没意思了,水流量大小还分个枯水期和丰水期啊,黄果树瀑布突然宣称中国第一,纯属瞎说。还不如壶口瀑布称为最黄色的瀑布,庐山瀑布称为最有诗意的瀑布有些嚼头,庐山瀑布至少还有个李白撑着腰,是有些底气的。不过说到底,大家也无非是为了找一种说法,就如我们坚持不懈地码字,也不过是为了传达一种说法而已。据说真正称得上全球第一大瀑布的,是深藏在中国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主干上的瀑布群,而且还在不停地快速运动构造中,越变越大,世人却几乎未闻之,也只是一说而已。

高与低

近年来,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与同学们有过较多的交流。常有同学问我,游记的写作,其高下之分究竟取决于什么。这是一个很难正面回答的问题。这不像数学题的解答,对错显而易见。我的回答是,海拔的高度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垂直高度,就如大海里的冰山十分之七隐藏在水下一样。冈仁波齐峰只有耸立在冈底斯山脉之上方显得雄伟,藏羚羊也只有奔跑在可可西里高原上才配得上藏羚羊的称号。

将它们挺拔起来的是一种力,是一种亘古永存、坚不可摧的力。而要在游记中体现或者说传递的这一种力,我以为就是一种生命的力,是一种日出东方落西山一般不可逆转的精神高度。

令人困惑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面前有千条万条路可走。比如我们年轻时推崇的南秦牧北杨朔,比如这些年一直红火的余秋雨。尤其是后者,在文化大散文的光环下,几乎成了一种楷模与范本,被众多的人追捧着。历史的追踪,文化的探掘,余氏文化苦旅在面世的当初,的确如一股强劲的春风,让我们耳目一新。但其生命的力度,精神的高度,依然是一个谜。就如我们总也弄不明白,《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为什么梦见了狮子;而那头熊,为什么会死在乞力马扎罗雪山顶上。

我想强调的是,为了这样一种力,这样一种精神高度,我们摒弃一切的哗众取宠,摒弃一切虚伪与做作。哪怕我们缺乏那么一种力,哪怕我们永远抵达不了那么一个高度,我们也必将以真实的心迹面世。

与所有类别的文章相比,游记更应该追求一种精神的高度。

一部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游历史。

在游历中创造。

在创造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