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特点

摘 要：论述了中国农业发展相关术语演变的特点，包括命名方式的演变、术语形式的演变和语义的演变等，旨在为现代农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中图分类号：H083；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4-0044-05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