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范文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1

关键词：播音主持；高考；面试

自2014年实施艺术院类招生改革外，不仅艺术类考生的文化分数线逐渐上升，而且面试要求也不断提高，其目的在于为高校选拔优质的专业型人才，促进高素质人才流动。播音主持专业是艺术类的一种，是一门讲究说话技巧的专业，要求考生不光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还要拥有稳定的语言基础和高质量的个人风格与修养，能够在主持过程中随机应变，从“传声筒”作为思想的表达者和快乐的传递者。在这一要求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播音主持专业高考面试，它对播音主持专业选拔和人才培养起着决定性作用，是保证向社会输送优秀播音人才的重要通道。

一、现阶段播音主持专业面试现状

从全国整体形势来看，播音主持专业的教学管理和理念已经出现危机。随着电视广播事业的发展，播音主持专业成为当代青年的青睐，人们倾向播音主持职业的风光、高收入和高认知度，但这是对播音主持一种不成熟的认知，影响专业的价值取向和认知取向。在此种认知下，办学热情和规模“高烧不退”，但低质量的教学管理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对人才的选择。针对这一情况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最初的高考面试把关，按当前招生政策来看，招生方为有招生资格的独立院校完成，但独立形势下，全国播音主持专业面试形式大致相同，虽然个别院校进行了改革，本质上却大同小异，在面试上呈现出“一元化”倾向，此种大统一、一刀切模式与播音主持专业的“多元异质”特征不符，不利于优质人才的选拔。

二、播音主持专业对人才的智能要求

众所周知，播音主持是一种和语言息息相关的专业，对人才智力的要求包括言语智力、逻辑智力、人际智力、内省智力等，其中言语智力又可以分为语言理解、即兴组织和体验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幽默能力、声音表现力、社会人文素养和思维分析能力等。这些都是高考面试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根据其多元异质性，在面试设计上也要遵循多元异质性。从就业需求上来看，在播音主持队伍中，异质性人才往往比较受欢迎，有鲜明的个人优势，能够达到社会需求，与观众产生精神互动。因此，该专业的面试设计选拔有个性的、智能优势的、崇高职业素养的考生，选拔优秀人才。

三、播音主持专业面试设计的新思路

(一)面试招生类别多元化结合社会对播音主持专业人才的需求来看，在面试种类上可以进行多元化设置，像播报类、泛综艺主持类、泛新闻主持类等。其中播报类招生要考核学生文稿播送能力，特别突出考生的声音表现力；泛综艺主持类要考核学生的主持能力与才艺水平，主要就业方向为娱乐性综艺主持；泛新闻主持类考察学生新闻评述能力、话题阐述能力等，要求考生有很强的批判新思维。

(二)注重面试评分的分类面试评分有利于选拔具有突出专业潜能的人才，播报类、主持类考生不会受各自能力要求影响。还有利于重塑专业形象，在大众认知中，播音主持类专业往往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的选择，或形象、声音比较好的学生的选择，对于条件一般的学生来说，或许不会考虑这一专业。此种认知从一开始就减少了人才资源的基数，不利于改善考生生源质量和结构。通过面试评分分类，为各个院校提高招生的针对性，不必盲目招收所有类别有潜质的学生，可以使人才优势结构与社会需求相匹配，提高人才选拔的精准度。

(三)考核考生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在素质教育形势下，学生素质培养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提升全民素质的主要途径。播音主持专业的人才在将来就业中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除了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基础外，还要拥有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能够“以身作则”，为大众价值取向产生积极影响，提高播音专业的形象。因此，在播音主持专高考面试中，监考员要观察考生的综合素养，选拔具有优良品质的播音主持人才，为促进播音主持专业可持续发展点奠定基础。

四、结语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2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文化自我观，自我概念。

分类号：B848

1　引言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回忆，它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从内容上，自传体记忆主要包括自我描述信息和个人经验两部分，个人经验又分为生活历史、概括性事件和具体事件等不同的层次。近年来，关于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在认知过程、发展规律、脑机制、临床研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人们对自传体记忆的本质和功能有了更多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心理学界，自传体记忆逐渐成为认知、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关注的热点。90年代，探讨文化、社会与记忆的关系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新方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童年时期的、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个人事件的记忆，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基本的记忆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父母对过去记忆的谈论、对时间关系的理解、叙事能力和自我表征的成熟以及观点采择的出现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文化框架和社会交往的背景中相互作用，继而产生了特定的自传体记忆。Wang等人针对自传体记忆开展了一系列跨文化差异的比较和机制的探索，加深了人们对自传体记忆发展和表现的基本规律、文化差异及个别差异的理解。

2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差异的表现

根据现有的研究，自传体记忆文化差异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许多研究还考察了不同文化中自传体记忆与自我评价的关系以及性别和年龄差异等。

2．1　最早记忆年龄(age at earliest memory)和幼儿期失忆(infantile amnesia)

一般来说，人们不能回忆出生后最初几年的事情，这被称为幼儿期失忆现象，而最早记忆就是指个体能回忆起某些事件或事件片段的最小年龄，它的出现与神经、认知、言语和社会机制的发展存在紧密联系。

一方面，研究表明幼儿期失忆现象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一项以中、美、英、日和孟加拉国人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被试中都存在幼儿期失忆和怀旧性记忆上涨现象(reminiscence bump)，最早记忆大约都出现在学前期。另一方面，跨文化的比较发现，西方被试的最早记忆年龄普遍早于东方被试。研究显示，美国成人被试最早记忆的年龄要提前中国被试6个月。另一项以三国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表明，最早记忆的年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韩国儿童。Wang等人认为，早期记忆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但这些机制和影响因素可能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具体的结构和模式。

2．2　记忆容量和具体性水平(volume and specificityofmemory)

记忆容量的衡量指标是记忆叙述中所包含的词汇量和无重复句子的数量。多项研究显示，在记忆容量上，美国被试高于亚洲被试。表现在，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包括成人和儿童)对早期和近期记忆的描述更详细；使用的词汇和陈述句数量更多，词汇和句子的使用数量的顺序依次是美国、中国和韩国人；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提供了更长的记忆内容。

也有研究显示，东西方儿童在记忆容量上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叙事的具体性上存在差异。所谓具体性是指，所回忆的内容是否是特定时间、特定场景的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中规律性事件的记忆则属于概括性记忆。无论是早期记忆还是近期记忆，美国成人或儿童在记忆具体性上的得分高于亚洲被试，年龄越大，这种差异越明显。表现在，美国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特定时间点的事件，而亚洲人的叙述中包含更多日常事件；美国儿童更愿意谈论特殊经验和细节，而亚洲儿童喜欢谈论普遍经验而忽略细节。

具体性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时刻标记词的使用上。时刻标记词的使用是叙述连贯性的重要标志，人们通过它将过去相对分散的事件贯穿起来，减少了回忆过程中的记忆量和认知负荷。研究发现，美国被试比亚洲被试在叙述时使用更多的时刻标记词，如叙述中包含更多与事件顺序(如“首先”、“然后”、“接下来”等)、条件状态(如“如果……那么”、“当……时候”)因果关系(如“由于”)、选择状态(如“有时”、“通常”、“总是”等)和叙述结构等与时间指示有关的词。

2．3　内部状态语言(inter state language)

内部状态语言是指被试在回忆叙述中包含的情绪、认知、偏好和评价性词句。研究表明，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存在显著的文化、性别和年龄差异。相对于亚洲儿童，美国儿童在回忆近期事件时会自发提及情绪感受，叙述语气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表现出对事件更多的评价和态度倾向。另外，内部状态语言的使用上，女性多于男性，年长儿童多于年幼儿童。

2．4　自主取向与社会取向(autonomous versus social orientation)

记忆取向被认为反映了自传体记忆的主要文化差异。研究表明：美国人以自主取向为主，突出个性化的偏好与特质；而亚洲被试以关系取向为主，往往以群体归属确定自己的身份。具体表现为，美国儿童在记忆中更多地提到自己，更多强调个人的态度和特质，而中国儿童更多谈及社会类别和人际关系，回忆中包含较多交往和互动场景；美国在回忆或描述自己时态度更积极，而中国被试则以相对谦虚的口吻谈论自己。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

研究还发现，即使在回忆和谈论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时(如母亲、朋友)，美国被试仍然表现出比亚洲被试更多的自主取向，更关注自身的角色和视角。

3　文化差异的根源：文化自我观(culturalself-view)

自传体记忆的文化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自我观取向的差异。Markus和Kitayama从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角度来区分东西方对“自我”的不同理解。独立自我相信人天生的独特性，它鼓励个体通过关注

自我、表达独特的内心态度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东方文化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个人的存在价值要通过与他人的相互关联性、个体承担和实现的社会责任来评价，上述评价越高，对自我的认同就越积极。对于西方人，自我意味着更多的个性特质、独特性和区别性；对于东方人，自我包含更多关联性、归属性和社会性。除了Markus和Kitayama，许多学者对自我观的划分都是基于东西方对自我边界范畴理解的不同，即东方人比西方人对“自我”的界定更不明确。fMRI的数据表明，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了共同的脑区(如内侧前额叶)，这从脑机制上为自我观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佐证。

自我观会决定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内涵，进而影响到个体对自传体信息的抽取、加工和保持，并通过早期的社会互动(以亲子互动为主)传递给下一代。研究者通过对自我概念、记忆共享和成人叙事风格、社会变迁等影响因素或中介机制的探索，揭示了不同文化下自传体记忆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

3．1　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作为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当前的自我知识”和“过去的自我信息”。自我概念的形成和维持依赖于自传体知识，同时自我概念又对自传体记忆具有选择和激活作用。

有不少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是以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为前提，而较成熟的“自我概念”一般出现在3.5～4岁，这正是幼儿期失忆结束或最早记忆出现的时间。由于文化自我观的差异，不同文化“自我概念”的形成时间是不同的。那些鼓励自主性的文化，会有意识地鼓励儿童对“自我”信息和细节性信息的关注和加工，因而“自我概念”成熟时间更早：而强调关系性的文化则会更多鼓励儿童关注群体活动，事件的概括性，导致“自我概念”成熟时间较晚。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与自我相关信息比对其他信息的记忆更准确、详细和持久。相对于关注“关联性”的亚洲文化，美国文化对“自主性”的强调导致儿童自传体记忆出现时间更早、记忆表述更详细。

除了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详尽性，自我概念也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Wang等人结合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的结果认为，自传体记忆与自我概念之间在文化和个体层次上都存在显著相关。在文化水平上，美国被试在自传体事件的回忆中更多提及个人特质和偏好、更多地运用内部状态，而中国被试则更多的提及社会关系、互动场景、陈述中“他人／自我”的比例更高；在个体水平上，那些在自我描述中关注具有自主取向的被试，在自传体记忆中也表现出类似倾向。甚至有研究发现，3岁时的自我关注水平会预测今后对记忆描述的详细性。总之，自我概念的文化取向和个体取向促进了自传体记忆类似差异的产生，反过来，自传体记忆也促进了自我概念的维持，两者背后的共同机制是特定文化对“自我”的不同理解。

3．2　记忆共享(memory-sharing)和父母的叙事风格(narrative style ofparents)

儿童是如何将特定文化的自我观整合到自我知识中去的呢?亲子互动是一种文化传递的关键方式。亲子互动，尤其是亲子记忆共享和叙事流包含了丰富了文化信息和与自我有关的社会化目标，儿童借此习得了特定文化社会所要求的保持、组织和评价信息的方式。对于强调个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提升儿童的“自主性自我”、建构详细的个人故事，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同；对于强调关联性和集体性的文化，亲子互动的目标在于灌输社会知识和形成归属感。

与孩子分享过去是增强家庭亲密度、幸福感、培养孩子正确行为的重要手段。但多项研究表明，记忆共享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不同的记忆共享模式会影响儿童的言语表达和记忆叙述。中国亲子间的“往事回顾”是建立在父母中心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父母鼓励孩子遵从权威、行为适度、谦虚和具有归属感；而美国以儿童中心和自我肯定为基础，父母在维护孩子自尊的同时，促进孩子的独特性和自我表现。研究表明：美国母亲在记忆共享中起从属和引导的作用，不断启发孩子对往事细节的回忆和感受，包含更多的情绪流露；而中国母亲则处于中心地位，主导回忆的方向和内容，不鼓励情感表达。这些记忆共享经验在频率和方式上的差异会塑造孩子不同风格的自传体记忆。

另外，母亲自身对往事的回忆和叙事风格也会产生迁移作用。叙事详细的母亲，孩子也易于形成详细的自传体记忆；叙述简单重复的母亲，孩子的叙述显得简略刻板。研究发现，相对于中国母亲概括性的叙事风格，美国母亲详细的叙事风格会导致孩子最早记忆的年龄更早，叙述事件时表现出更明显的自主取向、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对细节的关注。很显然，详尽的回忆和叙事会导致信息的组织性、线索性更强，因而更容易提取：其次，详细地回忆和描述通常涉及具体事件，这促进了儿童对时间概念的理解和“具像”记忆的形成。另外，详尽的叙述使得亲子双方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讨论和协商，促成了儿童主动交流习惯的形成，激发自我意识和独特观点的产生。

还有，成人叙事和回忆中承载的社会功能存在文化差异，这也会影响到儿童的叙事和记忆特点。Miller总结认为，中国家庭使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递社会规范和道德，而美国父母讲故事主要以愉悦身心、强化自我认同为目的。一项研究比较了中(台湾)美两国父母听力健全聋儿的故事讲述，发现，聋儿通过手语表达的对过去经验的叙述和理解，与正常儿童存在类似的文化差异，这表明聋儿同样会吸收成人传递的信息，形成适应自身文化的表达方式。

3．3　社会变迁和多元文化

研究发现，即使在大的文化背景内部，不同区域、不同亚文化人们的自我描述和回忆也存在量和质的差别。一般认为，中国和韩国都属于儒教文化圈，是东亚文化的典型代表。但韩国被试在谈论个人经验时比中国被试更保守、更不善谈、包含更少的情感因素等。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家庭结构经历了更剧烈变化的结果。有关社会发展对中国人人格影响的研究表明，处于剧烈社会转型期的10年间，中国人的“自我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人情和纪律性明显减弱。另外，在中国，独生子女的增多使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亲子交流和儿童教育模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父母更多鼓励孩子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形成，强调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孩子，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儿童的叙事和记忆取向。研究确实发现，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独生子女记忆出现的年龄更早、有更多个性化的自我描述、更多自主取向的记忆。研究还表明，中国女性与男性在记忆和自我评价时表现出的自主取向并无差异，这可能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弱化渗透到女性的自我意识中，并进而影响到女性的自传体记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文化的自我观必然会

影响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并对个体建构“过去的事件”产生影响。文化启动实验表明，自我知识具有一定的动态建构性，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自我知识的独立取向和互依取向都是存在的，哪一种取向的“自我”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的情境或文化背景。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的“自我”启动了自传体记忆上述文化差异，即回忆的内容反映了不同的自我文化价值观。记忆的文化启动效应也得到了认知理论的支持。conwaV认为，自我记忆系统包括“自传体知识库”和“当前自我的目标”两部分，所回忆的自传体知识只是一个暂时的心理结构，何种信息被提取取决于“当前自我”的目标，这表明自传体信息的提取是一个受“自我概念”制约的动态过程。

3．4　对机制的探索：文化、自我和叙事流的相互作用

wang和Brockmeier等人认为，自传体记忆是自我、文化、和叙事流之间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与自我概念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意义系统共同建构在微观(如家庭关系，亲子互动)和宏观(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背景中。自传体记忆和自我概念既受制于文化类型，同时又是文化类型及其自我观代际传承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宏观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化实践、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如传说、民歌、宗教、语言和文化象征物)等影响自我概念和自传体记忆。另一方面，自传体记忆通过对这些文化实践、符号或产品的保持来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在文化、自我、记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微观环境中的叙事活动起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如家庭内的记忆共享、故事讲述、交谈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自传体记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叙事活动的文化记忆(见图1)。

4　社会文化发展观――一种综合性的解释

根据Nelson和Fivush的社会文化发展观，自传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出现于学前时期、对与自我相关事件的记忆。

社会文化发展观认为，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和发展是多种内生变量(如自我概念，心理理论等)和外生变量(如往事交谈，叙事结构，时间概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的出现和产生作用的时间具有普遍性，这就使得自传体记忆的发展具有跨文化、跨群体的一般特征。同时，在特定的社会或文化系统内，这些变量在作用时间和程度上又是可变的，如果某些变量的出现、发展进程或产生效应的顺序发生变化，必然导致自传体记忆的出现、发展和最终特征上的差异。因此，自传体记忆既存在普遍的心理机制和发展过程，也存在社会文化特异性(见图2)。

社会文化发展观强调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是自传体记忆系统发展的基本社会文化工具。1岁左右出现的初级语言技能，为儿童表达记忆准备了条件，也使得他们／她们在第2年就能与父母进行对话。亲子间有关过去和未来的交谈增强了儿童对信息的组织与表征，并导致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语言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初步形成、不断增加的交谈经验促进了儿童叙事结构和内容的系统化，伴随着4岁左右自我表征、心理理论的成熟，使得儿童在5岁左右出现稳定的自传体记忆。

Nelson和Fivush还从功能角度解释了人类为什么需要自传体记忆。从个体功能看，对特定情节的记忆有助于预测未来，有助于在时间和与他人的关系上确定“自我”；从社会功能看，共享的记忆和叙事有助于个体融入所在社群和文化，交流和协商文化规范的形成，而特定文化中共享的回忆又制约了个体如何建构、表达“自我”。相对而言，不同文化群体对记忆或叙事的两种功能关注点不同，亚洲人更看重其“自我确定”功能，而欧美人更强调其“文化共享”功能，因而导致了自传体记忆取向上的差异。

5　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法和亲子对话法等质性方法。相对于测验法的标准化和先入为主的特点，这些相对自由开放、基于叙事的研究模式更有助于记录对往事的真实体验和理解，具有较好的生态效度。

5．1　访谈法

访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在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中，首先通过接触建立与儿童的关系，然后再向儿童面对面的交谈和提出问题，要求儿童对近期和远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描述。例如“你能告诉我你能回忆的最早的一件事情吗?”，“你上一个生日是怎么度过的?”。针对成人也常采用访谈法，访谈一般伴随笔录或录音的过程。故事讲述法是访谈法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对儿童讲述故事，然后向儿童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儿童根据要求回忆故事的某些情节。通过儿童对回忆事件的描述考察记忆叙述的具体性、内容倾向、自主性等变量。

5．2　亲子对话记录

亲子对话记录是一种定性观察法，它需要在自然状态下对互动双方的行为和谈话进行系统、详细的观察。它通过现场记录母子之间的对话或记忆共享过程，来考察成人的记忆和叙事风格对儿童的影响。其研究场景真实自然，生态效度良好，录音录像设备的使用能记录亲子之间全景式互动过程，因而在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从下面摘选的中美两国母女之间记忆对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中亲子对话和记忆共享的上述特点：

中国的母女对话：

妈妈：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去的那个公园吗?

女儿：我记得。

妈妈：告诉妈妈那个公园有什么?

女儿：有玩具。

妈妈：对，还有什么?

女儿：还有吃的。

妈妈：对，我们去那个公园的时候，你让妈妈抱了吗?

女儿：我没有，就是我累了，也坚持自己走。

妈妈：对，当我们乘公交车时，你看到什么啦?我看到了又宽又大的路，还有什么?

女儿：嗯……

妈妈：告诉妈妈，当一个妈妈带着她孩子要过马路时，她们在看什么?

女儿：左看右看，还看斑马线。

妈妈：我们也必须走斑马线，你那天是这么做的吗?

女儿：是的。

美国母女对话：

妈妈：去野营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

女儿：是在海滩。

妈妈：啊哈。

女儿：还有一块大石头，我爬不上去，得爸爸抱着我。

妈妈：是爸爸把你抱上的那块大石头。

女儿：是的，嗯……爸爸真棒。

妈妈：哈，爸爸是挺棒，嗯……本来阳光灿烂，我们正在野餐，接下来……

女儿：喔，天开始下雨。

妈妈：然后又怎么样啦?

女儿：太阳又出来了。

妈妈：我们得穿过树林回来，对吗?

女儿：是的。

妈妈：我们去野营的时候睡在哪?

女儿：在帐篷里!

妈妈：在帐篷里，那我们爬到哪里睡觉?

女儿：是睡袋。

妈妈：野营的时候你还喜欢做什么?

女儿：游泳。

妈妈：游泳。野营篝火怎么样?你喜欢篝火吗?在火上我们拿什么烤着吃?…蜀葵，是吗?

女儿：蜀葵!好吃极啦!

5．3　线索词技术

线索词技术由Brown和Schopflocher创造，主

要用于考察自传体记忆的组织结构和具体性水平，其优点是便于对记忆指标进行量化。基本过程是：首先让被试回忆一些具体事件，然后将每个记忆事件都概括为一个单词，数天后向被试依次呈现这些词汇，要求被试以此为线索回忆和描述首先想到的事件，并对该事件进行时间定位。在一项以中(台湾人)美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主试依次向被试呈现5类词汇(包括自我、母亲、家庭、朋友和环境)，要求被试回答，当看到这个词后想到的最早的一件事件是什么，然后写下对回忆事件的描述，并估计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目前，线索词技术主要用于认知和临床心理学，在文化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应用不多。适当采用这种方法有助于记忆指标的量化和对无关因素的控制。

在运用访谈技术、亲子对话或线索词技术的同时，往往还结合问卷法、日记法和线索词技术。日记法是被试通过日记的方式，记录日常发生的近期事件或连续事件，其优点在于更容易对事件的准确性进行评判，能追踪事件记忆的发展过程。问卷调查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被试用纸笔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回忆。

5．4　编码和计分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有效的编码系统是上述方法获得准确结果的保证。研究者必须将主观性的叙述转化为客观、可计算的记忆指标，才能进行个体或群体间的比较。一方面，这需要建立一致的、便于操作的编码和计分规则：另一方面，对编码者如何掌握并运用这些规则提出较高要求，即如何消除编码者偏差的问题。跨文化研究往往涉及对不同语言的分析，因此研究者必须考虑语言对编码的影响。已有研究的一般做法是：根据不同的记忆指标，或借鉴较成熟的编码系统，或根据需要建立新的编码规则；采用两个或以上编码者，通过编码或评价的一致性来减少编码者主观性偏差：采用双语或双文化编码者，通过对访谈或记忆内容的互译、再编码等过程消除语言本身带来的偏差。

自传体记忆具有主观性强，个体差异大，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因而采用访谈、故事讲述和亲子对话分析等质性方法可以获得定量研究无法获取的信息，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如在记录事件和对话的同时，能进一步探测回忆过程中的动机、情感、价值取向等内部状态。同时，在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研究中也不应忽略定量研究的重要性，两者的适度结合有助于探索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因素和微观机制，如借鉴认知和临床心理学的实验范式(如线索词技术)。其次，目前多数研究采用横断设计，难以考察自传体记忆所具有的动态建构性和发展趋势，而纵向或追踪研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探索文化差异维持和变化的机制。另外，在质性研究中，编码的有效性是各项记忆指标进行比较的前提，也是研究效度的基本保证，但目前研究中的编码规则统一和编码者主观偏差问题仍有待改进。

6　研究前景

自传体记忆本身是一个跨越认知、人格、发展和社会心理学、有着广泛联结和丰富内涵的概念。Fivush和Wang等学者利用熟悉不同文化的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比较，为自传体记忆领域增添了新的知识和视角，也为记忆、自我、语言和文化等心理学宏观主题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对于社会和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来说，自传体记忆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从理论建构、机制探索到研究方法的深度和广度上都需进一步扩展。在实证研究中，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弄清自我、记忆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自传体记忆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机制。

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而“现在自我”是“过去自我”的延伸和重构。一方面，一个人自传体记忆的结构塑造了他／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特定的人格特质又会影响何种自传体知识更容易被提取。Conway认为，有关自我的一些重要事件之所以保持很高的提取通达性，就在于它有助于满足“自我”的持久目标和维持人格的需要。为数不多的研究发现，人格的某些维度与自我记忆之间存在关系。一项有关自传体记忆和“大五”人格的初步研究表明，情感的开放性、利他性、热情、活动性和积极情绪与自传体记忆的准确性信念有关联；而情感的开放性与记忆中的感知想象、情绪因素有关。Kamiya等人的研究发现，高情绪稳定性和高活动性的被试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过去的经验，具有更高的自我接纳性。但是，目前涉及人格的研究较少，使得人格与自传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早期信息的组织性和连贯性会影响最早记忆的出现时间和准确性。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保持和强化记忆的媒介充斥人们的生活。东西方的自传体记忆的差异可能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还可能表现在“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上。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大众化，因特网技术和个人媒体(如Blog)等新信息载体的出现，对儿童加工、组织和存储信息的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记忆会怎样变化?这恐怕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涉及的问题。

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通过大量研究表明，家庭互动是儿童形成特定自我概念和自我记忆的关键，但很少有研究考察其他社会场所或关系所起的作用。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文化的传播和由环境引起的人格变化主要是群体问或群体内相互作用的结果，她尤其强调同伴间关系的作用。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除了亲子关系，其他双向关系和群体互动关系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记忆呢?

研究者普遍认为，言语交流和叙事特征是文化影响记忆的中介因素，但研究者对于特定语言的文化关联性却缺乏重视。例如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会通过互译一再编码过程消除语言的差异，以获取比较纯粹的文化影响。这种作法的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本身就是承载文化价值的核心媒介，研究者很难将语言与文化的作用完全分离，因此，研究在消除语言差异的同时，可能也就削弱了文化本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特定语言的语法结构(如时态运用)对记忆的影响却没有在跨文化研究中加以考察。例如，中英文在时态运用上的差异有可能影响中美儿童时间概念的形成，进而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时间和组织方式。

自传体记忆的脑机制探索，也为社会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朱滢等人的几项fMRI研究证明了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并且对于中国被试，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具有重叠的脑区。研究者推测，西方的个体主义自我不包含母亲，中国的集体主义自我则包含母亲等重要他人。但是，明确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探索文化差异提供理论和实证启示，如：认知心理学对自我记忆中“自我概念”和“自传体知识”关系及作用机制的探索；临床心理学对自传体记忆“过度概括化”机制的实验研究。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3

其中最常见的有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托福等英语测试，这是对应聘者进某些公司的标准与要求，这类语言测试有着较为鲜明的针对性，针对的是特定的群体。

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英语测试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实践生活，需要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英语语言测试的结果，从测试结果中发现、总结和归纳英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英语测试成绩并不是评价和反映英语学习效果的唯一指标，因此，把握好影响语言测试结果的因素，对提升英语测试与英语学习效果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分析影响语言测试结果的因素。

一、影响语言测试结果的环境因素分析

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英语语言测试缺少一定的英语环境，在进行英语测试的过程中存在着发挥失常的现象，这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影响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环境，如许多考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英语知识掌握得很好，英语词汇也并不缺乏，平时谈起英语来头头是道，表现得得心应手，发挥也很出色，但是一旦进行英语测试，常常存在着用词不准或用语不得体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其英语测试结果与真实水平的发挥。

1.英语语言测试输出环境的测试

良好的英语语言输出环境，有利于准确记录考生的英语发音，对英语语言测试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许多地方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并不是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导致学生缺乏机会进行听说训练，只有在特定场合，他们才会想方设法提升英语水平，从而参加英语语言测试，在一定程度上用英语交流的机会少之甚少。而我国的英语语言测试环境并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学生真实英语水平的发挥。

2.交流环境的影响

考生在英语测试过程中进行口语对话时缺乏一定的交流环境和氛围。考生在测试之前经历过反复练习，对英语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参加英语测试时，不管是选择笔试、面试还是机试，对学生英语听说各个方面的测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学生的英语掌握情况与结果的真实性与效度还有待考量。因为我国大部分考生英语笔试能力较强，相对来说口语能力普遍低下。笔者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学生缺乏英语口语对话的环境和氛围，英语交流环境严重匮乏，英语语言测试的形式同样具有局限性，考题与话题内容并不能全面了解考生的英语水平，从而很难从短时间的交流和考试结果来判断他们的测试能力与水平。

3.社会环境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正在深入改革教育机制，在这个大背景下，更多考生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反对应试教育，整个社会对英语测试相关知识的了解与接触很少，加上社会整体知识面狭窄，英语社会实践活动缺乏，导致英语测试方面困难重重。相对来说，考生的口语能力和对英语语言的理解能力不强，尤其是英语测试过程中常规的英语对话对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影响很大，因为不同的测试环境对英语用语的准确性要求不同，所用的语言表述方式也不同，不同表述语言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最终间接影响了英语语言测试结果。

二、影响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考生因素

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影响因素离不开考生个体，与他们个人的发挥水平息息相关。因为英语语言测试过程以英语语言为载体，以考生为主体，旨在测试他们的英语水平，从测试结果总结和发现英语学习与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准英语语言教学、学习与测试的定位，突破难点，最终提升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效度，寻找到最好的英语学习方法。

1.考生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英语语言测试过程中考生需要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敢于表达自己，在这样的测试中良好的表达与理解能力十分重要，因为英语学习就是语言输入与输出的一个循环过程。而英语语言测试就是单纯的输出过程，需要结合个人素质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才能把握好英语语言的输入方法，从而在英语语言输出过程中得到有效的结果。一方面，部分考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不愿意主动开口说英语，但是英语是应用性很强的一门语言，如果不开口说，不能将自己的意愿与想法表达出来，一旦需要或进行测试的时候，整体测试结果就会不理想。另一方面，对于口语表达能力较强的考生来说，若仅仅是参加口语测试，他们还是有很大优势的，但是一旦涉及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测试，他们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应试英语测试整体结果就会不理想。总之，学生在参加英语语言测试的过程中心理因素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如果把英语听、说、读、写的基础打牢，拥有充分的自信心，在测试过程中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现焦虑和紧张情绪，从而以正常的思维准确表达所想的内容。

2.英语语言测试目的的影响

盲目地进行英语语言测试，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如果形成一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很大的强制性，不利于英语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的结合，更不利于英语应用能力的提升。现阶段，我国英语语言测试系统较多，测试形式多样，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自主设计开发。相对来说，由教育部门研发的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其英语语言测试所得到的考试结果也极容易得到社会承认与认可。但是，高校为了提高考生成绩所设计的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因为考试压力的影响，自然而然会影响测试结果。比如，英语四、六级考试试题是由我国教育部门设计的，大学生要拿到学位证，必须通过相关考试，考试形式主要是笔试，虽然有相应的口试，但是并没有做强制性要求，一般来说，在毕业的时候，只作为各企业、各级人事部门录用和大学生找工作的标准之一。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英语语言测试只是就业和找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他们更多时候会关注英语听力、阅读与写作等方面的练习，而忽略了英语口语的练习。英语语言测试的目的单纯，却不利于英语的整体学习与推进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英语课程的广泛普及，各行各业对英语语言测试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对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效度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影响英语语言测试结果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因素与考生个人因素，细分为英语语言测试输出环境、交流环境、社会环境、考生心理与测试目的等，应从分析@些因素出发，从而增强英语语言测试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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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 梅.影响语言测试的非智力因素排序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 2015（4）.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4

关键词 社会网络理论； 应用成果；知识管理； 用户服务

中图分类号 TP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12-0226-04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网络领域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研究的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在定量研究中，主要的测量工具是提名法和定位法。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包括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阶级阶层与职业流动等。从研究特征来看，主要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根据学者关于近十年我国社会网络研究热点的分析，我国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应用层面，其中重点包括了知识管理、竟争情报等复杂的网络方面。随着研究的逐层深入，社会网络方法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增多，程度加深。纵览过去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的应用成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竞争情报、知识管理和用户服务方面，以上述领域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研究，逐渐体现其重要的应用价值。

1 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应用

社会网络在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在2000年前后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成为了当时社会网络的研究热点。例如1997年边燕杰的作品《找回强关系》开创了运用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地位的先河；边燕杰、张文宏于1999年对城市劳动力的研究，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和体制洞假设；王汉生、陈智霞在1998年对于下岗职工利用社会资源实验再就业的研究，证明了关系网络是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一条主要途径[8]。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资本的研究，也产生了多样的研究成果。

而近年来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仍然包括职业配置和市场资源配置，除此之外，则主要集中在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上。

1.1 职业配置和工作搜寻行为的研究

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在2006年张文宏进行的社会网络资源对于职业配置的研究表明了如下几个结论：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 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 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经典工作搜寻的理论的基础上，董占奎、黄登仕选取了西南交通大学2009、2010级硕士研究生作为实验被试，采用实验的方法证明，工作搜寻过程获得相关信息的一种渠道，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有社会网络资源可用的情景下，搜寻者个体的期望工资水平会有显著的提高，同时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停留时间会显著的缩短，该结论支持了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择业过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

1.2 社会网络对市场资源配置

历史表明，市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子系统，背景的复杂性，与社会其他构成部分的互动和关联，都远远超出了供求和价格关系的范畴。社会网络对市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影响，雷玉琼于2008年作出过具体论述，将社会网络对市场配置的影响应总结为三方面：一是社会关系网络与市场交易网络的重合，市场交换依赖社会网络进行，二是市场中的社会网络影响价格的形成，三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可能出现了公平问题。

1.3 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

微博作为基于Web2.0技术的即时信息平台，以其实时性和强交互性，成为了开展政务工作的新平台，政务微博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自2011年开始到2012年，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突破6万，发博总数为31，894，816条，平均每个政务微博发博数约为531条。

政务微博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版块，引发了一些其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探讨。杜杨沁、霍有光、锁志海于2012年通过引入社会网结构洞理论对政务微博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以“上海”等2012 年新浪政务微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位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十大政务微博的结构洞进行挖掘，分析其微博社会网络的结构洞特点和各微博舆情信息的传播走向特点。研究表明，十大政务微博已经形成多结构洞、涉及面广泛的、稳定的社会网络体系结构，但需在横向、纵向两方面进一步优化，政务微博在未来发展中应考虑有效规模和限制度两项指标。

与实证相配套地，上述三位学者还于同年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块化模型，引入中心性度量和集聚系数两类系统化的社会网络舆情指标体系，提出了一种微博社会网络微观结构的分析方法，并以“上海”政务微博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该分析方法能较好地描绘出微博社会网络结构的个体特性，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同时，特征向量指数、页面排序指数、权威性指数等综合舆情指标的引入丰富了网络中个体的评价依据。

2 企业发展战略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竞争情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带来的资源，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二是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其中对于竞争情报的研究主要在前一方面。

2.1企业对社会网络的综合利用研究

对于企业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方面，何建华（2012）提出，社会网络因为中小企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而成为获取相关资源的重要途径；彭华涛、王敏（2010）从创业企业试错机理的角度，从试错的定义与内涵出发， 界定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本质， 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中间商、研发部门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体角度， 探讨了创业企业社会网络形成的试错机理。根据社会网络研究的结构洞理论，黄波和赵绍成（2013）认为得出发展科研中介的一些启示，包括遵循效率及有效原则、发挥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提高科研中介的结构自主性，并且避免信息壁垒给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对于企业网络理论发展的脉络与研究内容，许小虎和项保华（2006）对此作出综述，根据其综述可以总结，企业网络理论的出现最初只是对传统的企业理论提出质疑，随着战略学者、社会学者的加入，开始在融合多学科的基础上以经济学、战略理论、社会学为主要维度融合发展。这包括企业网络对传统企业理论的挑战、企业网络与战略理论的整合、社会维度加入企业研究等方面。

2.2基于社会网络的实验型研究

近年来，有关于复杂社会网络和创新扩散主要集中在复杂社会网络和局部网络效应的相关研究。在此领域，Corrocher和Zirulia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实，正式局部网络效应影响了消费者对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采纳决策行为；Banerji和Dutta构造了两厂商的波特兰德（Bertrand）竞争双寡头模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由于局部网络效应的存在，由不同用户群体构成的社会网络结果将导致市场细分，但每个厂商仍会获得正的收益。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赵良杰，姜晨，鲁皓（2011）在考虑创新采纳个体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局部网络效应基础上，研究了复杂社会网络结构、局部网络效应强度以及创新采纳个体自身偏好异质；周琦萍，徐迪，杨芳（2013）对新产品竞争扩散的计算实验研究发现，在局部网络效应中，影响新产品竞争扩散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网络中消费者的交互作用，产品内在的价值可以弥补局部网络效应强度较弱的产品竞争弱势性对创新扩散的影响 。

3 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应用

社会网络理论在知识管理中产生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加丰硕，这和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难以分密不可分。知识管理的概念最早于1986年由Wiig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此后，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管理研究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对于在社会网络环境下的知识管理，此前已有学者对其作出综述或述评。王晓光（2008）对社会网络范式下的知识管理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两个领域，常见的研究角度主要包含强弱关系、网络位置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刘佳（2012）通过检索国外六个数据库和国内的全文数据库分析总结，企业内部社会网络与知识共享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员工个体、团队或者部门及各层次共同展开，研究重点主要从社会网络的各个特征要素，探讨这些要素对知识共享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一些模型、建议或者机制。

此外，利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刘璇、张朋柱和胡海波（2013）以1998至2011年知识管理领域发表的CSSCI论文进行了研究，构建了我国知识管理领域结构层科研合作网络，发现知识管理领域已存在较高比例的合著现象，但合作倾向于发生在同一机构内部，机构间合作强度低，合作并不紧密。

对近年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知识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个体知识创新、机构（或个人）之间的知识共享、网络结构位置对知识资本的影响等。

3.1知识创新与知识资本

关于社会网络对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通过实证对影响机理和效果进行调研。丁浩和王炳成（2013）在员工创新绩效的研究中，选用整体社会网络量表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咨询网络数据，计算咨询网络中每位员工与创新绩效水平高的员工的距离，并整理成欧几里得距离，以标准化后的欧几里得距离为自变量，以标准化后的创新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员工创新绩效中存在“近朱者赤”的现象，即与优秀员工距离越小，员工自己的创新绩效越高；耿丽君，张华和何水儿（2013）在个体知识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中，从自我中心网络的结构特征和个体一致性及其间的交互综合考察了其对知识创新的作用机理，认为社会网络为创新提供了基于和必要的资源，能力和动机则是创新中必要的人格特质，只有平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投入，才能最大化个体知识水平。

在社会网络对员工知识资本的研究方面，孙立新，余来文（2013）以员工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分析论证了员工网络结构会影响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的获得；员工所获得的社会资本的多少会影响其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是网络结构位置影响知识资本的中介变量。

3.2 知识共享与合作

李纲、纪曼等（2013）对知识共享的研究进行过综述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组织层面对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进行了研究，研究主题较宽泛，多集中在基于社会网络的知识共享因素、动机、激励机制、过程、模式、效果评价及指标测定等，但同时指出当前的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知识共享模式的选择和模式内知识等问题的研究、仅仅研究了知识共享的数量而无质量、少有纯定量研究。

在知识分享行为方面的研究，包括了员工本身的知识分享和企业间知识共享的研究和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效率，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在定性研究方面对于个体的知识网络罗青兰、孙乃纪、于桂兰（2013）分析了社会网络的四个方面，即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认为应扩大成员的社会网络，同时适度地增加网络的年龄异质性，降低教育异质性和年资异质性。张玉峰，龙飞和王志芳（2012）将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与知识管理研究方法相融合，通过探讨参与企业竞争情报活动人员的知识协作关系来探索如何有效构建企业竞争情报知识协作平台。

在实证研究方面，唐厚兴、邓丽明（2013）在社会网络视角下，通过理论仿真实验，研究了声誉对企业间知识共享效率的影响，证明了知识共享的发起者声誉提升有助于消除潜在参与者对共享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共享效率；研究还证明了，声誉的波浪式传染效应（即传染效应沿相关联阶段一层层链式传播下去）比集聚式传染效应（即结点的影响只局限于其直接关联的结点上）效果强。王瑞新，夏火松（2013）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验证了企业内部员工的咨询关系网络、情报关系网络、情感关系网络及员工受教育程度对只是扩散网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基于用户的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在当前基于用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成果广泛，主要的研究内容为基于Web2.0环境下的用户分析，包括用户推荐、用户信息挖掘、用户信息传播等，用户信息服务等。

胡吉明（2013）等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信息推荐研究进行了综合的述评，分析认为在国内，社会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网络的信息推荐研究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社会化推荐模式分析、传统推荐的“社会化”改进、基于关系挖掘的推荐和基于社会化标注行为的推荐。张玉峰、王志芳（2010）在对用户的社会网络挖掘中，从用户发帖的文本内容角度构建用户社会网络，对人民网强国论坛的100个在线用户进行了社会网络分析，挖掘了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流传递模式。

在用户信息传播方面，胡吉明（2013）等对用户关系对信息传播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新浪微博为问卷调研对象，发现微博上用户关系成不对等特征，度数大的用户较容易受到关注，同时度数大的资源也能够得到更多关注，群组关系、互动交流、关注传播都与信息传布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关注传播影响程度最大。在信息服务方面，戴雨森等（2008）从用户感知角度，通过调查研究的分析提出并验证了四个社会网络服务的关键因素，分别为可用性、内容质量、信息检索和社会性，并且对可用性和内容质量更加重视。刘勇，阳莹（2013）基于TAM理论，借鉴其他相关理论，构建了移动SNS用户采纳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包括感知可用性、感知易用性、系统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移动SNS用户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5 结论

根据上述社会网络分析的方面的总结分析，可发现近年来社会网络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多样的研究成果。且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积累，研究逐渐深入，热点也逐渐明晰，主要偏重在政务及社会资源配置、竞争情报、知识管理以及基于用户的社会网络研究等四个方面。本文作为近年社会网络应用研究的综述，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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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5

关键词：知识交流知识共享虚拟社区成就需求理论

所谓虚拟社区是和实体社区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通过互联网这个媒体将拥有共同兴趣或是共同目标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在这个虚拟空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交谈、互相帮助甚至是从事交易。

对于虚拟社区经营者而言，如何吸引更多的成员，如何激励成员的参与，如何增加成员的忠诚度，影响不同成员互动交流的因素是否不同等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有在了解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成员，使虚拟社区成为汇集人气的空间和平台。

本文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下，从整合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架构如下：在虚拟社区环境下，研究其中成员的知识交流行为，试图从知识获取和知识贡献两个方面来了解社区成员的参与情况，探讨影响这种知识交流过程的因素，进而提出应该如何激励知识交流的管理建议。

成就需求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Meclelland）经过对成就动机的深入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成就需求理论，将人们的内在需求归纳为成就需求、权力需求与亲和需求三种。成就需求是基于个人理由去设定并完成目标的欲望，即一种根据适当标准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内驱动力。权力需求是指使他人改变行为、顺从自己的需求。亲和需求是指追求友善并重视人际关系的需求。

实证模型设计及假设

本文试图利用麦克利兰提出的成就需求理论，将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内在动机、自我效验等作为影响其进行知识交流的因素，以讨论社区内知识交流和共享以及激励机制的作用。

具体而言，本文从成就需求理论出发，研究成员特征、知识交流和社区强化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出影响虚拟社区成员知识交流的因素。在研究模型设计时，成员特征被分解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和个性特征（如自我效验、成就需求、内在动机等）；知识交流则分为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两种情形；而社区强化指的是社区对于成员参与的奖励计划，包括经济强化、身份认知以及表现评估等形式。研究拟采用的实证模型如图1所示，其主要假设如下：假设H1：虚拟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会影响其知识获取程度；假设H2：虚拟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会影响其知识贡献程度；假设H3：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会影响其知识获取程度；假设H4：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需求会影响其知识贡献程度；假设H5：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会影响其知识获取；假设H6：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会影响其知识贡献；假设H7：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愉快程度；假设H8：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兴趣；假设H9：虚拟社区的强化机制会影响其成员的满意程度。

研究内容及结果分析

本文在长三角地区的高校学生以及上班族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采用书面问卷和网上问卷两种形式，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356份，其中书面问卷发放200份，回收132份；网上问卷发放450份，回收224份。在356份问卷中，有效问卷数量为316份，有效回收率为48.6％。

对于回收的样本，笔者主要用SPSS软件，通过统计描述、可靠性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研究提出的假设中除了H9只得到部分支持之外，其余假设均成立，并得出知识获取和知识贡献的回归方程。

知识获取＝-8.4E-17＋0.577×亲和需求＋0.182×自我效验＋0.177×满意＋0.108×愉快

知识贡献＝-4.8E-16＋0.402×权力需求＋0.268×愉快＋0.181×成就需求＋0.120×自我效验＋0.103×兴趣

研究结论与营销启示

根据研究结果分析，本文为虚拟社区服务提供商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藉此推动社区内的知识交流和共享，提高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提升虚拟社区经营者的竞争力。

首先，对于成就需求的刺激，必须让社区成员有被尊重、受到重视的感觉。比如论坛中对具有价值的帖子的标记措施，可以使发帖者感受到自身的付出得到重视，而其他成员则可以了解他人对社区的贡献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加社区成员的成就感，从而愿意继续在社区内提出和解决具有一定水准的问题；而在刺激网友的权力需求上，可以通过提供社区权限分级制来进行，只有做出一定贡献的成员才能提高等级，拥有更多的特殊权限，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权力需求高的成员参与；社区还可以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交流氛围来刺激成员的亲和需求，当社区被营造成为一个温馨团结的大家庭时，其成员就会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从而想要更深层次地融入到社区之中，与其他成员建立更为亲密和友善的关系。

其次，自我效验也是影响虚拟社区成员进行知识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社区也应该致力于提高成员的自我效验水平，这里主要指科技效验、信息效验和联系效验三种。社区可以通过创造简单易用的界面、介绍基本的电脑和网络知识、帮助成员学习和使用在线社区技术，及时向知识提供者反馈其知识的价值等信息，让成员了解其贡献得到了社区的重视和肯定等措施来进行。如此往复，社区成员的自我效验水平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加强其知识的交流。

与外在动机相比，内在激励的虚拟社区成员更愿意努力工作，更乐于付出和贡献。因此，从内在动机出发，虚拟社区应该让社区成员感知到愉快、对社区的强烈兴趣，以及对社区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满意等，这些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创造话题相对集中的分讨论区、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和更加人性化的界面设计、经常了解社区成员的需求和不满等，并及时做出调整来实现；同时，社区还要利用好经济强化、表现评估和社会赞誉等强化机制来激发虚拟社区成员的内在动机。

参考文献：

1.FrankT.Rothaermel.StephenSugiyama:Virtualinternetcommunitiesandcommercialsuccess:individualandcommunity-.JournalofManagement，2001（27）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6

摘要：情绪智力的作为一种人类独有的思维特质，主要表现为在外界环境和人际交往中产生压力和尴尬时的化解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其整体水平能够侧面反映出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培养良好人际关系进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针对用人单位而言，选择合适的情绪测量试题，对即将入职或招聘人员进行测试，有利于对员工未来人际关系和工作满意度进行有效预测，进而体现员工未来的工作效能情况。根据以往研究的基础，笔者总结测试设计将在五个因素，十五个子维度上总结设计情绪智力的参考方案，帮助企业对将入职员工进行效能预测和分析。

关键词：情绪智力；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度；心理测试

一、情绪智力研究成果

情绪智力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初叶，心理学家桑代克（E.L.Thorndike）将人们用于人际关系管理和处理人际关系问题的能力定义为社会智力，随后亚历山大又在1935年对提出了非智力因素在人际关系处理中的影响作用。发展到80年代，加德纳关于智力的多元理解和划分明确了情绪智力的维度，及人际智力和内省智力。这两者从自我调节和外部环境影响和处理能力的角度分别对情绪智力进行了表述，同时具备两种智力的人能够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意图和诉求，通过调节自己和影响他人的方式，实现人际关系良好发展和自身生活环境优化。由此可见，心理学界对于情绪智力的定义和划分并无统一的说法和共识，各个学派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并根据自己的理论开发了不同的测量工具。皮特艾兹等研究者为了解决研究理论和测量方法各异带来的情绪智力定义混乱问题，总结归纳了各类理论研究观点，认为情绪智力主要体现在特质情绪智力和能力情绪智力两个方面，并重点研究了特质情绪智力，明确其概念和结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可用于实用性研究的测量工具。由于本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未入职员工的特质情绪智力进行测试，因此主要借鉴皮特艾兹的理论和成果，根据我国求职特点进行本土化设计，帮助用人单位进行情绪智力测试。这样不仅可以借助较为成熟的测试体系和数据来源，也可以针对我国本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针对性设计。

二、情绪智力心理测试设计原则

1、私密性原则。在心理学测试中，考虑到其测试问题涉及到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以及测试结果外泄可能对个人心理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在测试之前必须告知被测试者测试的情况和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这一事实，让被测试者了解本测试的内容及结果仅在他允许的范围内知晓，测试人员应具有绝对专业性，对测试内容和结果严格保密。

2、预先准备原则。情绪智力测设中选择的不同测试点、测试的实施过程、得分统计和结果分析应严格按照心理学测试要求进行，需要对相关测试人员进行预先培训，并充分了解测试的目的、内容，以便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3、客观性原则。确保被测试者完成测试的条件尽量相同，减少外界因素对被测试者心态和情绪的影响。对于测试结果的评价也应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确定测评的一致性。

4、参考性原则。情绪智力测试结果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应被测试这在情绪智力方面的基本情况，但必然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测试结果应尽量作为参考量，配合其他测试，全面了解被测试者的实际情况。

三、设计测试的目的意义、设计思路及双向细目表

（一）测试的目的意义

企业在选择用人之时进行情绪智力测试，重点想要了解的是将入职员工的人际情绪智力情况，特别是在自我情绪管理和人际交往互动中的情绪信息，员工拥有良好的情绪智力是提升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能的基础，因此在入职前通过相应测试选择这方面能力较强的员工，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测试设计思路

1、测试题目设计可以依据特质情绪智力成人问卷包括简版（Petrides & Furnham，2006； Cooper & Petrides，2010），问卷的内容涉及到整体特质情绪智力的四大类影响因素和15个分因子，以自陈式的方式展开，测试问题均以陈述句形式进行，被测试者需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测试。

2、测试量表以Likert五点记分法为主，及从根本不符合、多数情况不符合、不能确定、多数情况符合到完全符合五个层级，分别计1、2、3、4、5分，共30题，每个因子两个题目，根据总分情况分为优秀（130分以上）、良好（130-100分）、合格（99-75）和较差（75分以下）。测试者还可根据实际需要对每个因素进行平均得分统计，分为单项优秀（4分以上）、良好（4-3.5分）、合格（3.5以下-3分）、较差（3分以下）。

（三）双向细目表的设计思路

构成因素为：情感因素、自控因素、交际因素、幸福因素、整体情况。

其中各个构成因素的因子、特征及所占问题数量为：

情感因素――情绪感知，（是否对自己的感受有明确的认知能力，是否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表达和情绪变化），2问；

情绪转移（是否具有换位思考能力和意见采纳能力，能否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2问；情绪表述（是否能够有效组织语言，保证交流畅通）2问；

关联技能（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倾听者和交流者，是否能够通过建立友好关系实现工作效率的提高，是否了解如何在沟通中做出正确回应）2问

自控因素――情绪调控（是否能够控制和调节自身情绪，能否及时发现并消除消极情绪情绪影响，延长积极情绪作用时间，能否保持心理状态稳定）2问；

低冲动性（是否在全面掌握信息和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决定或付诸行动，但又不会仅为过于谨慎而畏首畏尾）2问；

压力调节（是否能通过情绪调节和情绪激励减少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冷静面对压力）2问。

交际因素――情绪调节（是否能够在感知他人情绪的基础上，帮助他人进行有效情绪调节，是否乐于出席社交活动）2问；

决断力（是否能够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是否能够真心对他人给予肯定和赞美，是否希望获得团队领导位置）2问；

社会观念（是否对人际交往和沟通合作具有相当的自信，是够对外界信息和周围人情绪变化具有敏感性和洞察力，是否善于协商和沟通）2问。

幸福因素――特质幸福（能否在多数时候保持幸福和快乐的感觉）2问；

特质乐观（是否具有乐观的心态和处事态度，是否具有迎接风险和挑战的能力）2问；

自信心（是否对自我价值实现具有较高的期望，是否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否对自己有较高的评价）2问；

整体情况――适应性（是否能够较快适应新的事物或环境，是否具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2问；

自我实现（是否对成功具有强烈的企图心和行动力，是否能够处于自我实现需求而努力工作）2问。（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Petrides K. V. ， Frederickson N. ， & Furnham A. The role of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devi-ant behavior at school[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4， 36， 277 -293.

[2]李博阳. 特质情绪智力调节效应及保护效应研究― ― 情绪工作过程再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2008.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7

一个人的成长大致要经历三个重要阶段：家庭阶段、学校阶段和社会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单个个体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或主动或被动、或有选择或无选择地接受这些影响，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价值体系，以此作为指导其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准则，这个价值体系就是解释个体显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笔者对“裸考”现象的解读是：参加考试的个体受到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经过个体对这些影响或主动或被动、或有选择或无选择的内化过程，形成了一个指导其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价值体系，而这个价值体系正确与否就是是否产生“裸考”现象的根本原因。“裸考”现象的出现只不过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共同作用于参考个体，并通过参考个体表现出来罢了，其不应该只是由参考个体来承担全部责任。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来论述这个观点。

家庭

大多数人一出生首先接触到的社会基本单位就是家庭，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最先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个体在没有正式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前，对其影响最大的主体就是父母。更具体地讲，就是父母所持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对其子女相应部分的形成在最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父母所持有的价值体系会最初甚至是最终影响到其子女价值体系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个影响可能是一时的，也可能是终生的。价值体系通常由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组成，包括生活观、学习观、教育观、挫折观、爱情观、婚姻观、生命观、父母观、朋友观、金钱观、工作观等。如果父母所持的价值体系是正确或者是合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并且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促进作用，那么这个价值体系就会对其子女价值体系的形成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为其子女正确价值体系的塑造打下最初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基础；如果父母所持的价值体系是不正确甚或是的，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并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那么其子女的价值体系多半会受到负面的消极影响，同样也会为其子女不正确的价值体系打下最初甚至是决定性的基础。因此，父母的价值体系对其子女价值体系的形成有非常重要之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积极正面的，也可能是消极负面的。

学校

学校作为实现教育的最主要最具体的形式之一，其所实施的教育对人的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一离开家庭，接着进入的就是学校，其大致要经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但至少会经历其中的某几个阶段。既然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必须经历的阶段，那么其重要地位就决定了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培养人才、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促进国家各方面建设中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实施中及大政方针的制定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其指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这些教育改革和大政方针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跑偏”的现象。当然，对这种“跑偏”现象的解读也有很多，如认为体制机制出了问题、选拔标准单一等，而这些也确实是客观存在并影响教育实施者作出判断和决策的因素。但笔者认为，要想解决学校教育“跑偏”的问题，教育实施者要做的首先是使教育回归其本身应有之义，即培养人、引导人和塑造人，其应该为人类的幸福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贡献。其次要做的就是要以平衡的观点来实施教育：既注重外在科学文化素质的传授，也注重内在人文素养的塑造；既注重技能的训练，也注重理想信念的树立；既关注对外在世界的解读，也注重对学生内心世界的关怀。最后是教育实施者在立足现有实际的基础上，应尽最大努力真正将教育应有之义和实施平衡教育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和行动中，让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从而也让社会和人类从中受益。只有平衡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平衡、客观、理性的人，而这种平衡、客观和理性才是我们克服内心躁动不安和无止私欲的真正利器。由此，平衡的教育会培养出平衡、客观、理性的人；反之，“跑偏”的教育会培养出“跑偏”的人。

社会

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人并不是脱离这个社会而存在，而是一直生活在其中，尽管处于这两个阶段的人与社会接触的频率和强度与完全脱离这两个阶段的人相比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由于科技的发展和新媒介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导致了处于这两个阶段的人缩短了接触社会的时间和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感官和内心产生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力。社会现实对个体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正面的和负面的。而社会现实的反映往往是以社会事件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事件，如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等事件反映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现实；“李刚事件”引发的“拼爹”现象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现实；“小悦悦事件”反映的是社会道德滑坡的现实；“求爱不成的毁容事件”反映了相关教育缺失的现实等。而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应然和实然之争即标准答案和实际答案之争一直在持续。如金钱观，标准的答案应该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实际的答案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择偶观，标准的答案是人品、感情最重要，但实际的答案是房子、车子同样重要；如择业观，标准答案是国家需要、专业对口、个人兴趣和追求等优先，但实际答案是稳定、身份、地位、收入等才是决定因素。在现实的生活中，促使人们作出判断和决定所依据的标准往往就是实际的答案，而不是标准答案。那么这个实际的答案是如何产生的呢？简单地回答是社会的现实让人们得出了这样的答案，是在人们并没有平衡而理性地看待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也就造成和解释了现在许多“正常而又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并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认同之路还很漫长，需要社会给予那些践行标准答案的人以更多的尊重和承认，从而形成正效应，吸引和鼓励更多的人以标准答案作为其作出判断和决定的依据。由此可见，社会现实对个体的影响同样很大，并且这个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参考个体

如果说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是外因的话，那么参考个体对这些影响的处理能力就是内因。这种处理能力就是自觉反思的能力。处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重影响之下的个体，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参考个体在这三重影响之下，其本身具备自觉反思能力，可以有选择地、主动地处理这些影响，剥离消极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其作出“裸考”决定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至少不会形成一种现象。另一种就是参考个体在三重影响之下，其本身不具备自觉反思的能力，没有选择地、被动地接受这些影响，没有剥离消极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其作出“裸考”决定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也极易形成为一种现象。现实的情况是，“裸考”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这就说明参考个体在没有对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作任何处理或者仅作简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地将这三重影响通过“裸考”这种行为呈现出来。由此可见，自觉反思的能力对于人来讲是多么的重要。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与引导；参考个体自身的自觉性高低。家庭和学校教育应该为人的自觉和反思能力的形成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播下希望的种子，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对个体进行有意识的引导和培养，使个体养成从不同高度、不同角度、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习惯。参考个体也应不断提高自己的自觉和反思能力，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这样就会避免被同化或异化，以一种更加独立、冷静、理性的姿态看待各种扑面而来的思潮和影响。

试述影响社会流动的基本因素篇8

【关键词】 通径分析;考试焦虑;影响因素

考试焦虑是由考试刺激引发的神经紧张状态，是一种过分担心、紧张、不安、恐惧等负性复合情绪体验，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态度以及考试时的正常思维，损害学习效率和临场考试水平的正常发挥，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大学生正处于个体成长的关键期，其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主要症状表现为焦虑[1]。医学生是大学生中相对特殊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将要从事的是生命所系，健康所托的工作，所以医学生对自身的专业和学习有额外压力。

本研究以辽宁省两所医学三本大一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TAS)、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CCSPS)、应对方式问卷(CSQ)、社会支持量表(SSRS)相结合，通过多元回归、通径分析量化分析大学生人格、应对方式及其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1.调查对象

辽宁中医药大学三本大一学生300人，锦州医学院三本大一学生300人，共600人。

2.调查工具与方法

采用集中测试方法，在学生考试前一个月，用TAS、CCSPS、CSQ、SSRS对学生测试，问卷当场收回。

3.问卷调查及收回情况

共发放6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509份。

4.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问卷结果由研究者本人整理并计算测量结果，数据录入电脑，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

5.结果

5.1 考试焦虑主要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以考试焦虑为因变量，以CCSPS、CSQ、SSRS中诸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筛选考试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见表1)。表1 考试焦虑与人格、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

5.2 考试焦虑主要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为进一步探究考试焦虑影响因素的作用，本课题对经多元回归筛选的8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通径分析，以通过数学方法对上述8个因素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根据专业知识建立通径图，单箭头表示通径，双箭头表示相关(见图1)。

图1 通径分析示意图

通径系数为各因子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为其对考试焦虑影响的直接作用，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或贡献;间接作用是指通过其它通径到达因变量所起的作用[2]。分别计算考试焦虑各主要影响因子的通径系数，(见表2)。

6.讨论与结论

通径分析是建立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基础之上的分析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的发展和应用，是更高层次的分析方法[3]。通径分析通过分解回归系数和相关系数，不仅提供了一个变量与最终反应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所包含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还提供了其中的未析部分和伪相关部分[4]。通过分析通径系数的大小能了解原因变量对结果的作用程度，不仅可以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可以分析其通过中间变量所起的间接影响;不仅可以分析已知自变量的作用，而且对于研究中未包括，但实际有影响的因素总的作用大小，也可以表达并提示人们是否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他影响因素[5]。表2 考试焦虑影响因素作用分解表通过对考试焦虑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探讨影响考试焦虑的主要因子的作用：

6.1 在考试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中，活跃、坚韧、解决问题的直接、间接作用均表现为积极作用，并且作用明显;求助、自责均为面对考试焦虑应及时的应对方式，对考试焦虑的直接、间接作用均表现为消极。因此，可通过培养学生活跃、坚韧的人格，引导学生面对应激时，正确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缓解、干预考试焦虑。

6.2 坚韧对考试焦虑的总作用最大，表现为积极作用，除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影响其它影响因子来间接影响、干预考试焦虑;另外，坚韧的决定系数、坚韧与解决问题相关的决定系数分别位居第二、三位：d3=0.0506，d38=0.0446，并且，坚韧与解决问题的相关关系表现为正效应(r38=0.491)，即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具备坚韧的人格，则善于采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反之，擅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形成坚韧的人格。因此，可以对学生同时进行坚韧和解决问题的培养、引导，并易于收效。

6.3 重情对考试焦虑的决定系数最大，d2=0.0610，但重情对考试焦虑的总作用并非最大，重情对考试焦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作用，且为消极影响，但重情通过人格、应对方式等因素对考试焦虑发挥的间接影响，表现为积极作用。因此，对人格主要表现为重情的学生，应注意引导方式，采取科学的方法，合理运用重情，克服重情对考试焦虑直接的消极的影响，充分发挥、挖掘重情的间接作用，缓解或干预考试焦虑。

6.4 在考试焦虑的消极影响因素中，自责对考试焦虑总的作用最大，作为一种情感关注的应对方式，自责可以通过影响人格及其他应对方式的形成，间接影响考试焦虑。因此，在学生考试焦虑干预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学生减少或避免使用自责的应对方式。

6.5 各因子对考试焦虑影响作用的累计贡献R2=0.401，其中人格因素对考试焦虑影响的累计贡献R2=0.233，占总贡献的58.10%，说明人格对考试焦虑的作用最为重要，符合心理学关于人格、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相互关系的认识[6]。

6.6 剩余通径系数为通径分析的误差项，本课题Uy=0.774，说明除上述考试焦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许多其它的影响因素。考试焦虑的形成是个体面对应激时，在特定时间、环境产生的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除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外，还包括生物学、认知等因素，这些都与个体的人格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紧密相关，即当个体需要和动机强烈，而自身能力缺乏和获得的支持不够时，遇到突发社会生活事件就容易产生焦虑情绪，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考试焦虑的其他影响因素。

通过本研究，可以推断培养学生坚韧、活跃的人格，引导学生采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鼓励学生尽可能争取社会支持，对改善学生的考试焦虑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家麟.心理健康与智力发展[J].心理科学通讯,1984，(2)：42-44.

[2] 陈东周.通径分析在流行病学描述性研究中的应用[J].疾病控制杂志，2003，7(4)：344-346.

[3] Pedhazur，E.J.Multiple Regression in Behavioral Research[M].CBS College Publishing，Second Edition，1984：577-633.

[4]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1999：145-175.

[5] 黄正南.医用多因素分析[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三版，1995：7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