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闻文风问题的根源

我们的新闻机构，很多都是只强调“报道”而不在意新闻的讲述方式和方法。其结果，是很多新闻报道没头没脑，不可亲，不可读，成了新闻“垃圾”。而也有一些重视讲故事的媒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所谓的故事性而牺牲新闻的真实性，讲出来的东西不可信，也成了“垃圾”。

因此，学新闻，本应该从学写新闻开始。要改进新闻文风，也应该从学会把新闻写好开始。现在很多人感到新闻文风不好，究其缘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记者发掘和叙述新闻事实的理念和能力出了问题。

记者捕风捉影，不去深入采访真实的事实

一则流传甚广的笑话，入木三分地反映了某些记者为了娱乐受众而不惜扭曲事实的浮躁作风：

领导到某地，刚到便有采访：您对小姐如何看？

领导问：这里还有？

第二天报载：《领导方抵本地，开口便问》。

又有采访：您对问题咋看？

答：不感兴趣。

报又载：《领导要求高，本地小姐遭冷遇》。

记者再问，领导怒：啥五陪的，不知道！

报纸大题伺候：《已难满足，五陪方能过瘾》。

记者再来，领导不语。结果仍有新闻：《面对问题，领导无言以对》。

领导大怒：乱写！告你们！

又爆新闻：《领导一怒为》。

很多有过媒体采访经历的人，虽然其遭遇不是这样极端，但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却不罕见。笔者和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朱迪曾经对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国新一代新闻人做过访谈，其中一位中央新闻单位的同行跟我们讲起这样一件事：她因为影响了一位在逃杀人嫌犯主动自首，招来了很多媒体的记者采访。一般她都是能推就推。但是南方一家小报的一个女记者软磨硬泡，终于感动了我们这位同行。没想到那个女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美女记者和异性逃犯怎样怎样的说法。我们的这位女主人公非常严肃地指出了这种问题的轻浮，讲清了基本事实，然后问她这篇文章大概准备怎么写。那个女记者说，就写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女记者委托他们的报纸向全社会澄清关于美女记者之类的说法。

我们的同行后来说：“我当时气得都要吐血了。”她告诉那个女记者要搞清楚，她是一个国家级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就是要向社会澄清什么的话，也不会去委托一个地方报纸。而这个女记者却来了一句：“你别以为我没采访过别人。你一下子发这么大的火，你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们这位同行还是非常有涵养的。她强压怒气，耐心告诫这个女记者：“新闻记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真实的东西，不要猎奇。要走大路。你一开始就钻胡同了，走下去就是南墙。非要撞一下啊？”在她的循循善诱之下，那个女记者没有写出太出格的东西。

可是，有太多的媒体从业者，却还在钻胡同，撞南墙。按照我们这位同行的说法：“他们都想一夜成名，却不想努力做事。他们认识不到真正的交流有多重要。”

其实，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和各种不同的人产生“真正的交流”，为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如果我们为眼前的诱惑所迷惑，只想搞点一时吸引眼球却并不真实的东西，不仅会辜负我们的采访对象以及受众，也会辜负我们自己，辜负历史。

记者不注重报事实，而急于讲道理

西方新闻教科书的一个基本的新闻报道法则，就是“show, don’t tell”。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找一句贴切的中文意思并不容易。《读库》主编张立宪从来没有学过西方新闻学，也没有听说过这句英文。但是他凭着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新闻报道应该“摆事实，不讲道理”。这给了这句英文经典一个非常地道而传神的中文译文，意思就是，新闻报道应当只提供事实，道理要受众来悟，结论由受众来做。

记者在报道中不注重报事实而急于讲道理，有什么不好呢？只两点不好就要了报道的命：一是报道缺乏可读性，二是报道显得不可信。

记得在2003年非典初期，有关部门对非典疫情的公开还不是很明朗的时候，一位曾经在中国做过外交官的美国科学官员给我和一些朋友群发了《南方日报》当年4月2日刊发的一篇报道，说广东省非典病例“3月份明显下降”。报道通篇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更没有一个鲜活的故事，完全是公文语言，如从上到下如何重视、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等官样文章。

这一篇我们一般人很难读下去的报道，为什么会引起了这个美国“中国通”的注意呢？――他甚至不惜工本地把它翻译成英文，方便不懂中文的朋友了解情况。原来，他发现，报道中的数字与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的内容有矛盾。《南方日报》说3月份病例下降的数字，是与2月份相比，下降了47%。但是世卫组织却把3月份报告的病例数与上年11月到2月的总发病数相比，指出，3月份广东的发病数占前4个月总发病数的一半。

显然，这篇报道的作者急于要讲道理，而没有充分讲清事实，被人抓住了把柄。但是，这位美国朋友同时也说，在数字上有毛病，是对数字的理解问题，不一定是刻意欺骗。最令他不安的还不是这些数字，而是这篇报道的文风。他说，中国官方“在坏消息的时候，总是说，党和政府对此如何重视，事情如何得到了有效控制，所以不用担心”。这篇报道的行文风格，让他感到“情况一定很严重”！

一篇打算告诉人们不要担心非典的报道，却在这个美国人那里收到了完全事与愿违的效果，这的确有些像黑色幽默。

相反，当年4月3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该报驻京记者潘文的一篇报道，以众多生动的细节和故事，描述了地方有关政府部门如何因为过春节而延误了新的肺炎状疾病的报告，这个疾病如何在中国各地蔓延并扩散到香港和其他16个国家，一个感染者家庭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女儿又把病带到香港，最后如何总共传染了三家医院约90人。他甚至追溯到最早感染这个病的一个卖水产品的商人。他的通篇报道没有一句主观评论性的语言，没有一句大道理。然而他把这些生动细节串联得丝丝入扣，悬念跌宕起伏，读者会津津有味地一读到底，而且会从他的报道中，不由自主地得出中国政府作风官僚、对非典蔓延反应迟钝的印象。这正是西方媒体以讲新闻故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典型手段。

事实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新闻报道，往往是那些鲜活真实的事实，而不是记者急于主观讲述的道理。2005年12月印度洋海啸之后，在大量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些游客利用以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自救和逃生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也是很生动的防灾知识普及。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发现并报道了震区一个乡中学的校长多年来在学校坚持危机疏散演习，并四处筹款以40多万元加固了一个十几万元建起的危楼的事情。结果地震中全校无一师生伤亡，无一建筑倒塌。这一报道非常突出，让人很难忘。

记者不清楚新闻报道的目的和对象

当前，有很多报道是“奉命”而作，充满了煽情，然而却并不吸引人。因为记者在写煽情文字的时候，忘记了或者模糊了一个基本意识：为什么做这个报道？报道做给谁看？

如果这个意识清楚的话，记者就不会从自己的主观情感出发，而是时时会想到受众：他们关心什么问题？怎样的方式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记者的自我感觉就不会膨胀，报道也会平易近人。但是，很多煽情报道的“作秀”意图过于明显，一看便知是为了给领导看的，这样的报道就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即使受到再多的嘉奖，也难以在百姓心里留下一点痕迹。

有些报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报道形同政府文件。这样的报道，表面上“政治正确”，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那种的官样文章会使受众望而生厌，根本就不读不看。这种没有影响力的“政治正确”，不仅是在做无用功，而且还会丧失受众对媒体甚至对政府的信任，所以，在效果上并不能说正确。

其实，即便是为了政府，甚至为了广告商而“奉命”报道，若要让想传达的信息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也还是要从大多数受众的需要和兴趣出发，让报道引起受众的关注。否则，那样的官样文章和报道，连授命做报道的人都看不下去。

再者，从新闻媒体的前途考虑，记者也不能再做这种自说自话的报道了。现在，世界上用多媒体手段报道新闻的势头发展迅猛，而纸媒体已呈现衰落的势头。尤其是在美国，今年以来就有近百家报纸宣告结束印刷版而只出网络版，包括赫赫有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尽管美国纸媒的衰落有其自身的原因，而中国的报业方兴未艾，但是，多媒体新闻基于受众的报道思路和与受众互动的特性，已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伴随电脑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乃至更新一代，号称“网络土著”（而我们这些后来者则是“网络移民”），这些新一代对媒体的接受习惯已经和传统的人们有很大不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媒体现在不去寻找和研究与这些新生代沟通的有效方式，继续自说自话，即使我们在经济上不会到目前美国很多纸媒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势必为“网络土著”们所抛弃。

一些新闻人的审美感觉有问题，美丑不分

张立宪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感叹说：“我们现在写出的东西为什么读出来这么差？我自己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对所谓‘美文’的感触。比如说，我们惯常用形容词、用结论性的词来概括一个东西。我们很少用动词。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用很宽泛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把人打死。我们用太多的形容词来标榜自己，用结论性的词来标榜自己，用一些很夸张的词，或者这种修饰性过强的东西。都不注重用细节来说话，用事实来说话，用数字来说话，用人物来说话。”

他说，他在编辑《读库》稿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尽量不要出现感叹号；尽量不要用程度副词和形容词，诸如“最棒的”、“唯一的”之类；不用概括性的形容词，如，这个“可尊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他说：“我们能不能把‘可尊敬的’这四个字拿掉？如果你的文章写得好，读者自然心里会知道这个老人是可尊敬的。如果你的文章写得不好，或者这个人本身不值得尊敬，你说可尊敬，实际上是对读者另外一种意见的剥夺。”

所以，张立宪主张“摆事实不讲道理”。他认为：“观点、观念、评价、结论都是属于读者的。你有本事就让读者导出这个结论。你不要剥夺读者得出这个结论的、权利。你也不要剥夺读者得出相反结论的的权利。”

对张立宪的看法，笔者深以为然。

当然，要报道好新闻事实，记者的采访作风也很重要――必须像讲的那样，“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而不能只浮在上面；要“兼听则明”，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这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做起来却阻力重重。只有记者本身坚持新闻理想，才有可能做到。

(作者为新华社对外部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