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加强看守所法律监督之我见

摘 要：2007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生的黎朝阳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身为法官的黎朝阳伤痕累累暴毙于看守所。本文仅对其中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试图抛砖引玉，呼吁业界对加强检察机关的看守所法律监督采取更为行之有效之措施，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

关键词:法律监督；看守所；检察机关

2007年3月23日桂林市平乐县人民法院原法官黎朝阳因涉嫌受贿被桂林市检察机关决定刑事拘留，由桂林市公安机关执行刑事拘留，先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3月26日转移到桂林市兴安县看守所羁押。4月2日被发现已经死亡。同年4月底经过两级相关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调查后，桂林市在新闻会上公布调查结果：“黎朝阳系猝死，死亡原因较符合青壮年猝死综合症”。调查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检察机关在办理黎朝阳涉嫌受贿一案中，严格依法办案，法律手续齐全，程序合法，没有发现办案人员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黎朝阳在桂林市第一看守所、兴安县看守所羁押期间，收押手续齐全，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监所管理教育到位。黎朝阳羁押期间，没有发现监管民警对其有体罚、打骂、虐待的情况。没有发现桂林市第一看守所23号监舍，兴安县看守所14、15号监舍在押人员对黎朝阳实施殴打、体罚的情况。而网络和部分媒体则以广西法官全身伤痕离奇暴毙看守所之类的字眼，对该案表示质疑。同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研究所鉴定结论是：黎朝阳尸体符合窒息所致死亡的特征，不排除与受限有关，但该鉴定结论一得出即被桂林市公安局否定。峰回路转发生在2008年5月30日，同监舍犯人黄于新在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后，当庭喊出黎朝阳死于看守所同监舍犯人的虐待。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和南宁市检察院层层交办，2009年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兴安县看守所民警王万安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兴安县看守所所长盘定龙因犯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案件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由《南方周末》以及《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强势媒体报道之后的黎朝阳案所引发的社会质疑与愤慨，值得我们每一位法律人深思。

原因一：立法的缺失

处于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制约，我国现行立法关于法律监督的规定突出的表现为原则性偏强，可操作性不足。就看守所而言，现行规定是看守所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置，由公安机关管辖。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看守所有检察机关派出的检察室负责监督，但是整体效果还难以达到满意的境界。检察机关在看守所的监督被不当的架空，其法律监督效应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在刑讯逼供提供了温床，检察机关在看守所的派出检察室由于人员较少，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和管教人又多，又处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内执行监督使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主观发挥。近年来，学界对于看守所改革的呼声一直在增大，有学者建议将看守所转由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更有利的监督，尤其在防止刑讯逼供、滥用私刑方面将有重大突破；也有学者从权利均衡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应该由司法机关管辖，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通过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中立的监督，实现权利的制衡，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强势的司法机关的过分追究。

就检察机关而言，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8年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对检察机关的看守所法律监督提供了引导和保障。但是，该规定的具体可操作性并不完善，监督效力受到影响，仍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原因二：“人文因素”的不当影响

受几千年封建思想余毒的侵害，在司法机关当中确实存在少部分重刑主义者，他们坚持“不动刑，犯罪嫌疑人就不会交代”，导演出刑讯逼供或者变相指挥牢头狱霸逼供，造成了部分犯罪嫌疑人的重大伤亡的闹剧，致使社会对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锐减，司法权威性受到排斥，甚至引发仇视社会的敌对情绪。法治思想的缺失，导致执法人不当执法而未出现有效监督。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指引，部分司法工作者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对其适时施以必要的压力，包括身心压力，有利于实现实体正义。检察机关的检察室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举报，并没有较高的责任使命感以及必要的权利对举报的事实进行核实，假以时日，对于看守所内发生的不法行为已经达到麻木的境界，甚至与部分民警串通，对于刑讯逼供等不法行为听之放之，放任不管，这显然违背了人民检察院设立看守所检察职能的初衷，违背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以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法律原则。看守所检察人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恪守检察职业道德，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应当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注重实效。

原因三：司法鉴定“百花齐放”

司法鉴定对于刑事案件的顺利开展，作为刑事案件证据具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现阶段，我国关于司法鉴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除了公安机关内部设置有专门机构负责司法鉴定，还有法院系统的法医作出的司法鉴定，另外部分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三甲医院也参与到司法鉴定中来，还有著名的司法院校内部也设立有司法鉴定机构。各种鉴定机构的鉴定能力难免会有一定的差距，介入到鉴定中的时间段也有先后之分，而作出最终鉴定结果采纳决定的又是具有一定优势地位的相关司法机关。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检察机关对于司法鉴定的法律监督往往停留在表面之上，并未深入到具有权威否决权的程度。例如在黎朝阳案中，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鉴定结论遭受社会质疑，中国政法大学的鉴定结论更符合尸体的表征，而却被公安部门予以否定，由于检察机关对于司法鉴定也没有能够提供中立、可行、便捷的司法鉴定方式方法，因而检察机关对于司法鉴定的法律监督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原因四：相关处罚机制的滞后

虽说刑法设置了相应的处罚，但是判决结果往往只是对于部分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罚，黎朝阳案严重影响了社会对司法的公信力，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看守所所长十五年有期徒刑仍难以让被害人家属信服。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纠正违法的程序：（一）驻所检察人员发现轻微违法情况，可以当场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并及时向驻所检察室负责人报告，填写《检察纠正违法情况登记表》；（二）驻所检察室发现严重违法情况，或者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后被监督单位七日内未予纠正且不说明理由的，应当报经本院检察长批准，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三）人民检察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十五日内，被监督单位仍未纠正或者回复意见的，应当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对严重违法情况，驻所检察室应当填写《严重违法情况登记表》，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报送并续报检察纠正情况。第四十三条规定被监督单位对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意见书面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复议。被监督单位对于复议结论仍然提出异议的，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第四十四条规定发现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存在执法不规范等可能导致执法不公和重大事故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应当报经本院检察长批准，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对于看守所内发生是可能涉嫌违法行为，主要采用提出检察建议或者上级检察机关复核，并没有及时对涉案的不法人员实行切实有效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也无权对相关当事人施行必要的处罚措施，削弱了检察监督的有效性，容易导致出现工作的被动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袭等现象。

小结

黎朝阳法官案暴露了检察机关在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方面存在着缺失，这固然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和司法分工不同有着重大的联系，然而，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保障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合法权益，是尊重人权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法制文明进步的合理要求，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为本的现实体现。

检察机关有必要对现行的看守所法律监督进行改革，除了可能将看守所转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外，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出台更为具体细化的可操作性司法规范，如对进驻看守所的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定期轮换，防止麻痹主义思想不当慎入；可以在必要时协同司法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对于不法分子从严从中加快处罚进程与处罚力度；通过争取国家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于看守所内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快速处理权限；提高进驻看守所的检察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责任感，消除或者降低封建残余思想和重刑主义的不当影响；为排除地方政府的行政压力，实行逐级上报，必要时由省级人民检察院介入；通过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选取试点，由各地试点检察机关探索如何切实有效提高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举措，并逐步予以推广。经过一系列探索改革，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的看守所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监管场所正常秩序，保障国家刑罚权的顺利实施，对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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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惠娟;浅议当前监所检察工作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0年31期

［5］高鸿雁;论被羁押人的人权保障［D］;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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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地址：广西钟山县人民检察院，广西钟山54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