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孩闯荡上海的不同命运

光阴如水，转眼改革开放已30载。蓦然回首30年的变化，感到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更是变化惊人。改革开放之初，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脱了军装又穿上警服，我成了一名穿白制服的户籍警。期间，接触了形形的人，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回想起来，现在的派出所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观念上的变化。

当初，在辖区里发现外来人员，那时称为“盲流”，户籍警首先会将他们视为可疑对象，马上会把他们带到派出所，用怀疑的目光审视他们，询问来上海干什么？并检查其随身携带的东西。待调查清楚身份和携带东西都没问题后，再将他们送往遣送站。

记得一个秋雨凄迷的夜晚，刚穿上新警服的我在所里值班。指导员老鲍穿上雨披，带着我骑车穿街走巷去巡逻。我们在辖区绕了一大圈后，指导员便熟门熟路地来到那幢正在撤除的旧楼房前，指点我说；“这楼里可能住有外来“盲流”，也时常有流氓在里面搞流飞活动，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我们手持手电筒逐层搜索，电光似一把利剑刺破了沉沉的夜幕。那时，上海控制得很严，几乎没有外来“盲流”。

果然，在三楼角落里的一件空房内，有一大堆黑黑的影子，指导员用手电不断地扫射人头，大声嚷嚷道；“都起来！都起来！接受检查。”

我们也随之大声高喊。在一阵吆喝声中，破旧的大花被子下的几个人影，终于揉着惺忪的眼睛坐了起来。在强烈的光束下，我发现尽是些头发散乱的黄毛丫头。她们慌乱地穿上棉袄，瞪着小鹿般惊恐的眼睛，浑身发抖地怔怔地看着我们几个身着制服的警察。

指导员厉声问道：“什么地方来的？”

“安徽。”其中一人声音轻得像蚊子。

“安徽什么地方？”

“阜阳。”

“大声一点，来上海干什么？”指导员虎着脸追问。

“换粮票。”对方老实地答道。

“用什么换？”

“鸡蛋。”安徽姑娘无奈地答。

“这是非法的，知道吗？”指导员严肃地告知她们。

对方无言，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等待发落。

指导员又责令她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到派出所去接受检查。”

姑娘们乖乖地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口袋里、枕头下的毛巾、梳子、草纸、小本子等小玩意堆在了一起。指导员让我用她们的一块红头巾，裹着那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先带她们去派出所值班室等候处理。

我在前面推着自行车，“盲流”们跟在后面，在绵绵的细雨里，她们随我来到了派出所。我开始逐一检查那一大包东西，蓦地在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里，发现了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我好奇地翻开检查，见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皱皱巴巴的粮票。我将粮票通通抠出来放在桌子上，顺便又好奇地翻看小本子里面的内容，见尽是一些名人名言。诸如：“美丽的彩霞在雨后，真正的友谊在别后。”“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之类的美丽词句。我又发现了扉页上歪歪扭扭地抄着一首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

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

……

我见之心里猛地一颤。

这首诗我太熟悉了，在部队最艰苦、最思念妈妈的日子里，就是这首普希金的诗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当年也是将这首诗，抄在了那本绿色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它伴我度过了6年艰苦的军旅生涯。

我强抑制住自己的情感，问；“这本笔记本是谁的？”

一位带红头巾的女孩声如游丝般地应道：“我的。”

她身着一件臃肿的红棉袄，红扑扑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眸子。

我留下了几张小额粮票，把大多数的粮票悄悄地塞进了小红本内，还给了女孩，并对大眸子道：“快走吧。”

三个女孩似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愣愣地瞅着我，站在那里不动。

我扬手一挥：“还不快走！”

三个女孩逃也似的出了大门。临出门前，大眸子蓦地回眸瞥了我一眼，眼里含着忧郁、迷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也说不清。

当初我的这种行为，应该算是违纪行为，倘若指导员知道我擅自放了这几个“盲流”女孩，一定会严肃处理我的。但我那时还是个新来的实习民警，也不懂派出所的规矩，所以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凭着良知，感情用事地擅自处理了此事。好在指导员的事多，也没管得那么细，这事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时间久了，我才感到这事情的严重性，颇为后怕。

那时，对辖区的治安管理，主要是通过户口来管理的，人口几乎不流动，人员是静态的，居民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户籍警只要对辖区的户口和人员对上号，就万事大吉了，倘若能背下居民的住址和特征，就算业务过硬了。

而现在，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大流动，社区里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可谓是五湖四海。有的房子空关，有的人户分离，有的外来租借房子等等，形形，五花八门，这给治安管理带来了诸多难度，也对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我们总习惯以“父母官”自居，以家长式的作风来管理人，管住人，规定必须几天内到派出所申报暂住证。现在，则是以服务为主，对于外来居住人员，由户口协管员主动上门送上表格，请对方登记后，去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办理居住证。

如今，我们遇到外来人员，不可能随便检查其东西，更不会随便将他们遣送出去，而是要为他们在上海的打工和生活，提供更多的方便和服务。这不仅是我们派出所工作方式上的变化，更是观念上的变化。

说来有趣，几年前，我买了新房子后，原来的一室一厅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便决定租借出去，补贴家用。到房屋中介公司挂牌后的第二天，我便接到了电话。中介公司的女士说，有位外地的女青年看中了我的房子，让我去签合同。我赶到中介公司后，那位女青年已经坐在那里等候。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后，便切入正题。

她甜甜地叫了一声：“老板，你的房价可否减少100元？”

我笑着说：“我不是老板，我是――”

我刚想说是警察，又怕她听了误解，赶紧改口道：“我是机关干部，你叫我李先生即可。”

她重复说：“李先生，我们在上海打工很不容易的，能否减少100元?”

我没有马上答应她，定价前我的心里是准备还价100元的，只是职业的习惯，我对房客的人品要观察一下，以免有问题的人住进去，我的房子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

我漫不经心地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对方很大方地说：“我是湖南人。”

我又刨根问底地问：“你来上海干什么活啊?”

女青年如实道：“我在静安寺附近的公司里，从事电脑设计方面的工作。”

姑娘看出了我的疑虑，便解释说：“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一听说是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我马上感到眼前这位女青年挺正派，不会做什么有问题的事，便爽快地答应她：“好的，1400元，就按你的价定下来。”

与她签订租房合同后，我对她说：“你一个单身女子住在这里，千万注意安全，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如若派出所上门要求办理居住证，你按要求填好表格去登记一下，办个暂住证即可。”

女大学生按我的要求办了居住证，住进去后很安全，也很安静，户籍警从来没有上门盘查过她。

有一次，她突然来电来说：“水龙头坏了。”

我当晚马上赶去更换了水龙头。

我随便地问她：“马上要过年了，你不回家探望父母？”

她为难地说：“单位里正在帮她购买火车票，没想到上海买火车票如此难。”

我听罢马上打电话找朋友帮她订了一张卧铺票，她感激地说：“没想到上海人如此热心。”

这位女青年一年后又要去美国深造，她临走时真诚地说：“我两年后回来，还是租你这里的房子，到时一定要优先照顾我哦。”

我点头笑曰：“一定优先考虑你，而且不涨价。”

她提着手推箱高兴地离去。望着她消失的背影，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30年前那个用鸡蛋换粮票的安徽女孩来，同样是来上海闯荡，她们的命运是多么的迥然不同。

是的，转眼近30年过去了，这3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上海发展的最好时期。不知喜欢普希金诗的那个女孩，现在生活得如何？但我深信普希金的话：犹豫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不，已经来临了！■

李才平：奥运火炬手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才平，5月23日在浦东新区参加奥运火炬第128棒的传递，他是上海检察机关唯一一个通过民间报名的方式选的奥运火炬手。

李才平曾经在部队带领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在检察机关多次立功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