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之间的若干争议

摘 要：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三个罪名均是刑法用以规制滥用贷款行为的，在适用时便产生了许多争议。单位是否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的主体？“事后故意”行为如何定性？如何认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行为？就以上问题，在文中将一一做出探讨。

关键词：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适用争议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128-02

自2006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滥用贷款的罪名便增至三个，即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立法依据。至此，我国针对滥用贷款的规制形成了目的和手段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的转变在加大打击贷款犯罪力度的同时，也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了许多争议。

一、单位是否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的主体

三罪之中的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明确将单位列入规制的主体范围，而贷款诈骗罪却未将单位纳入规制范围。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单位负刑事责任，应该以刑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那为什么刑法单单不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呢？有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没有规定单位犯罪问题，主要是因为刑法制定之初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业，如果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很可能危及国有企业的利益[1]。这种观点笔者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案例越来越多，其中不乏私有企业，如果司法实践中不对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进行打击，将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况且，此后设立的骗取贷款罪已经将单位纳入规制范围了，这就意味着贷款诈骗罪中将单位排除在外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因此，笔者呼吁刑法尽快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的规制主体范围内。

在刑法明确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的规制主体范围内前，对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呢？如果当罚，又该如何定性呢？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下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文称《纪要》）中已经得到了明确：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但理论界仍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该学者认为刑法在制定之初当然预见到了单位可能贷款诈骗，之所以不处罚单位有合理依据，如果将这种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有违立法者的本意[2]。这又回到了老问题，历史原因导致的问题不能以当时立法者的原意来予以回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是属于对法条的实质解释过了头。事实上，笔者认为在法条没有明确将单位纳入贷款诈骗罪主体范围之前，《纪要》的做法还是比较合理的，这种做法既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又能在司法实践中规制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

二、“事后故意”行为如何定性

从三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来看，三罪中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都是必须具有特定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在获取贷款时并不具有特定的目的，而在事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了占有或转贷的目的，那么，这种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呢？有学者认为这是属于典型的事后故意，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都不承认事后故意的效力，因此不应当以该罪论处[3]。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占有或转贷牟利目的的产生时间不应该成为影响的因素[4]。还有观点分析高利转贷罪时认为，该罪在主观方面要求具有转贷牟利的目的，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两个行为，即“套取”和“转贷”，二者紧密结合才构成高利转贷的犯罪行为方式，缺一不可，因此，高利转贷犯罪并非在“套取”后就结束，还要结合后面的“转贷”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间产生转贷牟利的故意都对行为的性质产生影响[5]。

笔者比较赞同后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所谓事后故意是指犯罪既遂后的产生故意。在贷款诈骗罪中，即使行为人是合法取得贷款，但采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等手段，以逃避返还资金的，或者采用隐匿、销毁账目，以及搞假破产、假倒闭等手段，以逃避返还资金的，仍应构成贷款诈骗罪。相反，如果行为人因不具备贷款条件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得贷款后到期未能归还，但并不具有占有的目的，也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事实主义为基本立场，对客观情况做实质性、综合性的考量，通过推理回溯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现实生活中，非法占有的意图可能纷繁复杂，但其本质都是意图排除财物的所有人（包括非法所有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而取得事实上的支配权的意思。因此法官必须善于在法律规范所意含的类型中掌握生活事实圈。同样地，在高利转贷罪中，“转贷牟利”的目的产生于“套取”之后，“转贷”之前，仍属于事中故意，并非事后故意，也应当构成高利转贷罪。因此，对于这两种犯罪，关键不在于什么时候产生的目的，而在于是否具有占有或者转贷的目的。

三、如何认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性质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贷款人勾结，利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贷款人非法获取贷款或者获得低息贷款的案件。在这些案件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常常因为自己所起的作用而以各种名义分获一些利益，对于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需要依具体情况分析。

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要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但为了作案的需要，请求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参与配合作案，事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占有了其中大部分贷款，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没有获得或仅获得少量酬劳。笔者认为，这类案件行为只是以贷款形式掩饰其贪污或职务侵占的目的，因此，此类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应以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论处。如果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以转贷牟利为目的或以其他使用为目的，与非金融机构人员内外勾结，以欺骗的手段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对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应以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资金罪论处。

如果非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非法占有或转贷牟利为目的，或者明知其不符合贷款条件，为获得贷款，请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帮助，但没有明确告知占有或转贷目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客观上实施了相关的配合和帮助行为，并未实际参与占有或转贷的行为，那么，对于金融工作人员的行为可以按违法发放贷款罪定性处罚。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收受利益，可以以或非国家人员数罪并罚。

四、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行为的定性

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人的信任向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以申请贷款的方式获取金融机构贷款后加以占有，并由担保人代为偿还部分或者全部贷款。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在客观上欺骗了两个对象，既欺骗了提供担保人，也欺骗了金融机构。有学者认为这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占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且行为人欺骗担保人的行为是手段行为，是骗取贷款行为的组织部分，是为行为人实现占有贷款的目的服务的。因此，应该以贷款诈骗罪论处[6]。但也有学者认为对行为人的行为应根据受损失方来确定具体罪名。如果最终受损失方是金融机构，就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如果最终受损失方是担保人，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对于“最终受损方”的主张，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同行为不同罪名的情况出现，这是明显有悖于刑法基本原理的。

而对于第一种主张，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的主张是站在犯罪动机的立场来看待这种行为的，这与刑法要求的客观主义原则不相符合。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从行为上分析，在这种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的行为中，受骗方应当是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因为虽然行为人有骗取贷款的行为，但是其提供的担保是真实有效的，担保人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协议是有效的，金融机构完全可以以此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在对这种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的行为定性时，应该以合同诈骗罪来认定。同理，如果行为人不具有占有的目的，以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则不应以骗取贷款罪来定罪处罚，而应该将其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予以处理。

但是，如果行为人以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情况，就不应该以一般民事案件处理了，因为立法者之所以要将高利转贷罪规定为犯罪，目的主要是维护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高利转贷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信贷制度，造成有限的资金不能优化利用，且处于高风险的状态，给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造成危害。因此，对于行为人以骗取担保形式获得贷款进行高利转贷的情况，还是应该对行为人的行为做出高利转贷罪的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刘宪权.贷款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刑法分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7）：7.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丁天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重点疑点难点问题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4]刘宪权.高利转贷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3）：4.

[5]崔晓丽.高利转贷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