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辨析

时间:2022-10-21 03:01: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辨析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念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体现出浓重的现实关照取向。我国学界在公平问题上的一些错谬认识,大多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误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现实关照的漠视而造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于我们甄别学界在公平问题上的论争,澄清错谬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 现实关照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二分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等政策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同时又高度关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念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结合的产物

1、把追索社会公平与践行党的执政理念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本质和党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

2005年初,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2007年初,总理在给新华社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并进一步指出,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这就说明,一方面,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党必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一切腐败和丑陋的东西都将死灰复燃”以及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前提条件,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共同富裕则是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

2、提出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的命题

同志还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前提,诚信友爱的基础,充满活力的动力,安定有序的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保证。所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决定》还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一方面,社会公平是制度产生和存在的价值目标,是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源。只有体现公平的制度,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守,才能有效地规范和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又以其激励、约束、协调等功能,为社会公平理念的生成和平等社会关系的建立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并为社会公平的实现和巩固提供客观保证。制度的设置有多种目的和功能,而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加强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和平等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正基于此,《决定》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强调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突出从体制、机制尤其是制度创新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出了对保障社会公平具有重要作用的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即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这一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制度体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凸显出党和国家全面推进和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心和魄力。

3、提出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思想

以往认为,公平总是从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来讲的,即从经济上说,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政治上说,我国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管理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因而,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了坚实的根本制度保障。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我们党也逐步认识到,必须把维护和实现我国社会公平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通过具体的机制和体制细化和明确化,以进一步有效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尤为关注。同志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还指出,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四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社会保障体系思想的提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以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认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现实关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和统领地位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并体现出浓重的现实关照取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和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进一步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和根本的理论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党在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又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随着利益主体的不断分化,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突出表现在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1978年和2006年为起止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47:1扩大为3.27:1,区域差距之比由3.15:1扩大为6.21:1,行业收入差距由2.17:1扩大为4:1,基尼系数由0.317上升到0.496,接近0.50的“两极分化”临界点。

党中央在深刻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提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之一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并在如何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适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把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体现出我们党在政策和措施选择上由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层面的关照,为我们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渐认识到,要把逐步提出的许多具有工具理性层面的政策和措施,赋予以价值理性层面的关怀。

比如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等极具价值关怀的新论断。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这些极具价值关怀的新的论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对一些错谬观点的辨正

公平问题是被学者视为“迷宫”的社会难题,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何以如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所日益凸现的矛盾引发了价值观的碰撞,作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公平理念”自然也就成为焦点。学者对社会公平问题的探讨,好似各执一端。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公平的现实需要解决,而有关公平问题的认识更急需澄清和统一。林林总总的论争和歧见,大多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误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现实关照的漠视而造成的。

如果采取二分的方法,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不同的思考视角、不同的理论视界、不同的考量深度乃至不同的情感“宣泄”程度之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误读可作以下比照: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现实指导意义,给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以理想化的架空。一些人往往凭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认为当下的具体国情难以允许我们做到“机会平等”、“程序公正”,那么与消灭私有制,与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则相去更远,因而什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消灭阶级”等公平理念没有现实意义;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党性和阶级性,把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作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的解读。有的人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总是相对的、权利总是历史的正确观点推向极端,变为任何历史权利都是等价的、真正的公平是不可能的等等保守僵化立场,甚至以此来为既得利益辩护,这也就从根本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党性和阶级性这一价值灵魂。

从二分视角可以看出,不论是理想化的架空抑或媚俗化的遮蔽,其共同之谬则均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现实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这种否定,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解读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提高人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其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把公平理解成在享有财富上的平等,即事实上的平等;而传统的自由主义则把公平解释成规范性意义的“平等”。两者共同的错谬之处,都是把公平视为超历史的道德范畴。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把公平问题归结为特定阶级的解放诉求,因而无产阶级的公平要求必定与消灭阶级和私有制、与超越资本主义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联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公平和平等的观念,“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并指出这样的公平和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和平等是发展变化着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公平和平等的认识不可能是相同的。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什么公平原则,因为公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是恒定不变的标尺;公平是一个具体的范畴,不是不加区分简单套用的抽象标尺;公平是一个相对的范畴,没有绝对完美的公平。每一时代的公平原则和观念,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相应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我们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从理论上讲,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要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浓重的现实关照取向,对于我们甄别在公平问题上的论争,澄清错谬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果我们也以二分表述,这就是一方面,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抛弃“一百年不动摇”的教导,因为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允许我们去“折腾”和“调整”的际遇。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我们所遇到的分配不公、不合理的赋税负担、逐渐扩大的利益差距、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以及还没有根本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突出的环境矛盾和资源矛盾,还有面临多重困难的医疗卫生体制、教育科研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这些重大现实问题,并非是由于坚持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所造成的。恰相反,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才能得以逐步解决,舍此别无他途。 十七大报告在详细论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之后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要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小有成就便头脑发热,似乎我们已经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层面,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确实应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而做出适时的制度和政策调整。换言之,“不要把我们今天所在的一切都凝固化、绝对化,不要把随着历史界限的突破所必然进行的调整视为‘否定历史’。”学界有关列宁和斯大林对待“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比较研究,也给了我们以十分有益的启示。列宁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就是知道亡羊补牢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好,知道“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知道要及时发现矛盾,把它们解决在萌芽状态,而非等到出现全国性的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党和政府也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强力“矫正”,如取消农税,完全义务教育,全民低保医保,等等。十七大适时地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还有第三步,第四步……因为,“事物本身的辩证法,比概念的辩证法要丰富得多”。

(注:本文为基金项目:淮北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编号:HZSKA20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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