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还未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称为“马恩设想”。领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是以“马恩设想”为理论依据、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它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暴露出严重问题。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改革与发展，二者之间通过“三根明线、一根暗线”相互连结。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总的思想路线，以“三大理论基石”为支撑，以“五大主干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马恩设想”;;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3―0022―09

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算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走过了近60年的历程。它包括由领导的传统社会主义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两个阶段前后相继，通过继承、改革、发展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当前的新阶段。本文主要分四个问题来研究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一是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二是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三是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连结。

一、关于“马恩设想”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为代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1]263这是最基本的、最原初的理论，它是由马克思创立并提出的。《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最后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上述结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逻辑结论。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是科学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分析，关于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暴力夺取政权的论断，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内在的科学性。俄国、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上述结论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也包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有很多人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直接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此，笔者持存疑态度。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但他们关于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其真理性还未被已有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其称为“设想”，而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并未被实践所证明，因而将它称之为“设想”恐怕更为恰当。“马恩设想”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坚持阶级斗争，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得比较成功。但在经济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或者说设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三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并非是我国当前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有制，即纯之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第二是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是造成经济混乱、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被批判和摒弃的，因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展开，即必须按照计划来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第三是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而在共产主义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2]304这三个原则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我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称为“马恩设想”，主要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规定只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因而谈不上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也就是说，“马恩设想”的前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在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并不存在。第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国家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诸如苏联、中国、东欧各国等，它们运用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规定所进行的实践并不全是成功的。比如上述国家都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虽然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到后来，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完全的公有制、完全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经过实践证明也并非都是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商品的状态。至少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状态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将来历史发展推进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情况会出现变化，但任何美好的设想在尚未被实践证实之前，都只能被称为设想而非真理，也不能被当作科学理论体系直接指导实践。第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不可能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含糊的暗示”[3]316-31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应坚持无产阶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先进思想的指导，这些内容都是科学的。但诸如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继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等问题，“马恩设想”并未涉及到。尤其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共处，如何在批判、斗争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学习它的长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马恩设想”对此鲜有涉及。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存在合理成分，如尽管我们当前并不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但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尽管我们不实行计划经济，但仍然坚持计划调节（即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设想都是科学的从而可以全部照搬，这些具有合理性的内容也必须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当作公式套用。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此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设想，这是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如果说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他们就已经确立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真理体系，这是违背认识规律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4]137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恩设想”当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教训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懂得了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尊重“马恩设想”但不照搬照抄，从而走上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恩设想”的“三原则”既未否定、也未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改革与发展。

二、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

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三大改造”完成后，但从广义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其实从1949年就开始了。最初的态度非常明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原计划在1949年以后要持续15年左右的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标志、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应该存在多种形式，即由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等共同组成，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5]678-679但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我们转而反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提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6]116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成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以暴力斗争而是以比较和平稳健的方式进行的，即在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在城市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消灭，因此剥削阶级就只剩下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是于1952年底提出并于1953年正式实行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严格来说是从1953年开始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前，这个历史阶段都可以被称为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它大致经历了30年时间。

（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与“马恩设想”

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以“马恩设想”为指导、以“苏联模式”为样板进行实践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践的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总体上与苏联是一致的，都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原则。后来在实践中又增加了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后来逐步强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在看来，社会主义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就不叫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而然地被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则。二是在道德方面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加以坚持。因此，可以将的理想社会主义概括为“3+2模式”。他在实践中比较认真地贯彻了上述五大原则。比如坚持公有制，时代公有制发展得比较迅速，先是推行农业合作化，又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过程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的转变。初级社得到了农民支持，并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高级社则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而就完全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性组织。当时在毫不动摇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曾经考虑过发挥价值规律、市场经济作用，但他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其实，并不是不懂得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关键是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竞争，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必然提高劳动积极性;二是价值规律，推行市场经济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是他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所以，他同意搞竞赛但反对搞竞争，提倡尊重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但反对市场机制，认为它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晚年虽然认为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但他并没有取消按劳分配的制度，当然，他所理解的按劳分配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脱离了客观实际，过分追求纯粹公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并且把上述内容都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视之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但在实践中，上述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标准必然会不断遭到阻力而行不通。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要素的片面理解和贯彻，又对社会主义建设操之过急，急于实现“马恩设想”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他晚年的失误与此关系密切，因急于实现上述“设想”，而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直接视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并用阶级斗争方式加以解决。把党内的不同意见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直接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我们实现了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翻身做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开始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与世界一切友好民族平等相处，为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政治方面，我们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树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社会主义目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人民坚决拥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但社会主义凝聚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我们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在国防科技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成就。上述成就不仅仅是旧中国难以企及的，也是其他与中国国情相差无几的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无疑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不仅是由于把“马恩设想”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加以教条实践造成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又将其引向极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缺乏灵活性，始终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影响了经济发展效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对内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急于消灭一切私有经济，要在短时间内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对外坚持与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认识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总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二是过于僵化的经济发展手段，三是对实现“马恩设想”急于求成，其结果只能是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晚年错误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

的晚年错误和时代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谈到的晚年错误，首先要对其“晚年”做一个时间界定。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人认为在建国后就已经进入晚年，有的人认为在“”以后才进入晚年。笔者认为，进入晚年是在1957年，以反右运动为标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著作，不应把它划入晚年实践的范畴之中。但是自从反右运动发动后，他所犯的错误开始多了起来，这使他步入到晚年阶段。晚年的错误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后来严重扩大化，由党外扩大到党内（庐山会议以后扩大到党内），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二是“”“三面红旗”造成灾难影响。“三面红旗”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笔者曾把“三面红旗”视为晚年错误的症结所在，现在看来，“三面红旗”的错误归根结底仍然是片面坚持“马恩设想”的缘故），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引发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在1956年左右就提出了中国国情“一穷二白”的特点，“一穷二白”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6]536-537但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他认为穷就应该赶快富起来，一穷就急，一急政策就可能 “左”，“左”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破坏。概括起来就是，“穷”――“急”――“左”――“坏”。面对经济落后的困境，急于改变落后面貌，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能期望依靠一两个跃进就根本改变面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了“”的教训，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64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实行改革开放，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遵循了“穷”――“改革”――“稳步发展”的实事求是分阶段的发展逻辑。晚年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缺乏民主，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在1980年8月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中曾指出，晚年存在封建主义家长制的不健康思想，听不进不同意见。[7]347-348作风不民主阻碍了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同时助长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他的逢迎，这也是造成他晚年个人崇拜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缺乏掌握，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但严重错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当时的制度比较好，民主作风得到发扬，有的错误不至于如此严重、持续时间不至于如此之长，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么，的晚年错误和他的传统社会主义观、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我们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晚年错误，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那么他所认识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前文提到的“马恩设想”下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完全的公有制、标准的计划经济、完全的按劳分配，坚持无产阶级、坚持党的领导、真正为人民服务。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实际上就是追求“马恩设想”的传统社会主义，并把它理想化、极致化，并急于求成。如此认识怎么可能不犯错误？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完全贯彻“马恩设想”并将其极端化，在实践中必然行不通，必然会面临不同意见。然而，面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认为这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复辟，从而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追求的是理想的、极致的、迅速实现“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这种认识正是他晚年错误形成的根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也源于这个错误认识。有人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由于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时没有犯这个错误，而恰恰在阶级斗争比较平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下了这个错误呢？其原因就在于他按照“马恩设想”建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了阻力，认为有人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这在根本上还是认识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解决，但他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明确的答案，但他的答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作为一位政治家，对问题的理解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在他那里政治路线始终高于一切，晚年的错误是“左”的错误，而绝非是道德品质的问题。正是深刻总结了晚年（尤其是“”）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才得以胜利开启。

三、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正确认识与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的“过渡时期”

在讨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首先需要提到去世以后，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一个“过渡时期”，即从去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时间段我们不妨称之为“时期”。对这段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回避。集团覆灭以后，“”被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在此后直至去世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几年中，党和人民实际上存在着三种期盼或要求：第一是希望打倒“”，特别是到1974年后，全国人民都对“”痛恨至极;第二是到1976年“”前后，人民群众对“”怨声载道，期望结束“”;第三是要求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按传统模式行不通，使这一模式下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存在问题就要改革。当然这三个要求是不断明朗、不断显露的，首先是针对“”，其次是针对“”，最后是要求改革传统社会主义。在那个历史阶段，这些群众性的要求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在支持下，团结汪东兴等人果断逮捕“”，完成了第一件事。但在逮捕“”之后，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有阶段，对群众进一步要求改革的期望并不理解，对晚年错误、对“”也没有充分认识。提出的“两个凡是”违背了广大群众的意愿。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党内进一步提出要纠正晚年错误，反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如何认识“”和晚年错误的问题，而且已经涉及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成为积极推动者，反而成为了阻力，自然很快就淡出了历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启及其理论内涵

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是不准确的。“始于毛成于邓”的“始”，其主要标志是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这两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一些观点，反映了总结苏联教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但必须要看到，当时还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思考问题。比如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提出改革开放，这就决定了领导的社会主义还是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因而“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并不准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实践的。

粉碎“”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当时实际上存在着四种思潮：第一种思潮以的观点为代表，即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稍做改善，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完全的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还是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第二种思潮主张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在迷恋羡慕美国民主和富有的年轻人中颇具市场。第三种思潮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中国应该像北欧那些高福利、没有阶级斗争、比较自由的国家一样，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第四种思潮主要来自中央上层，以邓小平和为代表，主张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选择改革开放，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国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就会回到“”以前的局面，甚至重现“”的极端局面，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因而改革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要求。第二，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改革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一是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非社会主义方向。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而导向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中国仍然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尚且健在，几千万党员依然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国不可能转向资本主义，广大群众不会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传统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感情上难以割舍。上述多种原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必须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中国”，其内涵不仅是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国，而且是指国情意义上的中国，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里的“特色”（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大区别），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主要看它是否进行改革开放，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8]3。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面对资本主义。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行不通了。至于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我们自己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此我们主要是在与资本主义（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比较中认识的。改革是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先进经验的改革，包括学习资本主义的管理、科学技术，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社会主义。开放更是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改革开放主要就是面向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含义：一是它继承了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他的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的方向是通向共产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作为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明确共产主义方向，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打上“社会主义”旗号的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大理论基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

为了建设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建构了“三大理论基石”：第一是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这一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相同的，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当然社会主义也还有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所以社会主义要变革、要改革。的基本观点是既要坚持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依靠社会主义自身力量改革那些存在缺陷的环节。[9]213-21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它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要求改革社会主义具体环节。这一理论是维持我们稳定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开放的奠基性理论。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不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就有可能改变方向。不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就又要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就会丧失生命力。第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改革的出发点，是我们改革方针政策的依据。第三是和平发展主题论，这是我们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柱。如果继续坚持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主题的观点，就根本无法实行对外开放;只有承认世界主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提供迫切性、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和平竞争，这为我们对外开放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

对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座宏伟的大厦中，如何进行大厦的内部建设，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大主干理论”。第一个主干理论是改革开放论，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全过程的，它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动力。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第二个主干理论是经济建设中心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阶级斗争为纲论是相互对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第三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改革中力度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具特色的举措。第四个主干理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没有一种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它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功能、使命与任务，既与资本主义本质相对立，也与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相区别。第五个主干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论，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建设两个文明，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比传统社会主义具有更高的物质文明，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对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以“三大理论基石”为支撑，以“五大主干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简略地表述为“1+10”。所谓“1”，就是生产力大发展，物质条件大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这一大变化在世界上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和认可，在国外备受热议的“中国模式”正出于此;但同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忧和不满，还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敌视和反对，“中国”也正源于此。这一大变化是由下列十个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10”，就是指：（1）我们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2）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由完全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社会主义本质论，过去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三要素”或“五要素”（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从结构角度考虑的;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主要是从功能角度认识的，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变，体现了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方式的变化;（5）从完全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6）由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结合按要素分配;（7）由与资本主义对抗和军事斗争转变为向资本主义学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8）由战争与革命主题论转变到和平与发展主题论;（9）由闭关自守转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10）思维方式的变化，由强调对立面斗争转到强调和谐统一，由把差异推向对立转到实现差别的互相包容和互补。

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一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如何进一步恢复和增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问题。我们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却出现弱化的问题，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弱。第二是党员干部腐败、特权问题。党中央正在采取严厉措施，严肃法纪党纪，使党风政风民风有所好转。第三是不断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不够充分的，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并没有意识到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后来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指出富起来以后比不富起来时的问题还要复杂。[10]1364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就会造成社会主义的变质。第四是生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果生态恶化得不到遏制，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13亿人的生存与发展。上述四大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我们深化研究并不断加以解决。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连结

（一）两个三十年的连结：“三根明线、一根暗线”

首先我们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继承、改革和发展。“继承”是指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继承，但这里的继承不是简单的全部照搬，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更加完善、继续推进。“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如市场对计划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把原来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改革。继承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继承不是完全等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但差别和矛盾也不是根本对立和完全否定，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具有否定关系，就是否认改革和发展。辩证否定不是，而是辩证唯物主义。只有那种对历史过程和本质的完全否定才是形而上学，才是。

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是通过“三根明线，一根暗线”相互衔接的。第一根明线就是思想，这根明线是公开的。我们传统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持思想并不是坚持思想的具体结论。那么，我们坚持思想主要坚持什么？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明确指出：坚持它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连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二根明线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包括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尤其是现在强调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三根明线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基础，直接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连结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根暗线”，是领导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即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教训。我们通过总结教训，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认识论上来看，总结经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成功的规律，总结教训的目的也是为了认识规律，通过对错误的反思分析从中得到教训，通过总结失败的教训，可以从反面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我们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总结成功的经验，不如说是总结失败的教训。我们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主要构成了“明线”方面的内容，但在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教训。我们过去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成功经验，而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邓小平多次讲到，我们搞改革开放做对了一些事，主要是总结过去的教训，特别是“”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教训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点认识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结论。基本原理主要就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结论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结论。比如说关于市场经济问题，马克思本人是明确反对市场经济的，但从生产力发展原理来看，运用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我们推行“包产到户”，当然根本违背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设想，但它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列宁曾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1]466这里所谓的经验就是实践，即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邓小平就是根据实践来讨论社会主义的，只有从实际出发、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主义才是好的社会主义;反对照搬书本结论，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经验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共同模式，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比如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核心”就是本质的反映，否则就不能称作“核心”。从根本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私有制剥削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立在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从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来看，党的领导人、邓小平一贯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社会主义就是为民的。综合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和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里有两点需要牢牢把握，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决不允许削弱或动摇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政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保证。二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否定。要把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连结起来，反对互相对立互相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整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要实现几个结合。要把实现远大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目标结合起来，即要将实现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结合起来;要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原则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手段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方向道路的原则性不动摇，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把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这两个地位都不能动摇。有的人以人民主体地位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也有的人以党的领导地位取代人民主体地位，这都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

第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善于学习。一是要向实践学习，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客观总结成功经验，自觉总结失败经验。成功的经验固然宝贵，失败经验通过正确而深刻的总结可以引出深刻教训，显得更加宝贵。二是要向群众学习，既要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又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既是群众切身利益的表达，又为领导者分析矛盾、解决问题提供了着眼点。三是要重视向对立面学习、向竞争对象学习，向敌人学习。革命战争年代反动派是我们的对立面，美国是我们的对立面，今天国际上的竞争对象是我们的对立面。向一切对立面学习，就是矛盾两个方面的互相联系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坚持以上三种学习，树立三种学习精神，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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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列宁全集：第3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