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现状与发展

【摘要】劳动关系在现代企业中是一种外部性的社会关系，其多维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多维的，是由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协调机制。文章从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政府干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的整体框架入手，分析了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不足，归结了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走向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劳动关系 协调机制 现状 发展

【中图分类号】DF479.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关系在现代企业中是一种外部性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主体虽然是企业与劳动者，但还会涉及到双方当事人之外的公共利益。劳动关系这种多维性的社会关系形态，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多维的，是由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协调机制。

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基本框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劳动关系的协调主体是多元的，多维度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也是多元的，主要机制有三种：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政府干预及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单个劳动关系运行中，劳动者与企业是两方当事人，但两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个体劳动者难以与企业（雇主）相抗衡，在劳动关系的内容上也难以体现双方的完全意志，劳动者本身也难以获得公平待遇。这样，作为政府就会运用法律的手段，制定相应的劳动法律法规，在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实行对单个劳动合同运行的干预，从而来限制企业（雇主）的契约自由，以此保证劳动者获得法律中规定的底线劳动利益；除了法律手段之外，政府还可以动用经济手段，比如宏观调控、财税手段等，为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关系运行提供制度上的环境保障。其中劳动法律中规定的基准利益是劳动者的底线利益，法律无法自动给劳动者提供上限利益，因此，当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的时候，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提供最大利益。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诺斯悖论”给我们提供了警示，即政府在对劳动关系运行进行干预时，过少的干预与过大的干预都是不恰当的，干预过少可能会损害劳动者利益，干预过大会损害企业（雇主）利益，两者均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把握政府干预的度，是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关键。

政府干预、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如前所述，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均可能会出现失灵问题，按照现代劳动关系发展的要求，就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嵌入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联系政府干预与单个劳动关系协调的纽带，这三者的关系，在劳动法中可以体现为劳动基准制度、集体合同制度、劳动规章及纪律制度与劳动合同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几种制度是一种多层次的效力规范，共同构成劳动实体法中的企业（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其法律效力的等级来看，劳动基准制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效力高于集体劳动合同，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又高于劳动规章及纪律制度，劳动合同制度的效力最低。这几种制度之间，其效力等级的大小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位阶效力，还包括补充性效力，即后位的制度是具体的，但后卫制度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前位制度可以提供原则上的约束效力。

在劳动法律制度中，劳动基准制度之所以居于最高地位，主要是其依赖于政府的公权力与宏观调控来运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及劳动规章与纪律制度主要是依赖于劳动者团体、工会来推动的。可见，在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中，双方当事人不再是劳动者个人与企业（雇主），而是劳动者的集体组织，主要是劳动者团体组织或工会，另一方面当事人为企业（雇主），工会或劳动者团体组织相比于个体劳动者来说，其力量更大，可以弥补单个劳动关系中个体劳动者的力量不足，还能够以集体的力量达成劳动基准制度中的劳动底线利益。但集体劳动关系协调中，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比如通过集体谈判或磋商，可能会出现罢工、停工等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积极的意义，但其这种优势的发挥必须要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进行，要依赖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否则集体谈判与磋商也难以见到实效。

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现状

从法律上看，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比较健全的，但从实际运作上看，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政府干预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劳动基准法律制度不完善，而且执行力度也不够。我国劳动基准法律规范分散存在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一些行政法规、规章之中，法律位阶不同、立法时间也不一，导致了法律之间的冲突较大；而且有些基准已经过时，有些基准规定的比较模糊，难以统一。此外，有些基准制度缺失，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之处。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基准的缺失导致有些基准难以实施，比如工资、工时基准是有法律规定，但却没有定员定额基准，导致了企业可以规避定员定额基准，劳动者加班超时的现象比较普遍。劳动基准执行力度不够，劳动监察制度流于形式，也是一大问题。在执法的力度上不够，导致了各种安全事故频发。

第二，宏观调控制度在民生领域有所缺失。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的失灵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弥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应该是全面的，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还应该通过调控给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比如失业率持续增加，中央财政的投入重视大项目、大企业，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而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就不能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在工资增长上也是如此，大型的、垄断性企业其劳动者工资增幅较大，各种隐形福利多，而中小企业职工工资增幅小，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问题。一是集体谈判的层次性比较低。当前的集体谈判与磋商基本上是限在企业层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均参与。近些年来，虽然区域性、行业性的集体谈判在增多，但大部分是集中在县级以下，对于一些没有工会组织的私人小企业来说，无法谈判，在广大农民工存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集体谈判也难以展开，因此，我国的集体谈判磋商机制，没有覆盖到全行业、全区域，层次性比较低，对劳动者集体合同的建立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二是集体谈判与群体谈判并存。所谓集体谈判是由工会、劳动者团体或行业组织的谈判对话制度，通过全国总工会自上而下推行开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事先与企业（雇主）进行沟通，谈判的过程比较有序，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群体谈判多是由劳动者与企业（雇主）进行直接对话，多是在突发性的情况下发生的，与企业事先没有沟通，谈判处于无序状态，劳动者的诉求难以达成，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是按照处理，对劳动者利益保障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

三是参与谈判的主体不够成熟、谈判的内容不够全面。当前由于我国体制所限，企业中的工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会独立性不强，代表性不够，在谈判中工会所持立场容易受到质疑，而且很多企业除了正式职工之外，还有一些派遣制、合同制的劳动者，工会不能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在群体性谈判中，往往没有工会的参与，多是劳动者的临时组织，缺少谈判技巧，没有明确诉求，容易被资方所控制。

四是谈判程序不规范，集体合同的内容空洞。虽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均承认集体合同制度及订立方式、程序，但规定比较抽象、原则，虽然也有人保部颁布的《集体劳动合同规定》这样的细则规章，但对于集体合同谈判的程序并没有细化，这导致了谈判的成果―集体劳动合同内容空洞无物，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对工会提供的指导性合同的照抄照搬，不能体现出不同企业劳动者的不同诉求与利益，也难以反映不同工种、不同工作条件的不同情况，难以达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

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问题。《劳动合同法》从2008年实施以来，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调整单个劳动关系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法只规定了劳动关系的一般化问题，对于特殊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规范。第二，只规定了正式的劳动者劳动关系，对兼职的劳动者、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缺乏相应的规范。第三，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解除等制度规定有些缺陷，尤其是终止条件更是缺失，反而强化了法定的解除权制度。第四，对一般的民事雇佣关系立法存在空白之处。对于没有纳入劳动法、公务员法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律制度中的劳动关系，比如临时工、兼职、实习生劳动、退休人员返聘等，这些内容不属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应该是民法调整的，但民法通则、合同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

我国现代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走向与发展

政府干预方面。一是要完善劳动基准法律制度体系。首先，要填补立法上的空白，完善劳动基准法律体系。当前劳动基准制度中，对于劳动定员定额、劳动福利及心理职业安全等法律缺失，这三方面需要完善。对于劳动定员定额基准，可以建立企业定员定额标准由现在的行业管理专向法律管理，考虑到各行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可以在社会保障与劳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由行政主管部门、行业与企业共同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对于劳动福利问题，也应该在法律中规定劳动福利的底线条款，制止当前企业将福利问题转化为工资，以薪资方式来支付。此外，在国有大型企业、垄断性行业中要制定福利封顶制度，有效调节社会分配中的贫富差距。对于心理职业安全问题，要加强立法规范，将劳动者心理安全纳入到职业卫生安全制度中，确定用人单位对缓解劳动者心理压力、进行心理疏导的义务，并确定具体的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相关标准。

其次，要强化劳动监察职能，加大劳动基准的执行力。劳动基准的作用是保障劳动者的底线利益，实际上就是法律上的最低利益，如果不能严格执行，无疑对劳动者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应当加大监察力度，转变当前被动监察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改变当前的教育处罚方式，应加大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还需要将劳动监察制度与工会监督结合起来。

二是需要完善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制度。首先，要将提供民生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将宏观调控的目标从促进经济增长转移到促进民生改善上来是当下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要将劳动者民生问题视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加大相应的投入，尤其是一些弱势行业的劳动者民生问题。

其次，要为民营企业促进就业、减少用工成本创造条件。我国当前的民营企业吸纳了近70%的劳动者就业，在用工成本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压力较大。政府应该运用财政、税收、金融、反垄断等宏观手段，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减少用工成本创造条件。

再次，要加大农民工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在实践中，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越低，与城市社区的距离越大，其劳动关系的协调就会越难。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条件下，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还受到了很多体制与制度的制约，诸如受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子女入学、住房福利等因素影响，使得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成为和谐劳动关系中不稳定因素。①因此，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该大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大相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力度，实现与城市劳动者均等化水平，诸如继续改革户籍制，加大农民工迁徙自由，建立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城市廉租房服务，解决好其子女入学问题等等。

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方面。其一，在实践中扩大集体劳动合同的覆盖面及其内容。当前的集体劳动合同主要是集中在基层，区域性、行业性的试点运行，在继续完善这种运行体制下，总结相关的经验，将集体合同的覆盖面从当前的试点地区扩大到一些没有工会组织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或整个行业，将其区域范围从当前的基层扩大到县级以上区域。此外，还需要继续改革集体合同制度，扩大集体合同内容的范围。当然，在劳动合同中，薪资是重点问题，但集体谈判并不能局限于工资，包括劳动福利、工作条件、劳动保险、工资环境、合同终止条件等，都应该纳入到集体合同的范围之中，这样才能够扩大集体合同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其二，完善集体谈判制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集体谈判的主体。当前我国的工会组织由于体制原因，还没有完全发挥劳动者的代表作用，主体培育的核心就是提高工会的谈判能力，加强工会的建设与代表性。尤其是要注重基层工会组织的建立，加快民营中小企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加强工会谈判及组织的技巧，发挥工会应有的作用。同时，对于资方也要健全相关组织，尤其是行业性、区域性的资方自治组织，加强这些资方代表组织与工商联、行业协会的合作，探索资方组织与工会组织在谈判中的合作、对话与沟通机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将群体谈判纳入到集体谈判之中。在实践中，群体谈判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组织比较混乱，内容冲突较大，难以发挥应有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减少群体谈判的生存空间，将群体谈判纳入到集体谈判机制中，将群体劳动关系纳入到集体劳动关系中，这就需要发挥工会、劳动者团体与劳动者维权组织的合作，建立统一的谈判规则，使两种谈判形式并轨运行。

单个劳动关系协调方面。将民事雇佣法律关系纳入到劳动法律关系之中。民事雇佣关系有一定的特殊之处，受雇者的地位比较弱势，但是雇主却不具有劳动法的用人单位资格，劳动法律关系难以调整。因此，应该将民事雇佣关系统一纳入到劳动法律关系之中，可以选择适用劳动基准法律制度，并将其纳入到就业服务与劳动力管理范围中，这样就避免了立法、执法上的混乱与重复，也有利于保护受雇者的权益。

逐步废除与劳动合同法相互冲突的一些劳动应急措施。近些年，群体劳动关系频发，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及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针对群体性劳动关系作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应急规定。这些变通规定是为了应对群体劳动纠纷，是一种权益之计，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本身相冲突。从法律的统一性上看，这些是违法的，但是在实践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对于其中的一些与法律法规冲突不大的，可以修改适用；对于一些与法律法规、劳动法律制度冲突加大的，为了法制的统一，应该废除、终止使用，逐步将群体劳动关系纳入到群体劳动关系中来。

（作者单位：山东管理学院；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转型期重大集体性劳动争议调解协调机制构建的法律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CZF08）

【注释】

①耿艳丽，李功田：“目前农民工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