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大国”吗

时间：12月11日

地点：世界知识出版社

主持：沈国放

嘉宾：丁一凡 金灿荣 潘振强 秦亚青 王逸舟 岳晓勇 张沱生 周世俭

沈国放

感谢各位专家来参加今天的讨论。

中国在国际上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以及外界怎样看中国，讨论这两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个国家必须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这对我们在国际上做好工作很重要；同时，也必须了解别人是怎样看我们的，如果对我们的看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偏差，甚至完全是错误的，就会直接导致有人对我们采取错误的行为，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我们还要分析这些偏差及错误认识因何而产生，找出病根，从而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今天邀请来的专家学者都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对上述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感受也都很深刻。相信我们今天的讨论定会提出不少有份量的看法，对政府的决策也会提出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下面请大家发言。

丁一凡

对于中国发展的估计，谨慎为好

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发展的估计，还是稍微谨慎为好，因为我们是在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总会存在一些起伏，避免不了产生危机，要淘汰一些过剩的生产力。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优胜劣汰，危机是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人们掌握的防止危机及应付危机的手段比以前多了很多，因此可以防止危机对经济造成大规模、长时间的影响，但很难保证中国未来的发展就能不经历危机，很难保证中国能长时间保持目前这种发展速度。

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因素可以支持中国还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时期。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差不多都经历过类似的时期，但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开放程度超过历史上的其他国家，其对世界的影响当然也更大些。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还不够大，实际经济在世界上的比重也不大，但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平均贡献是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5％，超过了美国(20％)。中国的发展一方面给各国增加了很多收入，另一方面对全球宏观经济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这种贡献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担心，担心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太快。像美国就把中国经济增长和军费增长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又把对美国的挑战联系起来。美国想成为全球的垄断国家，从而获取巨额垄断收益。它一方面构筑各种各样的网络，牵制中国发展，比如加强美印关系、强化日美同盟等，目的就是使中国分散精力去照顾周边事态；还有一个就是不断“忽悠”你，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的经济政策超出你的发展阶段、做些力所不及的事情，从而造成经济政策与发展实际的匹配差错，加大经济风险。如压人民币升值和鼓吹中国尽快搞金融自由化。

欧洲对中国的发展也是两方面考虑。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给欧洲提供了市场和廉价产品，遏制了工资增长，好处很多。消极面是，欧洲的一些政治势力不断挑起所谓生产转移的话题，说中国人偷了欧洲人的工作。中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也让不少欧洲国家增加了担心。欧洲是把非洲当作了它的后院，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给非洲国家一些特殊的待遇和贸易条件，而非洲国家也把市场都让给了欧洲国家。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后比欧洲企业竞争性大得多，欧洲人觉得自己在非洲的许多利益被中国“挤掉”了，就惊呼“中国人来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欧洲与中国的经济摩擦近几年增多就不足为奇了。长期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合作一直建立在双方不存在重大战略利益冲突这一前提上，因此彼此有很高的信任感，欧洲一直也是向中国转移高技术的最大客户。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欧洲最初并不忌讳把技术传给中国，可最近发现中国的发展速度快，吸收能力强，而且中国要求转让的是与欧洲同步的最新技术，甚至在经过改造后比欧洲企业的竞争力更强，这样一来欧洲国家就越来越担心。欧洲越来越感到无法对付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感到如果不向美国靠拢，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

再有日本，中日关系是个“二元化”的关系，近年来表面上关系紧张，但实际上无论是人员来往还是经济来往都非常频繁。日本经济领域不断出现的新的人物，不会有政治领袖的那种偏见，他们是市场推动、利益推动，而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在这种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主张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中日关系的二元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样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呢?美国担心的是中国挑战它的地区霸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和美国人讲中国的形象，就需要讲我对你的贡献，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能够不翻车。如果不是中国的贡献，美国的经济不可能这么顺利。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明白这一点。对于欧洲，则要化解他们的担心。要让欧洲人明白，最近发展好的欧洲国家都是和中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中国的市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欧国家，之所以发展快就是他们利用了中国市场。发展不好的恰恰是对中国怀疑最多的国家。用这些具体事例打消欧洲的怀疑，要让欧洲人明白只有更好地利用中国市场，才能够加快经济发展。在非洲问题上，要让他们明白，中欧可以在非洲有一定的分工合作。对于日本，不管政治关系怎样，中日关系的二元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政治因素实际上并不影响双方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

金灿荣

会不会出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模式”

关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问题，至少在未来五年内将一直存在着见仁见智的争论，不同处境和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想从两个基本事实出发。

一是我们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国有13亿人口，又以这么快的速度发展，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其冲击力和困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二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非常强。我的学生到浙江去考察，发现那里的农民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管理理念非常先进，品牌意识很强，一个皮蛋也要贴上标签。我们经常批评说中国没有品牌，其实普通的农民已经在做了．比坐而论道的人聪明得多，教育水平和市场经济技巧不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存量并不突出，去年是2．2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统计是2．26万亿)，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大约是5％；但是从增量的角度上说影响很大，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都差不多，美国的贡献率大概是20～22％，中国大概是

16～18％，日本大概是6～7％，因此从增量上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对世界经济既有贡献也有冲击，其影响是很复杂的。由中国的定位，提出了许多理论挑战。一是如何看经济规模的作用。全球化进程出现以来，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国家创新的能力很强，这会带来权力的集中，像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但是不会总是有知识创新，多数时候是知识扩散，这又导致权力的分散。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强，在创新的时期只要愿意向别人学习，发展速度不会慢；而在知识扩散的时候，学习能力强加上规模大更是很占便宜的。中国和印度近年来崛起的内在机理就是如此。

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截至目前，现代化有两大模式：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未来会不会出现中国模式?美国模式依赖的是个人竞争的效率，但前提是资源多，个人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功的机会；德国则不同，作为一个后来者(后起的殖民国家)，德国人只能靠朝野同心的组织竞争效率。因此19世纪后期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福利制度、组织工会，都是美国模式没有的。现代化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实都学德国模式，包括苏联、日本以及“四小龙”。中国不同，既学了美国，也学了德国，最后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规模效应。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评价中国?我们应该反思过去的事实坐标系是不是有问题。一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们总是与日本比较，殊不知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惟一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我个人认为日本社会迄今没有现代化)，而当今世界处于日本这类技术水平的国家不会超过20个。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和历史包袱，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甚至与小部分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算很差的。二是从历史坐标系看，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使我们对这一百年可能看得过重，对五千年整体历史看得过轻。不管主观原因怎样，客观结果就是我们事实坐标的选择出了问题，至少是不全面，结果使我们对中国的分析出现偏差。从五千年的坐标来看，与别的文明相比，中国总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只是最近一百年比较差。所以，既要从百年挫折中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总结教训以图发展，又要从五千年的成败冷静估计自己的能力和缺陷，把这些结合起来看可能会看得均衡一些。

怎么看待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我感觉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看好看坏两个极端；二是最近五年看好的人多了，但有点偏高。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距离美”，二是战略需要，战略思维就是要为最坏的事情做准备，同时追求最大利益。把中国估计得高一点，准备充分一点，一旦发生冲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上述特点告知我们，对国际上的中国观，我们可以了解，但不必太在意。

至于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中国热，我感觉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客观上中国的重要性上升，和中国打交道可以获得利益。另一个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给人心理冲击。第三就是中国的独特性，中国的很多东西现有的西方理论无法解释，是独特的。第四就是不确定性，否则大家就不会去炒作了。再有一点就是全球化，导致了韬光养晦其实是很难的，全球惟一的霸主还特别敏感，经常拿个放大镜寻找对手，所以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潜在危险就可能被放大。

我们千万不要期望把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灌输给别人，只要客观地向外部世界展现中国的复杂性就可以了，让那些指责中国的人到中国看一看，对中国的复杂性产生一点“畏惧”。

潘振强：多看一点问题，把姿态放低些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发展满怀信心，但也要看到面临的不足和巨大的挑战。看到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始终受到很大制约。多看一点问题，把姿态放低些，对我们没有坏处。

围绕今天讨论的题目，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为什么在我们取得巨大成绩的形势下，需要头脑更加清醒，多想些问题，保持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

首先我们经济实力的增强，体现在各种令人眩目的数字上，但我始终认为，其中有水份，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包括经济效益、经济效率不高；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特别是环境污染，能源消耗。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是个大问题，中央一直在讲科学的持续的发展观，就是抓住了我们经济发展的要害。其次，随着经济发展，要看到面前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因为发展最终却使得国家翻船，这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最后，还要看到，我们是处在一个独特的国际环境下发展我们自己的，现存的大国能允许我们顺顺当当地向着世界强国方向跑步前进吗?特别是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我们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吗?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后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国家利益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关键是不要急。

我这样讲，是因为深感当前社会上的一股浮躁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影响我们一些同志在有关重大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思考，过分地乐观估计我们取得的成就，过分地强调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强调所谓中国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其实没有好处。这里有一个心态问题。中华民族曾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但在近代一直被外国列强欺负，而且现在还在受欺负，于是太想改变这一状态，太想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贡献。总是性急，总是说过头话和做过头事，建国以来，我们因为太急而吃亏的教训难道还少吗?不能忘记这些惨痛的教训。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今后怎么来做。我感到首先还是要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解决我们这个国家最终定位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定位不在于别人怎么看我们，也不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而在于我们能否持续地这样发展下去，有了力量，定位就不成问题；没有力量，一切都是空谈。为了发展，需要抓住当今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但要看到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是战略的最高风险期，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怎么争取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问题。这里需要重温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教诲，牢固树立韬光养晦的基本指导思想，不是我们的权宜之计，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一些大国而言是弱势，所以要忍辱负重，一旦强大了，就要反过来咬人家一口，称王称霸。韬光养晦从根本上说，应该永远是我们的国策，现在要坚持，将来强大了，也要韬光养晦，谦虚谨慎，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把尾巴夹起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理解，实行韬光养晦，一是要准确把握形势，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世界战略格局力量对比中的位置，搞清

我们能发挥的作用和利益所在；二是要善于守拙，避免一些无端把世界注意力引到自己甚至引火烧身的舆论炒作；三是量力而行，不要过早地企图解决我们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追求还没有条件达到的目标；四是哀兵政策，要后发制人，只有在别人侵犯到我们核心利益的时候才回击，不要一触即跳；五是多做少说，甚至做了也不说，不是没有做就先说；六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是大家都在谈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能不能也要想一想，在哪些领域我们只能有所不为。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在外交工作中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热衷于提响亮的口号，但缺乏具体的内容，使我们想产生的效果淹没在美丽的词藻和可随意解读的内容之中。而且我们不会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有时候我们讲的话人家觉得不知所云，比如“中国永远不称霸”，别人会说，你管得了你的儿孙吗?你怎么能给后代打保票?“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这话没错，但在欧洲人看来，领土的变迁是经常的，过去属于你，现在就一定要属于你吗?现在不是你的领土也可以啊。总之，论据打不到点上。第三是把一个正确的论点强调得过头，也会给人形而上学的感觉，比如批驳“人权高于”、“人道主义干预”等等，讲话如果没有留下余地，也会被动。

做好增信释疑，还有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就是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外交政策中正确应用民意的重要性，把媒体、民间、学术领域各方面很好地协调起来，不能被动应付，而缺乏一种进攻性的战略。要讲真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比如对于中美关系，要讲清楚其中的复杂性、脆弱性、不确定性，要让民众对中美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变化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片面的东西不但误导自己，也误导美国。

秦亚青

中国可以定位为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地区大国

简单谈三点。第一点，为什么国际上谈中国越来越多。其实这是正常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世界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么快，规模这么大，重力加速度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中国外交又进入了新的时期，明显标志有三个。首先中国和世界相互依存的程度确实非常高，经济领域最为明显，其他领域也越来越明显。二是中国国内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两个进程的互动空前之高，互相影响。三是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明显加大。关于国际定位问题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向世界呈现中国的复杂状况，不失一种好的策略，因为中国本身和当今的国际关系都变得十分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就可以说清楚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确立战略目标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定位。我想中国可以定位为一个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的地区大国。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大国，确实很难称得上；但在东亚乃至更大一些的范围里，中国的影响在明显上升也不容否认。可能介于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更偏向地区一点。当然世界影响也是有的，比如有核，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等。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切切实实的进步和发展，否则世界也不会有中国是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印象。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实际国力和被认识到的国力之间是有差距的。现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都在谈中国，谈中国发展如何迅速，谈中国的GDP，谈中国的发展速度。我们的实际国力与这种认识实际上有差距。我们办的外国外交官培训包括了访问参观了解中国国情的项目，这些外交官大多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到了北京上海，说我们绝对是发达国家，但到了贵州甘肃，就说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实际国力小于被认识的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我们的潜在国力和影响力之间是有差距的。国家的物质财富是潜在国力，只有潜在国力转化为影响力，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国现在按照GDP计算，已经是世界第四大国，但能否把这种国力变成实际的影响力呢?许多人谈论中国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中国的物质力量的增长，没有考虑到这种物质性实力能否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影响力。这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状况和国外对我们的期望值之间还有差距。现在国外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是，中国已经成为大国，所以要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承担国际责任是中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如果国外对我们抱有过高的期望值，就会超出我们实际能做到的事情。

从决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间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改革开放不久之后就确定了的事情。由于明确了这个地位，很多政策的制定都有了依据。但是我们始终在国际空间定位上没有明确的说法，不管实际情况怎么复杂，我们对自己需要有一个实在的认识，这样才能为制定政策提供一个基本的依据，才能恰当地考虑别人对我们的期望，弥补以上所说的三种差距。

第二点，中国的形象。尽管人们都认为中国有无数问题，但都认可你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这个前提下，国际上存在三对不同看法：一是中国的迅速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这种增长是不是可持续增长，包括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等。二是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现在无论我们自己还是其他国家的人士，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关注国家利益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少提国家利益，讲的是国际主义。80年代后开始讲国家利益，但是相对国际责任怎么样?在国际社会中我们是一个成员，不考虑国家利益是不行的，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也是不可以的。三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显得滞后。从这些观点来看，中国的形象就有着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国，是世界的机遇。第二，中国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这里面有很多人为的成分，甚至不乏有些人的偏见和炒作。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实际的不确定性远远小于别人认为的不确定性。但人们的决策往往以自己的认知为基础，而不是以真正的客观事实为依据。所以，中国的形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三点，如何维护形象。形象本身就是个软实力问题，是物质表现不出来的，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从实际行动、外交决策等各个方面，让别人看到中国确实是在和平发展、是在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还有就是在把国内事情办好的同时，要知道怎样宣传自己，使用让世界理解的话去说。在这个方面，重要的宣传战略是要与世界找共同利益交汇点，共同语言交汇点，共同规范交汇点，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强调不同。其实人类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这些需要去挖掘。再有就是我们要维护和拓展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方式而言，还是要以化解矛盾为主。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导致与其

他国家的对立，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对立，从实力到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这会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要尽量避免造成这样的对立形象。

沈国放

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突出

我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因此我们不难发现，现在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也越来越突出，各方对中国的发展十分关注。归纳起来，国际上对中国的看法主要还是两种，一是“中国机遇论”，二是“中国”。

“中国”涉及的领域更广，来势也相对猛一些。这两种看法将会伴随我国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不会消失。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必然的，虽然其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困难，但势不可挡，这就会使我们的利益不断地向外延伸，对现有利益格局形成冲击，不可避免地引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和冲突，对华不友好的势力就会借题发挥，大做负面文章，夸大我们的实力，妖魔化我们的行为。有的抬高我们，说许多言过其实的话，其用意并不善良，我们一定要清醒。一个国情复杂、高速发展的中国处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不会是容易的。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我们注重对外合作的双赢或多赢，事实上我们的发展也是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因此“中国机遇论”会逐步占上风。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需要做许多工作来树立我们的良好形象。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首先要从全球的视角客观地看自己。看到自己的优势，更要发现自己的劣势和存在的问题、差距。防止盲目乐观，越是发展，越要有忧患意识，还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干扰我们的大局。例如我们有些人大力呼吁抵制日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商品的流通是无国界的，还有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同时大部分商品还是在我境内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因此抵制日货也会损害我们的利益，更解决不了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矛盾。这并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者要看清楚自己国家利益所在。

第二要改善我们的宣传，观念上也要改变，不要用放大镜来宣传我们的成绩，不要宣传“注水”成就，少提甚至不提“世界第一”，要实事求是。我们对外宣传成绩时喜欢用最高级形容词，照片中的城市都是高楼大厦，等等。这样，非洲朋友就不把我们看成是发展中国家，还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太少了。我们的各级官员要善于面对记者；善于面对不友好的人士；善于用对方易接受的方式与之沟通。我在联合国工作时，就有一位美国人气势汹汹地问我中国为什么“入侵”。我没有和她冲撞起来，我问她的历史、地理位置，她一概不知道，我请她喝咖啡，耐心解释，后来又寄给她两本分别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关于的书。她写信感谢我，表示这使她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她说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第三要大力开展民间交流。近几年这方面工作开展起来了，但还有很大的潜力，美、欧等国家大部分民众对华还是不了解，他们主要从西方媒体上了解中国。大家知道美国的百老汇，在百老汇上演的某个音乐剧的编导曾对我说，中国的文化那么悠久，为什么不能选择一台有代表性的戏剧。经过中美有关专家的修改，使之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搬上百老汇舞台，让更多的西方人从文化层面了解中国，百老汇影响大啊。我当时就觉得，如有一位中国企业家能投资做这件事，将是十分有益的，既能很自然地宣传中国，也会有较高的票房收入。

我还特别强调应加大青年人之间，特别是学生之间的交流，这一点尤其重要。

王逸舟

对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采取低姿态

关于中国的定位有很多，不同时期不一样，同一时期站在不同角度也大不相同。例如，近代以降，“中国是位于远东的一个神秘天朝”、“中国是一个衰败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东亚病夫”之类说法，一度不绝于耳；后来，分别强调过“中国是一个站起来的、不受外人摆布的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是亚非拉各国的可靠伙伴”乃至“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等，折射出特定年代的氛围。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重点，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东方国家”、“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是一个有全球兴趣的地区性大国”、“中国是亚洲及全球社会的一员”、“中国是全球变化的亚洲发动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和新兴市场”甚至“中国是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定义。不管这些定位准确与否，它们从不同侧面提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每一种定位后面都含有真实的颗粒。“中国”曾经是什么样，如何走过来，现在在哪里，怎样往前迈，目标在何方……这一切都有可能通过对中国的定位探讨获得答案，至少有所启发和教益。

就我个人的想法，比较倾向于对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位置采取低姿态。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确实增量部分比较大，但在产品、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方面，还处于链条的低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我们的参与量很大，但领导权不够。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地方都不占优势。对世界事务，我们参与的量和参与的质是不对称的，而现在很多媒体把我们参与的量渲染很吓人，但从质的一面探讨的很少。最近我看了电视片《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又看了主创的访谈，感觉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终于崛起了!这让民众有自豪感，有它十分积极的一面。但我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对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尤其是周期性大国的兴衰规律，学术界和政治家还没有捉摸透。须知，大国不仅仅是以规模、人口或者是武器来决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制高点”或者说大国标准，有不同时代之所以成为大国的特质。欧洲早期的大国依靠航海术、殖民地以及对外贸易，美国世纪依赖的是福特生产方式、空权和新边疆的开发。还有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中国在和平发展，但离一个得到世界认可并且受人尊重的大国还有不小距离，中国人还提供不了真正的大国能够提供的某些“全球公共产品”。所以说。需要思考什么是我们的“软肋”，什么是新时期成为世界大国必需的内涵，对国民进行相关的教育与启发，对我们的体制和观念加以不断的更新与提升。有目标又看到差距，这样才进步得扎实。

岳晓勇

把问题看得复杂些，可能更符合实际

我想谈两点。一是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问题。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只是在近代落伍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也有不少困难和挑战，国际上对中国有赞

扬、同情、理解与支持，也有贬抑、疑虑，甚至攻击、歪曲。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握住。从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可能以外延方法来看这个问题比内涵方法要好。就是说，要比较全面地看中国特征，而不只看某一个侧面。中国是一个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的大国，又是一个有13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在世界110多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有日益广泛的影响，对国际社会承担应尽的重要责任和义务，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同时又必须长期集中精力于国内发展，对外在很多问题上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样看是要复杂一点，但可能更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做好工作。二是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愿与各国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以实际行动在国际上保持着良好的负责任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并不长，长期的封闭使中国同外界相互了解不够，对国际规则、行为方式以至人际交往方式也不熟悉。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海外利益增多，对外人员交往日益频繁，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了解还应该加强。要批驳各种不怀好意的“中国”，还可以更多动态地、主动地加强对外沟通与交流，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国情、人民实际生活和中国历史。文化，并善于提出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各国共享的国际话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平等交流与沟通中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专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并且有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提高和深化理论和政策研究，还要对内加强做公众有关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的知识普及和教育的工作，对外加强与各国各阶层的交流与介绍中国的工作。

张沱生

视中国发展为“崛起”并不为过

对中国的国际定位，要用一句话概括十分困难。我的看法是三句话：一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三是现存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这三句话都是我们自己常说的，结合起来才比较全面。

从政治概念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在法制建设上仍有差距。从经济概念上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少指标已居世界前列，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人均收入、国际竞争力、城市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缩小地区差别、贫富差别等方面。从规模上看。在国土、人口、经济总量等方面，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块头”最大，其一举一动、发展变化、成功或失误，带来的国际影响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已是不折不扣的地区大国、强国。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科技各方面来看还是从硬实力软实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东亚以至整个亚洲都已实力居前、具有重大影响力并拥有广泛的利益。而且，中国在某些方面已开始具有世界大国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如GDP总额、贸易额、吸引外资额、庞大的制造业、巨大的能源消耗等)，也部分表现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已成为航天大国之一)，中国的经济利益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展。但也必须看到，中国与世界强国在不少方面仍有较大甚至是很大的差距。经济上仍远不及美、日等国；军事上与美、俄的差距更大，在常规军事力量的某些方面甚至不及近邻日本与印度；科技总体水平仍落后于美、日、欧；在软实力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制度建设的吸引力以及NGO的发展方面，与美、欧相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中国已是现存国际体制的参与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中国也是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作为体系内的成员，既要维护自身权利，又要承担国际义务与责任。中国还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即认为现存国际体制仍然存在着缺陷，甚至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端，因此有必要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适应形势的发展加以改进与完善，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做否做好这三者，特别是其中的后两者，将是今后较长时期内衡量中国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重要标志。

当前，世界上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众说纷纭，拔高者有之，贬低者有之，顺耳之言很多，逆耳之言不少。面对这一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位十分重要。定位准了，我们才能在国际上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承担起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那么，外部世界是怎样看待中国的，这些看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

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是当前外部世界对中国最普遍和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我认为这一看法在不少方面是符合实际的。

首先，近2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持续高速发展，外人将之视为“崛起”而非一般发展并不为过。其次，认为这是“大国”“崛起”也有道理，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人口、地理大国和地区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发展道路与巨大的规模相结合，使其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第三，在谈论中国“崛起”时，国际舆论普遍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还要经过长期努力，这也是符合实际的。最后，认为中国“崛起”在给世界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挑战的看法，我认为也基本上符合实际。例如，在高速发展中，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中国商品市场占有率的大幅提高，都难免给一些国家的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近年来明确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其中后四个字的提出，就是要努力解决所谓“挑战”的问题。

但是，也必须看到，有一些国家和一些人。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不符合实际的内容与含义，他们把所谓的中国“崛起”和“谋求霸权”联系在一起，极力宣扬“中国”，特别是“军事”，认为中国的发展强大将难以与走出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规律”，最终将导致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甚至引发大的战争。这样的一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完全无视时代的不同，国际格局的不同，以及中国所走发展道路的不同。

正是由于对于中国“崛起”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中国也就更愿意把自己的发展道路称之为“和平发展的道路”而非“和平崛起的道路”，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国际上可能产生的种种误解。

此外。“金砖四国”(“BRIC”指巴

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也是当前国际上涉及对中国看法的一个十分流行的概念，认为这是四个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其发展将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带来重大影响。我认为这一看法对中国是有启示意义的。一方面它肯定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继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中国可能面临的新的竞争与挑战。事实上，在谈论这一概念时，不仅有认为中国是四国中最有希望的国家的看法，也有认为印度将会超过中国的看法，还有认为俄、巴因具独特资源优势而更具潜力的看法。认真思考这些讨论，对于中国显然是有益的。

最后，对于中国，国际上还有人提出了关于“北京共识”的看法，认为中国正在走一条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希望以此取代后者。我认为，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美、英有较大的不同，这是对的，但两者却决非完全对立，更说不上中国要以前者取代后者。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中国无意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当然，如果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一些国家有吸引力并有助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则是中国所乐见的。

周世俭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让人“忽悠”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定位，可以说我们是发展中的强国，因为有两弹、能送人上太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我们；但同时我们也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收入在全世界排110名以后。

经济方面有几个数字，现在被反复引用，但却与事实有出入，我想澄清一下。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GDP算2005年我们略超过英国。英国是2．2万亿美元，我们是2．23万亿；但如果加海外投资，按GNP算，我们就是第六。美国在世界上的海外投资达到20182亿美元(到2005年底)，美国在海外投资的数额相当于我国GDP的90％，英国也有13781亿美元，相当于我国GDP的62％。如果这么计算，美国GNP为14．5万亿美元，日本4．94万亿、德国3．63万亿、英国3．58万亿、法国2．79万亿，中国海外投资仅仅517亿美元，总共2．28万亿，排第六。

二是我们的对外贸易额在世界排第三。按照国家规定，商品只要经过海关，要么算进口要么算出口。这意味着如果进来的原料价值100美元，加工后升值15美元达到115美元，再出口，三项相加进出口额就是215美元，但实际上我们只拿到了15美元，在外两头都是人家的。这样算外贸数字就有很大水分。2005年我们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是6905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外贸的48．6％，用出口的数字减去进口的数字，我们实得的只有区区1425亿美元!扣掉水分．我国依然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六。当然，加工贸易功不可没，它解决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管理，这些是要肯定的。

现在人们特别爱说2001年我们进出口额是5096亿美元，2005年达到14222亿，2006年可能达17500亿，可见入世五年的成绩太大了。这也要冷静分析。第一，从2002年开始世界经济繁荣，如果世界经济萧条，将是另一个样子；第二，从2002年开始中国国民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有这个基础；第三，从2002年初美元适度贬值，由于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也得到了贬值的好处，这是出口增加的最重要因素；第四才是人世，享受了100多个成员的最惠国待遇。入世也带来弊端。今年部长和曼德尔森谈的时候还在争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中国入世议定书洋洋数万言没有一句话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说得非常清楚：一个发达国家若搞保护措施，只要发展中国家对你的出口(无论数量和金额)不超过3％，应该予以豁免。2001年美国搞钢铁保护措施，按WTO的规定豁免了泰国和土耳其，而我们无论是数量和金额仅占美国进口的2．45％，也应当豁免。可人家说中国入世报告里根本就没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么一句，这个苦果中国人要吞下去!

三是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这只是官方外汇储备第一。西方国家搞的是藏汇于民、藏汇于物。可口可乐在中国赚了钱，到银行换成美元汇回去，交了税，手中有多少外汇政府管不着；中国是强制结汇，企业赚了外汇必须上缴。结果就是中国有多少外汇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而日本的民间外汇有3万亿美元，美国是9万亿美元!

我认为，我们再不要说“十年之后超过谁，三十年之后超过谁”这样的话，这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还是在1997年9月，我和樊纲同志赴洛桑参加WTO中国入世的研讨会，在会上WTO副总干事有个主旨发言，其中一段话中就说：“在过去的十年多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如果这一趋势能够保持的话，中国可望在下个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当时吴建民大使就说：“老周，你是搞经济的，你去反驳一下。”我就说：副总干事的好意我们领了，但你们到中国看到的都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中国沿海的大城市像欧洲，中西部的农村像非洲，发展差距很大!将近十年过去了。现在不就是21世纪初了吗?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吗?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希望中国入世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关税标准要降到3％!再说，我们10％的速度能持续30年?任何国家只要搞市场经济，都会有经济周期，中国也不会例外。另外，资源、能源的瓶颈，环境的瓶颈，国际阻力的瓶颈，等等。压人民币汇率升值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现在保尔森又来“忽悠”中国，说中国是世界经济领袖之一，世界经济发展是靠美国和中国两个引擎，等于说你是老二!还说要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投票权，等等。但细思之。中国的GDP在世界上排第四，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却排第九，加拿大GDP相当于我们的一半，投票权却和我们一样。也是2．94％，增加中国的投票权是应当的，不是美国照顾中国。而且这次增加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削弱了欧元区!美国经济上的竞争伙伴是欧盟，当前能威胁美元霸主地位的非欧元莫属，一是欧元有实力，二是美元最近几年在贬值，不少国家都抛美元换欧元，这样下去美元的地位就动摇了，因此打压欧元就是美国每届财政部长的首要任务。美国给中国、韩国增加投票权是为了搞平衡，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不是格外照顾中国。

还有就是，这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怎么来的?从2000年到2006年10月，吸引外资3600亿美元，这些钱不是自给的，是拿人民币去换的。外贸顺差3700亿，外债余额2810亿美元(到2005年年底)，三项加在一起是10110亿美元。如果提前还债连本带息就要3000多亿美元，借来的外债也能算在外汇储备里?另外，对于外汇储备，西方国家普遍是藏汇于物，比如战略物资石油。谁都知道最好的外汇储备是黄金。还有，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一直在升高，中国只能全盘照收，因为手里没有什么储备。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我们强调互惠互利；美国人原来总说中国占了便宜，今年夏天布什也开始说互利互惠。预计到2007年中国内地就可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三大海外市场，如果加上香港和澳门，从2005年就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因此说中美经贸关系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美国讲。

12月14日，中美进行了战略经济对话。猛一听美国人已经把我们当作战略经济伙伴，我们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但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次美国1／3的内阁成员都来了，就是要一项项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用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美国人不是已经在说中国的改革倒退了吗?!

保尔森把不少中国人“忽悠”得找不到北，就像赵本山“忽悠”范伟买拐一样，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认识，牢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对我们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人家一“忽悠”我们就信以为真，乐得什么似的。“忽悠”的背后总有利己的目的!

沈国放

今天的讨论很热烈，很充分，大家畅所欲言，我本人也受到不少启发。相信今天的讨论会使我们从事对外工作的同志大受裨益。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