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已是CEO

坚持还是放弃，是挂冠而去呢，还是隐忍，等到荆棘刺破头颅，这是当下每一个有志的诗人都面临的难题。他们曾经引领风气，现在更弄潮于时代尖端。在内心荒芜的时代里，他们向商业里寻求诗意。诗歌之没落，成就了他们另一种天分的发挥。诗生涯，更让他们的商业有别样的灵气与创意。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从诗人到首富

朱　坤

诗人生涯赋予他出众的细节捕捉力与想象力，而这些足以让江南春相时而动，在商场无往不利。

江南春――这个有着风雅的来自宋代词牌名字的中国首富，是极少数现在还坚持写诗的CEO之一。

“注意看鸟儿／当它满足翔／注意看河水／当它满足于流淌／然后你让更多的人／

注意看生命／在生长青草的土地／在飘满晚霞的天空／在吹过松树的风中／它在欢舞／

所以愤怒、悲伤和快乐／都在消失，只有一种更大的宁静。”

这首写于他大学时期的旧作，被他贴在了自己近期的博客上。你是否注意到：这篇更像是散文的诗作老是“注意”来“注意”去，却显露出他的一种习惯性动作与思维：总是在注意身边的什么。

同样地，今日中国新传媒的旗帜――分众传媒当初存在的基础就是来自江南春无意中发现的一份A c Nielsen的调查数据：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四地为例，发现，每天人们上下电梯平均4―6次，每次等候时间平均为2．4分钟，每10次等候电梯5－7次会注意收看分众的电视广告。这些细节处，正是今日江南春发家的基石。

抒情的效率

江南春高大、体型微丰、年过三十而依然单身。他的财富数字和感情生活一样神秘，事业上，他迅猛如虎，大张大合，突飞猛进，感情上，他纯情似水，“我的爱情在18岁至23岁已经完结，对我来说，爱情就是回忆。(有人问，他现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这个曾经出版过一本诗集《抒情时代》，喜欢结交文艺人士，喜欢用有节奏和有韵律的言语与人交谈，操纵着数十亿资金流动的“中国封面”，是否颠覆了我们对中国豪富人上的想象?

“谁也达不到顶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着苦难，并且日夜不安的人。我想，真正的诗人大抵就是这样。他们携带着来自天上的秘密口令，怀中藏着武器，用脆弱的花朵抵御着现实的侵害。”

江南春坚持不把自己视为诗人，却以曾经的写诗生涯为荣。“我会用整个下午留心前桌的女生，并郑重地为她写下评语，在傍晚我通常都会鼓足勇气到学校舞厅涉足一场爱情或者被轻易地拒绝，无论怎样，待到月黑风高之时，我一定独自回到寝室，轻轻松松写起小诗。”

但在19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一首再深情的诗歌，对于女孩的吸引力，已经比不上一打鲜花、一枚钻成或者一沓钞票。

后来江南春常戏语弃诗从商始于追女孩，或日还债云云，问答两方，都哈哈一笑，没谁当真。难道当日他追女成功或身无负债，就没有今日之分众与江南春?不甘寂寞的人始终不会寂寞，喜欢被人关注的他，或早或晚，总要出头引人注意。昔日写诗、从商、创业乃至投身新媒体，他与时代的脉动无不契合。

商业的诗意

从诗人到商人，于他，是顺理成章的事，“只是在创造一件不一样的东西，而其中大的道理相差不大。写诗经历让我容易投入、善于思考更本质的东西，也更容易调动激情和创造力到自己喜欢的新媒体事业里面去。”

在江看来，做诗人和做商人有共同点，都需要激情和想象力。只不过诗人更感性一些，商人更理性。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创意”是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让他真正体会到创意带来财富的，是他的同乡兼密友陈天桥。“创意面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找到一个全新商业方式，你就会创造超额利益。”

谁说商业不需要创意?江南春正在用诗歌的方式来写PPT文档，“PPT和诗歌存在某种共通性一一都需要借助最简练的语言来展现。”这是最基本的层面，在更高的层面之上，文学教会了江的怀疑和颠覆性思考，而这些，是分众和江南春今日一切一切之源泉。

“每当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复活，当我翻身下床，看见昨夜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会更加纯粹。”

这篇写于1O余年前诗集之序言，也正是今日江南春商旅生活之写照。他将与写诗同等的热情、创造力、能量投射于商业之上，或许，诗人江南春之不复存在，与CEO江南春的横空出世，都是中国之幸运。

合众保险公司总裁丁当：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

孙琳琳

他曾是强调反操作的行吟诗人，如今是拥有两万名员工企业的总裁；丁当选择放弃诗人的生命状态。

现在看来，整个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青春期，也是丁当的“怀春”时代。“翻翻以前的日记沉思冥想／翻翻以前的旧衣服套上走几步／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点支烟／再喝掉那半杯凉咖啡”。这是丁当1985年的《房子》。

如今的丁当只读读里尔克、韩东、多多等少数几位诗人的诗，即使在“飞行中”这个最佳阅读时间，他也通常在处理做不完的工作。而休闲活动的内容，从“翻翻以前的日记”变成打高尔夫、从“半杯凉咖啡”变成了普洱茶。

诗意还在，诗人却没了

2006年10月11日午后，在北京朝阳门合众人寿总部，阳光离开丁当两面通透的办公室，只有风把百叶窗吹得啪啪作响。室内摆满了各式绿色植物，富贵竹、滴水莲、巴西木，巨大的芦荟。而他的座椅跟所有CEO一样宽大而柔软，案头摆满文件。

到今年10月，合众人寿已在全国12个省市铺点，有两万多名员工，在全国同类企业中排名第十。而一年前，这还是一个只有一二千人的小公司。

在所有转型的诗人当中，丁当算是最早也比较成功的一位。这与诗意无关。“作为诗人的一生，生命状态是飘的，而我借助职业牢牢抓住了大地。”这句话可看作是丁当人生转型的依据。

丁当的初次转型发生在16年前，“乘喷气机去南方”为深圳市政府创办了《投资导报》。1990年秋天，丁当第三次来到深圳。此时北方已肃杀，而南方的夏日却没完没了似的。长途飞行之后，满眼长绿树木使丁当幸福起来。

这一次场景转换成为丁当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一来，他便不再是诗人了，离“痛苦的灵魂”越来越远。3年后，丁当加盟平安人寿保险，在这行一干就是13年。

丁当是做市场的好手，几年问，他从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做到北区事业部总经理，再做到平安人寿副总经理。那时候他工作非常忙，写诗基本上中断了。“但我内心的诗意还在。”不同的是，他转而在德鲁克的管理学中寻求诗意。

用一段时间写诗而非一生，这是丁当的选择。1982年大学毕业后，丁当在西安一家电子工业部属下的大型企业搞管理工作。此

时，学管理、做管理的他似乎更热爱写诗。

就在这一年冬天，丁当结识了刚到母校陕西财经学院教马哲的诗人韩东。第一次会面在韩东狭小的宿舍，两个人围着煤球炉子谈了一晚。丁当形容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找到组织了。“韩东奠定了我对诗歌的热爱。”

其后，随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强调反操作的丁当也成名了。他与韩东、于坚等人一起创办了“他们”文学社，被誉为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诗人之一。甚至引出了一位冒名四处朗诵的“假丁当”。

丁当形容自己是一个骨子里好动的人。去年底，他放弃成为平安人寿总经理的可能，跳槽小公司合众人寿，重新投入一段“飘”人生。曾劝他改做导演的好友韩东，形容丁当的选择是蜕茧成蝶式的，有重大的人生意义。

诗意还在，它选择了生意

“年轻时做诗人的体验并不真实，现在的管理工作才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真实。实在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今天，丁当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诗人经历，如果有人问起，他会不知如何面对，只轻描淡写地带过。“我的转型不仅仅是职务的转型，也是心理的转型。”丁当说自己跟诗人过的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生活，“毕竟那种角色在我身上已经褪色了。”

他不再翻阅自己的诗，办公室也找不到一本丁当诗集。

环境如此，以丁当为代表的转型诗人纷纷摘下桂冠，把冲动、激情和各种可能性变成职业的实在。而中国当代诗歌也被掰开了、揉碎了，融进赵丽华的“肉夹饼”里。

丁当现在的朋友大多是公司老总，虽然跟韩东等多年的好友也有频繁联系，但都只谈诗人不谈诗了。他更愿意把自己身上诗意的特质投射到工作中，给团队提气或注入激情。

他现在最想做一个好企业家，带领团队创造行业和市场的奇迹。而真要达到理想中的境界，仍需依赖理性与制度，而非诗意。丁当的目标是将合众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这才是他字典里成功的含义。

“在商言商。”丁当说，“想想做诗人那十年，恍如隔世。”

博客中国CEO方兴东：抛弃诗歌寻找更好的生命状态

何有华

他赶在所有人之前边缘化了诗歌，又赶在所有人之前拥抱了互联网。作为企业家，他有能量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影响力。而这些，是目前中国的诗歌界所不能达到的。

1987年，受《平凡的世界》一书的影响，浙年方兴东考上了作者路遥家乡的一所大学一一西安交通大学。他轰轰烈烈的诗歌年代开始了：直到现在，方兴东还清楚地记得，他做学校文学社社长、诗社社长时，曾参与策划了20多场诗歌论坛、诗歌报告，反应异常热烈。“那时候，还是诗歌很冷的1993年”。在方兴东的印象中，现在的诗歌气候连“很冷的1993年”都比不上。

方兴东毫不讳言：“现在的诗歌没有影响力了。”1987年至1997年这十年，是方兴东写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诗歌是方兴东的第一爱好，尽管那时发表了很多诗歌，稿费加起来才1OO多块，但诗歌给其的精神满足却远非金钱所能比拟。而现在，在他的个人著作介绍中，1999年出版的诗集《你让我顺流漂去》，通常会被搁置在最后，甚至不附加任何说明。

诗歌注定要被边缘化

1996年对于方兴东而言，是个重要的年头。是年，方兴东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便有朋友找他帮忙写点IT方面的评论文章。为此，方兴东利用整个假期，将清华阅览室里所有的《计算机世界》、《电脑报》，甚至一些英文的计算机类资料全部浏览了一遍。结果文章一出，反响强烈。从此方兴东便一发不可收，开始了在互联网IT界长达十年，并继续在进行着的浸淫。与此同时，他曾经热爱着的诗歌，慢慢被他自己边缘化了。

从文人工时，方兴东的“写诗是爱好，选择工科是为了饭碗”，到其从攻读高压电到混迹互联网，“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的生命状态”，写诗需要一种状态，要耐得住清净与寂寞，而这种状态恰恰是目前的方兴东所缺乏的。对于那些今天依然“坚守”着的诗人，方兴东认为，那已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坚守。社会越来越功利化了，大环境在变，诗人很多也变得不再纯粹。当诗歌不能到达主流社会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或者高度，给人以启发、精神力量，诗歌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被边缘化就是其宿命。方兴东认为，现时代中国是可以出伟大的诗人的。他说，今天就算有钱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能出一两个伟大的诗人，意义将不同凡响。

一切向前看

方兴东还能回去写诗吗?他考虑过这个问题，答案是“不能”。方兴东已经喜欢目前这种忙碌的生活模式，尽管缺乏诗意。“博客网创始人、CEO”、“资深IT评论家”等，是现在的方兴东的标签。抽离种种标签时，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学生+农民+诗人”，学生的简单与纯粹、农民的朴买与勤奋、诗人的感性与独立思考，都令方兴东向往。他说，心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时候，在哪一种层面上，保持积极的心态，一切向前看就可以了。”

方兴东涉足互联网已经1O年，伴随着其在互联网上的路越走越远，其热爱的诗歌离其亦渐行渐远。方兴东说，曾为诗人，自己也会比较单纯与纯粹一些，在对人和事的把握上，往往更加敏锐，善于把握本质。2001年下半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很多互联网公司倒闭。当时，方兴东正在做互联网实验室，受之影响，实验室财政吃紧。许多朋友劝其放弃，但方认为，那是最关键、最需要坚持的时刻。在倒闭边缘上徘徊了5次的实验室，终于在2003年看到了春天。

互联网与诗歌一样，都对方兴东有着“致命”的诱惑。除了收获了名利之外，互联网更是以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呈现在方兴东面前，他很快封上写诗的笔，转身投入互联网的怀抱。方兴东有时候也会怀念以前作为诗人的日子，毕竟那些日子更加单纯，精神更加满足舒逸，但，领跑企业何尝不快乐?作为企业家，他有能量为社会做更多事情，有更大影响力。而这些，是目前中国的诗歌界所不能达到的，目前的诗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说出这些时，方兴东也难掩自己的失望与迷茫。

《南都周刊》主编陈朝华：现实在一切之上

朱慧憬

一份报纸壮大了，一个诗人“死”了。

陈朝华，南方都市报早期元老之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如今还兼创办的《南都周刊》的主编。在一个常规忙碌的傍晚找到陈朝华，谈到诗歌，他的表达开始让他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他说过，“我的内心永远与诗歌有联系，尽管1995年之后，我不再‘写诗’。”

曾经，在“第三代”之后的诗歌圈各种集体命名活动中，陈朝华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预设或者追列为其中一分子。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陈朝华在《南方周末》做编辑记者的早期。从大学组织诗社开始，他与诗歌圈的一些朋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私人交往。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

时间进行阅读和崽考，周末聚集住一起泡吧、喝酒、聊某些形而上的话题，聊各自的诗歌，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新作，面对面恶毒吹捧或者无情抨击，那样的日子．那种对诗歌外在的狂热，陈朝华现在回忆起来几乎有点不可思议。

95之后，不再有诗

1995年，是陈朝华与诗歌十年缘分之后的一个转折。借助《南方周末》的媒体平台，他看到，自己的报道所能引发的社会影响，用新闻语言呈现的对真相的逼近与追问远远比诗歌更何力量也更有意义。诗歌对人性的真实体察和探究也许能走得更远，但毕竟太隐蔽而让人有虚无之感。陈朝华在《南方周末》为自己写过一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现实在一切之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当一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各种新想法，可以通过人力的整合调配，以报道或者言论的方式表达或者传达出去，并且第二天就能在大众中产生反馈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影响社会潮流的“力量”的快乐。

最近十年，陈朝华刻意回避诗歌圈的聚会，回避所有诗歌圈的活动，他不再发表任何诗歌(虽然如今发表诗歌对他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再买诗歌杂志，只是翻阅着朋友们寄来的自编诗刊。可是，他依旧“感激”诗歌。他认为，青春期，他找到了诗歌这种最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众人看到了他的价值。“是诗歌使我灵魂开窍，使一个乡村少年发现了自己对人生一种新的表达与眺望，使一个闭塞胆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轨当代中国文化逻辑和思想嬗变的通道。”

多年，陈朝华一直分管《南方都市报》的文化报道版块，他也一直努力把个人人文关怀的趣味与南都的办报理念进行有效互动，并通过打磨、整合一个精英团队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版面、每一篇具体的文化报道的价值取向上，去影响更多的人。2003年，陈朝华努力促成《南方都市报》举办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希望恢复对纯粹文字的敬畏之心。

许多知名媒体的主要负责人青春时期都是与诗歌有关的风头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寻原因，陈朝华相信，诗歌通常能培养一个人的敏锐、激情、应变力与创造性，对表达准确的挑剔，而那些也许也是优秀媒体从业者所需要的。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

“所谓成功”，也许很多人包括陈朝华自己都给自己这样一个认定，在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陈朝华有点无奈地发现，对今天的自己而言，理想中的幸福是自己曾经梦想的生活一一隔断所有的通信手段，做一方隐士，读书、写诗。但是，陈朝华知道，今天的忙碌是自己理智的选择，是自己性格决定的。

他曾经与朋友说过，“随着时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现实坚硬的挤压，诗歌于我越来越像一块已经结了痂的伤疤，即使揭开，在想象中浸透的，也只是旧日的鲜血，而曾经视为精神粮仓的那种荣耀和热闹，早已一去难返了。”

然而回头去，每每收到当年诗歌朋友寄来的杂志和诗集，看到那些名字，陈朝华还是隐隐有微妙情绪的。毕竟比起媒体经营，诗歌是属于个人更永恒的作品，“如果一个人的诗歌语汇能道破这个时代的秘密，能发现当下生活最大的痛与快，那样的诗歌值得珍藏。”他羡慕那样的诗人和那样的作品。

他偶尔写日记，他的很多更为强烈而复杂的情绪，依旧会选择用诗的语言去记录，因为他始终认为诗歌是最准确而隐讳的表达。他并没刻意想要发表那些诗歌，只是认为那是个人的隐私，为自己记录下生活的瞬间，可以回忆。

“诗歌是很个人的事情。”采访尾声，他莫名地打印出来一页纸，那是写于2001年的一些诗句，仿佛却是一代诗人的告白：兄弟，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所谓的理想与激情都是隐私／我已经习惯在繁华中消失／用一张张报纸隔离身体的孤独／兄弟，请容忍我从你们的视线淡出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我已经不习惯舞文弄墨长歌当哭／即使看见和尚走上情侣路／也无法把我的郁闷超度。

“珠江诗歌节”幕后推手拉家渡：做个隐性的诗人

熊雅芳

“诗人和商人是有冲突的，但有一个点可以消解，就是发散身上的流氓性。”从诗人到传媒人又到商人，拉家渡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1994年，还在读高中的拉家渡，在《星星诗刊》发表了一篇诗歌，这是他诗歌之路的第一步。“拉家渡”这个笔名起初是为了网络上的诗歌创作而起的――这也是他在湖北出生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当1998年年初踏上广州这片土地时，拉家渡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来到广州以后，拉家渡一直活跃于广州各大媒体，直到三年前，他从《南方周末》辞职，不久后拥有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

拉家渡觉得自己比许多人幸运的是，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从诗人到商人，在拉家渡这里，这种转换非常轻松。他觉得自己只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刻意去抗拒什么，而且，写诗做广告在能量上是相通的，一样都是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对语言本身不敏感，诗歌做不好，广告也做不好，整个思想就枯竭了。

拉家渡认为诗歌和商业要互相尊重。这几年，拉家渡一直在策划“珠江诗歌节”，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两届，明年是第三届。提起当年，拉家渡笑称是“意气用事”。那时候诗歌的生态特别乱，网络势必降低诗歌写作的门槛，似乎只要会分行，谁都可以做诗人――倒是和今日“梨花派”横行网络颇为类似。除了北大的诗歌节，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节并不多，“当时热血沸腾，想要做出一点事情来”。

第一届诗歌节叫“诗人的发声”，把诗歌朗诵从酒吧里带出来，让诗人们来到更广阔的现场朗诵诗歌，原计划只容纳300人，结果来自全国各地的19位诗人吸引了3000名观众。第二届的主题是“声音的共和”，强调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商业力量、诗歌内部的话语分支之间的一种“共和”的关系。

“第一届诗歌节的收益只有几千，第二届好了些。要说商业收益，还不如去给别人做书、做纯粹的商业策划。但我就是愿意去做跟诗歌有关的事情，这就像我给别人写文章，你发我的诗歌我可以一分钱都不问你要，但其他文章你必须得给我稿费。”

拉家渡说诗人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诗人．那是显性的，另一种则是隐性的，他愿意做个隐性诗人。

工作之余，拉家渡仍然坚持写诗，但不再有大面积的创作，只是会在“晚上发生一点”，而且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急着要拿去发表交流的欲望，更像是一种个人的内心沉淀和操练。目前，对于诗歌，拉家渡只有两个期待。个人而言，就是一生只出一本诗集；再就是尽力去推动诗歌的发展，希望能把“珠江诗歌节”办到十届以后。更为理想的状况，给诗歌节成立一个基金会。前面的好实现，后面的有点难度。诗歌节到第二届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收不住，到场的人多了，变成一个盛宴和狂欢了。明年会稍微控制一下，而且可能会把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德雷克-沃尔科特请到现场。

作为一个商人，很多时候是有想法、没办法，所幸还能源源不断地从诗歌这里汲取一些能量。拉家渡很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诗歌就像性格，但比性格更勇敢。”他认为诗歌能给心灵增加某种能量，让人更加坚强；每个人都有软弱性，但诗歌可以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