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原因、效率与外部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内容摘要：在法律视角之下，婚姻关系的解除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而在法经济学的视角之下，离婚这一社会现象则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学动因。本文通过对离婚原因、效率和外部性问题的分析，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男女双方的成本与收益左右着婚姻的结局。

关键词：婚姻契约 边际效用 外部性

婚姻契约的简述

在法律经济学中，婚姻的本质是由两个符合法定条件的成年人自愿达成的协议，也即婚姻是一男一女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终身结合、互为伴侣、彼此提供性的满足和经济上的帮助以及生儿育女的一种契约（田开友，2008）。婚姻促进了劳动分工，取得了专业化收益，男人能将更多精力关注于市场生产，而女人能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家庭生产上，双方因此得到了精神幸福感、财产增加和日常的照料。但同时由于婚姻中的琐碎难以预料，因此婚姻契约属于不完全合约，即在缔约前各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十分明确，而缔约之后，合约双方可以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修改、补正。然而这种磋商会导致不同数量的成本，这其中就包括修正合同争论或是由于婚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低效率。

离婚现象正是契约的一方或是双方存在违约或者认为其在履行合同时支付的成本超过了合约收益而解约。为此即使损失“利他主义”收益（生活中彼此的关爱）、专业分工收益，或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见，离婚不仅是婚姻关系的结束，也是资源再分配的开始。科斯教授的重要论断“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 ”完全可以适用在夫妻感情良好时问题的处理上，因为彼此间的“利他主义”使得双方不存在信任、沟通的成本，不论财产产权在哪一方，他们都能够通过谈判获得资源最优配置；但当夫妻感情破裂后，“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出现不同的资源配置结果 ”。夫妻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特定产权，例如房子或者孩子，那就必须用一定的金钱进行“购买”，产权使得夫妻间原有资源被重新配置，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对离婚双方来说是理性和经济的。

离婚的法经济学原因

（一）边际效用递减

所谓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物品的边际效用（即每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量）有递减的趋势（见图1）。在整个婚姻契约履行过程中，在物质、精神和性三方面都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

在物质方面，刚刚结婚的夫妇在生活投入方面并不会急剧增加，但他们的收益却因为两个人的劳动分工，而取得专业化的收益，因此该曲线的斜度相对较缓（离x轴较近但y轴都较远）。而随着时间延长，不完全合约的成本凸显出来，生活投入继续增加，但收益与成本逐渐抵消，导致收益在P点出现递减的趋势。对于另一种关系投资，在婚姻初期，为了能够取悦对方，双方投入很高，因此收益也增长较快，曲线斜度表现较陡（离x轴和y轴都较远）。而随着时间延长，夫妻双方感情稳定后，关系投资在P点后增加量大幅减少，收益或是出现维持或是出现递减趋势。当夫妻双方在婚姻契约中收益都难以增加或负增长时，或者选择一种重新获得收益增长的方式，或者选择离婚，以避免损失扩大。

在精神方面，新婚夫妇的幸福感较强烈，尤其有了孩子之后，家庭幸福感会陡然剧增，感情的投入与收益曲线与关系投资的曲线较相似，同样地在一段时间后，双方由于彼此的熟悉而导致感情投入的放缓，同时对生活可能感觉到“乏味”，因此在P点之后，出现边际效用递减。如果一方感情不专一，那么将会导致收益负增长。

在性方面，由于婚姻契约使男女的合法化，由此在性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是某些产出的平均成本随产出的上升而下降。在家庭中，的规模经济使得双方的投入并未急剧增长，但在家庭感情和身体感受方面的收益却大幅增加，曲线斜度较缓（离x轴较近但离y轴都较远）。但伴随时间延长，这种由带来的感情的增加和身体感受的收益将逐渐减弱，双方难免产生审美疲劳，投入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但收益出现效用递减。

如果将家庭视为生产单位，子女是家庭中最为重要的产品，那么在投入产出方面就会有相应的变化。因为为了婴儿的健康，父亲需抽出时间锻炼，不再吸烟或者喝酒，这可能导致他减少工作时间或失去一些客户；而母亲则需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准备子女用品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的规模经济。当然在孩子出生之时收益也是十分可观的。曲线开始时会紧贴y轴急速上升，在子女出生之后，则横向随x轴延伸直至P点。但如果仅将子女作为“产品”，将作为生产行为来看，那么在子女出生后，由于国家政策或者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产目标已经完成，之后的生产行为也就没有意义了，曲线自P点之后开始下降，出现边际效用递减。

（二）信息不对称

在缔结婚姻契约之前，男女双方可能对对方的了解只能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知晓的程度也受恋爱的时间限制，对于对方的癖好、性格以及未来经济收益能力和爱情态度都难以准确把握，双方的议价能力都有限。在这种情形下缔结的契约往往有可能存在各种瑕疵，在日后的生活中，双方的磨合成本较之他们预想的程度会高出许多。如果双方在婚姻过程中，难以忍受对方的习惯或性格，则会认为爱情的成本大于其收益，于是选择离婚以解除契约。

此外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在婚姻中导致“二手车市场的逆淘汰”的假设。在婚姻家庭中，当夫妻双方的性格喜好、价值观不同时，或是开始缺乏信任的时候，如果一方希望继续婚姻关系，那么就必然导致对真实消息的隐瞒或是对虚假消息的编造，结果使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双方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随之攀升，最终就如二手车市场销售的劣质汽车一样，婚姻中的信息也变得真假莫变，家庭中的感情与关怀也就逐渐削减。

（三）经济价值的差异变动

夫妻双方组成家庭以后特别是传统家庭，通常由男性负责在外的市场生产，由女性负责家庭生产，这种方式是将其专业化的产出与其他专业生产者进行交换以获取那些产品和服务。但这种局面的长期持续，就会导致男性在身份、财富上的价值高于女性，当契约一方的价值比另一方增加更多时，这一方就有可能寻找更符合自身价值量的异性。在婚姻中，如果丈夫的财富价值远远高于妻子，那么他就有了一个寻找或是被寻找新的配偶的倾向。

离婚的效率分析

离婚的效率指的并非是离婚程序办理的速度，而是双方当事人因婚姻关系的解除，各自从中所获得的收益。但在论及离婚自由和离婚效率问题时，需要对另外一个曾经被广泛采用的制度进行说明。“禁止离婚”制度在英国直到19世纪仍被采用，在禁止离婚的制度下，择偶错误的成本远高于离婚自由制度下择偶错误的成本。

（一）效率违约

效率违约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只有因违约带来的收益将超出己方以及他方履约的预期收益，并且针对预期收益的损害赔偿有限，使之在承担违约责任后仍有盈余，违约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具体来说，不论一方是否对婚姻关系的解除负有过错责任，离婚的结果都将使他获得与处在婚姻之中获得收益相较更多的回报。此时他的行为有效率并且是合理的。

（二）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是相较之帕累托最优而产生的方法，它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即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帕累托改进通常适用于资源闲置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通过利用闲置资源或者采取新的政策，使得在较为不经济的局面之下，有一部分人的行为发挥较大价值。而离婚的情况与市场失灵具有相似之处，那么采取新的政策改变男女双方所处状态，在不使一方情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方情况变好。情况变好的一方情况的改善类似于效率违约中的违约方，而为了使另一方情况没有变坏，需要变好的那一方支付扶养费。因为妻子从事家庭生产而使市场生产技能下降，同时由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一个人组成可能给她带来比过去的婚姻更多实际收入的新婚姻的可能性（理查德·波斯纳，2012）。这笔钱是向弱势一方提供的一种离职金或失业补助，为了使离婚妻子在寻找新丈夫期间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

离婚问题的外部性分析

（一）对于子女的影响

父母离婚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种负外部性效用。要降低这种负效用，在经济学中可以通过征税、补贴或者外部效用内部化来进行改善，而在法学领域，则通过给付抚养费、法定监护权、实现探视权和保证继承权来降低负外部效用。《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需要向另一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以此来使得子女的生活水平不明显降低。这种给付抚养费的行为类似于对造成负外部效应的行为主体进行征税，其目的更多的是告诫后来者，婚姻关系的解除并不会意味着对于抚养义务的免除；另外法律规定即使婚姻关系解除，父母负有监护责任，不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有权探视子女，其用意在于避免子女缺乏感情关怀，这实际上类似于负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处理方式，弥补子女在生活和学习上所承担的成本。而对于子女享有离异父母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更具有经济上的补贴性质，即对于遭受负外部性效用的子女能够在将来某一时刻得到财产的补偿。

（二）对于姻亲关系亲属的影响

对于因婚姻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婚姻关系的解除可能同时导致正、负两种外部性影响。正外部性效用指的是，曾经不幸福的婚姻给双方的亲属都带来了不良情绪的影响，当婚姻关系结束时，亲属们不在因子女的婚姻问题而过多操心，在此层面上，他们得到的是正外部性效用。但婚姻关系的结束如合伙企业解散一样，原有的家庭共有财产减少，家庭生产效率降低，而且原有对于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随之终止。在姻亲关系下，夫妻双方作为纽带，使得两个或数个家族的生产生活由过去的外部市场化逐渐形成家族成员间的合作，成为内部横向一体化；再通过家族内部的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与生产的合理分配，逐渐形成内部纵向一体化。但是婚姻关系的解除有可能终结这种有效率的一体化生产，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因为资源的不完全配置而遭受经济损失，这种对家族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效用远大于家庭遭受的负效用。

（三）对于潜在再婚对象的影响

对于潜在的再婚对象，离婚所产生的外部性效用显然是正向的，即潜在的再婚对象将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参考数据。在婚姻市场中，如前文所述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而离婚的结果是将个人真实的信息存储在一个可以查询的前妻或前夫的头脑中。潜在的再婚对象可以在掌握不同信息后对多个候选人进行比较，通过查询民政部门和法院的信息记录，可以有效地防止重婚行为，并能够了解其财产状况防止财产欺诈，以此提高其获得幸福婚姻的概率；此外曾经被封闭在婚姻关系中的各种资源，在离婚后得到释放，这有助于潜在的再婚对象取得较好的资源配置结果。

参考文献：

1.罗纳德·哈利·科斯著.盛洪，陈郁译.企业、市场与法律[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法律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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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