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
时间：2023-12-11 02:17:17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1
一、离婚女性财产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由于文化传统、生理差异、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女性在社会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尤其明显。为此我国现行婚姻法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以保障女l生合法权益。
1.我国法律在离婚财产分割问题上向子女和女方倾斜
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该规定作为处理离婚财产分割的基本条款，指明了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这一基本原则，为保护女性财产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我国法律规定了离婚后的经济补偿
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法律规定赋予女性在离婚后向男方索取经济补偿的权利，是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女性为家庭付出的大量无偿劳动的补偿。
3.我国法律规定了离婚后的经济帮助
我国《婚姻法》第42条规定：“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城市中无工作的家庭主妇与农村无收入或以务农为主要收入的留守妇女在离婚后将面临无收入的困境，基本生活的保障只能依靠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考虑到其现实困境和对家庭的付出，法律规定男方对这些女性给予适当帮助。
4.《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有部分保障女性财产权益的条款
针对男方隐瞒、转移财产的行为，《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这一规定使离婚后女方发现有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保障了女性应由的财产所有权。
二、离婚女性财产权益法律保护的不足
虽然对离婚女性的财产权益已有法律保护，但其保护的内容与机制尚不完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各种困难，离婚女性的合法权益尚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1.法律制度和文本尚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法律关于保障离婚女性财产权益的条文较为概括，无具体细化的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被切实施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应当由法律明确规范的事项没有规定，致使女性离婚时得不到合理的财产分配。
首先，我国婚前财产公证制度与夫妻约定财产制不够完善。
其次，有关离婚后经济补偿的规定不够具体，也没有针对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补偿条款，法无详细的明文规定则在司法实践中就因缺乏标准而难以落实。
再次，关于离婚后经济帮助的规定也没有进行细化，对没有收入来源的离婚女性缺乏强制性的保障机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虽然增加了保障离婚女性财产权益的条文，但这些权利的保障仍不够完善，也不能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
2.司法实践中存在现实困难
首先，离婚女性争取财产权益司法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举证困难。
其次，目前社会公众的法制观念仍然相对落后。大家依然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很少，遇到法律问题也没有求助于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意识。
再次，女性的诉讼能力相对较弱。考虑到女性的经济地位低，离婚后子女又多数随母亲生活，没有足够的金钱与精力来应付长时间的诉讼。
三、加强离婚女性财产权益保护的对策
1.法律制度和条文的修改和完善
首先，应当完善夫妻法定财产制，倡导约定财产制，鼓励婚前财产公证。
其次，应当进一步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经济帮助制度和损害赔偿制度，细化相关法律条文。
再次，应当完善离婚后财产追偿制度，延长提起财产追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此外，还应当完善婚姻程序，将完成一定课时的婚姻法学习作为结婚的必备要件。
2.促进司法实践依法高效进行的建议
首先，针对举证困难的司法现状，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与“司法行政机关举证”相结合的方法，依靠国家公权力限制男方隐瞒、转移财产的行为，必要时及时实行财产保全，保全夫妻共有财产，保护女方合法的财产份额。
其次，针对离婚补偿金、经济帮助费及损害赔偿金履行困难的情况，应当建立专门的监督和强制履行机构，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保障其实际履行。
再次，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女性的法律意识。通过对女性法制观念的提升，促使她们在结婚之初考虑离婚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婚姻出现问题时及时调查取证，加强对家庭财产的了解与掌控，发现男方转移财产时及时申请保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女性转变传统婚姻观念，提升防范婚姻风险的能力。要重视婚姻质量，积极追求幸福生活也是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女性占据了我国人口的一半，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逐渐走向工作岗位，顶起了社会的半边天。由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传统与法制尚不完善的现实，一段失败的婚姻带给女性的伤害是几乎毁灭性的，因而在离婚时以法律形式保障女性的财产权益，进行离婚分割时适当向其倾斜就尤为重要。因而我们呼吁一方面要完善立法，以法律的强制力保护女性的财产权益，避免其离婚后生活水平的急剧降低;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使法律能够得到切实的履行。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2
关键字：涉外离婚 法律适用 新发展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涉外离婚的数量与日俱增，各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不同，其所制定或采用的婚姻制度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就使得涉外婚姻领域的法律冲突不可避免，法律冲突的解决以及法律适用的确定不容回避。
一、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新发展
各国对于离婚的态度从严格到逐渐放宽，再到自由主义运用到在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立法中。在法院地法的适用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潮流时，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
（一）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离婚中的运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的黄金原则，体现了私法的核心价值。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即当事人双方有权自行选择某个法域的法律来调整其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则在传统国际私法理论里主要适用于合同领域，可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是当前国际私法立法的发展趋势。顺应该潮流而来的就是涉外离婚领域内引入意思自治的精神。意思自治原则的介入，使当事人有权自己去选择准据法，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增加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既有利于增加适用法院地法的机会，也有利于增加内国法院对离婚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机会。
（二）有利于离婚原则
历史证明，如果对离婚加以严格限制或者禁止，那么对人类而言将是巨大的灾难。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增长，离婚自由被各国法律确定为基本原则。处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出发点，很多国家涉外离婚的立法都呈现出有利于离婚的倾向。例如：1978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20条，该条规定：离婚的要件和效力，依离婚时支配婚姻人身效力的法律，如依该法婚姻不能根据所举事实接触，或适用于婚姻人身法律效力的准据法无一存在时，则适用离婚时原告的属人法。
（三）连接点的多元化趋势
连接点的多元化一方面表现为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复数连接点类型的增多。 传统的国际私法领理论有两种观点，其一是"场所支配行为"；其二是"身份依本国法"。依据"场所支配行为原则"，涉外离婚应当适用法院地法；依据"身份依本国法原则"，离婚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具体又可分为适用丈夫一方的本国法、分别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重叠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等。而准据法适用的多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连接点的多元化，这是近年来在涉外离婚准据法适用的新趋势：是指对涉外离婚进行准据法选择时，不单单遵循一种原则，而是多种原则兼顾，主要的做法是将涉外离婚的法院地法与当事人的属人法混合适用，以一种为主兼顾其他。[1]
二、我国关于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及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第二十七条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
由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有关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有很大的进步：
首先，这是我国明确在法律中细化了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增加了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改变了过去通过确定管辖权的方法来确定适用法律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根据这条规定，如果中国法院为受案法院的话就只适用中国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的选择是通过选择法院实现的。这种规定将会成为当事人"挑选法院"的一个原因，即使只是次要原因。并且《民法通则》第147条只考虑了诉讼离婚的情况而忽视了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这两点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得到了完善。
其次，诉讼离婚适用范围更加全面。根据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限制诉讼离婚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人同外国人在中国境外离婚、中国人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离婚、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中国境外离婚以及外国人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离婚，都可以适用该法的规定。
第三，增加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将意思自治这一私法原则的精神融入离婚领域，这是对婚姻自由的尊重。婚姻是两个人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产物，那么婚姻的终止也需要尊重婚姻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该法在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中区分了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并在协议离婚中强调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这无疑是我国立法的进步，是该法符合法律发展趋势的表现之一。[2]
当然，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涉外离婚法律适用方面的规定也有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第一，关于诉讼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会致使当事人"挑选法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该条规定排除了外国法适用的可能，完全适用内国法；它减轻了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离婚选择法律的程序，加快了诉讼进程。之所以采用法院地法原则，其理由有二：其一，法院所在地与判决关系密切，适用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有助于保护该地的善良风俗；其二，法官对其所在地的法律最为熟悉，适用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可以保证法律被正确的适用，且方便法官查找相关法律规定。但是该法条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事人利用"挑选法院"来规避不利于己方的法律达到自己需要的判决结果。
第二，应当区分离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离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了不同的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因为离婚的实质要件是关系到婚姻关系是否解除的最主要因素、关系到当事人本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同时也密切关系当事人的生活和切身利益。而形式要件则主要是一种程序，是对一个国家公序良俗的保护。因此立法时对涉外离婚的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要侧重于当事人本国法的适用，而对涉外婚姻的形式要件则要考虑对行为地法律的尊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关系适用法》已经对涉外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做出了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区分规定，可是在离婚的范围内却仍然缺乏区分，仅仅将离婚按照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做了不同的规定。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于离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进行区分。
第三、协议离婚效力未定。虽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规定了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但是协议离婚能否在外国得到承认呢？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办理涉外协议离婚的机构是省级民政部门，其效力在中国国内自然是可以得到认可的。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协议离婚的态度并不一致，即使某国认可协议离婚，在具体程序上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协议离婚在国外难以得到承认，从而对当事人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困扰。[3]例如，在德国，根本不承认协议离婚，即使双方都愿意离婚也要经过法院审查同意，且要求双方分居一年以上才可能申请无争议离婚。如果是一方申请诉讼离婚，则要求分居三年以上。所以，对于涉外离婚的当事人来说选择诉讼离婚是最有效的。如果将婚姻看成一种"契约"，笔者认为既然协议离婚是当事人的合意，那么它可以被当作一种特别的"合同"，因此，只要离婚协议符合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条件就应当得到承认。
参考文献：
[1] 高宏贵.国际私法（冲突法编）基本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03-104.
[2] 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 焦燕.婚姻冲突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3
法凸显其重要性。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的我国相关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有关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的规定比较全面，新增了一些内容，修改了原有的规定(甚至做了较大的变革)，比较充分地运用了有利原则，体现了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立法取向。但毋庸讳言，该法的一些具体规定在细节上尚有许多可再行斟酌
之处。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律选择规则;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欧盟婚姻家庭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则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例如婚姻有效性问题通常是移民、婚姻无效、离婚和司法分居、社会福利立法、继承、婚姻财产甚至重婚等刑事诉讼程序的先决问题。而随着人员交流的国际化，跨国婚姻日益增多，传统的婚姻家庭冲突法的研究凸显其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或修订其冲突法立法，欧盟委员会也于20__年7月公布了《修订ecno.2201/20__有关管辖权条例以及制定有关婚姻事项准据法条例的建议》(罗马iii)。但该计划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波兰等反对而受挫。此后在欧盟有关国家的推动下，20__年3月24日欧盟委员会又出台了《有关促进离婚和司法分居准据法领域合作的理事会条例(建议)》。20__年6月1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同意有关成员国增强国际离婚与司法分居领域的合作，以简化跨国婚姻配偶的离婚程序。
20__年7月12日，欧盟14国①通过开创性的合作法，推动旨在简化跨国离婚程序，减少当事人离婚痛苦的共同离婚法(commondivorcelaw)。②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在经过多年的讨论后，于20__年8月28日公布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并于20__年10月28日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新法)。新法专设第三章规定婚姻家庭问题的法律选择规则，因此，在分析研究欧盟国家相关立法特点的基础上，检讨我国新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我国婚姻家庭法律选择规则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①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卢森堡、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
②这是欧盟首次使用“加强合作”条款(enhancedcooperationclause)这种立法工具，即在27个成员国无法达成一致时，只要有9个国家采取共同措施即可推动有关立法计划进行。
一、欧盟国家婚姻家庭法律选择立法的特点
欧洲每年约有35万人登记国际结婚，也有约17万人的国际婚姻解体。①而一国有关婚姻立法基于优生、宗教、道德、文化和经济因素等考虑，常常存在严重分歧，在跨国婚姻家庭法领域，法律冲突时有发生。如对于同性结合，一些国家不仅从实体法上承认其地位，而且在冲突法的立法与实践中也有所反映。对于离婚和司法分居，各国也存在明显差异。一些国家至今不允许离婚，如马尔他，而在有些国家离婚不需要任何理由，如芬兰和瑞典。从欧洲国家的立法看，关于离婚的理由主要有:双方同意、感情确已破裂、过错和事实上分居，但各国采纳的离婚理由的程度不同，采纳的理由从一种到三种不等。有的国家只允许因感情确已破裂离婚，如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有的只允许因事实上分居而离婚，如西班牙、爱尔兰，有的允许以过错和事实上的分居而离婚，如塞浦路斯，有的允许以合意、过错和分居而离婚，如比利时、法国。有关跨国结婚和离婚的法律选择规则同实体法一样也是大相径庭，对于离婚有的采用离婚诉讼的法院地法，有的则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②欧洲大陆国家一向以成文法著称，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国家都制定了单行的国际私法法规，或在民法典中设专章或在民法典的不同章节中规定国际私法的有关问题，婚姻家庭的法律选择规则毫无疑问是各国冲突法立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瑞士、英国、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芬兰、法国等均在其立法中对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选择规则有所规定。
欧盟国家有关婚姻家庭法律选择的立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更加丰富广泛，反映实体法的新发展
随着婚姻家庭实体法立法内容的日益广泛，③冲突法立法的内容也日趋丰富。例如，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对同性结合④在实体法上的合法性的确认，⑤这些国家在冲突法的立法上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如德国⑥、瑞士⑦、奥地利⑧在实体法上对注册伴侣关系进行调整后，其冲突法也都对涉外注册伴侣关系的法律适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20__年4月1日荷兰修订了婚姻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缔结婚姻的国家。后来荷兰修订了《国际私法(结婚与离婚)法》，以顺应同性婚姻对国际私法的需求［1］(p.134)。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在20__年6月24日作出的一项判决中认为，对于同性婚姻，成员国无承认的义务。⑨有国家的冲突法立法还规定了法定养老金补偿瑏瑠、婚姻住房和家用器具的法律选择规则，如德国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⑦⑧
⑨瑏瑠
audefiorni，romeiii－choiceoflawindivorce:istheeuropeanizationoffamilylawgoingtoofar?internationaljournaloflaw，
policyandthefamily22(20__)，p．178．
commissionstaffworkingdocument，annextotheproposalforacouncilregulationamendingregulation(ec)no.2201/20__．
ec．europa．eu/justice/doc_centre/civil/doc/sec_20___949_en．pdf，visitedonoct．3，20__．
有关婚姻家庭程序法的立法在有的国家也得到相当的重视，例如英国在20__年1月至4月间，即制定或修订了多项有关家庭程序、儿童保护的条例、规则或命令，www．familylawweek．co．uk/site．aspx?i=fo7，访问日期:20__－10－03。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有的国家允许同性缔结婚姻如比利时、西班牙，有的则只允许登记民事同关系或注册伴侣关系如英国，而有的国家允许同性之间的结合可以自己选择采取登记结婚、注册或登记同关系，或签订同居协议同居，也可以不采取任何法律上的手续而同居，如荷兰。1989年丹麦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注册伴侣法，20__年荷兰修改其婚姻法，通过了 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结婚的规定，成为中性婚姻法。katharinaboele－woelki，theneweuropeanchoice－of－lawrevolution:lessonsfortheunitedstates?family
law:thelegalrecognitionofsame－sexrelationshipswithintheeuropeanunion(may，20__)82tul．l．rev．1949，p．1963．
德国20__年2月16日《同性生活伴侣关系法》、瑞士20__年6月18日《同关系法》、奥地利共和国《关于经注册的同关系的联邦法律》(20__年1月1日起施行)。
德国《民法典施行法》(20__年1月2日修订)第17b条。
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1月1日修订)第65a－d条。
奥地利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12月30日修订)第三章家庭法在婚姻法、亲子关系法、监护和保佐外，专设第四节第27a－d条对注册同的成立要件与效力、注册同的人身效力、财产制以及解除的要件与效力等方面的法律适用做了详细规定。
schalkandkopfv．austria(24june，20__)，www．ccfon．org/view．php?id=1115，visitedonoct．4，20__．
欧共体法院在审理mv．courtofjusticeoftheeuropeancommunities案中，将离婚后前配偶一方死后，另一方可否向前配偶所属
工作机构主张申请养老金的问题定性为离婚后果问题，受离婚准据法支配，从而适用离婚准据法希腊法决定有关事项。20__ecjcelex
lexis24;20__ecrii－1075．
应有关实体法①的立法发展，对上述问题的法律选择规则予以增订。德国民法施行法(20__年修订)第17a条规定:德国境内的婚姻住房及位于德国境内的家用器具，其使用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禁止进入、禁止接近和禁止接触的命令，依照德国的实体规定。
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婚姻的有效性和离婚严加控制，冲突法的规定也多采取适用某一个法律或累积适用双方当事人属人法的做法。随着20世纪末，实体法上出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以及离婚自由的趋势，有关的法律选择规则也趋于灵活。
2.立法专门化
有些国家颁布了单行的婚姻家庭冲突法，将有关婚姻家庭冲突法的内容细化，如芬兰、瑞典、荷兰等。瑞典参加了一些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国际公约，为将公约国内法化，其专门制定了有关父母责任、婚姻方面的冲突法。荷兰有关冲突法方面的法规有16个，涉及有关姓名、结婚、离婚和公司等问题。不过20__年底，《荷兰国际私法建议案》作为荷兰民法典第10册被提交给荷兰议会，该建议案总计165条，合并了原16个有关冲突法的法规。该建议案一旦获得采纳，即取代原有的国际私法特别法规。②
3.积极推进统一化
家庭法是欧盟民事司法合作的主要领域。欧盟国家在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统一化成果，③但在法律适用方面，成果并不显著。目前主要的成果是20__年12月18日《有关扶养义务的管辖权、准据法、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及合作条例》第15条规定了扶养义务的法律适用。不过，该条只是直接规定扶养义务应该适用20__年11月23日海牙《扶养义务准据法议定书》的相关规定。虽然前述条例已经生效，但条例中援引的海牙议定书自20__年6月18日起，才将在欧盟得到适用。④此外，欧盟委员会也正在离婚法律适用领域积极推动离婚法律选择规则的统一化，在此领域的统一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一些欧洲国家还积极参与制定20__年国际民事身份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oncivilstatus，iccs)主持通过的《承认注册伴侣关系的公约》(conventionontheregistered
partnerships)。目前该公约尚未生效。
4.延伸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立法中，对夫妻人身关系或婚姻一般效力、离婚问题，有限制地采用了意思自治原则，这以德国为代表。此外，比利时、荷兰在离婚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也采取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
不过它们的规定又略有不同。德国的规定较为详细，根据其民法施行法(20__年修订)第14、17条，只有在以下情形下，才可以选择夫妻人身关系和离婚的法律:如果夫妻一方具有多个国籍，则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国的法律，前提是夫妻另一方也属于该国人;如果夫妻双方无共同国籍，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其中一方所属国法律:(1)夫妻双方均无他们的惯常居所地国国籍，或者(2)夫妻双方的惯常居所不在同一国家。夫妻双方取得共同国籍的，则上述法律选择的效力终止。
比利时规定只能选择配偶一方的国籍法或比利时法。荷兰则规定只能选择荷兰法。这种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简化跨国离婚程序，减少当事人的痛苦。⑤
5.兜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在离婚的法律适用上，爱沙尼亚、德国、希腊和葡萄牙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兜底适用的原则。希
23
①
②③④⑤
有关内容系分别根据20__年4月3日的《对法定养老金补偿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法律》、20__年12月11日《关于在发生暴力行
为和跟踪时改善民事司法保护以及分居时便利婚姻住房交付的法律》而增订。
conflictoflaws．net/20__/netherlands－proposal－on－private－international－law－book－10/，visitedonoct．3，20__．
councilregulation(ec)no.1347/20__of29may20__onthejurisdiction，recognitionandenforcementofjudgmentsinmatrimonial
mattersandinmattersofparentalresponsibilityforjointchildren(knownasthebrusselsiiregulation)on1march20__．
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visitedonoct．7，20__．
alanreed，essentialvalidityofmarriage:theapplicationofinterestanalysisanddepecagetoanglo－americanchoiceoflawrules，20
n．y．l．sch．j．int＇l＆comp．l．401－402．
腊民法典第16条规定，离婚适用支配夫妻人身关系的法律。根据第14条有关夫妻人身关系准据法的规定，离婚适用配偶婚后的共同国籍国法;如果配偶婚后取得新的共同国籍，则适用其最后的共同国籍国法;如果配偶在婚姻中曾经具有共同国籍，但其后一方取得另一国籍，则适用双方最后的共同国籍国法，只要另一方仍具有该国国籍;配偶婚前具有不同国籍或者婚前曾经具有共同国籍，但结婚前一方变更了国籍，适用配偶的最后的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如果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惯常居所地，则适用与配偶双方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英国法院在有关婚姻有效性的案件中，如离婚后的再婚能力问题、缔结多配偶婚姻的问题上也有采用与婚姻有“最真实和实质联系的原则”的判决。
6.重视结果定向的法律选择规则对于结果选择或结果定向的法律选择规则，可以按照不 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以下三类①:
(1)有利于某种法律行为的形式或实质有效，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1995年)第28条、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修订)第44、45条、奥地利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修订)第17条均体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比利时国际私法法典对于收养的成立也采取了有利于收养的原则。
(2)有利于取得某种身份，如有利于婚生或准正、配偶身份、或有利于某种身份的解除(离婚)。实体法上歧视非婚生子女的立法逐步减少，在许多国家对非婚生子女进行歧视被认为违宪。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修订)第69、72条有关亲子关系的成立以及有关子女认领的规定体现了对子女利益的考虑。事实上，即使婚生与非婚生的区别正在消失，但子女身份的后果问题仍将继续会采用有利于子女的结果定向规则。②
此外，出现了有利于离婚的法律选择规则。例如西班牙法律规定，③婚姻无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分居和离婚适用提出分居或离婚时的共同国籍法。如无共同国籍法，则适用其提出离婚或分居时的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如无，则适用其最后的共同惯常居所地法，只要一方仍具有该惯常居所。在以下情况下，无论如何应该适用西班牙法，只要一方当事人是西班牙人或惯常居住在西班牙:(1)上述法律无法适用;(2)如果在上述西班牙法院的离婚申请中双方同意或一方经另一方同意申请分居或离婚;(3)根据上述规则确定的应适用的法律不承认分居或离婚，或对分居和离婚有歧视或违反公共政策。意大利、比利时、罗马尼亚、瑞士、匈牙利、荷兰、斯洛文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德国也都有类似的有利于离婚的规定。
(3)有利于弱方当事人，在婚姻家庭冲突法立法中主要是指有利于扶养费的取得和保护未成年被收养人的利益。保加利亚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20__年)第87条第1款规定:扶养义务，依扶养权利人的惯常居所地国法，除非其本国法对其更为有利。此时，适用扶养权利人的本国法。德国民法施行法(20__年修订)第18条第1、2款也有类似的有利于扶养费取得的规定。保加利亚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20__年)第84条第8款明确规定终止收养时，应考虑未成年的被收养人的利益。
当然在保护弱者的同时，一些国家的立法也注意到了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例如德国在确定扶养费数额时，也适当考虑扶养义务人的情况。德国民法施行法(20__年修订)第18条第7款规定，在计算扶养费的数额时，即使应适用的法律有不同规定，也应考虑到扶养权利人的需要以及扶养义务人的经济状况。
7.确定性与灵活性并重
在欧洲国家的立法中，注重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是其重要特点，这种确定性与灵活性并重目标的达成多采用阶梯式法律选择规则，有时候再辅之以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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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symeonc．symeonides，result－
selectivisminconflictslaw，(fall，20__)，46willamettel．rev．10．
symeonc．symeonides，result－selectivisminconflictslaw，(fall，20__)，46willamettel．rev．17．
ec．europa．eu/civiljustice/divorce/divorce_spa_en．htm，visitedonoct．7，20__．
所述德国关于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等。从形式上看，一些法律选择规则规定得较为细致，其本身的结构也变得较为复杂，如希腊民法典第16条关于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
8.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与合同领域的考虑一样，对于夫妻财产制，德国民法施行法(20__年修订)第16条、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20__年修订)第57条均明确体现了对第三人利益予以保护的立法政策。
二、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文评析
(一)我国有关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选择立法的现状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有关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选择的规定主要见于民法通则、民通意见、收养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此外还有一些部门的规定通知等，如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内容主要涉及结婚、离婚、扶养、监护和收养的法律适用。总的说来，这些规定基本上涵盖了涉外婚姻家庭法中的主要问题，构建了一个初步的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选择规则体系，但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1．已有的规定，内容不完善。如关于结婚，民法通则只规定了中外公民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而实践中常常发生中国公民之间或外国公民之间在国外结婚，其婚姻有效性作为中国法院需要先行解决的一个问题(如离婚或继承问题的一个前提)，也需要确定其应适用的法律。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些情况下如何确定准据法无法可依。再如，我国现行收养法对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也不全面。对该法律选择规则的适用主体做了特定的限制，即只适用于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而对于其他几种涉外收养情况的法律适用未作规定。另外，上述规定并未区分收养的成立、效力和解除，从字面来看，该规定似乎只是旨在规定收养成立的要件。
2．有些问题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例如关于父母子女关系(扶养除外)、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选择规则，至今尚付之阙如。
3．有关规定不一致，新规定不如旧规定。根据1991年收养法制定的1993年《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当符合收养法的规定，并不得违背收养人经常居住地国的法律。而1998年修订后的收养法第21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收养子女适用中国收养法，同时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在国主管机关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1999年《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3条规定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应当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并应当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的规定。颁布较早的实施办法采用了“经常居住地国”法律的表述，而收养法与登记办法的规定基本一致，采用“所在国”主管机关审查同意或符合所在国收养法规定的表述。所在国法与经常居住地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通常，经常居住地国法比所在国法与收养人有更密切的联系。虽然收养法的立法层级高，颁布时间在后，但笔者认为采纳“经常居住地国”这一用语较“所在地国”更合理。
(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建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专设第三章共10条对结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离婚、收养、扶养、监护等问题的法律适用做了规定。对新法的评价应该考虑:现行中国立法与实践存在什么问题，新法的规定是否较好地解决了有关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来立法的不足，其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规定比较全面，第三章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涉外婚姻家庭法中的主要问题;(2)新增了一些内容，如有关夫妻人身和财产关系、父母子女人身和财产关系、协议离婚的法律选择规则;(3)修改了原有的规定，甚至做了较大的变革，如属人法连结点以经常居所地为主;(4)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有利原则(如有利于婚姻成立、保护弱者);(5)采用了意思自治原则(如关于夫妻财产制和协议离婚);(6)表现出试图在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立法 取向。但毋庸讳言，一些具体规定在细节上尚有较多可再行斟酌之处。
应该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具体问题而言，不仅各国实体法上常常存在差异，法律选择规则也不尽相同。这些实体法上或冲突法上的差异，是一国立法政策、文化、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的反映。很难说某种法律选择规则一定会比另一种高明多少。例如在离婚的法律适用上，属人法主义和法院地法主义各有利弊，有时很难判断孰胜孰劣。但笔者认为，比照欧盟国家立法的经验，新法的确还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加以改进:(1)尽量反映实体法的最新发展;(2)克服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化的弊端;(3)合理利用有利原则;(4)避免在增加法律选择灵活性的同时，丧失法律选择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5)关注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关于结婚的法律选择规则，原民法通则的规定主要存在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以及未区分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缺点。新法第21、22条区分结婚的条件与手续，分别规定其法律选择规则，其规定较民法通则更为细致。
第21条对于结婚条件的规定采用了与欧洲一些国家类似的有条件的选择性法律选择规则，废弃了原来单一适用婚姻缔结地法的做法。这一改变表面上看是借鉴了国际上的做法，似乎值得肯定，但这种改变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还有待商榷。因为这条规定的使用者不仅有可能是中国法官，还有可能是中国的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根据该条的规定，从理论上可以推断出在一些情况下应适用的法律很有可能为外国法，那么中国的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能力运用外国法审查当事人是否符合结婚条件?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在实践中简便易行，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亦未出现明显的问题，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坚持以前的规定也未尝不可。虽然理论上说采用婚姻缔结地法可能会导致当事人到国外结婚以规避中国法律的现象，但对于此种在国外缔结的婚姻，可以援引总则中的直接适用的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条款加以控制。
第22条对结婚手续，采用三个连结点(实际上最多可有5个法律可供选择)的规定体现了有利婚姻成立的原则。但该条规定存在一个问题:“条件”和“手续”的含义如何?从条文规定看，“条件”应指实质要件，“手续”意指结婚的形式要件。笔者认为，在此采用“手续”一词不妥，因为“手续”一词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结婚手续，符合……，即为有效”表明该法律选择规则适用于有手续的结婚，在中国办理结婚“手续”似专指办理登记手续。而在各国的实践中，结婚的形式有登记、宗教仪式、事实上以夫妻名义同居。如果使用“手续”一词，该条就无法用于判断以其他方式结婚的婚姻形式是否有效，从而留下立法上的漏洞。因此建议第22条“结婚手续”改为国际上通用的“结婚的形式”。虽然我国实体法上未使用结婚形式的概念，但冲突法上的规定不一定必须与本国实体法上的概念对应，例如英国实体法中本无动产、不动产的概念，但在冲突法上却采用该概念。
第24条对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应该考虑不动产的特殊性，增加“涉及不动产的，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例外，并且应增加保护第三人的内容。第25条对父母子女财产关系同样也应该考虑不动产的特殊性，增加例外规定。
第26、27条将离婚区分为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分别规定其法律适用。在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上允许当事人有限的意思自治，但在诉讼离婚的法律适用上只采用单一的法院地法。其实，在当事人协议离婚的情况下，当事人就有关离婚事宜已达成合意，法律适用不是一个难题，是否允许意思自治意义不大。反倒是在离婚诉讼中，如能借鉴欧洲国家的有关立法经验，允许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离婚应适用的法律，可以提高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符合当事人的期望，简化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对于收养，草案第31条曾经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同时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本国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本国法律。收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本国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新法第28条已经以“经常居所地法律”取代草案中的“本国法律”。该条规定较之收养法的规定，连结点的选用以及内容都更为详尽合理。新法在属人法问题上一直坚持以“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的基本连结点，并将国籍国法律(新法中未用“本国法律”而是使用了“国籍国法律”)的适用顺序排在经常居所地法之后，体现了对经常居所地连结点的重视，但是否有必要对所有涉及身份、能力的问题都一概首先适用经常居所地法，仍有待实践的检验。
第29条有关扶养的法律适用采用了由法官选择有利于被扶养人利益的法律选择规则。较之民法通则采用的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条规定进一步明确允许法官在多个法律中选择适用对扶养权利人有利的法律，与国际社会对扶养法律适用的立法趋势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在法律适用的内容上，确认扶养关系的存在，可以选择有利于扶养关系成立的法律。在扶养费的给付方面，则可以选择适用规定扶养费数额较高的法律，使被扶养人的处境更为有利。但该规定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说，对于扶养问题，法官可以在五个相关法律中选择准据法，这当然增加了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但这种广泛的选择性条款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法官的司法任务是否过于繁重?是否只有在查明并比较所涉五个法律后才可以作出判决，如未穷尽查明有关法律，是否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扶养包括父母子女之间的抚养和赡养、配偶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因家庭关系而产生的扶养。20__年海牙《扶养义务准据法议定书》(尚未生效)采用了首先适用扶养权利人的惯常居所地法律，但如果根据该法无法获得扶养费，20__年议定书第4、5条规定，如依据扶养权利人惯常居所地法律无法获得扶养费时，则应该适用法院地法律;尽管如此，如果扶养权利人在扶养义务人惯常居所地主管当局提讼或有关程序，则应该适用扶养义务人惯常居所地法律，但如果根据该法无法获得扶养费，则仍应该适用扶养权利人惯常居所地法律;如果根据扶养权利人惯常居所地法律、法院地法律和扶养义务人惯常居所地法律均无法获得扶养费，则适用其共同国籍国法。并且明确规定，有利原则只适用于特定的扶养关系，包括父母子女间相互间的扶养关系，以及父母以外的人对未满21岁的人的扶养，但不包括对配偶和前配偶之间的扶养。这种规定应该说在保护扶养权利人的同时，也适当地考虑了扶养义务人的利益、扶养权利人与扶养义务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将有利原则的运用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更为合理可行，值得我们借鉴。第30条监护法律适用的规定存在与第29条类似的可操作性的问题，在此不予赘述。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如果第三章以及其他法律对相关问题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则应该按照新法第2条的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根据第23、24条规定，实践中如双方当事人既无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也无共同国籍国法律时，则需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因此，第三章虽未直接对婚姻家庭法律选择问题规定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基于第2条的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律选择问题上也具有了适用的可能性。
总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通过，标志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相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出台，对于我国涉外司法实践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4
论文关键词 离婚 扶养 婚姻关系
离婚后扶养制度是指离婚时或者离婚后一定时期内，如一方生活困难，经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他方从经济上予以适当扶养的法律制度。离婚后扶养制度在现代各国（地区）几乎都存在，但是各国（地区）对其称谓并不相同。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之中并没有采用“离婚后扶养”这一概念，而是称之为“离婚经济帮助”，以作为离婚后扶养的表现形式。
纵观我国婚姻家庭法历史的发展，并未在法律中有“离婚后扶养制度”的专门称谓，但是离婚后的扶养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规定不同，却体现了同样的价值。
一、产生和初步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即为“礼”和“法”，二者互相渗透，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色之一。西周时期，在解决婚姻关系方面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即所谓“七出三不去”。“七出”，即男子休妻的七个条件；“三不去”，是指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之一，夫家即不能休妻。男子休妻的“七出”理由，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七出三不去”的原则，自汉代开始入律，不再局限于“礼”的范畴，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沿用。“三不去”其中之一为“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是指“妇被出时，家中父母不在，并无归处，则不得而出之”。由此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妇女被休之后由自己家中的父母扶养，前夫无需承担扶养的义务，家中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则禁止婚姻关系的解除，以保证该妇女的生活。此处的规定即为对婚姻关系解除的一方生活问题进行关注的最早规定，学者通常把其作为我国的离婚后扶养制度的源起。
近代社会，在学习西方国家的立法的基础上，1911年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虽然该草案并未最终实施，但是其第53条的规定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该条规定，呈诉离婚者得准用前条之规定，即妻之特有财产归妻所有。因夫之过错而离婚的，应暂给妻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该法第1057条规定：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为将“离婚后扶养”与“扶养”的概念相区分，该法典采用了“赡养费”的概念，请求获得离婚后扶养的条件有二个，其一为请求方无过失且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其二为被请求方有条件给付。该规定一直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所沿用。
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相关规定
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在192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这一历史时期，该时期虽然较为短暂，但关于婚姻的立法却体现了较为先进的理念和精神，先后产生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规定通过经济帮助的方式来实现对离婚后配偶一方的扶养。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部法律：
（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创建的第一个法律，明确的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的相关内容，为以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条例确定了严谨实用的离婚制度，关于离婚后经济帮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住房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帮助的实现”。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其第19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均不愿意离开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赁给女子居住。”关于“经济帮助的实现”，第20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条例这两条规定的内容，有助于确保女方在离婚后的生活条件，确保女方在离婚后有房可以居住，有效避免了其生活水平的下降。
（二）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34年4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主要规定在第15条，即“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存。但如果男子自己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不能维持生活者，不在此例。”根据对该条文的分析可知，获得离婚经济帮助的条件主要为：第一，女方离婚后尚未再婚；第二，女方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而不能维持生活；第三，男方须具有相应的履行义务能力。至于离婚后对女方进行帮助的方式则主要是“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
（三）1943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相互承认双方的合法地位，于是该条例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它在离婚后扶养的相关内容的规定上吸收了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内容。在内容上，采用过错主义，在称谓上，使用“赡养费”一词。从条例第20条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该条规定，妻方无过失因判决离婚而生活陷于困难者，夫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赡养费，但无力支出此项费用者，不在此限。
（四）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解放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立法体例也不统一。各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晋绥地区、关东地区等都有自己的婚姻立法，在离婚后扶养的规定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该条例第12条规定，“男方提出离婚，而女方未再婚前，确系无法维持生活者，由男方负担必需之生活费。”适用该规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须男方提出离婚；第二，须女方未再婚；第三，须女方确实无法维持生活。在上述三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男方须负担女方的生活费。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规定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先后于1950年、1980年颁行了两部《婚姻法》，在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正，成为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内容，在各部法律中都有所规定。
（一）195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在第25条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具体为“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帮助的办法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条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女方在离婚后且未再婚时的生活困难问题，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既有继承也有发展。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10条对《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进行了补充，规定“在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时，如一方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应由对方根据需要与可能负担适当的生活费；一方因年老、残废、有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对方给付较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在执行过程中，如双方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可以另行协议，协议不成，再行判决。接受生活费的一方，如另行结婚，即应终止其生活费。”如此更有利于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
（二）198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80年《婚姻法》是我国颁行的第二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第33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处的规定与1950年《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关于生活困难的时限由“离婚后”改为“离婚时”，二是帮助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变为“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对“离婚经济帮助”条款进行了补充的规定，它借鉴了1979年《民事意见》的相关内容，在第14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的，根据婚姻法第33条的规定，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由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而来，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42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生活困难”，《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第1款进行了界定，所谓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该条第2款补充规定了“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根据上述规定，在我国离婚配偶一方要求获得经济帮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要求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是生活确有困难，自己无力解决；二是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困难方不得要求经济帮助。三是提供帮助的一方需有负担能力。经济帮助的存在以帮助方有经济能力为前提，帮助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帮助，具体的实施方式分为一次性帮助、长期性帮助、以住房或者其他个人财产实施帮助等。同时，关于离婚经济帮组，我国法律也承认在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协议的情况，要求在当事人双方协议未果的情况下，由法院判决。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5
论文关键词 离婚 扶养 婚姻关系
离婚后扶养制度是指离婚时或者离婚后一定时期内，如一方生活困难，经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确有困难的他方从经济上予以适当扶养的法律制度。离婚后扶养制度在现代各国（地区）几乎都存在，但是各国（地区）对其称谓并不相同。在我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之中并没有采用“离婚后扶养”这一概念，而是称之为“离婚经济帮助”，以作为离婚后扶养的表现形式。
纵观我国婚姻家庭法历史的发展，并未在法律中有“离婚后扶养制度”的专门称谓，但是离婚后的扶养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规定不同，却体现了同样的价值。
一、产生和初步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即为“礼”和“法”，二者互相渗透，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色之一。西周时期，在解决婚姻关系方面开始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即所谓“七出三不去”。“七出”，即男子休妻的七个条件；“三不去”，是指女子若有“三不去”的理由之一，夫家即不能休妻。男子休妻的“七出”理由，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七出三不去”的原则，自汉代开始入律，不再局限于“礼”的范畴，为后世的封建法典所沿用。“三不去”其中之一为“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是指“妇被出时，家中父母不在，并无归处，则不得而出之”。由此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妇女被休之后由自己家中的父母扶养，前夫无需承担扶养的义务，家中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则禁止婚姻关系的解除，以保证该妇女的生活。此处的规定即为对婚姻关系解除的一方生活问题进行关注的最早规定，学者通常把其作为我国的离婚后扶养制度的源起。
近代社会，在学习西方国家的立法的基础上，1911年颁布了《大清民律草案》，虽然该草案并未最终实施，但是其第53条的规定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该条规定，呈诉离婚者得准用前条之规定，即妻之特有财产归妻所有。因夫之过错而离婚的，应暂给妻以生计程度相当之赔偿。
1930年，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该法第1057条规定：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为将“离婚后扶养”与“扶养”的概念相区分，该法典采用了“赡养费”的概念，请求获得离婚后扶养的条件有二个，其一为请求方无过失且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其二为被请求方有条件给付。该规定一直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所沿用。
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相关规定
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民主政权在192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这一历史时期，该时期虽然较为短暂，但关于婚姻的立法却体现了较为先进的理念和精神，先后产生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立法，规定通过经济帮助的方式来实现对离婚后配偶一方的扶养。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部法律：
（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区创建的第一个法律，明确的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的相关内容，为以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条例确定了严谨实用的离婚制度，关于离婚后经济帮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住房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帮助的实现”。关于“住房问题的解决”，其第19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均不愿意离开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赁给女子居住。”关于“经济帮助的实现”，第20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条例这两条规定的内容，有助于确保女方在离婚后的生活条件，确保女方在离婚后有房可以居住，有效避免了其生活水平的下降。
（二）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34年4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主要规定在第15条，即“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存。但如果男子自己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不能维持生活者，不在此例。”根据对该条文的分析可知，获得离婚经济帮助的条件主要为：第一，女方离婚后尚未再婚；第二，女方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而不能维持生活；第三，男方须具有相应的履行义务能力。至于离婚后对女方进行帮助的方式则主要是“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
（三）1943年《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相互承认双方的合法地位，于是该条例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它在离婚后扶养的相关内容的规定上吸收了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的有关内容。在内容上，采用过错主义，在称谓上，使用“赡养费”一词。从条例第20条的规定中可见一斑，该条规定，妻方无过失因判决离婚而生活陷于困难者，夫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相当赡养费，但无力支出此项费用者，不在此限。
（四）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相关规定
解放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婚姻立法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立法体例也不统一。各解放区如陕甘宁边区、晋绥地区、关东地区等都有自己的婚姻立法，在离婚后扶养的规定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该条例第12条规定，“男方提出离婚，而女方未再婚前，确系无法维持生活者，由男方负担必需之生活费。”适用该规定的条件主要有三：第一，须男方提出离婚；第二，须女方未再婚；第三，须女方确实无法维持生活。在上述三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男方须负担女方的生活费。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规定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先后于1950年、1980年颁行了两部《婚姻法》，在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正，成为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内容，在各部法律中都有所规定。
（一）195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其在第25条规定了“离婚后经济帮助”，具体为“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帮助的办法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条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女方在离婚后且未再婚时的生活困难问题，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立法，既有继承也有发展。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第10条对《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进行了补充，规定“在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时，如一方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应由对方根据需要与可能负担适当的生活费；一方因年老、残废、有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对方给付较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在执行过程中，如双方经济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可以另行协议，协议不成，再行判决。接受生活费的一方，如另行结婚，即应终止其生活费。”如此更有利于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贯彻执行。
（二）1980年《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1980年《婚姻法》是我国颁行的第二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关于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第33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该处的规定与1950年《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关于生活困难的时限由“离婚后”改为“离婚时”，二是帮助方式发生了变化，由“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活”变为“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对“离婚经济帮助”条款进行了补充的规定，它借鉴了1979年《民事意见》的相关内容，在第14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的，根据婚姻法第33条的规定，另一方应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可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在执行经济帮助期间，受资助的一方另行结婚的，对方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由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而来，关于离婚经济帮助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42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生活困难”，《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第1款进行了界定，所谓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该条第2款补充规定了“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根据上述规定，在我国离婚配偶一方要求获得经济帮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要求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是生活确有困难，自己无力解决；二是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困难方不得要求经济帮助。三是提供帮助的一方需有负担能力。经济帮助的存在以帮助方有经济能力为前提，帮助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帮助，具体的实施方式分为一次性帮助、长期性帮助、以住房或者其他个人财产实施帮助等。同时，关于离婚经济帮组，我国法律也承认在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协议的情况，要求在当事人双方协议未果的情况下，由法院判决。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6
一、我国保护军婚的立法规定
第一,《国防法》作为我国军事法律体系的母法,在《国防法》第59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役军人的荣誉、人格尊严,对现役军人的婚姻实行特别保护。”这是在国家基本法的层面就确立了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的基本原则,为通过民事、刑事、行政等手段实现对军婚的特别保护提供了立法依据。
第二,军婚的民事法律保护。《婚姻法》第33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里的“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指的是《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3项规定及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重大过错包括:(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军人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第三,军婚的刑事法律保护。我国《刑法》有破坏军婚罪的条款,刑法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妻子的,依照本法236条规定定罪处罚。”这是对破坏军婚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
第四,军队内部规范性文件给予军婚的特殊保护。2001年11月9日总政治部《军队贯彻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现役军人离婚,应当严肃慎重,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军队纪律,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现役军人申请离婚的,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出具同意离婚的证明时,应要求离婚双方签字或提供本人书面意见。
综上所述,军婚得到了国防法、婚姻法、刑法、军队内部规定多方面、不同层面的法律保护,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军婚保护体系。
二、我国军婚保护立法规定的不足
(一)我国民法上的军婚保护立法的不足
1.我国的军婚保护立法的不平等
男子和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履行平等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婚姻法》第10条至18条都有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规定,包括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财产继承上的一律平等。而《婚姻法》第33条的规定却导致了夫妻双方权利的不平等。如离婚权利的不平等。在《婚姻法》中规定了军人配偶离婚权利限制条件,而军人的离婚权利则没有规定限制条件。为保障军人不离婚的权利而牺牲军人配偶离婚的权利,显然就形成了军婚保护制度中离婚权利的不平等。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基石,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根据宪法和婚姻法的原则,每个公民都平等的享有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和权利,即男女双方有依法缔结或解除婚姻关系,不受对方强迫或他人干涉的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强迫他方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离婚自由,即男女任何一方基于夫妻感情破裂而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包办买卖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的规定。《婚姻法》第33条无疑是用法律形式剥夺了与军人结婚的公民自由离婚的权利。侵犯、剥夺部分无辜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权利。
2.我国的军婚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冲突
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保护弱势群体,我国法律对妇女权益保护方面做了许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第41条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但婚姻法对军婚的特殊保护恰恰侵犯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在军婚法律关系中军人是特殊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生活领域中,妇女也是受特殊保护的群体,两部法律在法律效力上是同级的,造成了这两部法律相冲突时如何适用的问题。但我国立法规定宪法是母法,上位法,任何法律规定不应和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因此婚姻法中军婚保护的内容和宪法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应修订。另外我认为从当前的社会情况看,妇女的权益保障更应该得到加强。
3.《婚姻法》第33条的“但书”在立法实践中的缺陷
虽然《婚姻法》第33条的“但书”对军婚内有重大过错的军人不予以保护,但依据对重大过错的司法解释,其列举的内容并没有普遍性。这和军人的特殊职业有关系,因为军人长期生活在封闭的军营里,接受严格的军纪约束,接受思想政治和法纪道德教育,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在军人中发生吸毒、与他人同居或实施家庭暴力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实属少数。更多的是因为某些军人的心理异常对自己的配偶猜疑、误解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军人的过错只是婚姻法中的一般过错行为,军人配偶能否解除婚姻还是取决于这种有一般过错的军人,因此司法解释对“但书”所界定的军人方重大过错的适用范围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二)我国刑法上军婚保护立法的不足
1.我国刑法中规定破坏军婚形式太少,无法做到确实保护军婚。破坏军人婚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我国刑法规定的破坏军婚罪仅包括与军人配偶同居或重婚两种形式。在《关于处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的意见的报告》中列举了包括挑拨军人婚姻家庭关系、与军人配偶通奸、重婚、姘居、霸占军人妻子的、迫使军人妻子外流与人重婚、姘居从中谋利等多种形态。以上破坏军婚的形态中如果有危害严重的,建议应当加入到刑法第259条中。如对与军人通奸的人,也以破坏军人婚姻、家庭罪论处。
2.从我国刑法对破坏军婚的犯罪行为处罚力度上看,并未体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刑法259条第2款规定:“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按罪处罚”。而在罪中,并没有将军人配偶作为加重情节加以考虑。根据63年《报告》规定:“对于军人妻子的,因奸杀伤军人、军人亲属的,以罪、杀人罪、伤害罪和破坏军婚罪合并论处。”即对于军人配偶的行为通过定两个罪,达到加重处罚的力度,体现了对军婚的特别保护。象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就有类似的规定,破坏军婚的其他犯罪行为,处刑一般高于普通犯罪的二分之一,表现了对军婚的特殊保护。
三、我国军婚保护立法的完善
(一)对现行的军婚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予以修正。现行的军婚特殊保护法律规定不仅存在着违宪、法律适用上矛盾和法条内容过于简单等问题,而且与当前经济建设、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不相适应。因此建议修改《婚姻法》第33条和《刑法》第259条的规定。比如删去《婚姻法》第33条“但书”的内容,增加《刑法》第259条破坏军婚罪中破坏军婚的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加大破坏军婚罪的处罚力度。另外在不违宪的前提下可增加如果出现战争等紧急状态,依据紧急状态法律规定对军人配偶离婚自由等方面的加以限制,以切实保护军婚。
(二)民法上增设破坏军婚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完善军婚民事特别保护法律制度,实现对军婚的全面的民事特别保护。追究破坏军婚第三者的民事责任,运用民事法律手段惩处第三者破坏军婚的行为,从源头打击和遏制破坏军婚行为,维护军人婚姻关系稳定。因此法律上可以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结婚或即使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同居关系的,该现役军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对军人来说,可以通过获得物质上的赔偿,使其受侵害的民事权益得以救济和恢复,并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对第三者来说,由于被索赔而得到惩戒,并通过判决的形式对其行为进行否定,促其悔改;对社会来说,这个条款和有关案例可以教育引导大家遵守婚姻法律,自觉维护军人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立法上体现对军人配偶的利益的特殊保护。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既然军人配偶因军人特殊职业的缘故,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又因军人配偶是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而多承担了义务,而受益者是国家。那么国家就应该对军人配偶的付出给予必要的补偿,对其利益给予必要的较为严格的保护。国家应从相关立法上对军人配偶就业、自办营利性实体的税收、工作调转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同时对侵犯军人配偶利益的行为给予必要的制裁。
(四)尽快出人转业安置的相关立法。我国现行法律对军人的婚姻家庭关系给以特殊保护,是因为它“孱弱”而决不是因为它“优越”。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作为军人家属必须面对家庭负担重、两地分居等问题。毋庸讳言,近年来,军人转业安置每况愈下,有这样的顺口溜,虽有些偏颇,但确也有几分符合实际。如“辛辛苦苦干到营,回到家里等于零”,“少尉、中尉、上尉,回到家里都无位;少校、中校、上校,回到家里都无效”,更是加大了当前军婚的不稳定性。因此尽快出台适应时展需要的军人转业安置的相关立法,让军人和军人家属无后顾之忧,对保护军婚、稳定军婚将会起很大作用。
四、结语
总之,逐步完善对军婚特殊保护的立法规定,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完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情形下,对军婚的保护仍是不能忽略的课题。因此,加强和完善军婚保护的立法工作对稳定国防,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将会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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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法律条文篇7
关键词：立法背景；基本原则；结婚制度；离婚制度
abstract: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china andvietnam respectively started legislationwork onmarital family system atonce·since the21st century, they also started theirnational legislative revisionwork aboutmarital system·there aremany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aboutmarital family system in both countries among legislative background, legislative style, legislative ideas, concrete systemsand so on·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china’s legislation inmarital family system by dicuss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by learning from its legislative successful experience·
keywords:legislative background; basic principle; marriage systems; divorce systems
中越两国历史联系紧密,源远流长,虽在近现代有所疏远,然而并未完全间断,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两国的交流更加频繁。在交往中,两国的法律理念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着对方。探寻与比较两国的法律制度,既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也有助于两国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本国法律事业的进步。本文通过比较两国在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异同,目的是为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一、立法背景及法律渊源
越南脱离殖民统治后即于1959年制订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越南婚姻家庭法》,但该法因当时国家未统一只能在北越实施。1976年越南实现了祖国统一。但统一后的越南学习前苏联搞计划经济,法制的发展止步不前。1986年越共“六大”的召开,标志着越南正式进入“革新时期”。当年越南即通过了新《越南婚姻家庭法》。90年代开始,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越南学习中国也开始搞市场经济,并且于1995年制订了民法典,但该法典受俄罗斯联邦影响未将婚姻家庭法列入民法典内。2000年6月9日越南第10届国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越南婚姻家庭法》①。新法在立法体例上,仍保留原体例,单列婚姻家庭法,但已有向民法典靠近的趋势。在内容上,该法删除了1986年婚姻家庭法“反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制度”[1]等政治色彩较浓厚的词句。同时,一些提法逐渐符合国际惯例,例如不再使用“保护”而使用“监护”一词等。
新中国于1950年通过了第一部婚姻法。它是建国后的第一部法律。尽管其名称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但其调整对象包括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两个方面。该法基本上继承了建国前在根据地实行的婚姻条例的精神,体现了婚姻自由与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宗旨,因此这部婚姻法的颁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对旧婚姻家庭制度的一场革命。它影响了1980年的婚姻法与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1980年的婚姻法继承了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名称,保持了在体例上实行单列的立法模式,同时在一些方面作了修改和补充。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增加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等条款,细化了夫妻财产制度和救助措施等条款,体现了市场经济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要求。
二、基本原则比较
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法律的指导思想,是制订具体法律条款的依据,因此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与理念的体现。
两国婚姻家庭法在总则中都规定了本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总体上看是一致的,即都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及老人合法权益、确立家庭成员互助义务和实行计划生育等六大原则。但也存在着以下差异:在越南,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还包括:进步(第2条第1款)、婚姻权受法律保护(第2条第2款)、家庭成员互助义务(第2条第4款②)、国家和社会对婚姻家庭的责任规定(第2条第5款与第6款③)。
在中国,还包括:夫妻应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等规定,体现了法律追求夫妻关系和谐和家庭美满幸福的立法理念。
比较而言,《越南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更能体现其婚姻法与传统的对接(如该法在家庭成员互助义务中关于“孙子女有尊敬、奉养祖父母的义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其追求家庭美德的理念)。但是,从立法技术上看,中国通过正面与反面(第2条与第4条为正面要求、第3条为反面禁止)的叙述方式来体现基本原则,具有立法语言简明、易于理解的特点。
三、结婚制度比较
中越两国在结婚制度上既坚持了婚姻自由原则,同时又从结婚条件、结婚程序上对结婚行为给予严格的法律监督。
(一)结婚条件比较
两国婚姻家庭法均采取列举主义,并从必备条件与禁止条件两个角度对结婚条件进行了规定。
在必备条件方面,两国都规定: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必须男女双方自愿。不同点在于:越南规定的法定婚龄要比中国分别小2岁。越南规定的结婚最低年龄是男年满20周岁,女年满18周岁,而中国则是男年满22周岁,女年满20周岁,并且提倡晚婚晚育。中国规定较高的结婚最低年龄,并将结婚权与生育权联系起来考虑,同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及人口政策有关。同时,越南在婚姻的意愿方面规定了结婚任何一方不得欺骗另一方,而中国无此规定。
在禁止条件方面,两国都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通婚,禁止有配偶者通婚。不同点在于,越南增加了禁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养父母与养子女(包括曾经的养父母与养子女)、直系姻亲、继父母与继子女、同性之间通婚等条款,而中国增加了禁止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通婚这一规定。越南在禁止结婚条件的规定方面更体现了其“发扬越南民族传统和美好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④的立法目的,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是现代法制与民族精神结合的有益尝试。而中国的规定由于在实践中无法认定哪一种病不适合通婚而不具操作性,加上从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又取消了强制婚检,因此这一规定实际上仅具有倡导意义。
总体上看,在结婚条件方面,越南的规定体现了其与传统民族精神的结合,而中国更多的是体现本国政府优生少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政策导向。
(二)结婚程序比较
当今世界上对结婚程序的规定有三种立法模式:仪式制、登记制、登记与仪式结合制[2]。纯粹仪式制的优点是能让当事人充分感受到婚姻的神圣性,缺点是无法避免重婚现象,故现代国家一般不采纯粹仪式制;而登记制的优点在于便捷,效率高,缺点是缺少了婚姻的神圣性,使婚姻显得过于世俗化;而登记与仪式结合制综合了二者的优点,因此它是最优的一种结婚程序。但究竟采用哪种结婚程序一般由各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越两国在结婚程序上的不同体现在:越南奉行登记与仪式结合制。《越南婚姻家庭法》第11条第1款规定:“结婚必须办理登记,并由结婚登记机关按照本法第14条规定举行结婚仪式。不遵守本法第14条规定的任何仪式都不具有法律价值。”而中国奉行的是纯粹的登记制,即是否进行结婚登记是判定婚姻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志,而与是否举行结婚仪式无关。
因此越南在结婚程序上的规定较中国先进。
(三)无效婚姻比较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不具有婚姻的效力。设立无效婚姻制度是为了保障婚姻的严肃性、权威性,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无效婚姻在立法模式上有两种:一种是单一的无效婚制,即不分无效婚和可撤销婚;另一种是无效婚和可撤销婚并存的双轨制。目前,单一的无效婚制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立法趋势。[3]1·立法体例。越南采用单一的无效
婚制。从《越南婚姻家庭法》第15-17条规定可看出,越南将所有违法婚姻都列为可撤销婚姻范畴。而中国采用无效婚和可撤销婚并存的双轨制。
2·法定理由。越南将当事人被欺骗、被强迫、未达结婚最低年龄、重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近亲婚、同性婚列为可撤销婚的理由。中国则将受胁迫的婚姻列为可撤销婚范畴,而将重婚、近亲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且婚后未治愈的婚姻、未达结婚最低年龄的违法婚姻列为无效婚范畴。从法定理由上可以看出,越南关于婚姻无效(在越南称为可撤销婚)的法定理由较中国要多一些,这体现了该国对婚姻较强的干预态度,但其对同性婚姻明确持反对意见的态度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多元化的趋势,显得较保守。
3·请求权利人。根据《越南婚姻家庭法》第15条规定:被强迫、被欺骗的违法婚姻由被强迫或被欺骗的一方为请求权利人;而未达结婚最低年龄、重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婚姻、近亲婚、同性婚的请求权利人既可以是检察院,也可以是结婚各方的夫、妻、父、母、子女或保护和照顾儿童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同时,其他个人、机关、组织尽管不能直接向法院提出撤销请求,但有权提请检察院审查,并通过检察院向法院提出请求撤销该违法婚姻。
其规定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而中国婚姻法仅在其司法解释(一)第7条进行了分别规定,但其规定并不能有效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比如对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无效婚姻,其请求权利人只规定了本人和其近亲属,其他组织是无权干涉这种婚姻的,这实际上是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规定的⑤。
4·宣告机关。越南规定: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结婚登记机关,由结婚登记机关作出撤销决定。也就是说,越南撤销违法婚姻的直接机关是结婚登记机关,但它必须是在法院判决某婚姻违法后才能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中国规定,可撤销婚姻既可由婚姻结婚机关作出,也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婚姻;而对无效婚姻,其宣告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
5·法律效力。根据《越南婚姻家庭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越南对被撤销的婚姻不认为其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它只对撤销后的行为发生效力。而中国则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6·法律后果。越南规定,婚姻被撤销后子女的权益按照父母离婚的情形处理;夫妻之间的财产个人的归个人所有,共同财产协商分割,协商不成时由法院依照优先保护妇女和子女正当权益的原则判决。而中国规定,被宣告为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其子女适用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而同居期间的财产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四、离婚制度比较
和结婚制度一样,现代离婚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婚姻自由。总体上看,目前世界上离婚法的发展趋势是:在离婚的类型上,正从单一的诉讼离婚向诉讼离婚与行政离婚并行发展;在宣告离婚的机关上,正从由法院单一宣告向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宣告;在立法技术上,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正从单一的列举制或概括制向例示制与概括制相结合方向发展;在判定离婚的原则上,正从过错原则转向破裂原则;在对离婚的态度上,人们已从追求婚姻质量上对离婚持宽容态度。中越两国的离婚制度总体上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但也有如下差异:(一)离婚的理由在自愿离婚方面,越南允许自愿离婚,但其自愿离婚不属行政离婚,而是诉讼离婚中的一个依据,即只有在夫妻双方同时要求离婚,经过法院调解不成时,经法院审查确系自愿离婚,并就子女和财产问题达成协议后才确认这种自愿离婚的效力。而在中国,只要夫妻双方自愿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属自愿并就子女与财产问题已达成协议,即同意其离婚。
在诉讼离婚方面,越南采取概括式立法技术,《越南婚姻家庭法》第89条规定:“1·法院对离婚要求进行审查,若发现问题严重,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婚姻之目的无法实现,则准予离婚。2·夫、妻一方因对方被法院宣告失踪而要求离婚的,法院准予离婚。”即越南规定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是“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婚姻之目的无法实现”,本质上采用的是破裂原则,只不过是共同生活破裂原则,接近于关系破裂原则。而中国采用的是例示制与概括制相结合的立法技术,采用的是感情破裂原则。中国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即中国承认诉讼离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从离婚的理由来看,总体上看中国的在立法技术上较越南要先进些,但对离婚的法定原则规定却不及越南。因为感情是否破裂纯粹是一个主观标准,不仅法官不好把握,而且也不符合一些并非感情破裂,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婚姻共同体解体的离婚类型。
(二)离婚的宣告机关及类型
在越南,只有法院有离婚宣告权,即越南只允许诉讼离婚。在中国,婚姻登记机关有权对自愿离婚作出宣告,人民法院有权判决离婚,即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都有离婚宣告权,中国承认行政离婚与诉讼离婚这两种离婚类型。
五、启示
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找出自身存在的差距,从中得到启发。越南曾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越南的传统文化,成为其民族精神的支柱。尽管经过近现代多种文化的考验,但儒家思想作为越南民族精神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目前还有加强的趋势,这反映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上就是明确提出要发扬越南的“美好传统与道德”,体现在具体的法律条款就是强调“礼教”(如规定孙女子有“尊敬”祖父母的义务)、强调家庭伦常道德(如禁止直系姻亲和曾是养父母子女关系的人结婚)等。当然由于其立法历史不长,还存在着立法技术较落后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其优点,扬弃其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笔者认为,《越南婚姻家庭法》对我国的启示有:(一)在法律的名称上,建议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自1950年进行婚姻家庭制度的立法开始,我国一直使用《婚姻法》的名称,而其内容上又明确说“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名实不符。因此借鉴越南经验,建议以后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以使其名实相符,使法律的调整对象与其名称相符,这也是现代各国立法的基本要求,这也是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多数学者的意见。
(二)法律基本原则上,建议将“发扬中华民族美好传统与家庭美德”写进法律新中国的婚姻家庭立法是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对破除封建主义落后婚姻观、树立社会主义新婚姻家庭观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毕竟为“一定民族所特有”,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4],立法必须注意“本土化”,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传统儒家思想能占据中国文化主流几千年,既有其符合统治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有其符合人们维持家庭秩序、维护家庭伦常的本性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功利化趋向和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不容乐观的现实已一再提醒我们,婚姻家庭领域的立法应将传统民族精神、传统伦理习俗与法律的规范性有机结合,以实现婚姻家庭的良性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并被《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概括的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是可以为婚姻家庭法所吸收的。因为
基本原则带有指导思想性质,因此,我们建议,在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上,将“发扬中华民族美好传统与家庭道德”内容写进法律,以强调婚姻家庭领域维护家庭伦常的价值追求。
(三)在结婚制度上,建议完善结婚条件规定和结婚程序婚姻不仅是男女两个人的之间的私事,还是影响到社会风气能否正确树立的公事。婚姻家庭法不同于一般民法,它不仅强调个人权利的伸张,还强调个人对家庭与社会的义务,它不仅要求在立法上要注重法律的规范性,还要注重其对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因此,我们应借鉴越南立法经验,建议: 1·在结婚条件上,明确禁止拟制或曾是拟制血亲关系和直系姻亲关系的人结婚,并规定家庭里,晚辈不仅有赡养长辈的义务,还有尊敬的义务,以维护家庭领域的秩序性。2·在结婚程序上,建议采用仪式制与登记制相结合的方法,让申请结婚的双方感受婚姻的神圣性,明白任何一方对婚姻的背叛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背叛,其“罪过”不仅在法律上,还在心灵,从而达到提高婚姻质量和减少轻率离婚比例的目的·3·在无效婚姻的规制上,取消可撤销婚与无效婚的二元并立的立法规定,采用单一的无效婚制,因为这两者的法律后果是一样的,都导致其原来的婚姻无效。
(四)在诉讼离婚理由上,建议采用关系破裂原则改进越南诉讼离婚原则规定,建议我国婚姻家庭法在诉讼离婚理由上,采用夫妻关系是否破裂这一客观性较强的标准作为法官判决是否离婚的标准。
注释:
①本文即以此为参照比较中国与越南的婚姻家庭制度。具体参考吴远富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2005年版)》中附录《越南婚姻家庭法》(夏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该款规定:“父母有抚养和教育子女成为对社会有益公民的义务;子女有尊敬、赡养父母的义务;孙子女有尊敬、奉养祖父母的义务;家庭各成员之间有相互关心、照顾和帮助的义务。”③第5款规定:“国家和社会不认可区别对待子女、男孩与女孩、亲生子女与养子女、婚生子女与婚外生子女。”第6款规定:“国家、社会和家庭有责任保护妇女和儿童,帮助母亲履行好做为母亲的高贵职能。”④见《越南婚姻家庭法》序言。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第6条第2款规定:“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根据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禁止未成年人结婚,保护其合法权益,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参考文献:
离婚的法律条文篇8
一、离婚协议书的成立及生效
1、离婚协议自双方签字时成立
离婚协议因涉及身份关系不受《合同法》调整，只能根据《民法通则》民事法律行为理论进行解释。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满足三个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以终止婚姻关系为目的，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一致性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因此，应当认定离婚协议自夫妻双方达成共同意思表示时成立，即双方签字时成立。
2、离婚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
离婚协议的成立并不意味着离婚协议的生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如何分割、子女由谁抚养等内容的约定都是以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为前提条件，如果双方没有解除婚姻关系，这些约定也根本无从谈起。《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因此，离婚协议被认定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就是解除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23年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指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
二、登记离婚需要的证明材料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已经失效，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大陆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的结婚证;(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
(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三、怎样写离婚协议书
在协议离婚中，离婚协议书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对协议离婚来说，双方自愿是基本条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是必要条件。而离婚协议书中它不仅应明确是表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愿，同时还应明确双方离婚后比较重要的问题，如孩子如何抚养，财产如何分割等。离婚协议书写得好，将为双方日后的平静生活创造良好基础。反之，可能会婚虽然离了，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给双方带来麻烦。
离婚协议书中除了写明双方的基本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住所和双方结婚证的号码外，还应当写明：
(1)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的意思表示;
(2)子女抚养，即离婚后孩子抚养权的归属以及抚养费的负担与给付方式;
(3)财产处理，包括家中物品、金钱、债权等财产的分割和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等;
(4)其他事宜，如住房问题、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或者其他双方认为有必要在协议书上明确的内容。
由于女方一般对法律所知有限，不清楚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权利，不知道如何很好地保护自己，同时由于离婚时女方往往由于太伤心、太难过而情绪波动较大，在达成离婚协议时常常感情用事，以至容易造成事后追悔的情况。因此，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避免离婚后追悔莫及或者再起纠纷，建议女性在达成离婚协议前先向有关专业人士咨询，或者请律师代表自己与男方协商，或者请律师居中调处，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请律师阐述有关法律规定，再由双方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在律师的帮助下达成离婚协议。
四、离婚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1、离婚证是证明婚姻关系正式解除的凭证，从取得离婚证时起，当事人即具备再婚的条件.
2、离婚的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3、在国外，离婚证的效力高于法院离婚判决书和离婚调解书。例如中国公民(离婚者)要与外国人在国外登记结婚，只要持离婚证，外国婚姻登记机关就给予登记。如果持法院判决书、调解书就得办理离婚公证后才能认可。国际上多数国家一般不承认离婚调解书的效力.
五、离婚协议的注意事项
办理离婚登记后，备案于民政局的离婚协议是生效的，反悔是非常难的，因此，签订协议时要有心平气和、保持理智，同时，离婚协议内容要有操作性，不要过于简单，条款的约定不能过于宽泛。比如离婚协议约定，财产已分割完毕，双方对此无异议。由于有哪些财产、如何进行分割没有在协议当中体现出来，因此双方意见很容易产生分歧，一方认为财产分割已完毕，说明财产已没有必要分割，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另一方却认为既然没有明确约定财产的具体项目和处理方式，应当视为约定不明没有分割，应当依法分割。这样在不能协商一致情况下，只能诉诸法院。
另外，还要防止签订离婚协议时一方隐匿财产，因此，不能做类似男女双方名下的其它财产归各自所有、或男女双方无其它财产争议的约定，以避免离婚后丧失分割对方隐匿的其它财产的机会。
六、离婚协议的相关法律规定
参照《婚姻法》第31条，《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3款，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而达成的协议或者意见。离婚协议书则是离婚协议的书面形式，《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3款规定，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1款第3项，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是办理离婚登记的必备材料，因此，我国法上不承认口头离婚协议。对此，应与《合同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民商事合同可以采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相区别，此其一。其二，就书面形式而言，《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但对于离婚协议而言，书面形式应仅指离婚协议书，不应包括信件，更不应包括数据电文，特别是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这是因为离婚协议是登记离婚的必备法律文件，婚姻登记机关需要对此进行审查(《婚姻登记条例》第13条)，而审查则须以离婚协议有形且符合形式和内容的要求为条件，而离婚协议书则完全符合这些要求，自然成为我国法上的选择。
从离婚协议的内容上看，包括三项主要内容，即自愿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其中自愿离婚即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涉及当事人一方行使抚养权，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还包括未抚养子女一方探视权行使及保障等内容;财产及债务处理则主要包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如何分割，共同债务如何清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