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艺术品送到中国去!

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承认：“很多德国人甚至没听说过南京。”同时，德国人也不满于中国只关心“老普鲁士与老俾斯麦”，“中国人不了解现在的德国。”

世界被拉扯成一块，国家就是最大的品牌。无论中国是西方人眼中的“飞地”还是“圣地”，反正这种彼此不了解激发了西方的表现欲促成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国家营销。2004年4月，《新周刊》曾总结过国家营销的17种策略。其中，艺术的杀伤力被形容为低调与无形的，“一个雕塑、一张画甚至是摄影作品”，产生的作用都是“征服”级的。

不管你是否知道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有什么文化特色，反正安迪・沃霍尔、威廉‘特纳、乔治・巴塞利兹、达・芬奇与依夫鲁，艺术家们总在那里。

“国宝级”与官方营销

在美国艺术300年的展览现场，来自古根海姆的精美画框本身就堪称艺术品；而“英国与世界”珍品展则坐落在紫禁城的午门之上，镜面天花倒映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辉煌时代；意大利人在中华世纪坛给你看美貌又悍然的美杜莎；从提香到哥雅，西班牙计划把普拉多美术馆搬到中国国家美术馆。

国宝级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看家宝，也是现成的荣耀。它们不是传奇式的，而是真正的传奇；他们不是神话般的，而是如假包换的神话。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说：“我们愿意向中国人展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魏博教授则介绍，“2006中国意大利年”期间，意大利将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历史的”意大利带到了中国。

阿克曼有个困扰，中国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在于，“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仍需要官方的资助和支持。”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的苏欣欣告诉《新周刊》：“很多活动并不是我们主办的，但是我们更便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过海关等细节上，如果由大使馆出面，则手续相对会容易一些。”

在这一点上，各国的驻华机构更像是进行国家艺术营销的“公关公司”，他们的负责人通常对中国有着很深的了解，中文流利。比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都是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的非盈利性文化机构，他们的经费主要由本国外交部提供，也有部分来自企业和各类基金会。

而在这些机构背后，则有来自本国艺术领域的强大支持。“德累斯顿美术馆、柏林美术馆、慕尼黑美术馆等对我们都有帮助”，歌德学院的工作人员这样说。阿克曼甚至提到一个“德国俱乐部”，“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机构，而是指德国文化艺术界中的那么一群权力人物。”他们对中国感兴趣，愿意和中国交流，歌德学院希望通过他们把在中国的展览和博物馆、美术馆管理人才的培训结合起来。

“在西方国家，官方的作用已经不是特别重要，我希望中国很快也能发展到这一步。”阿克曼恳切地说。

未来先锋的国家属性

2006年1月，《新周刊》曾在《创意立国》中预言：“自主创新”将是国家营销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一步。正如魏博教授所说的那样：“介绍我们国家的当代文化和古老文化同等重要。”

英国当代艺术的“余震”由广州扩散到北京；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带着自己“精神分裂的创新世界”从上海巡回至北京；美国西部当代艺术计划从北京游牧到乌鲁木齐；加拿大艺术家在798艺术区3818库造了一个彩色梦世界；意大利艺库则展示了当代意大利人的自信与困惑；至于“ArtFutura”西班牙未来艺术节，则将最虚拟的新媒体生活方式传递给中国。

官方语境之下的当代艺术推介在先锋之中占了少数，比如德国艺术家贡特尔“致北京的信”、德国当代美术大展、依夫鲁、300％西班牙设计……这些是另一个级别的“国宝”，当国家成为艺术推手，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商业化。

而更多的人选择了非官方路径，这是因为商业化路径更为宽畅便捷。非部级别的艺术展览，可以容纳更多类型的艺术门类和更多层级的艺术家，其资金来源也更加灵活多样。由姚谦策展的“Soka‘s Vlew”东南亚当代艺术展、上海云峰画苑举办的缅甸现代艺术展，向中国观众展示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不同侧面。

虽然如此，未来先锋们往往非常强调自己的国家身份，“国际性”的“泛艺术家”名头常使他们不快。国界是一个权利括号，在括号之中，艺术家各有其个性甚至反骨，而在括号之外，所有的个性都被加上了国家定语。“ArtFutura”西班牙未来艺术节是属于西班牙的、“艺库”是意大利的，而加拿大艺术家最看重加拿大式的“公众创造性和多元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官方方式避免了艺术被“错误”地解读。而事实上，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品，公认价值的传播以及再传播提供的是进一步增值的可能性。世界爱中国

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说：“当西班牙政府问我想去哪里举办个展，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亚洲，选择了中国。”在他的作品里，“珠江国货”的商标纸被珍爱地贴在记事本上，这与他奇思妙想的“依夫鲁国精神国度出入境管理局”相映成趣。

在来到中国的世界级艺术家简历里，常常可以见到如下几个关键词：卡塞尔文献展、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遗憾的是，在中国，你找不到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给予艺术家通关文牒或荣耀认证。阿克曼批评说：“中国没有一个像古根海姆那样的美术馆，在那里展出就可以得到承认。”

但是古根海姆把自己的艺术品搬到了中国展出。古根海姆或其他知名艺术机构的目的当然不是得到中国的认证，中国的“乱局”才是吸引它们的地方――它们更希望能把自己的认证标准普及到中国。

如果说艺术的国家营销带给中国好处，则它试图把西方国家成型的艺术运作模式也带到中国。“有钱就可以展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阿克曼毫不客气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国家应该给美术馆更多的物质支持。”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孔萨雷斯・布依西班牙艺术将高频率亮相中国

《新周刊》：西班牙如何看待中国?易玛：西班牙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近年来，在西班牙学习中文的热潮方兴未艾，许多西班牙大学都开办了中文系。

《新周刊》：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那些人起到关键性作用?易玛：很多中西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都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例如近期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艺术家与自然”讲座的巴塞罗那大学物理系教授霍尔赫・瓦根斯伯格，他成为中国自然博物馆的第一位西班牙顾问；还有两位中国翻译家傅郁辰和谢强，他们翻译了《欲望电影――阿尔莫多瓦谈电影》一书。

《新周刊》：请你谈谈西班牙艺术的艺术精神和发展状况?

易玛：兼容并蓄是西班牙最珍贵的艺术精神。传统的弗拉门戈艺术，近年来不断引入最新的流行音乐元素，焕发出全新光彩；毕加索、达利、高迪等艺术家创造了新的艺术流派；同

时还有很多先锋派的艺术家把艺术和代表21世纪的网络文化相结合，创造了全新的媒体艺术。

《新周刊》：在与中国的艺术交流中，哪些机构给予了支持?

易玛：例如西班牙的“亚洲之家”。去年北京塞万提斯学院成立，我们的费利佩王储和王妃也到京为学院揭幕。另外，西班牙对外文化推广署(SEACEX)正在为举办“中国西班牙年”一些精彩的展览作准备。同时，中国外交部、文化部等也都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新周刊》：在中国之前，西班牙是否在其他国家进行过类似的文化交流?在中国有何具体文化推广活动?

易玛：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由来已久，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已经是总部在马德里的塞万提斯学院在全球设立的第62个分院。目前，我们也在和中国国内的一些著名高校以及地方教育部门接触，希望通过开办各类儿童和成人西班牙语培训班、推广西班牙语水平测试(DELE)等形式，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西班牙和西语文化。

《新周刊》：“中国西班牙年”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你们将会通过怎样的方式在中国介绍推广西班牙国宝级的艺术?

易玛：4月6日，2007“中国西班牙年”在北京中山音乐堂启动。西班牙的第一副首相玛丽亚・特雷莎・费尔南德斯・德拉・维加，和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共同出席了当晚的开幕演出。“中国西班牙年”各项活动的主场地是北京、上海、广州与香港。我们将高频率地举办众多电影、音乐等多种类的文化艺术活动。今年也会有大批各领域的西班牙艺术家到中国来进行交流。

意大利使馆文化处文化参赞魏博教授整个意大利都在谈论中国

《新周刊》：意大利所了解的中国是怎样的?

魏博：在意大利，人们都在谈论中国，对中国文化更是推崇备至。过去几个月刚刚在罗马总统府博物馆内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展获得了巨大成功，意中两国城市间也签署了多个文化交流协议，越来越多的意大利城市和大区拨出专款支持中国文化的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市长维尔特罗尼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通过这次访问，罗马市政府计划在2008年举办一系列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例如在罗马电影节内开设中国区，在罗马展览中心内举办中国艺术展和电影展，在两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和艺术家之间进行交流，在罗马音乐厅内举办为期两周的中国艺术、文化和音乐活动等。

《新周刊》：你认为意大利最可宝贵的艺术精神是什么，意大利当代艺术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

魏博：意大利本国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是一个追求创新的过程，比如20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就摒弃了前几个世纪的艺术形式，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和设计方式。新技术的出现激发了人们对发展和进化的想像和对艺术创新的需求，由此便在意大利诞生了“未来主义”这一流派。今天，意大利设计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完美地体现着意大利民族的审美观。比如享誉世界的意大利设计师，如阿玛尼、比亚乔蒂等，和意大利建筑师，如乌戈・拉皮埃特拉和阿莱桑德罗・门蒂尼等，都曾把他们的设计理念和想像力融入到了设计之中。还有就是，意大利设计典雅美丽的特点，还与持续创新的精神完美融合到了一起，这种融合造就了一个集外观优雅和高新技术为一体的当代意大利设计。

《新周刊》：意大利在中国的文化推广，未来一年在艺术领域有什么规划?请列举一两项重要活动。

魏博：2007年，为在中国推广意大利文化，意大利使馆文化处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展览方面包括：多个摄影展；与位于798艺术区的意中工作室合作推出艺术家保罗・乔利的个展；举办米兰安布罗西亚那图书馆馆藏古代图书展等。

《新周刊》：在中国之前，意大利是否在其他国家进行过类似的文化交流?您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魏博：意大利曾经在日本举办过意大利年活动，并取得了成功。在刚刚结束的“2006中国意大利年”活动中，一个全面的意大利，一个从北到南的意大利，都被展示在了中国人面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活动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外，还有15个中小城市承办了活动。所有活动中，能够跨越语言障碍的音乐和展览活动占有了很大份额，除此以外，戏剧、电影、舞蹈、时装、美食以及高科技等内容也都有涉及。据统计，总共有超过150万人次参与了2006年的活动。

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德国人对中国有些害怕

《新周刊》：德国所了解到的中国是怎样的?

阿克曼：德国人脑子中有个想象的世界地图，其中有些地方是他们很想去的，比如美洲印加入地区、印度，中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特别有异国风情的地方。在德国人看来，中国就像是《红楼梦》里描述的那样，有漂亮的女孩，有太监，佛、道、儒、太极，神秘感很强。现在，德国人对中国又有些害怕，害怕中国的飞速发展会影响德国经济。其实他们对真正的中国并无多少了解。

《新周刊》：在中德文化交流上那些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阿克曼：我不想说马克思或者恩格斯这样的人物。我觉得在现在，一些大学的德国客座教授对中德文化交流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博伊斯、里希特这样的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界影响也很大。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起作用的年代，很多人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新周刊》：你认为德国最可宝贵的艺术精神是什么?德国当代艺术的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

阿克曼：德国艺术很可贵的一点是好奇、勇敢和冒险精神，当代德国艺术的创新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对社会和现实的回归上。

《新周刊》：请你谈谈德国当代美术大展以及一系列艺术展览的情况。

阿克曼：这一展览规模和展品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即“当代山水画”，因为德国国内的组织者觉得山水画向来都受中国艺术爱好者的喜欢。这个展览的发起人和最主要的组织者是德国一家私人画廊的老板，我非常佩服他，因为通常这样一个规模的展览需要一个很大的美术馆来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