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关系迈向3G

高鹏

英智集团合伙人/首席顾问;名道奕博公关培训机构执行董事,中国国际公关协会理事和学术委员会委员,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曾任长城集团计算机公司副总、海信集团计算机公司副总兼市场总监、蓝色光标和智扬公关总裁。

中国公共关系历经两代人努力,经过启蒙、成长两个阶段的发展,正在走向高速发展的新阶段,而第三代(3G)公关人将在这个新阶段中扮演主角。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是中国公共关系的启蒙阶段。启蒙的力量来自于率先“国际化”了的政界和学界,主角是政治家和学者,因为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是国内最早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批人。其中里程碑式的事件我认为有三个,大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一是初衷以开展民间外交为主旨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的成立,这个事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柴泽民老先生,成为CIPRA的第一任会长。24年后的今天,在李道豫大使和郑砚农会长的领导下,CIPRA已成为公共关系行业协会。其二是以明安香、郭惠民、廖为建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编译出版了国外公共关系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本来用于高校公共关系专业的教材,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公共关系的兴起完成了思想的启蒙。其三是博雅与新华社合作,成立了环球公关,为早期的公共关系实践建立了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平台。这个时期的公关从业者是中国公共关系的第一代,也是最值得后来者尊敬的一代,因为他们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是探索的一代,尽管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淡出公关界,但不少人至今仍活跃在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他们是公关界的“界宝”,是中国公共关系之大幸。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公共关系进入了成长期,商业化运作成了这个时期的主流,公司化成为推动公共关系发展的关键力量。1992年颁布的公司法,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高科技浪潮,新世纪开始的互联网浪潮以及2002年开始的汽车浪潮,引发了一波接一波的公共关系需求,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公关公司,使得公关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十家发展到今天的几千家。公共关系需求造就了一大批创业者,同时这些创业者又极大地推动了公共关系的发展。活跃在学界、业界的第二代公关从业者,最大的贡献就是基本完成了公共关系对商业领域的广度渗透,完成了公共关系的初级产业化。

如今公共关系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首先,中国经济的持续走强决定了来自于商业机构的公共关系需求持续暴涨;其次,公共关系需求主体从商业机构,开始向政府、NGO组织跃迁;第三,各方力量的复杂博弈关系促使公共关系需求摆脱了活动加传播这种单一诉求,越来越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第四,受众不再是一元化、二元化,而是多元化、网格化;第五,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天降大任于斯”,中国公共关系“更高、更快、更强”的全面发展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第三代公关人身上,这是让未来的公关从业者最羡慕的(因为机遇可遇不可求,如果杨元庆不是60后,李彦宏不是70后,我们不敢说一定没有联想和百度,但我们敢肯定即使有,CEO也不会是他们俩),也是令第一代、第二代公关人最欣慰的,因为第三代公关人不必从零开始,不必继续在黑暗中摸索。三十年两代人,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公共关系之路,只是这条路还不够长,不够宽,肯定不是高速公路。

不愧对这样的机遇,第三代公关人必须直面挑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有两个,一个是第三代公关人要摆脱当前功利社会的不良影响,要有使命感,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把公关当饭碗的人,最终可能保不住这个饭碗,把公关当事业的人,一定会抱个金碗。另外一个,就是要敢于否定前人,特别要敢于打破当前公共关系行业已经落后的生产关系。公关服务是智业服务,客户购买的是人的智慧和经验,而这种智慧和经验,很难被复制,所以在智业服务行业里,人是第一生产力,而当前公共关系行业普遍采用的职业经理人制已经极大地抑制了生产力的进步,所以,只有先突破生产关系的制约,人的潜力才会被最大化、持久化地释放出来,中国公共关系才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

我坚信,具有使命感并勇于创新的第三代公关人,将和中国公共关系一起走向未来,并将决定中国公共关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