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学思想略论

【摘要】从宏观的社会政治层面看，孔子认为应该用礼治理国家，居于上位者必须以身作则，为民表率，“礼以坊德”，发扬礼的精神，这样才能达至“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良好施政效果。即所谓“...

摘 要：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历史进入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充满着新与旧的矛盾，西周的礼乐制度事实上已经不再被贵族集团倡导。此时思想家孔子高举“礼”的旗帜，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该如何认识孔子的礼学思想呢？本文拟从孔子“礼”的重要性、如何实现“礼”，以及孔子礼学思想的得失等方面探讨孔子的礼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 孔子 礼 仁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一个礼崩乐坏、充满新旧矛盾的时代。当时各国统治集团中违背周礼的行为司空见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象层出不穷。面对社会乱象，孔子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倡“克己复礼”，要求一切行动以礼为导向，以礼规范行为，通过修身和“求诸己”完成礼而达到仁。那么该如何认识孔子倡导的“礼”？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解读。

一、孔子为何注重“礼”

将与礼有关的词语汇总一下，可以发现礼是孔子十分看重、反复强调的东西。那么，孔子为何重视礼？而礼的作用和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下面分别从宏观的社会政治层面与微观的个人处世层面寻找原因。

从宏观的社会政治层面看，孔子认为应该用礼治理国家，居于上位者必须以身作则，为民表率，“礼以坊德”，发扬礼的精神，这样才能达至“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良好施政效果。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此外，在上下淆乱、名分混杂的僭乱之世，作为礼学思想组成部分的“正名”思想有其重要性。《子路》篇记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又进一步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里孔子特别强调施政中“名义”的恰当，是为了政治理论的完善；他认为理论不完善，实行起来便会失误而导致混乱。这种见解虽看似迂阔，实际上却是很有必要的。《礼记・曲礼上》有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无论是在血缘关系上，还是在社会身份和政治等级上，都有亲疏远近和贵贱高低的差别，都需要礼规范和加以约束，从而使人人久处其中，习以为常，各安其位。《礼记・哀公问》有云：“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礼之所以值得人们敬重恪守，在于它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升华人的内心世界的引导作用。在不同的礼仪场景中，只要人们恪守礼的原则，懂得自我约束，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求同存异，那么终将达到“和”的理想境界，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美好。

从微观的个人处世层面看，礼与人格培养相助相通。守礼重在做人。恭宽信敏惠，皆与礼有关。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论语》）直心而发乃是人的天性。一个人能直心而动，而不作伪，是成就仁德的基本素质。但一个人有了优良的质性还不够，还需要学礼、知礼、立于礼。如果不学礼，就不能砥砺内在的文采，也就无法达到仁德。学习了礼，就要努力去践行，用礼慢慢完善自我，提高个人的修养。《论语・泰伯》指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乱，直而无礼绞”。恭、慎、勇、直，原本都是美好的品质，若不用礼来规范，就会产生劳、葸、乱、绞的弊病。所以，礼能让人懂得如何立身处世，培育健全人格，发出炫人的光彩。换言之，那些不知礼的人，人格必不会健全，终会失德、鲜仁，他痛斥这些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篇第一》）“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篇第五》）

二、孔子践“礼”与对周礼的损益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意识，身体力行，时时刻刻都按礼行事。《论语・乡党》有云：“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qe如也，与与如也。”又如“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与与如也”。言谈举止的自我调节，必是以清醒的自我意识为前提。

孔子十分维护礼，对非礼的行为大加鞭挞。《论语》中谈礼的话有七十五条，有不少是与赞扬、提倡和维护周礼有关的。如祭神之礼，过去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祭祀的范围，不允许人们乱祭。春秋时期发生祭祀不按等级的现象，对此，孔子是反对的。他说：“非其鬼而祭之，馅也。”（《论语・为政篇第二》）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它，这是献媚。又如针对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感@：“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篇第三》）季孙氏僭越周礼以大夫身份祭祀泰山，冉有不能阻止，对这样的越礼行为，孔子在言语之间显示出既无奈又激愤的心情。又如孔子针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行为怒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是因为古代的乐舞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照礼的规定，天子才能用八佾，季氏为大夫，应该用四佾，大夫用八佾是对天子礼的僭越。孔子建立理想社会的志向是坚定而执着的，对于周礼代表的秩序极为看重，故而他对礼乐的要求是严格的。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季氏僭用礼乐的行为而发，实际却更多地表现孔子疾恶如仇的心情和对于理想的执着与忠诚。

在《论语・阳货》中宰我向孔子请教：“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反问：“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我回答：“安。”孔子表示：“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待宰我离去后，孔子感慨：“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在这里孔子强调孝要发自真情，只有以发自内心的敬爱之情与表现于外的愉悦之容尽心地侍奉父母，才能算是孝。同样，守孝必须心甘情愿去做，才能算是真正的孝。在孔子看来，宰我不仁，忍心在父母辞世一年后就“食夫稻，衣夫锦”，这样就违背礼的要求。孔子用亲子之爱给予三年之丧的古礼以解释，从心理层面寻求礼的情感基础，以此恢复古礼的现实生命力。

孔子在言语之间或许有厚古薄今的倾向，但绝不是一个不思变通的腐儒。孔子认为，周礼是可以更新的。他钻研古代礼学，深知“损益”的道理。故而有了这样的说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篇第九》）“麻冕”是一种礼帽。按照传统的礼制，这种帽子当用麻布料织成。而当时的人都认为用丝料较为节俭，这一改变，孔子认为可以接受。“拜下”，指臣子对君主的行礼方式，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再磕头。现在的人免去了堂下的磕头，直接升堂磕头。孔子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即使违反时兴的做法，他也要照老规矩办。可见孔子对周礼的变通是有一定标准的，这就是只要不违反等级制度，做些修改未尝不可，若违反等级制度，那就坚决不予服从。

三、孔子礼学思想的得与失

我们首先来看孔子礼学思想之得。春秋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由文明滑向野蛮，然后在野蛮中孕育新文明的时期。孔子能在其所处的时代看出礼的重要性，并立志恢复周礼，又能接受适当的变通，实在难能可贵。孔子的事业促进了古典文化的再生与繁荣。中国历来被誉为“礼仪之邦”，孔子功不可没。

孔子礼学的主张，不论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还是社会交往、与他人共事，都极具价值。如孔子倡导的贬己尊人，以谦逊为美；慎言为礼，以含而不露为上品；君子喻于义，以安贫乐道为修身养性；君子坦荡，光明磊落，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至今仍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孔子的礼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起到了极强的塑造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一直以讲究礼貌并克己敬人的形象屹立于世。

我们再来看孔子礼学思想之失。孔子推崇周礼并力图恢复周礼，最终目的是借昔日社会的制度规范匡扶乱世，重现治世。但是在客观上孔子维护了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没落的阶级，违背了历史潮流，这是孔子思想的消极方面。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然成了剧终的乐符。这时再以周礼这道早已脱离了现实根基的招魂幡，召回早已烟花冷落的旧日辉煌，无疑是悖时之举。

礼是等级制度的体现，“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十分明显地诠释了礼在等级社会中被打上维护尊卑秩序的阶级烙印。显然，把在人格上应该平等的人划分成不同的级别，在今天看来，是存在严重谬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苛责古人。此外，孔子的礼学思想中所宣扬的礼是其自命非凡的本性，几乎在其定案之后便不再容他人问难，否则礼的权威就要丧失，故而千年以来学习孔子之学的后世桃李，一旦将其奉为圭臬泥古不通的话，就容易导致思想僵化，不利于社会进步。

四、结语

“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人性的光辉，自孔子学说起而闪亮东方的夜空，照亮整个世界。孔子在立身处世、治学修身、为政治国等方面的智慧和理论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尚德”思想对于青年学子锻造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勤奋刻苦、自强不息、博爱仁厚的品格，培养温、良、恭、俭、让的气质，依然有很大帮助。我们在大学教书树人、培养合格社会公民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思想里汲取传统智慧的精华。

参考文献：

[1]孔丘.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左丘明.国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本文系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项目（NMDYB1984）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