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秩序建构

摘要：地区主义为建构新的地区秩序提供了条件，是地区秩序实现渐进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地区秩序。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地区秩序建设模式。即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二战前美国主导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后，东亚呈现为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这些秩序或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特征，或是稳定、不平等的，或是充满了霸权性以及带有极大的征服性质，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影响其演进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中国的全面崛起带来的战略连带性及美国的东亚战略。

关键词：地区主义；东亚；地区秩序；历史演进；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178-05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人们所建构的地理政治学概念。研究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界定其含义。是我们理解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地区秩序建构及历史演进的必要条件。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很早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尽管其范围并不确定（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东亚”概念本身属于外来词语，是由西裔美籍学者菲诺络沙（Emest Francisco FenoUosa）于1921年在其著作《东亚美术史纲》中最早使用的，书中的“东亚”是一种文化地域概念。此后“东亚”这个概念逐渐被广为使用。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东亚的大致地理范围，它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部分。如今，“东亚”演变成了一种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

地区本身是为了保护或者转变现存结构的一种政治与社会工程。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根据鲁杰（J.G.Ruggie）的定义，秩序意味着一种关系。就地区主义而言，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关于国家带头的“地区合作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它们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包括正式的协定、条约）的形式出现。地区秩序强调一种地缘关系，带有地区价值色彩，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行为体r地区组织、国家等）之间互动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相对稳定的结构。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维护了地区秩序的合法性，对地区秩序向合作性演进起到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地区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本文试图从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的关联性入手，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演进及影响因素做一初步探讨。

一、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建构

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国际体系”还是“国际社会”，前提都是无政府状态，缺少垄断暴力的权威机关。地区秩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功能主义学派有关地区主义的讨论。地区主义的产生，主要基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国家之间的共识。它以地区共同利益为基础，但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本身又是逐步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范围的过程，也即是说，地区主义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地区成员意识到地区共同利益的存在，这种意识即地区意识-它塑造了地区共同价值理念与共同的行为方式。总体来说。地区主义包含价值认同和地区整合两个方面的含义：（1）地区主义是一种观念和信仰。地区主义是“‘系列观念的载体，它促使认同的地缘或社会空间向地区计划转变，或是说它体现了一个特定地区认同的客观存在或有意识的构建。”它代表了一种秩序的价值追求，目的是构建、维持和修正特定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秩序，并将拥有共同目的的行为体组织起来，从而共同实现世界秩序。而且，地区主义者坚信地区层次的安排是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方法。（2）地区主义是一种实践过程。地区主义是地区成员通过联合形成一体的过程，以期形成一个和谐、稳固的地区单元。它反映了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互动关系变化的进程，因此人们更愿意用地区化、一体化来表达这种内涵。在地区主义因素的影响下，地区秩序的要素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实现对地区秩序的重新塑造。在一定意义上，地区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旧的地区秩序的转型和重构。更重要的是，地区主义为建构新的地区秩序提供了条件，是地区秩序实现渐进转型的内在动力。

文化（观念）、制度（规则）、权力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地区秩序的形成基础。在观念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某种价值、目标或愿望被地区各行为体所共同接受或认同，各行为体具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其行为受共同的价值与目标的约束；在制度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一系列具有约束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地区组织、规则和安排的形成，这些组织、规则和安排与外部世界既相对又相互联系；在行动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地区各行为体之间的有规则交往与互动，以及获得广泛认可的集体一致行动。现实主义认为地区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即形成秩序，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行为者。国家权力是解释秩序形成的主要因素。鉴于权力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小国或弱国倾向于组织联盟制衡大国权力，而大国的妥协、协调和合作对地区秩序建构至为关键。大国常常通过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寻求达成战略信任来缓解其疑虑。因此，地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地区内的相关国家存在基本的共识，允许彼此的生存。地区内暴力冲突较少，没有出现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大。其次，地区内国家遵守共同的规则，这些规则既可以是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法，也可以是仅仅适用于调整地区内国家关系的各种规则；既可以是经过条约明确宣示的。或经由习惯法广泛实践而被接受的，也可以是地区内国家为处理特定问题而临时草创的。再次，地区拥有相应的制度形式和组织机构，以维持地区稳定，确保地区规则切实发挥效力。这些制度形式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拥有明确的组织机构，也可能没有相应的机构形式，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和地区组织都能推动地区秩序的形成，创造地区意识，从而实现所谓的“地区化”。

从历史上看，地区秩序实现根本转变的方式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发端于大国间力量对比与权力关系的短期内转变，以此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后者则是通过广泛的地区经济社会、规范和政治的结构性重建，使权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能够相互容纳。地区秩序形成的基本特征是地区稳定，而地区稳定有赖于地区内部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和区域内国家对地区规则的认可程度。即在地区秩序中，国家间的交往必然遵守一定的规则，同时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那么，不同地区秩序的差别则在于规则和权力结构的不同。各异的地区秩序建构模式基本反映了地区秩序形成的实践，它为分析地区秩序的形成和演进提供了较为明晰的分析路径。

二、东亚传统的地区秩序及特点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种秩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介入东亚事务，华夷秩序开始瓦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则导致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崩溃。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导确立了华盛顿体制。七七事变的爆发及随后国联会议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首先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体现了日本企图以侵略扩张的手段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努力，具有强烈的战略攻击性。

（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及特点

华夷秩序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旧有的一种国际关系。它是基于儒教世界传统的国际秩序观念“华夷观”而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是通过中国对外实行的册封朝贡制度维系的，其所倡导的，是以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东亚华夷秩序是基于权力等级结构的等级制地区秩序。华夷秩序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制度存在，其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华夷秩序的建立是以历史上中国的中央王朝为中心。是以中国的强大和发达为前提的。中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虽然朝贡体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由对“‘’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越种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的产生，不仅是中国在东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产物，也是古代国际关系具有区域性和独立性特征的自然结果。

其次，东亚的华夷秩序不同于西欧的均势体系。在近代西欧均势体系中，少数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极力用武力征服周边弱小国家并将其置于受奴役的地位及状态之中，将他们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的附庸，把自己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些国家，建立殖民统治。在华夷秩序下，“并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的各国间的并列关系”。中国周边的弱小国家在保持独立自由的前提下，可以广泛引进对自己有用的各种文明，而不需要引进外国人士作为“太上皇”操纵政权。华夷体制内部具有高度认同。体制认同的背后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

再次，东亚的华夷秩序是机制健全、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地区秩序模式。华夷秩序有效地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华夷体制同时确立了区域内相对固定的区域内文化交流机制和模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这成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文化基因。

（二）美国主导的东亚华盛顿体制

美国在完成美洲大陆向太平洋西进之后，进一步将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美国以1867年向俄国购买阿拉斯加为起点。开始了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扩张计划。美国从1898年8月兼并夏威夷群岛开始。到1901年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形成了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态势。1899年和1900年，美国两次向众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1902年。美国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补充说明，进一步染指中国，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美国在远东的扩张所遇到的劲敌是野心勃勃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签署了旨在打击日本、削弱英国、提升美国的《四国同盟条约》、《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集体安全原则的再一次表现。此后，东亚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即“华盛顿体系”。

东亚从华夷秩序到华盛顿体制的变迁，正是西方秩序取代东方旧秩序的过程。华盛顿体制贯彻了美国的国际秩序思想，确立了以国际合作、大国协商、门户开放、和平竞争、裁军为原则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为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了某种“法治”。在经济领域，通过国际化和制度化以及国际银行和金本位制的建立，美国在东亚初步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与国际合作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华盛顿体制是一种均势性的殖民秩序，地区外大国在秩序建构和维持上扮演主导角色，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东亚秩序的可渗透性。自此，美国在东亚秩序中一直扮演着强权角色，从而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三）日本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及随后国联会议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首先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追求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在东亚华夷秩序受西方的冲击而瓦解、东亚开始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日本企图以侵略扩张的手段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努力。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实，并且给东亚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其中包含着殖民主义和权力政治的地区秩序观念。

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采取了“脱亚入欧”的西方化战略，并很快成为了西方列强中的一员。随着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长，日本又试图建立起一个自己所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成为东亚的霸权国家。与此相适应的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战略谋士逐渐形成和提出了以日本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保护者的思想，继而在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后来更逐渐形成了区域主义、东亚协同体主义、东亚联盟论等。这些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理论来源。“大东亚共同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综合体，即是一种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共同体的设想。这和古代、近代日本的地区秩序观和海外扩张思想有一些关联。是想构建一个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但是，日本希望以武力侵略和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说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掠夺行为的幌子，体现了日本的战略攻击性。

如果对“大东亚共荣圈”和华盛顿体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都是在亚太地区基本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且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二者还是有重大差别。华盛顿体系是在承认既有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表面上看，所追求的是与西方相对的亚洲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洲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推导出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天皇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大东亚共荣圈”与华夷秩序相比，它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此外，“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其基础，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依靠自身丰富的经济力来吸引周边国家，而是为了解决处于帝国势力范围圈中心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国攫取资源、掠夺周边国家。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

三、二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出现了两个部分性地区秩序安排。即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美国领导的东亚安全体系具有霸权稳定的性质，依旧被某些成员国视为东亚稳定的柱石。在一定意义上，东盟次地区共同体秩序在新一波全球化、地区化浪潮中确立，并成长为与美国安全体系并行的秩序形态，体现了东亚秩序的变动性。

（一）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

二战结束后，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美国逐渐成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在亚洲（东亚）采取了不同于欧洲（西欧）建构多边同盟体系（北约）的安全政策，而是运用“轮轴与条幅”原则（hub and spoke principle），与某些亚洲国家建立双边军事同盟，设立军事基地。确立了“轮轴与条幅”体系。这种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先后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韩国签订美韩互助防务协定。1954年9月，美、英、法、澳、新同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署了《东南亚防御条约》，组成“东南亚防御集团”。在上述诸多同盟关系中。尤以美日同盟最为重要，被美国视为“支柱中的支柱”。“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日同盟的加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的强化。美国的双边联盟是本地区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支撑点。而亚洲国家之间则缺乏横向联系。这个军事联盟体系构成了对中国、苏联、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1951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就美国拟定的《太平洋公约草案》发表意见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连。这条体系链是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持续分裂的重要根源。并对今天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缺少处理各种问题和管理各种关系的地区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按照其私利干涉亚洲地区国际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它仍然继续维持它在冷战时期在东亚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并予以调整。冷战后，美国先后出台了4份有关东亚安全战略的报告，强调要建立“以前沿存在为基石，以双边联盟为支柱，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体系。此外，美国还大力加强与该地区非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建构起一个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网络。通过大规模军售和军援提升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美国同多个地区国家开展多边军事外交活动，积极筹划建立“亚太版”北约。即以调整后的美日同盟为核心，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盟国，并着力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

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壮大，东盟不仅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不断得到加强，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发挥政治上的调节作用，使成员国之间原来存在的新产生的争端得到了环节或解决，避免了冲突。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局面。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创使东亚各国深切地认识到在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为应付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加强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水平，于是东亚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区域性经济、金融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格局中。东亚的一体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格局，该地区不断从分散向一体转变。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国家集团成为东亚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格局。东盟在大国之间扮演缓冲、平衡和调和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率先发起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浪潮。以FTA为代表形式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四、影响东亚地区秩序演进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全面崛起、东盟的发展模式、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新要素。东亚权力结构趋于均衡，某种地区均势正在形成之中。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均势导致了对大国的战略约束，或可被视为进一步合作以及地区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这些因素构成东亚地区秩序建构的主要动力。

第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及其溢出效应。市场力量是东亚一体化的天然推手，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非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东亚的紧密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双轮驱动阶段。强调一点，缺乏政治合作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能后果是，难以发挥出经济合作收益的政治社会聚合效应，反而加剧了随经济收益分配的不均衡而带来的猜疑和恐惧，诱发出竞争和冲突等经济相互依存的消极意义。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共享增长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其溢出效应反过来加强了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区合作，一些制度框架开始建立起来，东亚共同体理念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愿景。东亚领导人明确认识到本国前景与地区的未来变革密切相关，共同应对挑战和潜在威胁、共同发展和繁荣成为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力。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逐步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要素。

第二，中国的全面崛起。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逐步扩大，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被视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为东亚一体化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崛起的战略效应正在全面展现。中国致力于塑造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国际环境，通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此为基点，中国与东亚诸国展开全面合作，经济紧密度稳步加深。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多边制度，并成为东亚地区制度的建设者之一和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逐步明确地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并积极寻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中国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朝着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迈进。

第三，美国的东亚战略。美国的地区优势战略是在力保其东亚霸权地位的同时，遏制其它大国进行挑战的能力与可能性，实质上是维持现状，扩大优势，确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以积极抑制可能的挑战者为目标的东亚地区秩序。支撑美国这种优势或霸权战略的是其全球战略的向东亚倾斜、在这个地区众多的双边同盟或友好关系、稳定加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东亚国家对其经济的依赖，而东亚国家间政治共同体建设的举步维艰、根深蒂固的历史怨恨和互不信任情绪的增长，则为此创造出了足够的空间。

加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转变其同盟职能，扩大同盟范围，扩展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初步完成对其东亚同盟体系从冷战型到后冷战型的改造。与此同时，美国还力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主导东亚政治经济秩序。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重新提升了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参与亚太事务。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曼谷宣布“美国回来了”，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同月，美国同东盟签订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11月14日，奥巴马在东京宣布他是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并于15日召开了首届美国一东盟峰会；2010年1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常住国家”。这表明，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要防止在该区域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集团，损害美国利益，通过利用和整合现有机制，主导区域合作进程。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不确切，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南亚。在冷战期间，东南亚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是高度制度化的，例如美国和泰国、新加坡等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军事关系。加速美国“重返”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邀请”。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对东南亚的影响不断增大。东盟主要国家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一平衡。这些年来，他们努力邀请美国给予东盟更多的注意力，要求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现在美国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看到，美国的东亚战略实际上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即利用大国间的竞争和区域结盟来围堵中国。2012年1月5日，美国《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新战略意味着美国将缩减陆军规模，并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转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

在经济领域，美国是东亚所有经济体的重要伙伴。东亚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37%-38%，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重近年来有所增长，从15%上升到18%左右。美中、美日经济关系往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双边关系的标尺。美国还致力于加强与中日之外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某些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总之，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制度安排得以持续。其战略利益得以维护和拓展。美国将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另一方面，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它与东亚其他大国形成均势格局，将均势视为东亚和平的主要标杆，并寻求与东亚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

第四，东盟方式及其溢出效应。东盟是在东亚多种多样的地区化中对真正的“东亚地区化”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次地区（微观地区）性经济合作。东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也逐渐形成了富有次地区特色的决策模式。阿查亚（Amitav Acharya）将东盟处理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概括为东盟模式（ASEAN Way），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是非正式性和协商一致。在非正式性原则下，地区合作保持较低的制度化程度，很少建立西方式的由严密法律体系保证的制度。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地区合作的决策机制回避了多数表决和强制执行。而是满足地区合作参与者的舒适感。东盟所有成员国，不论大小和国力强弱，在东盟事务的决策、执行过程中绝对平等。东盟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任何议案只有在全体成员没有反对意见时才能通过。在对外事务上，东盟合作以各国政策的独立为前提，允许单边主义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发展，允许国家的决定与地区的追求并存。以东盟方式为准绳，东南亚各国有效地和平解决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争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方式逐渐扩展到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迄今，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作用堪称卓有成效。东盟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地区内外国家的认可和尊重，在东亚合作的制度化以及东亚秩序建构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寻求在所有地区合作倡议中扮演中心角色。然而，东盟方式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诺和义务的做法，不仅导致东盟内部整合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显然，东亚秩序建构不仅需要东盟的规范性效应，也需要强有力的整合发动机。

综上所述，正在形成中的东亚地区秩序是地区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东亚地区主要大国、国家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共享价值观决定了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走向，其中东盟以其独特方式发挥着规范性作用，本地区面临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胁和挑战是东亚地区秩序演进的主要动因。东亚地区秩序建构的进程也取决于地区内外因素的互动和整合，美国、中国、东盟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着制衡角色。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东盟规范性影响的扩大和美国霸权地位得以维持，东亚权力关系进一步趋于平衡，为东亚地区秩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