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与文化自觉意识

大家好！很荣幸能与大家交流我对中学语文文本解读的认识。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在文本解读中文化自觉意识的渗透。按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呢，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也还是一个对传统文化亟待认同、对世界文化也亟待吸纳的重要阶段，也是把握好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关系，确立自我本位与开放胸怀，把握传统又兼收并蓄的重要阶段，还是我们加强文化自主能力，在历史转型时期确立文化自主地位的重要阶段。对于我们个人、群体，乃至民族，能否尽快地建立起自我认同感，尽准确地作出自我定位，尽早地走出抵牾的痛苦和盲从的迷惘，真正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自我和外在世界，也都关涉到“文化自觉”的问题。

“文化自觉”听起来好宏大吧？可是，我们想想，文本解读本质上来讲，不就是一种文化解读么？我们做文本解读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是学生呀！是呀，我们面对的是人，是成长中的人，是要面对自我和外在世界的人啊！那么，我们再想想，当下的文化形态、人们的心灵面貌以及从个体到集体的精神需要，对文本潜隐的文化内容、文本解读方法的认识、文本与生活的关系、文本的当代意义，以及文本的文化定位、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文本与其它形式创作的联系等，我们做老师的，要不要身先士卒作一点反思、探索和构建呢？在文本解读中去捕捉文化元素，透析其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进而在文化系统中去反诉文本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人本价值、时代意义和当代启示，这对文本解读而言，是不是也值得尝试呢？下面，我与大家分享我的一点实践。

首先，说说主流文化意识与非主流文化意识的渗透吧。

就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我们说的先忧后乐、忧国忧民，就是主流文化意识。放下它，我们再来看景观描写的观察视角，渗透的就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理念，见得的就是“仰山巅、窥山后、望远山”的“三远法”，视线在流动、转折中体现的就是节奏化、音乐化的心灵俯仰、宇宙观感。这种宇宙观感，既渗透着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天人哲学，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发端之一，这也是主流文化，它通融在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分离的门类之间。从这些角度来看语言华章里的节奏感、音乐感、绘画感，文本的解读就不会只是局限于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再看看《梦游天姥吟留别》《琵琶行》《李凭箜篌引》等经典篇目，乃至摩诘之诗画与苏轼之鉴赏，就能发现，在文学里，赏出绘画的美感，在绘画里，品出文学的美感，不仅是创作者所致力而为的，也是鉴赏者所能为的。

再读读谢朓、王勃、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王安石、陆游的诗歌，不也体现着流转的观察视角、鲜明的空间结构和强烈的的宇宙观感吗？不管是收纳无穷于胸怀，还是致知格物以穷理，都和解着自然与自我、无穷与有限的内在关系。这些文学文本能带给我们安顿感、愉悦感，不是因为它发现、披露了自我与自然、有限与无穷之间的对逆、矛盾，也不是因为它通过说教使自我屈从于自然、使有限妥协于无穷，而是发自内在地以一种和谐的、从容的、彼此享受的态度来对待人与外在的关系。我们看范仲淹写“乐景”，人乐其所乐，再看他写“哀景”，人亦哀其哀，在乐景与哀景之间，他也有沉浸享受的态度；即便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乐与悲的浸入和包纳，而恰好，这种先忧后乐所切中的，正是这种对世间万千变化以至无穷的包纳，对自我与外在之间作出的融会与和解。

这种融会与和解，也是我们在文本处理中可以去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我们说开去，《前赤壁赋》《醉翁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大量篇目不都体现了这个问题吗？个人与宇宙、历史，与朝廷、民间，与人文、自然之间，不都是有一个自感矛盾进而力求化解的过程吗？它们之所以能安顿我们的心灵，我想，并不在于我们读到人与社会的矛盾时能感受到相似的伤感与痛感，或是有一个穿越时空的、可同病相怜的对象能让我们佐以，而在于其中都有一个较为进步、趋向圆满的化解。这种化解，靠的就是这种包纳与吞吐，这种对有限与无限、自我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因之生发出来的，在语言的形式与音韵上所表现出来的和谐与律动，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会有更深入的体验，而这一个时期文学所特有的内敛气象、美学思想、理性精神，文学家伦理化、心性化与自我精神本位互为交错的人格模式，还有庆历年间宋代散文因物而起、以意摄物、身与物化、物与情和的审美转化过程，乃至诗文、绘画、哲学、政治等领域彼此通融的现象等等，我们也便会有洞悉的冲动。

主流文化是我们解读文本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主流文化远不是只有工具意义上的修齐治平，而是要力求感受、摄取其强大的凝聚力、吸收力与和解力。像学生们所接触到的古代文学家很多人首先可能就是一个儒生、一个士人，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或者其他，他们的骨髓里面必然有儒家的东西，我们就要注意其共性的、承续的、演进的文化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是有所不同的，但包纳的胸怀与对生民的责任，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都必须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是非主流文化，我们也要给它认同的空间。那样，我们就不一定要去附会《论语》《孟子》的思路，或像赵鑫珊先生那样去解读庄子的冷眼与热肠，谈仁爱和责任；读陶渊明、李白、苏轼及其他众多文学家的作品，也不一定要认为那就是牢骚、退避，我们多一些对庄子思想的认识，也就会发现中国文学中潜隐着这样一支文脉，它是非儒家文化所能涵盖和诠释的。这种和而不同的生命哲学同样满足了心灵的栖居，并赋予人们以清新、轻逸、柔韧的人格之美。此外，诸如禅宗的艺术精神、美学思想和生命境界，也是可以去了解、认同、渗透的。像在宋代文学作品的研习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谈到理学，理学对文学家、文学文本的影响，而理学与佛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很有必要去了解、探究的。不独理学的具体观念、角度，连同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理学精神，就是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审美取向上出现的“圆满”，也都是与佛学密不可分的。我想啊，对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我们都多一些认识、认同，我们在文本解读中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眼光与受益呢？

再说说精英文化意识和大众文化意识的渗透。

中学教材入选的戏剧并不少，《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它们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戏剧是要在舞台上唱的、演的，是要给人看的、说的、想的。也就是说，这些文本是有声音的，有表情的，有演绎的，有观众的。这就涉及到文学文本、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定位问题了。

以《西厢记·长亭送别》为例，我们赏析这段文本，一般是先确立一个时代环境，再确立人物关系和情感主题，再进入到至情之情。但《西厢记》依然是遥远的，作为剧本，它还比一般的白话文小说多了一些阅读障碍，而文本中流淌的音乐感、节奏感，以及应景的绘画美，用字、韵脚落在人的心头可能会激起的波浪、催人流下的泪水乃至对人的心性所带来的影响，都会削减。既然不听戏，何必入园子？既然入了园子，何不听听戏？所以，作为读者，同样是需要观照文本类型，进而对自身作出文化接受的身份定位的。

再来看看《牡丹亭》，从文本来看，它的读者就不是普通的劳动群众，而是士大夫、精英知识分子。这样的剧本，作者首先的出发点，是抒发心声，赞美性灵，他不像是为博取观众，他的观众更像是他自己。对作者有了这样一个定位，作品中的“至情”便超出《西厢记》极力要表现的不受世俗功名门第之限的“至情”，更多地融入了人性的自觉，融入了对生命、性灵的呼唤与赞美。而相比之下，《桃花扇》的内容就更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