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现象的文学还原

李遇春，1972年生，湖北新洲人，著名文学评论家，2009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湖北省作协评论委员会副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黄鹤诗社秘书长。早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行政管理系。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教育》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160余篇，其中含《文学评论》和《新华文摘》等权威期刊文章10篇。著有《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西部作家精神档案》，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讲》四卷本，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下卷，编著《新世纪短篇小说佳作选评》。主持部级和省部级社科项目多项。曾获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等多个奖项。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莫言现象，实际上覆盖了太多的非文学的因素，所以大家众口纷纭说莫言，很多时候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莫言，而是从政治化的角度、流行文化的角度、商业化的角度谈论莫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莫言纵然有一流的狂欢化叙述才华，他也百口莫辨！我主张在阅读和研究莫言的时候，更多地应该回到文学现象本身，要把覆盖在莫言现象上的诸多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经济的因素加以剥离，以此还原一个真实的莫言、一个文学意义上的莫言。我们要从莫言的作品中去思考、去评估莫言究竟应不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家应该认真阅读莫言的作品，而不是把阅读莫言、追逐莫言当作一个时髦的、应付性的差事。接下来，我想通过分析莫言的几部代表作，来看这些作品本身有哪些过人之处，或者说，这些作品在构成“莫言现象”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要分析的第一部作品是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奠定了莫言文学创作的基石，它把莫言文学创作心理的驱动力完全地展现出来了。可以说，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莫言的文学创作还完全没有形成他个人的艺术风格。莫言自己也说过，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他并没有找到文学的感觉。大家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文坛流行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去对中国当代的政治化历史进行反思的一些作品，我们习惯上把这种文学思潮称为“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莫言在走上文坛之初，他还没有能力超越上述两种文学写作模式，他还无力写出自己的个性来，只有到了写《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的感觉，那种超验的感觉的文学王国。通过一个少年儿童的视角，莫言在这篇小说中把他的各种各样的感觉打通起来，这可以称作通感，但这种通感不再是单纯作为一种语言修辞的技巧，而成为了莫言小说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叙述手段、叙述策略。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充满了大量的通感叙述。比如说他写《透明的红萝卜》的主人公黑孩去拣小铁匠丢在地上的那个刚刚淬火过的钢钻，此时的钢钻如同一块刚刚加温的烙铁一般，莫言写到滚烫的钢钻被黑孩的手抓起来之后发出的那种响声就像夏天里的知了的叫唤，写得非常的形象，真是触目惊心。他已经把主人公手中那种无形的、无法传达的感觉，那种情绪体验的东西深刻地具象化出来了。这是触觉转化为听觉。然后他又写到了黑孩自己闻到了一种炒猪肉的味道，当然是指滚烫的钢钻在黑孩自己的手中烧焦释放的味道，这是触觉的味觉化，同样令读者胆战心惊。莫言就这样把很多的感觉，包括触觉、嗅觉、味觉、视觉等加以通感化和具象化，通过一种博喻的方式来描述这个孩子内心的深层感受。这是莫言第一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借用的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一个作家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我的理解是，一个作家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语法，即字、词的组合方式，从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必定是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句子的人。这是从叙述的层面来看《透明的红萝卜》对莫言创作的意义。

至于从作家创作的内心驱动力来讲，《透明的红萝卜》同样意义非凡。莫言自己经常强调，他的创作的最初动力是出于“饥饿”和“孤独”，而《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恰恰写的就是饥饿和孤独。主人公黑孩经常处于一种饥饿的状态。为什么黑孩对于菊子姑娘的感情那么特殊，就是因为菊子姑娘关爱他，而他也深切体会到这种难得的关爱。这种关爱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而且也包括物质上的，菊子姑娘经常偷偷地带东西给黑孩吃。饥饿和孤独的区别在哪里？孤独就是精神的饥饿、心理的饥饿。所以归根结底，《透明的红萝卜》是一部描写“双重饥饿”的小说。这个作品中写到的黑孩内心的孤独也好、痛苦也好，内在的肉体饥饿也好，怎么把他这种双重的饥饿感用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呢？莫言在创作中提炼出了一个很奇妙的意象，也就是这篇小说的标题――“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反映的是七十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时候的事，是“”背景的小说，但莫言没有直接对“”进行批判和控诉，而是深入到主人公的生命体验，包括内心的、深层次的精神心理体验，把主人公那种双重的饥饿感，那种千言万语难以言传的饥饿体验，凝结成一个诗一样的意象――“透明的红萝卜”。那个金光闪闪的红萝卜，那个通体透明的红萝卜，在黑孩这少年的眼中，竟然能够看到这红萝卜内在的纹理。这真是一个奇妙无比的文学意象！这个意象笼罩全篇，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对读者的视觉和心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我们读到小铁匠把黑孩眼中闪闪发光的红萝卜扔到河里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黑孩内心深处的绝望，所以他一直想要寻找到这个红萝卜，甚至在梦中他也在寻找。就是这样一个诗化的意象，把现实的红萝卜虚化、超验化、神秘化、空灵化，成为了一个灵光闪耀的艺术载体，也成为了莫言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创造。据说这篇小说的题目原来叫《金色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恩师徐怀中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这个名字，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改拍案叫绝，甚至可以说：“知莫言者，徐怀中也。”以上我从通感化的叙述、“双重饥饿”的诗意表现这两个方面分析了《透明的红萝卜》。这样一部作品，作为莫言的成名作，确确实实是奠定了莫言的创作基调，这部作品也就构成了“莫言现象”的第一块艺术基石。如果说莫言的文学世界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艺术殿堂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构筑莫言的文学殿堂、文学王国的第一块基石。这就是《透明的红萝卜》的价值之所在。

我要讲到的第二部作品是《红高粱》。《红高粱》这部作品在发表后产生了轰动效应，特别是借助张艺谋拍的电影之后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说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这部作品已经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这部作品实际上是莫言文学王国的一根巨大的支柱。如果没有这根巨大的艺术支柱或者说文学廊柱，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殿堂将会轰然坍塌。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红高粱》就没有莫言。《红高粱》甚至成为了莫言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符号，提到莫言，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红高粱”。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部标志性的作品，我也从叙述手法和精神取向这两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点分析。首先，从叙述层面进行分析，《红高粱》之所以在文坛有那么高的地位，与莫言独特的叙述手法有关。他那种新颖的讲述方式――以子孙的口吻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在他之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还没有人是这样写小说、讲故事的。在他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坛，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乃至“我外公”、“我外婆”、“我”的七大姑、姨之类的故事就屡见不鲜了。毫无疑问，这是莫言叙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贡献。那么，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到底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怎样的叙述张力呢？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小说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第三人称叙事中最常见的是全知叙事，也称为上帝型叙事，在这种叙述形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家手中掌控的叙述对象，作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叙述者，可以如同上帝一样自由穿行于所有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中。而第一人称叙事通常是一种限制性叙事，鲁迅的很多小说就采用这种叙事形态，比如《故乡》、《祝福》等，小说中的“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作品中的人物，但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我”只能叙述“我”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能把笔触直接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鲁迅的小说更多地使用白描，通过外部的描写塑造人物的内心世界。显然，第三人称非限制性叙事和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各有所长，同样也各有所短。而“我爷爷”、“我奶奶”这样一种叙述，一方面，它有第一人称叙事的亲历的特征，仿佛爷爷奶奶的故事都发生在“我”眼前，他们所经历的故事“我”都是见证者，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莫言制造了一个第一人称叙事的假象，而文学艺术是允许虚构的，这种叙事假象的制造本身正好体现了作者的叙述才华；另一方面，它又拥有超越单纯的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的优越性，它可以直接大量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也是第三人称叙事的强大优势），可以自如地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里进行穿梭。这种“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形态的确立，给莫言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可以说，它把整个“红高粱世界”给点燃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讲述，没有这样一种叙述上的革新的话，那么《红高粱》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的冲击力肯定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自从有了《红高粱》之后，中国文坛大量的作家，包括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的作家都开始频繁使用这种叙述方式。当然，据我了解，莫言的这种叙述方式也是有所本的，应该是来自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作者），不过格拉斯是二战的亲历者，作品中的很多内容是他亲身经历的，而莫言的创作有更多的虚构性，所以莫言对格拉斯的叙述方式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其次，从小说的精神取向来看。《红高粱》究竟写了什么？通常我们认为《红高粱》是一部寻根小说，但又跟一般的寻根小说不同。韩少功他们所倡导的“寻根”是一种文化寻根，而莫言的创作由文化寻根深入到了生命寻根，他的小说的生命意识更强烈。韩少功的《爸爸爸》里面的主人公丙崽是一个患上了失语症的老男孩，是一个肉身和精神上的双重侏儒，韩少功更多地是从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的，他所致力的是对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民族痼疾、或者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阿城的《棋王》则是对长期以来被遮蔽、被压抑的道禅文化的追寻和认同……而《红高粱》展现出了另一种寻根的力量，我们阅读这部作品，体会到的不是那种压抑的、郁闷的、纠结的情感，相反是一种自由奔放的、没有被社会政治文化规范所束缚的不可驯服的激情，它带有莫言老家山东的那种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敢爱敢恨，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都体现出了这样一种人格的魅力，它体现的是生命的自由意志。所以莫言在《红高粱》的题记里专门说到，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把它献给高密东北乡这块英雄的故乡的土地。“我爷爷”“我奶奶”这种英雄，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政治英雄，也不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文化英雄，而是元气淋漓的无拘无束的生命英雄、江湖英雄、草莽英雄。所以《红高粱》是一部莫言用来向《水浒传》致敬的作品，较早地体现了莫言致力于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叙述融合诉求。《红高粱》展现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主旋律、那种时代精神，就是要挣脱五十到七十年代那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规约的心理冲动。《红高粱》传达了一个1949年以来长期遭受政治压抑的民族的集体的激情。所以我说莫言的《红高粱》是生命的寻根而不是文化的寻根，他所要寻找的是剥离了文化外衣的生命内核，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质的东西，带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和生命的激情在里面。但是，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如果大家认真地阅读了《红高粱家族》这部长篇（由《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中篇小说构成），而不仅仅是着眼于《红高粱》这部中篇小说的话，你会发现，莫言写到后来又对生命意志有所反思，他已经感觉到了仅仅是生命寻根还是不够的，如果每个人都任由生命激情进行非理性的宣泄的话，将会给文明带来很多的灾难，历史将会陷入非理性泥坑之中，人类将会万劫不复。于是我们看到了莫言在《狗道》和《高粱殡》中对“我爷爷”的生命强力的批判性审视，这就使《红高粱家族》在精神取向上比单纯的《红高粱》更为矛盾，也更为复杂与多义。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红高粱》不仅仅是一部寻根小说，它还是一部新历史小说。虽然当年莫言写《红高粱》的时候并没有“新历史小说”这个提法，但当学界在九十年代提出“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时，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红高粱》，发现《红高粱》其实是九十年代以来大兴的新历史小说思潮的先驱。而且，我以为《红高粱》影响到了后来实写《白鹿原》。在《红高粱》乃至《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把“我爷爷”、“我奶奶”的光荣事迹作为一种土匪武装的抗日故事来进行叙述，把它放置在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的二元对立抗日叙事模式之外。在红高粱故事中，的冷支队长的队伍和共产党的江大队长的队伍都活跃在胶东半岛上进行抗日活动，但“我爷爷”、“我奶奶”始终保持一种民间的姿态，不与任何一方政治力量合作，既不与冷麻子合作，也不与江小脚合作，莫言的这种历史叙事，超越了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政治历史叙事模式，这是他对当代中国文学所做出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在他之前，绝大多数的革命历史叙事小说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之上进行叙述的，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作品《红日》、《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烈火金刚》等等，都是如此。人在这批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中无一例外地是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对立面而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真正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政治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的重要作品，还得首推莫言的《红高粱》。《红高梁》讲述的是生存在国共之间政治夹缝中的民间抗日武装的英雄故事，这是一个介于意识形态上的红与黑之间的民间故事。如果追溯起来，这种超越政治二元对立的民间叙事可能渊源于前苏联文学中的两部经典作品，这就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两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在战争年代里选择了站在历史夹缝之中的尴尬位置，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红军部队与白匪武装之间，两位主人公都选择了做失败的民间英雄，他们悲壮而苍凉的人生故事给读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震撼。九十年代初面世的《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同样也超越了国共党争的政治立场而坚守着个人化的传统文化立场。作为一个传统宗法家族的族长，白嘉轩既不跟共产党走，也不跟走，他执著地走着自己的老路。这是一条历史的中间道路，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是曾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白嘉轩的道路也许注定了要破产，但他的悲剧结局比起那种胜利姿态的历史正剧更能摧折人心。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敏感问题，这就是文学叙事的政治立场问题。人们时常会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误区，误以为非此即彼，除了朋友就是敌人，除了正确就是错误，除了进步就是反动，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由此在根本上驱逐了“第三种人”、“自由人”或“中间道路”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而实际上，以上谈到的这些作品，它们站在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对立观念上来写作，从艺术创作上来讲，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突破。就这种艺术突破而言，莫言当年是走在了实的前面的，说《红高梁》是《白鹿原》的前驱并不为过。

第三部值得说的作品是《丰乳肥臀》，这是一部争议非常大的作品，莫言甚至因为这部作品而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他当时在部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大家认为这部作品中涉及了很多的政治问题。《丰乳肥臀》发表在当时刚刚创刊的《大家》杂志上，后来被授予了“大家文学奖”，并获得十万元奖金。《丰乳肥臀》对于莫言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回报，而名誉受到很大冲击的一部作品，是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转折的一部作品。莫言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不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这些问题。从写作的环境来讲，九十年代确实和八十年代不一样了，中国的九十年代是个多元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文学的消费主义倾向已经很强烈了，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家的崛起、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作家纷纷下海，这时候，对严肃文学作家的写作是一种考验。那么，有没有作家在雅俗共赏的名义之下追求商业的利益呢？我觉得是存在的。莫言的《丰乳肥臀》这个书名有没有商业的考虑？我觉得是有的。贾平凹的《废都》里“此处省略多少字”有没有商业化的考虑？我觉得是有的。实的《白鹿原》中很多的性描写有没有商业化的考虑？我觉得也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作品带有商业文化的痕迹就否定他们。事实上，世界上很多的文学作品都会受到商业化的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商业化的影响呢？巴尔扎克写作还是为了还债呢。商业化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作家也没有必要去回避这样一些问题。但他们主要的并不是商业化的写作，哪怕《废都》也不是纯商业化的写作，贾平凹是为了表现埋葬了一个时代之后的巨大痛苦，他感觉到了时代的崩溃，告别八十年代的精英主义，走向九十年代的虚无与颓废，所以后来才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国人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怎么突然一下子道德沦丧了、精神滑坡了，中国的文学出问题了，大家开始寻找人文精神了，《废都》是比较早地涉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作品，它预告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商业化时代的来临。《丰乳肥臀》也是在这样一种商业化的浪潮之中出现的一部大作品。撇开这种商业化的因素，我们再来客观地审视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这是莫言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洋洋五十万言，写得元气淋漓，莫言对它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情感。莫言自己的说法是，他想把这本书献给他的母亲，他在这部书的扉页上也确实是这样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大家刚读这部书的时候会觉得很荒诞，觉得这样一部商业化的作品怎么能够献给神圣的母亲呢？这不是亵渎母亲吗？其实这是对这部作品的最大误解，《丰乳肥臀》是一部很严肃的文学作品，莫言确实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对于母亲的尊重和无尽的爱，并对以自己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母亲、中国乡村女性在二十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战乱连绵、动乱频仍的年代的苦难史，做了极好的艺术诠释。如果说《红高粱》主要讲述的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的故事，那么《丰乳肥臀》主要讲述的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读《红高梁》乃至《红高粱家族》，总感觉作者有意在“我母亲”的身上吝惜笔墨，那是因为莫言早就在心里酝酿着日后要写一部专门献给“我母亲”的大书！

当然，莫言生活在当代中国文学群星璀璨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别的作家，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也会影响到莫言的写作。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后期，莫言的《红高粱》影响到了实写《白鹿原》，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实的《白鹿原》又反过来影响了莫言的《丰乳肥臀》的写作。《白鹿原》的主人公白嘉轩，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受难的父亲形象，《丰乳肥臀》的主人公上官鲁氏（鲁璇儿），一个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受难的母亲形象，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当代文学的“双璧”形象。实从莫言那里得到了艺术和精神的启示，反过来他写的《白鹿原》又对莫言的写作有很大的促动。《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不同于鹿子霖，鹿子霖是个功利主义者，他有意识地让两个儿子一个参加，一个参加共产党，以为有了政治双保险，没想到最后大儿子兆鹏不知所终，小儿子兆海在抗战中死去，竹篮打水一场空。鹿子霖有一种政治投机的心理存在，在那个年代里，这是情有可原的，也是非常真实的心态；而白嘉轩呢，他的境界比鹿子霖高，他超越了国共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无论白鹿原上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坚持一种农耕文明的“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立场，他的孩子参加政治活动，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激烈反对女儿白灵进城读书参加政治活动，事实上后来白灵正是被严酷的政治斗争所残杀的。白灵之死，是《白鹿原》中最令人心碎的情节之一。通过白灵之死，我们不得不佩服白嘉轩对世事的洞若观火式的预判力！我们通过比较白嘉轩和鹿子霖，一个是政治投机心理，一个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文化，我们发现，这种超越性的父亲形象，这种中间性的叙述立场，与《丰乳肥臀》如出一辙，只不过主人公由父亲换成了母亲形象。上官鲁氏一共养了八个女儿，有的嫁给共产党人，有的嫁给人，但这绝对不同于鹿子霖的有意布局，对于她来讲，并没有强烈的国共的区别，她只是抱着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同情弱者，不管是哪个女婿失败了，求助于她，她都敞开胸怀来接纳。如果用严格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敌我不分的母亲，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和政治辨别力，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有巨大包容力的形象。我觉得，莫言塑造这个母亲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要超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叙事二元对立的心理模式或思维误区。甚至，我们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母亲最喜欢的女婿其实是那个人――司马库。司马库是莫言本人比较偏爱的一个人物，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类似土匪气的英雄气。小说中有情节写到1949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司马库躲在坟墓里，有一个喜欢他的寡妇偷偷给他送饭，人民政府实在捉不到他，就把上官家的人抓起来，当司马库得知自己的亲人都因为他受到政治牵连时，他就自己从坟墓里走出来了。这是一个枭雄的形象。他在屠杀共产党的时候确实很坏，但有时他又表现出一种很义气的东西，一种江湖的情义和豪气，这是非常值得人尊重的东西。所以莫言打破了好人、坏人的界限，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叙事局限，这是一种艺术上的突破，也是一种贡献。莫言从来都宣称，他是从人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文学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狭隘的政治文学。

以上是从叙事模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从思想观念方面进行分析，有的学者断言这部作品是一部写恋母情结的作品，上官鲁氏的儿子上官金童对母亲的那种深深的依恋，纯粹是一种恋乳的痴狂。上官金童的恋乳症归根结底还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情结在作怪，恋乳症是恋母情结的外部表征。这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邓晓芒教授在十多年前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流行，甚至得到了作家莫言的肯定和认同。邓晓芒说上官金童的恋乳症是一种文化象征，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活了几千年，但在心理上还没有断乳，还有渡过断乳期，这是不正常的民族文化心理症状，需要改变，需要反传统！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强烈依恋，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恋乳症。在这个意义上，邓晓芒当年断言：每个中国男人都是上官金童。每个中国男人心中都沉睡着一个看不见的上官金童。老实说，九十年代我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对邓晓芒教授的这个观点是很佩服的，认为抓住了《丰乳肥臀》这部长篇小说的精神命脉。那个时候我很迷恋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或者荣格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之类，疯狂地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汉译名著，所以我比较认同邓晓芒先生的看法。前不久我又重读了《丰乳肥臀》，我发现我已经不满足于十多年前的旧结论了。我觉得邓晓芒对《丰乳肥臀》的主题阐释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片面的。凡是通读过《丰乳肥臀》的读者大约都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就是小说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叙事风格似乎并不统一，好像有断裂一样。其实这里面恰恰隐含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微妙的深刻的思想变化。也许莫言在写作之初，是把批判性地审视上官金童的恋乳症或者说恋母情结作为主旨的，但随着叙述的进一步延伸，作者对上官金童的恋乳症或者恋母情结已经越来越同情了，或者说是抱着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我们不妨简单回忆一下这部作品，在上半部主要写1949年之前的战乱年月，那个时候的上官金童似乎纯然是母亲的负担和家族的累赘，作为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男人或者大男孩，他的存在是让人厌恶，至少是让人难堪的。但写到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月，其实也是一种灾难年月里，我们发现上官金童身上的闪光点越来越突出，他的恋乳症体现了意外的光芒。正是因为从小养成的恋乳症，正是因为从来没有摆脱过对母亲的依恋，所以上官金童才是那么样的善良，那么样的正直，一个依恋母亲的孩子，一个有着母亲崇拜的孩子，他的心灵必然是纯洁的、无邪的。实际上，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说一个人长大成人，毋宁说这个人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成熟，成熟就是世俗的别名，世俗就是成熟的本质。所以，当读到上官金童几次因为自己的单纯和没有心计而陷入牢狱之灾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为上官金童鸣冤叫屈了。读者的心理天平已经越来越偏向上官金童一边了。懦弱的上官金童在最后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理解。我们在上官金童的身上看到了恋乳症或者恋母情结的另一面，这是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的一面，这是反现代化或者说反思现代性的一面，这与邓晓芒所说的批判性地审视恋乳症和恋母情结，断言这是一种落后于现代文明的文化病态心理完全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后我要说，恋乳症也好，恋母情结也罢，它们都有着两面性，都是一柄双刃剑。我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丰乳肥臀》的主题阐释，才会更加的深入和完整。我相信莫言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因为我分明从上官金童的身上看到了黑孩的影子，看到了作家莫言本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