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西方文学性的研究与讨论

摘要：在中西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文学理论家们为理解文学的基本性质问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路,特别是对于文学性这一命题,不同的话语体系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和界定。对此,学者们进行了长期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关于文学性的阐发和界定,成了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世纪课题,也成为世界难题之一。

关键词：东西方；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65-01

一、西方文学中的文学性

自20世纪“文学性”概念的提出,西方文学理论对这一问题解答的理路,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条思想路径:一是将文学性视作文学客观本质属性,注重文学自身内在规定性的提炼,聚焦于文学语言层面的各种形式要素,信奉文学自律、语言自治;另一种则视文学性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扬弃了客观本质论的观点,认为文学性是历史惯例的产物,将视角从文学自身静态因素的研究转移到置身于各种关系网络中的文学动态因子的探究中,强调文学的关系属性。

前者延续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定义,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辗转至布拉格学派,再流播到法国,形成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思潮,并与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遥相呼应,再加上现代主义、先锋派、未来主义、新小说等文学流派的创作声援,标举文学自律、语言自治的文学性一时蔚为大观,成为主导性的文学风向标。但是,这一思维路径,割裂了与其它因素特别是外部因素的关系,把文学悬置于历史维度之外,将其完全看作是自足的、封闭的、独立的系统,忽视了潜伏在文学内的各个层面的活的因子,陷入了本质主义的僵局。

后者经由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批评的批判,以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话语概念扬弃索绪尔符号自我指涉的语言观;再由60年代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深化升华,福柯、德里达等解构了文学性的自律神话,文学的客观属性遭到普遍质疑;随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高举反本质主义的批判旗帜,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历史的另一翼擦亮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锋芒,加速了文学自我封闭解体的过程,在这双重批判质询下,文学性越来越被视为历史建构的意识形态产物。内容上,从起初只是单一的关注语言层面的文学自身,转变为致力于“文学”是如何生成建构的研究;方法上,从采用内部的、本质的、静态的视角切入,转变为外部的、动态的研究方法的采用。凡此种种持不同观点流派的出现,充分说明文学性的阐释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是因为文学性所属的文学这一客体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在文学极具变化和漂移的历史长河中,无法用一个恒久的文学性对其进行规定,因此,文学性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于文学性而言,不存在抽象的、客观的、永恒的实体,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才能建构起文学性的意义,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

二、我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

在我国,“文学性”一词的运用日渐频繁:一方面,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尚存在诸多模糊、多义甚至争议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性”一词是泊来品,更多的是沿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各个流派对于文学性的定义,所以,它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理所当然地被接受和使用着。由于西方学术大力推崇思想的引导,削足适履的移植所导致的尴尬局面时有发生。这种做法忽视了其在我国文化语境中表达的合理性及有效性,更加抛弃了我国传统文学理论模糊意义上的“诗性表达”。这些由文学性引发出的使人堪忧、发人深省的问题亟需解决。与其说是为文学性在我国文学理论土壤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不如说是要以文学性为根基重新展开文学理论的研究,并旁逸到文学理论其它方面的改变,以实现重建我国文学理论的希冀。因此,有必要梳理我国关于“文学性”问题的研究脉络。

三、重释文学性的意义

当然,以上只是就文学性问题如何在我国提出、新世纪文学性是否存在泛化的双方论争、赋予“文学性”以新的现代内涵及如何建构文学性等关键性问题的综述,没有穷尽文艺学界对文学性问题探讨的所有观点,因此不免有不当之处。文学性从最初登上文学研究领域的舞台,就以文学的本质属性的身份呈现,自此,文学性对文学实施“立法权”,使文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了合法性。

到21世纪,面对文学性泛化的事实,文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专属文学领域的文学性已旁逸到其它文化样式中,操持着西方话语形态的“文学性”已无力解释泛化的现象。从学理层面看,重释文学性的前提是要清理出一块思想空地。能如其所是地呈现文学性,强调文学性的间性存在,既要对文学自身质的规定性进行研究,又要研究具有文学性的文本或话语现象。从终极意义看,文学性要具有对人类自我诗性存在的关注、思考与回答的内涵,分析这种诗性结构或诗性片断及其意义如何在话语生成中确立,最终旨归是建构以文学性为根基展开的文学理论研究思路,重建中国的文学理论话语。

参考文献：

[1]陶东风.文学的魅[J].文艺争鸣,2006（1).